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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代文集的渊薮——“四库”系列书中存在着大量的谱牒序跋；但因其庞杂、芜乱而乏人整理。作者详细稽考其间的明人谱牒序跋，共辑录、确认1595篇，这些篇目主要出自明代南方文人之手，江西籍文人尤其热衷于为谱牒写序作跋。文章从布政司、府、县三个层级对所录谱牒序跋的地域分布分析，指出长江下游流域及以南地区是谱牒序跋分布的密集地，该地域独特的地理环境、昌盛的人文、完备的家族制度以及发达的经济是造就“谱盛”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明代 谱牒序跋 分布 四库系列丛书
中图分类号：K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38（2010）03-0107-004
On the Prefaces and Epilogues of Ming Dynasty in Ssu-ku
ZongYun （Institute of Ancient Chinese Book Studies， Shanghai， 200241）
Abstract：There are many prefaces and epilogues in the books of series corpus of Ssu-ku. However, nobody have all-round collected and studied them because of they are numerous and jumbled. The author made a survey of prefaces and epilogues of Ming dynasty in the books of series corpus of Ssu-ku, and confirmed 1595. Through analysis, it can sure that most of them were made by authors in southern area, especially Jiangxi. Then the author made an overall statistics of these prefaces and epilogues at three geographical aspects such as province、prefecture and county. From the statistics, it can be found that most of them were located in southeast China. This was because of the developed surroundings、literature、system and economy of this place.
Key words：Ming Dynasty； prefaces and epilogues； distribution； Ssu-ku
CLC numbe：K820.9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003-6938（2010）03-0107-004
中国族谱自宋代官府罢“图谱局”之后，便从过去的“奉敕修订”转向“家自为说”。有明一代，家自修谱的现象更是普遍，一时间蔚为兴盛。但是，留存至今的谱牒以清以后修纂为多，明以前的谱牒则存世甚少。①所赖以一窥明及其以前的谱牒修纂以及由此所体现的家族繁衍与变迁、移民等状况的，就是现存为数甚多的谱牒序跋。谱牒序跋多出自当时文人、名人之手，往往会被收录于其文集中，而四库系列丛书②包含的明代集部（总集、别集）有1803种之多，③可谓明代文集的渊薮。以该系列丛书中的明人文集为选样范围，通过集中的整理和辑录，笔者共从中析出1595篇谱牒序跋。本文以此为基础，分析明人谱牒序跋在四库系列丛书中的载录情况，揭示明人谱牒序跋地域分布的特点及其成因，为明代家族研究奠定基础。
一 明人谱牒序跋在四库系列丛书中的分布
通过对六部四库系列丛书中1803种明人文集的逐一检阅，笔者获得1595篇谱牒序跋，并将具体来源信息编入表1。由表1可见，《文渊阁四库全书》（以下简称《四库》）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以下简称《存目》）是这些谱牒序跋的最主要来源，分别有715篇和589篇之多。这一方面与这两部丛书中收录的明人文集较多直接相关，另一方面也与笔者的阅读顺序有一定关系。笔者在进行选样时，首先查阅这两部丛书，然后再检索其它丛书，排除重复，仅从其余四部丛书中补入《四库》和《存目》未收的明人谱牒序跋。
