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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战略互动的走向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中提纲挈领的时代命题。我们可以从角色定位、热点管控、伙伴/同盟认知三个层面，一窥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
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更作为世界上经济总量排名前两位的经济体，在当前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下，面临着如何确立彼此之间战略关系定位这样一个攸关国际关系全局的命题。尤其是在美国新政府上台以后，采取怎样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如何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向前发展，中国如何回应美国的战略诉求并捍卫自身的核心利益，两国如何在国际社会的期待中推进合作与管控分歧，成为世界所瞩目的焦点。
在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上，关于中美关系的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国内外媒体最感兴趣的发问点。在颇受国际舆论关注的总理、外长和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三场记者会上，关于中美关系的提问不仅所占比例非常显著，同时从宏观战略至热点细节，涵盖方方面面。从某种角度说，中美战略互动的走向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中提纲挈领的时代命题。我们可以从角色定位、热点管控、伙伴/同盟认知三个层面，一窥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
中美在国际秩序中的定位认知
当前的世界，正处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调整期。自由开放的贸易体系和深度交融的国家关系成为近几十年来的主导性潮流，但是在发展包容性和利益普惠性方面的欠缺，使得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一股“回涌暗流”。
以综合国力而言，中美是目前最具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历史上，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战争冲突，被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如何看待彼此，如何避免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权力转移过程中对国际和平与发展进程的冲击，相反尽可能多地提供正能量，是每个国际社会成员的疑问，也是“新型大国关系”的要旨。
最近一个阶段，中国是否要取代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以及中国是否在自由贸易方面扛起开放的领导大旗有很多的争论。美国新政府上台以后采取的部分外交政策，更激发了种种猜想。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对于多边主义外交和国际治理的不同理念、作为与贡献，反映出了双方对于自身在国际秩序中定位和角色的看法。
在中国看来，争论国际秩序的变革或者中美领导地位的转化，依然是用一种旧思维观念来看待这个与时俱进的世界。中国认为，世界各国无论大小一律平等，联合国作为多边治理的重要平台发挥关键作用。中美同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大国，不应该自诩所谓的领导，而应该更多强调责任。中国也无意取代谁的领导，对于国际体系的完善也并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要依据形势的发展、各国的需求和时代的步伐而进行改革创新。
已近“四十不惑”的中美关系，在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面临着“两超越”的挑战：一方面，能否超越各自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能否超越“零和博弈”的思维。如果实现了这两个超越，双方对国际领导权的争论也就失去了意义。如果中美更多关注自身的责任，更多为国际社会提供各种公共产品而着想，降低对国际领导权的关注，则中美竞争国际秩序主导权的讨论就可以被淡化，零和博弈的思维可被合作共赢的理念取代，中美有望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中，为全世界找到一条清晰的合作之路。
