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她如此出类拔萃
　　
　　妈妈是一年前走的。她走得很平静，在88岁的高龄。
　　好几位妈妈的好友都写了纪念文章，可是我一直没写。在我心中，妈妈就是一个妈妈，她和所有的妈妈一样慈祥，像所有的妈妈一样爱孩子，也像所有的妈妈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小毛病，比如说过度节俭。直到最近，我在做性别研究时，重新翻出当初对妈妈做访谈时留下的录音记录，才突然间意识到，妈妈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多么的出类拔萃。
　　李小江做中国妇女的口述史，曾邀我访问妈妈。我当时很忙，此事就拖了下来，现在我很后悔。妈妈这批当年怀着满腔热血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恰恰是中国妇女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人，正是这些参加革命的女性或女性职业革命家为中国女性参与社会生活开了先河，也为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起了最关键的作用。
　　妈妈是裹过脚的人，在河南农村，姑娘脚大是嫁不了好婆家的，幸亏裹得不是太小。妈妈就是用这双“解放脚”跟那批热血青年一起唱着歌一步一步走到延安去的。
　　妈妈和爸爸是自由恋爱的，这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凤毛麟角。听妈妈说，她30年代末在抗大时认识了爸爸。有一次，她和爸爸一起踩着石头过河，走不稳，爸爸拉她，就在双手接触的一刻，他们爱上了对方。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浪漫。这大概就是我长大后喜欢浪漫爱情的源头吧。爸爸跟着解放大军初进城时，风流倜傥，像很多男人那样，有点花心，对一些漂亮的女同事有点过于热情。闲话传到妈妈耳朵里，妈妈一点不像旧式妇女那样哭天抢地、痛心疾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的感觉就像清晨散步。她对自己充满自信，对与爸爸的关系充满自信。
　　妈妈从1946年人民日报创建时就到了报社，一直工作到退休。我在访问妈妈时问她，如果要在工作和家庭中选择一样她选哪个，妈妈没好气地说：都是革命干部，不工作干什么？女人回家的说法对于她来说简直就是笑谈。
　　妈妈很长时间担任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她这辈子主要和农村问题打交道。
　　妈妈对农民的感情表现在对她的保姆上。保姆是个安徽农妇，为了让她多挣钱，妈妈允许她闲着的时候到别处打工。妈妈还无偿接待她的儿子女儿亲戚，以致每礼拜我回家看妈妈，保姆那屋总是人声鼎沸。春节、劳动节、妇女节，妈妈还要给保姆发节日奖金。报社北边的农贸市场一开张，妈妈就成为那里的常客，再不去国营商店买东西了，好像那个农贸市场就是“农民富起来”的象征，就连沙发、写字台之类她都请街上游动的农民木匠打，钱不少给，但打出来的沙发硌屁股。我隐隐觉得妈妈是在为当年“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许农民搞副业忏悔、做补偿呢。
　　妈妈在用钱上走两个极端：对自己竭尽克抠之能事；对他人却大方得要命。她吃饭之简单是出了名的。听报社的人说，报社食堂一点儿破菜汤一个馒头就是她的一顿饭。妈妈住的地方也没有正经装修过，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外地亲友来京看望她时惊为“贫民窟”。可是妈妈给希望工程捐钱却不吝惜。有一回，河南老家的村里来信劝捐修小学校，妈妈一次就寄去1万元。农村老保姆退休她坚持要给退休金，念她在我家照顾父亲和她多年，妈妈给了她两三万元的退休金。而她留给我们4个孩子的“遗产”总共才几万元。
　　有一次我代表妈妈看望她的老友、前农委主任杜润生，他用一支大粗碳素笔颤巍巍写了“农民喉舌”4个大字，让我带给妈妈。这确实是对妈妈一生的恰当的总结。
　　妈妈一生淡泊，远离诱惑。自从她看了电影《巴顿将军》，就对里面的一句话念念不忘：一切富贵荣华都是过眼烟云。我一再从妈妈那里听到这句话。
　　妈妈对于“名”也很淡漠。妈妈在写作上有很高的抱负，这是我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才知道的。那次访谈，有一个问题是问及什么是她心中理想的女性，妈妈却所答非问地说了一句：我写的那些都远远不是我想写的。我知道，这就是报社的老人纷纷出版自己的作品集时妈妈从来不动心的原因——她所写的东西由于各种原因并不是她最想写的，也远远没有达到她心目中的高度。
　　由于妈妈外表过于朴实，从来不会梳妆打扮，竟致被人误作文盲老太太。有一次，妈妈到报社前面的小书店去买书，那个小年轻的售货员问她：老太太，你识字呀？妈妈笑眯眯地说：识得几个，识得几个。这个小青年万万想不到，站在他面前的这位老奶奶岂止是识字，还是一位以文字为生的人呢。
　　妈妈生命中最精彩的一笔是捐献遗体。她在遗嘱中提出：死后不开追悼会，不搞告别仪式，遗体捐献供医学研究之用。爸爸当初也是捐献了遗体的。这是他们两人商量好的。在一个有着活人要靠死人的亡灵保佑的传统观念和习俗的文化当中，此举绝对是惊世骇俗的。那些斤斤计较墓地排列顺序的人也无法理解他们的境界。在我心中，妈妈此举是以自己的肉身为标枪，向人世间的虚名浮利做了英勇、美妙而彻底的一击，以此为她作为一个女战士纯洁高贵的一生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