表1还给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四库系列丛书中共有430种明人文集收录有谱牒序跋，不足明人文集总数的四分之一。收录谱牒序跋较多的文集也主要集中在《四库》和《存目》之中，分别有126和190种。这说明不是所有明代文人都重视谱牒序跋的撰写和辑录。一般而言，南方文人比北方文人更热衷于为本族和他族谱牒写序作跋。如生平写作谱牒序跋较多的杨士奇（其《东里集》和《东里续集》中有73篇）、王直（其《抑庵文集》和《抑庵文后集》中有59篇）、吴与弼（其《康斋集》中有58篇）等均为江西籍人士。这说明，谱牒序跋在四库系列丛书内各种明人文集中的分布多寡与文集作者之籍贯密切相关。进一步考察这些明代文人所作谱牒序跋的地域分布，或许能得到更明确的认识。
二明人谱牒序跋的地域分布
以明代的布政司、府（包括直隶州）、县（包括散州）三级系统的地域分布为准，排除所在地域难以断定的121篇，对其余所录之1474篇谱牒序跋的地域分布进行统计，得出表2的结果：
据此不难看出，前五名均属于南方地区，其中江西、南直隶、浙江三地的数量最多，分别约占44.91%、19.00%、14.18%，亦即绝大部分谱牒序跋均集聚于此；特别是江西一地，其拥有量几近全国总数的一半。相比之下，其它两个东南政区——福建、广东的分布量便大为逊色，只约占总数的5.40%、2.99%。湖广、四川两个中南、西南政区的分布则更显微弱，仅约占2.99%和1.83%。而山西、陕西、北直隶、河南、山东，这五个北方广袤政区所存的序跋数累加仅115篇，约占7.8%，分布极为稀疏。至于广西、云南、贵州三个西南政区则属谱牒序跋最鲜分布之地，仅有寥寥的14篇，还占不到1%。显然，这种分布极不均衡。
序跋分布最为密集的三个政区——江西、南直隶、浙江，在地理位置上均属长江下游地区，紧密相连，形成一片，以此片为核心，分布量向外围渐次递减。与此片南部相邻的福建、广东、湖广三个政区，则属分布的次密集地。总体上，谱牒序跋在长江下游流域及以南地区的分布远要比在西南、北方地域的分布密集，这与清人钟琦在《皇朝琐屑录》中所说的“蜀、陇、滇、黔诸省于谱牒茫然不解，殊属疏漏鄙俗，两江、两浙、两湖诸省崇仁厚，联涣散，各村族皆有谱牒”［1 ］的记载基本一致。如果再与常建华所统计的现存馆藏家谱的分布情况比较，［2 ］常先生统计得出山东是中国族谱分布地最密集地之一，而明代山东的分布较为稀少，仅占总数的0.95%；其次，常先生的结论是“江浙两省的族谱占总数的45.62%”，而明代江西一地的谱牒序跋就近45%；复次，常先生的统计认为“西南的四川省也不少”，而明代四川是明代家族较少分布的地域，仅占总数的1.83%。可见，族谱的地域分布因时代不同而存在着不小的变动。
其次，从府的层次看，谱牒序跋分布也殊为迥异。因数目较多，今只列举前十名的府：
这十府的总量共占总数60%，而其它92个府拥有量仅约占40%；吉安、徽州、抚州3府的数字最为庞大，分别约占27%、7%、7%，特别是吉安府一地集中了400篇，这一数字遥遥领先于其他府州，也超过了福建、广东、湖广、山西、四川、北直隶、河南、山东、广西、云南、贵州11个布政司所拥有的谱牒序跋总和。整体上，前十位的这些府毫无例外地属江西、南直隶、浙江三政区，即长江下游地区。
但即使在同一区域，其分布也殊不均衡，今以谱牒序跋分布最为密集的江西为例，江西由南昌、瑞州、九江、南康、饶州、广信、建昌、抚州、吉安、临江、袁州、赣州、南安13个府组成，而序跋也只是集中在吉安、抚州、南昌三府，分别有400、102、61篇。
最后，从县的层级看。1474篇谱牒序跋分散在300多个县中，平均每县当有4篇左右；而序跋数量超过平均数的州县只有82个，可这82个县却集中了1091篇序跋，约占总数的74％，特别是泰和、吉水、休宁、临川、永丰各县分别有187、59、45、42、40篇，超过平均数10倍以上。而数字最为醒目的是江西吉安府的泰和县，有187篇，约占总数的12.7%，这一惊人的数目不仅超过了除其所属的吉安府之外的各府谱牒序跋数，且为福建、广东、湖广、山西等12个疆域广大政区的谱牒序跋数所不及。
三 明人谱牒序跋分布不均衡之原因