令人感到高兴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以后，2月的中美元首通话以及双边各层级紧密沟通，为中美关系的平稳过渡和未来更强有力的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双方发出的积极信号，预示着建设性的合作关系正在确立之中。特朗普总统在首次面对国会两院发表演讲时提到，美国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以及美国愿基于共同利益结交新朋友、确立新伙伴的立场，这与中方存在相当程度的共识，有助于缓解国际社会因中美关系面临的不确定性而带来的紧张感。
国务委员杨洁篪2月末访美期间，同特朗普总统及美方外交政策团队实现会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3月18日-19日访问北京时，也同习近平主席以及中方外交主管官员实现会晤。这两次工作访问，既是前一阶段双方密切联系和外交接触的阶段性成果，同时也为下一阶段中美元首的首次会晤做铺垫。此外，双方包括外长、财长等部长级官员借助G20会议等多边渠道也逐步实现会晤，建立起紧密的工作联系，既有的各种对话合作机制也有望近期逐步恢复并整合完善。
在外长记者会上，王毅外长谈及对蒂勒森国务卿的第一印象，认为其“愿意倾听，可深度沟通”。实践表明，高层的战略引领和频繁紧密的政策沟通，是确保中美关系行稳致远的必要条件。各层次联系渠道的畅通，也有助于促进不同领域的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尤其是化解热点争端，顺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可以说，在这方面中美双方存在“行胜于言”的默契，都清楚一味“隔空互呛”不会产生积极的效果。
在与蒂勒森国务卿的会见中，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中美双方的一个共识在于双方都认为中美两国完全可以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这是中美应该坚持的最大公约数，促进中美关系向正确方向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蒂勒森国务卿代表特朗普总统表示，期待双方元首尽早会晤并对中国进行访问，更要为中美关系未来50年的发展确定方向。如此非同寻常的表述，也恰恰体现出美国新政府对于中美战略关系重要意义的认识，同样也反映出长远的对华战略在美国外交中的重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蒂勒森国务卿明确表示：“美方愿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华关系，不断增进美中相互了解，加强美中协调合作，共同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这与中方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表述与致力方向高度一致，体现出双方的默契和共识，中美元首峰会期间两国关系定位的新表述值得期待。
从目前双方外交磋商的进展来看，在特朗普总统就任后的首年实现中美元首互访，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若能实现这一点，对于特朗普总统执政后两国关系迎来良好的开端至关重要。如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答记者问时所言：“现在全世界都比較关心中美关系，中方希望，中美关系不管有什么样的坎坷，还是要向前走、向好处走。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我们有智慧来管控分歧，我们有需要也有条件来扩大共同利益。” 中美在热点议题中的利益坚守
毋庸讳言，中美关系的发展难以一帆风顺，未来还会在许多重要的问题上面临复杂的局面。在近2个月的时间里，美国已经在朝鲜半岛和南海地区不断显露出强势立场。在不同战略方向上，中美都面临着如何维护好自身重大利益，但同时把握好战略互动尺度，管控好分歧烈度的考验。
对于朝鲜半岛问题，中国存在重大利益关切，更有维护自身战略安全的坚定决心和意志。为此提出了朝鲜核导计划与美韩联合军演“双暂停”方案，并强烈敦促美韩取消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这有利于地区战略稳定，更是捍卫中国自身的战略利益。
中方的这一思路是对2016年提出的政策建议的进一步拓展，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于为半岛局势降温，重回政治对话解决的轨道，在外交磋商時侧重照顾各方关切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样的建议值得相关各方深思熟虑，而非简单以自我短期利益为标准评判得失，贸然回绝。从长远来看，任何国家都不希望看到朝鲜半岛爆发大规模冲突，更不愿看到核战争的阴霾愈发加重。
近几十年来，东北亚都是世界经济增长和地区经济合作的关键力量。因为朝核问题导致的不稳定局势，严重削弱了各方合作的信心，挫伤了积极性，设置了种种障碍和阻力，于各方的利益而言都是受损的局面。美国新政府意识到长期以来对朝政策没有取得显著效果，未能阻止朝鲜步步推进核导计划，这确为事实，但是反思的方向以及转变的策略要认清问题的症结和矛盾的根本。