在明人看来，远离政治中心，少受战争蹂躏，有着较长时间的和平发展时期，是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谱盛”的一个关键原因，一如文学家王云凤所说：“尝观于南之谱，其先世之显者大抵皆北人也，以故谱莫盛于南。而秦、晋、燕、赵、齐、梁之间，每一兵燹（指元末战争）之后，阖数口而为家者亦鲜，裹粮奔窜之余，何谱之暇？习其然，无安固久远之心，间有不知谱为何物者。”［3 ］学者彭韶、李时勉、罗洪先等都有类似的观点。①元末明初，中原及湖广等地区长期陷于战乱之中。明朝建立之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通过加重田赋、强行迁徙、滥施刑法等手段，对元末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苏松地区实施高压统治。因此，在他们看来，唐宋以还的“兵火”既烧毁了北方所存的家谱，又让颠簸流离的家族无心问谱，而长期“无事”的南方因此能“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搀入者”，甚至“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4 ］如此则“谱家有之”——这便铸就了谱牒南多北少的事实。
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因为未受战争侵凌的地域，如长江下游及以南的广大地域，并不都是族谱发达。“人道莫大于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宗法既废，而收族之要，惟赖谱牒而已”，［5 ］所以“谱以严昭穆，别亲疏，辨尊卑，序长幼，继继绳绳，以垂万世”，［6 ］而“家之有谱，如木之有本，水之有源……谱牒乃一家之史”。［7 ］家族的代代兴衰沉寂足以让有识者认识到谱牒在奠世系、序昭穆／尊祖、敬宗、收族方面无可替代的价值和优势，在山水阻隔的自然环境和远离政治中心的人文环境下兴盛起来的东南地区，谱牒会牢牢地纽结、系联起零散的家族成员，而成一强大的家族。封建时代一个特别的现象是，家族往往会竭力利用集体的力量培养科举人才，这固然是维护本家族利益的需要，但在客观上却培养了家族的文化精英，而登科入仕的族子（文化精英）自然需要回报宗族的厚爱，责无旁贷地承担振兴家族的重任，利用一己优长，或社会声誉、地位，为宗族的建设做出贡献。这方面，修谱写序算是一种最直接、最基本的回报了。
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当文化积累到一定的厚度时，它必然表现为著述，通过著述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家谱是一种著述，也是一种反映。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修谱写序既是家族发展的需要，也是家族成熟到相当程度而产生的一种文化行为。而终明之世，科举中心也只是在东南诸政区内移动。明初，全国的科举中心在江西的赣江流域，明初至明中叶江西和其所属的吉安府的文人占明显的优势。明前叶，江西学子出仕为官者之多在全国难出其右。如建文至成化年间的38个宰辅，江西籍的有12人，其中属吉安府的10人。明中叶，浙东宁绍地区蟾宫折桂者称雄海内，名士迭起的局面也随之形成，最突出表现在大批中高级官员登上政治舞台。达官分布之密，为其它地区望尘莫及。据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一书统计，南京、浙江、江西三个明代进士分布最集中的地区即是谱牒序跋分布最密集的地域。［8 ］这种对应不能不说明科举士子在谱牒序跋上的贡献。这正如明人叶向高所说的：“谱之于族重矣，今氓庶之家多不能为谱，其能为谱者多卿大夫文人学士。”［9 ］亦如明代谱学专家罗钦顺所道：“凡族之谱牒，非有才子孙出，盖亦莫能修之……将所以大其族者，不亦有余地乎莫非文也，而谱牒亦其一事。”［10 ］
而江西族谱发达，却得力于此地的先贤后达。私人修谱一般都效法“欧苏法式”，即宋时江西庐陵县的欧阳修“五世一提”的谱图法，以及四川眉山苏洵《苏氏族谱》的“小宗之法”。而“欧苏法式”意义在于它由过去维护门第、选举和婚姻的目的，转移到尊祖、敬宗、收族方面。这种观念被明时杨士奇、罗钦顺所继承并发扬光大。杨士奇（1366－1444），江西泰和县人，历仕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官至内阁大学士，进少师，《明史》本传赞语说：“明称贤相，必首称三杨。”士奇为“三杨”之首。士奇生平喜作族谱序跋，四库全书本《东里文集》、《东里续集》共收录达70多篇。杨士奇认为：“盖谱之作，所以尊祖厚族，而实寓昭先启后之意……谱牒虽以考本源、辩亲疏为义，而昭先德、警后裔之意亦具矣……宗族甚者必有谱，所以明源本、别疏戚，盖有裨于人心世道者焉。使知尊其所尊，亲其所亲，斯孝友睦姻之道行焉。”［11 ］昭先警后、明源辨本、亲其所亲，这些正是对欧阳修尊祖敬宗族谱功能的进一步引申。江西泰和另一士大夫罗钦顺（1465－1547），也写有13篇谱牒序跋，收录于其文集《整庵存稿》，其较多地论述了族谱的功能：“世久而族蕃，谱不可无作也。谱作而源委明，昭穆辩，戚疏之分著，显晦之迹彰。一展阅间，必将惕然有动乎其中者……王化必自睦族始，而睦之道，亲以恩亲，分以义正。自宗法废，而宗无所统，犹赖世之仁人君子作谱牒以联属之。”［12 ］罗钦顺依然认为谱牒的主要功能在于明源辨本、敬宗收族，至于族谱的维持社会秩序——即“王化”作用，则是他的另一深刻认识。
不仅江西在谱牒纂修宗旨和体例创作上沿袭宋元，南京、浙江的家族亦是如此。如徽州府宗族“谱牒之修，多法欧、苏二家之说，所以纪源流、叙昭穆也”；［13 ］著名学者、明朝开国文臣之首的浙东人宋濂（1313－1381）有多篇关涉宗族问题的文章，并乐于为他族谱作序，四部备要本《宋文宪公全集》就收录宋濂的族谱序跋，达26篇之多。
作为纯粹的消费项目，族谱的编修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持。据明人程敏政所述：“噫！谱之成难矣。凡预宗盟，有自百里之外者，有自千里之外者。裹粮来会，有一再往返者，有五六往返者。正订异同，有一再易稿者，有三四易稿者。参考稽对，有居月余者，有居数月者。鸠金刻梓，有捐十余两者，有捐数十两者。夫然后乃及其成，以板计之余七百，以字计之余三十万，以白金计之几二十斤。”［14 ］由此可见修谱所耗的人力、物力、财力之巨。东南地区较为发达的经济也成为这一区域谱牒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南直隶和江浙地区处于长江下游和沿海富庶之区，稻作农业成熟，生产发达，实力雄厚；苏松杭嘉湖五府是繁华的中心；闽粤地区作为明朝的门户在接受外来信息和先进生产力方面得风气之先，堪为经济较为富庶之地；湖广、四川地处华中腹地，北阻大湖，东西南三面环山，经济发展则较为迟滞；而云南、贵州、广西社会经济极其落后。赵华富在其著作《徽州宗族研究》中就说到：“谱牒的编纂和出版，需要大量的经费。宗族商人的慷慨解囊，是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史载，歙县棠樾商人鲍志道、蜀源商人鲍光甸、岩镇商人郑鉴元，婺源龙腾商人俞铨、梅溪槎坑商人吴涌钥，等等，都曾积极参与‘萃宗谱’、‘修谱牒’的工作。”［15 ］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商人对编纂族谱的热衷，也直接推动了谱牒的繁荣。
参考文献：
［1］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77．
［2］常建华．宗族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310．
［3］王云凤．博趣斋稿：卷十六［A］．续修四库全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197．
［4］赵吉士．寄园寄所寄［A］．清代笔记小说［Z］．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569．
［5］［10］ ［12］罗钦顺．整庵文存：卷九［A］．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20-129．
［6］蔡文荣．德清柯桥蔡氏宗谱·王履谦序［Z］．光绪二十八年本．
［7］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与冯秋山论修谱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618．
［8］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9:60．
［9］叶向高．苍霞草：卷七［A］．四库禁毁书丛刊［Z］．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0:166．
［11］杨士奇.东里续集［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Z］．济南：齐鲁书社, 1997：卷十二，卷十九.
［13］新安黄氏会通宗谱·绩溪翚岭下黄氏续谱序［Z］．明弘治十四年刻本.
［14］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三六［A］．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635．
［15］ 赵华富．徽州宗族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4:72．
作者简介：宗韵（1980—），女，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明代文献与社会文化史。
关键词：明代 谱牒序跋 分布 四库系列丛书
中图分类号：K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38（2010）03-0107-004
On the Prefaces and Epilogues of Ming Dynasty in Ssu-ku
ZongYun （Institute of Ancient Chinese Book Studies， Shanghai， 200241）
Abstract：There are many prefaces and epilogues in the books of series corpus of Ssu-ku. However, nobody have all-round collected and studied them because of they are numerous and jumbled. The author made a survey of prefaces and epilogues of Ming dynasty in the books of series corpus of Ssu-ku, and confirmed 1595. Through analysis, it can sure that most of them were made by authors in southern area, especially Jiangxi. Then the author made an overall statistics of these prefaces and epilogues at three geographical aspects such as province、prefecture and county. From the statistics, it can be found that most of them were located in southeast China. This was because of the developed surroundings、literature、system and economy of this place.
Key words：Ming Dynasty； prefaces and epilogues； distribution； Ssu-ku
CLC numbe：K820.9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003-6938（2010）03-0107-004
中国族谱自宋代官府罢“图谱局”之后，便从过去的“奉敕修订”转向“家自为说”。有明一代，家自修谱的现象更是普遍，一时间蔚为兴盛。但是，留存至今的谱牒以清以后修纂为多，明以前的谱牒则存世甚少。①所赖以一窥明及其以前的谱牒修纂以及由此所体现的家族繁衍与变迁、移民等状况的，就是现存为数甚多的谱牒序跋。谱牒序跋多出自当时文人、名人之手，往往会被收录于其文集中，而四库系列丛书②包含的明代集部（总集、别集）有1803种之多，③可谓明代文集的渊薮。以该系列丛书中的明人文集为选样范围，通过集中的整理和辑录，笔者共从中析出1595篇谱牒序跋。本文以此为基础，分析明人谱牒序跋在四库系列丛书中的载录情况，揭示明人谱牒序跋地域分布的特点及其成因，为明代家族研究奠定基础。
一 明人谱牒序跋在四库系列丛书中的分布
通过对六部四库系列丛书中1803种明人文集的逐一检阅，笔者获得1595篇谱牒序跋，并将具体来源信息编入表1。由表1可见，《文渊阁四库全书》（以下简称《四库》）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以下简称《存目》）是这些谱牒序跋的最主要来源，分别有715篇和589篇之多。这一方面与这两部丛书中收录的明人文集较多直接相关，另一方面也与笔者的阅读顺序有一定关系。笔者在进行选样时，首先查阅这两部丛书，然后再检索其它丛书，排除重复，仅从其余四部丛书中补入《四库》和《存目》未收的明人谱牒序跋。
表1还给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四库系列丛书中共有430种明人文集收录有谱牒序跋，不足明人文集总数的四分之一。收录谱牒序跋较多的文集也主要集中在《四库》和《存目》之中，分别有126和190种。这说明不是所有明代文人都重视谱牒序跋的撰写和辑录。一般而言，南方文人比北方文人更热衷于为本族和他族谱牒写序作跋。如生平写作谱牒序跋较多的杨士奇（其《东里集》和《东里续集》中有73篇）、王直（其《抑庵文集》和《抑庵文后集》中有59篇）、吴与弼（其《康斋集》中有58篇）等均为江西籍人士。这说明，谱牒序跋在四库系列丛书内各种明人文集中的分布多寡与文集作者之籍贯密切相关。进一步考察这些明代文人所作谱牒序跋的地域分布，或许能得到更明确的认识。
二明人谱牒序跋的地域分布
以明代的布政司、府（包括直隶州）、县（包括散州）三级系统的地域分布为准，排除所在地域难以断定的121篇，对其余所录之1474篇谱牒序跋的地域分布进行统计，得出表2的结果：
据此不难看出，前五名均属于南方地区，其中江西、南直隶、浙江三地的数量最多，分别约占44.91%、19.00%、14.18%，亦即绝大部分谱牒序跋均集聚于此；特别是江西一地，其拥有量几近全国总数的一半。相比之下，其它两个东南政区——福建、广东的分布量便大为逊色，只约占总数的5.40%、2.99%。湖广、四川两个中南、西南政区的分布则更显微弱，仅约占2.99%和1.83%。而山西、陕西、北直隶、河南、山东，这五个北方广袤政区所存的序跋数累加仅115篇，约占7.8%，分布极为稀疏。至于广西、云南、贵州三个西南政区则属谱牒序跋最鲜分布之地，仅有寥寥的14篇，还占不到1%。显然，这种分布极不均衡。
序跋分布最为密集的三个政区——江西、南直隶、浙江，在地理位置上均属长江下游地区，紧密相连，形成一片，以此片为核心，分布量向外围渐次递减。与此片南部相邻的福建、广东、湖广三个政区，则属分布的次密集地。总体上，谱牒序跋在长江下游流域及以南地区的分布远要比在西南、北方地域的分布密集，这与清人钟琦在《皇朝琐屑录》中所说的“蜀、陇、滇、黔诸省于谱牒茫然不解，殊属疏漏鄙俗，两江、两浙、两湖诸省崇仁厚，联涣散，各村族皆有谱牒”［1 ］的记载基本一致。如果再与常建华所统计的现存馆藏家谱的分布情况比较，［2 ］常先生统计得出山东是中国族谱分布地最密集地之一，而明代山东的分布较为稀少，仅占总数的0.95%；其次，常先生的结论是“江浙两省的族谱占总数的45.62%”，而明代江西一地的谱牒序跋就近45%；复次，常先生的统计认为“西南的四川省也不少”，而明代四川是明代家族较少分布的地域，仅占总数的1.83%。可见，族谱的地域分布因时代不同而存在着不小的变动。
其次，从府的层次看，谱牒序跋分布也殊为迥异。因数目较多，今只列举前十名的府：
这十府的总量共占总数60%，而其它92个府拥有量仅约占40%；吉安、徽州、抚州3府的数字最为庞大，分别约占27%、7%、7%，特别是吉安府一地集中了400篇，这一数字遥遥领先于其他府州，也超过了福建、广东、湖广、山西、四川、北直隶、河南、山东、广西、云南、贵州11个布政司所拥有的谱牒序跋总和。整体上，前十位的这些府毫无例外地属江西、南直隶、浙江三政区，即长江下游地区。
但即使在同一区域，其分布也殊不均衡，今以谱牒序跋分布最为密集的江西为例，江西由南昌、瑞州、九江、南康、饶州、广信、建昌、抚州、吉安、临江、袁州、赣州、南安13个府组成，而序跋也只是集中在吉安、抚州、南昌三府，分别有400、102、61篇。
最后，从县的层级看。1474篇谱牒序跋分散在300多个县中，平均每县当有4篇左右；而序跋数量超过平均数的州县只有82个，可这82个县却集中了1091篇序跋，约占总数的74％，特别是泰和、吉水、休宁、临川、永丰各县分别有187、59、45、42、40篇，超过平均数10倍以上。而数字最为醒目的是江西吉安府的泰和县，有187篇，约占总数的12.7%，这一惊人的数目不仅超过了除其所属的吉安府之外的各府谱牒序跋数，且为福建、广东、湖广、山西等12个疆域广大政区的谱牒序跋数所不及。
三 明人谱牒序跋分布不均衡之原因
在明人看来，远离政治中心，少受战争蹂躏，有着较长时间的和平发展时期，是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谱盛”的一个关键原因，一如文学家王云凤所说：“尝观于南之谱，其先世之显者大抵皆北人也，以故谱莫盛于南。而秦、晋、燕、赵、齐、梁之间，每一兵燹（指元末战争）之后，阖数口而为家者亦鲜，裹粮奔窜之余，何谱之暇？习其然，无安固久远之心，间有不知谱为何物者。”［3 ］学者彭韶、李时勉、罗洪先等都有类似的观点。①元末明初，中原及湖广等地区长期陷于战乱之中。明朝建立之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通过加重田赋、强行迁徙、滥施刑法等手段，对元末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苏松地区实施高压统治。因此，在他们看来，唐宋以还的“兵火”既烧毁了北方所存的家谱，又让颠簸流离的家族无心问谱，而长期“无事”的南方因此能“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搀入者”，甚至“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4 ］如此则“谱家有之”——这便铸就了谱牒南多北少的事实。
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因为未受战争侵凌的地域，如长江下游及以南的广大地域，并不都是族谱发达。“人道莫大于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宗法既废，而收族之要，惟赖谱牒而已”，［5 ］所以“谱以严昭穆，别亲疏，辨尊卑，序长幼，继继绳绳，以垂万世”，［6 ］而“家之有谱，如木之有本，水之有源……谱牒乃一家之史”。［7 ］家族的代代兴衰沉寂足以让有识者认识到谱牒在奠世系、序昭穆／尊祖、敬宗、收族方面无可替代的价值和优势，在山水阻隔的自然环境和远离政治中心的人文环境下兴盛起来的东南地区，谱牒会牢牢地纽结、系联起零散的家族成员，而成一强大的家族。封建时代一个特别的现象是，家族往往会竭力利用集体的力量培养科举人才，这固然是维护本家族利益的需要，但在客观上却培养了家族的文化精英，而登科入仕的族子（文化精英）自然需要回报宗族的厚爱，责无旁贷地承担振兴家族的重任，利用一己优长，或社会声誉、地位，为宗族的建设做出贡献。这方面，修谱写序算是一种最直接、最基本的回报了。
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当文化积累到一定的厚度时，它必然表现为著述，通过著述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家谱是一种著述，也是一种反映。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修谱写序既是家族发展的需要，也是家族成熟到相当程度而产生的一种文化行为。而终明之世，科举中心也只是在东南诸政区内移动。明初，全国的科举中心在江西的赣江流域，明初至明中叶江西和其所属的吉安府的文人占明显的优势。明前叶，江西学子出仕为官者之多在全国难出其右。如建文至成化年间的38个宰辅，江西籍的有12人，其中属吉安府的10人。明中叶，浙东宁绍地区蟾宫折桂者称雄海内，名士迭起的局面也随之形成，最突出表现在大批中高级官员登上政治舞台。达官分布之密，为其它地区望尘莫及。据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一书统计，南京、浙江、江西三个明代进士分布最集中的地区即是谱牒序跋分布最密集的地域。［8 ］这种对应不能不说明科举士子在谱牒序跋上的贡献。这正如明人叶向高所说的：“谱之于族重矣，今氓庶之家多不能为谱，其能为谱者多卿大夫文人学士。”［9 ］亦如明代谱学专家罗钦顺所道：“凡族之谱牒，非有才子孙出，盖亦莫能修之……将所以大其族者，不亦有余地乎莫非文也，而谱牒亦其一事。”［10 ］
而江西族谱发达，却得力于此地的先贤后达。私人修谱一般都效法“欧苏法式”，即宋时江西庐陵县的欧阳修“五世一提”的谱图法，以及四川眉山苏洵《苏氏族谱》的“小宗之法”。而“欧苏法式”意义在于它由过去维护门第、选举和婚姻的目的，转移到尊祖、敬宗、收族方面。这种观念被明时杨士奇、罗钦顺所继承并发扬光大。杨士奇（1366－1444），江西泰和县人，历仕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官至内阁大学士，进少师，《明史》本传赞语说：“明称贤相，必首称三杨。”士奇为“三杨”之首。士奇生平喜作族谱序跋，四库全书本《东里文集》、《东里续集》共收录达70多篇。杨士奇认为：“盖谱之作，所以尊祖厚族，而实寓昭先启后之意……谱牒虽以考本源、辩亲疏为义，而昭先德、警后裔之意亦具矣……宗族甚者必有谱，所以明源本、别疏戚，盖有裨于人心世道者焉。使知尊其所尊，亲其所亲，斯孝友睦姻之道行焉。”［11 ］昭先警后、明源辨本、亲其所亲，这些正是对欧阳修尊祖敬宗族谱功能的进一步引申。江西泰和另一士大夫罗钦顺（1465－1547），也写有13篇谱牒序跋，收录于其文集《整庵存稿》，其较多地论述了族谱的功能：“世久而族蕃，谱不可无作也。谱作而源委明，昭穆辩，戚疏之分著，显晦之迹彰。一展阅间，必将惕然有动乎其中者……王化必自睦族始，而睦之道，亲以恩亲，分以义正。自宗法废，而宗无所统，犹赖世之仁人君子作谱牒以联属之。”［12 ］罗钦顺依然认为谱牒的主要功能在于明源辨本、敬宗收族，至于族谱的维持社会秩序——即“王化”作用，则是他的另一深刻认识。
不仅江西在谱牒纂修宗旨和体例创作上沿袭宋元，南京、浙江的家族亦是如此。如徽州府宗族“谱牒之修，多法欧、苏二家之说，所以纪源流、叙昭穆也”；［13 ］著名学者、明朝开国文臣之首的浙东人宋濂（1313－1381）有多篇关涉宗族问题的文章，并乐于为他族谱作序，四部备要本《宋文宪公全集》就收录宋濂的族谱序跋，达26篇之多。
作为纯粹的消费项目，族谱的编修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持。据明人程敏政所述：“噫！谱之成难矣。凡预宗盟，有自百里之外者，有自千里之外者。裹粮来会，有一再往返者，有五六往返者。正订异同，有一再易稿者，有三四易稿者。参考稽对，有居月余者，有居数月者。鸠金刻梓，有捐十余两者，有捐数十两者。夫然后乃及其成，以板计之余七百，以字计之余三十万，以白金计之几二十斤。”［14 ］由此可见修谱所耗的人力、物力、财力之巨。东南地区较为发达的经济也成为这一区域谱牒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南直隶和江浙地区处于长江下游和沿海富庶之区，稻作农业成熟，生产发达，实力雄厚；苏松杭嘉湖五府是繁华的中心；闽粤地区作为明朝的门户在接受外来信息和先进生产力方面得风气之先，堪为经济较为富庶之地；湖广、四川地处华中腹地，北阻大湖，东西南三面环山，经济发展则较为迟滞；而云南、贵州、广西社会经济极其落后。赵华富在其著作《徽州宗族研究》中就说到：“谱牒的编纂和出版，需要大量的经费。宗族商人的慷慨解囊，是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史载，歙县棠樾商人鲍志道、蜀源商人鲍光甸、岩镇商人郑鉴元，婺源龙腾商人俞铨、梅溪槎坑商人吴涌钥，等等，都曾积极参与‘萃宗谱’、‘修谱牒’的工作。”［15 ］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商人对编纂族谱的热衷，也直接推动了谱牒的繁荣。
参考文献：
［1］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77．
［2］常建华．宗族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310．
［3］王云凤．博趣斋稿：卷十六［A］．续修四库全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197．
［4］赵吉士．寄园寄所寄［A］．清代笔记小说［Z］．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569．
［5］［10］ ［12］罗钦顺．整庵文存：卷九［A］．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20-129．
［6］蔡文荣．德清柯桥蔡氏宗谱·王履谦序［Z］．光绪二十八年本．
［7］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与冯秋山论修谱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618．
［8］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9:60．
［9］叶向高．苍霞草：卷七［A］．四库禁毁书丛刊［Z］．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0:166．
［11］杨士奇.东里续集［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Z］．济南：齐鲁书社, 1997：卷十二，卷十九.
［13］新安黄氏会通宗谱·绩溪翚岭下黄氏续谱序［Z］．明弘治十四年刻本.
［14］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三六［A］．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635．
［15］ 赵华富．徽州宗族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4:72．
作者简介：宗韵（1980—），女，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明代文献与社会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