朝核问题关键在于美朝双方之间的相互敌对，彼此深度不信任。在蒂勒森国务卿访问东亚中日韩三国的过程中，他提出了若干引人瞩目的观点。例如，他并不排除未来韩国和日本拥有核武器的可能性，同时也称军事打击朝鲜是所有政策选项中备选的一项。这些都在国际舆论中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似乎朝鲜半岛的军事对峙更加严峻，核不扩散体系面临被瓦解，地区紧张局势有趋于失控的风险。
实际上，从蒂勒森国务卿接受随行的美国媒体专访的交谈内容来看，美国仍然致力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这也是中国长期以来的坚定的立场。韩国和日本拥核并不是美国的意图，而是在朝鲜的核导计划持续推进，当地区安全局势陷入到极端恶性循环的情况下，可能产生的一种局面，而走到这一步中间有多重门槛要迈过，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美国希望用一种高压的态势，强迫朝鲜重新作出战略研判，放弃继续推进核导计划，不再视美国为其安全的重要战略威胁，走上正常的国家发展之路。这样的策略思路，是否有效存在相当大的疑问。更关键的是，这种策略具有高度的危险性，是通过进一步挤压朝鲜的战略空间，试图以外界强力迫使其决策转向，而这恰恰也是美国近20年来失败的对朝政策中的核心要素。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美国在朝鲜半岛持续强化军备，客观上必然对中俄等地区其他国家的战略安全造成影响，侵犯相关国家的重要战略利益。若朝美矛盾演化升级到复杂的多重大国之间的战略安全矛盾，则美国对朝新政策的思路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应当重新评估。中方提出的以“双暂停”为起始条件的方案，应当在中美未来的对朝政策协商中被充分重视和讨论。
对于南海问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着重强调南海局势不是“有所”降温，而是“明显”降温。而且“南海各方行为准则”框架的第一份草案出炉，预示着这一盼望已久的南海“定海神针”初露端倪。若域外势力再兴风作浪，自然是不得人心。美国关切的航行自由，究竟是南海升温、局势紧张更有保障，还是持续降温、聚焦合作更为可靠，并不是一道难以回答的问题，关键还在于美国决策者的海洋观。
中美对伙伴/同盟体系的取向判断
在发展对华关系上，究竟能否正视中国的发展成就与贡献，是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还是合作伙伴，是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协调一致的重大战略认知课题。“敌友思维”决定了这些盟友对华关系的走向，影响同盟内部的一致性，也直接左右地区稳定和经贸合作走势。随着中国不断发展，客观上同东亚各国的综合国力差距越发明显。
中国崛起必然自身利益诉求上升，如果按照“零和思维”，一些国家将会认为中国试图挤压其利益空间；如果按照“双赢思维”，另一些国家将会认为中国提供公共品的能力更强，提供的发展合作机遇更大。这两种思维，或者说两种道路选择，在近年来中国同日本、韩国和菲律宾关系的发展中都得到了验证。
中日韩作为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关键力量，本应该是亚太区域合作的发动机。但是，重重政治障碍困住了三方合作的手脚，多年苦心累积的民意基础更面临着毁于一旦的局面。原本定于2016年举行的三国首脑会谈，延宕至今依然没有恢复的迹象，中日韩自贸区的建设也亟待提速。
目前韩国政府正处于一个过渡期，围绕“萨德”系统的部署，能否在这一问题上重新作出慎重决策，将影响建交25年的中韩关系何去何从。韩国对自身安全非常关切，中国是理解的，但是必须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合理解决方案，而不能单顾自身利益。“萨德”问题已经对中韩之间的正常往来，包括经贸合作和人员交流产生了影响，两国国内的民意更是出现了令人忧心的局面。是否珍视中韩之间长期积累的友谊成果，是摆在即将于5月大选后上任的韩国新政府的重大课题。
对于中日关系而言，2017年是两国邦交正常化45周年，同样是值得纪念的年份。日本积极踊跃地在亚太地区充任美国军事同盟体系的先导性力量，在发展对华关系上言行常常不一致。根据媒体报道，日本可能派出其最大的战舰赴南海巡航3个月，并接连访问几个重要的亚太国家，还将参与联合军事演习，其战略意图何为令人警惕。在南海问题上，日本的历史记录并不光彩，如今又要在地区合作大局面前逆势而为，对中日关系乃至于整个南海稳定都将是考验。
与之相对，新上任的中国商务部长钟山在“两会”期间访问菲律宾，“两会”之后中国即派出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访菲洽签各种经贸合作协议，大力支持菲律宾2017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工作，就是为了抢回耽误的时间，积极落实中菲领导人的合作共识。这也足以给中日、中韩关系的发展以足够的启示。
总之，只有中国同美国军事盟友也建立起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形成对彼此客观准确的战略认知，中美关系整体上真正走向成熟与稳健才更有保证。
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更作为世界上经济总量排名前两位的经济体，在当前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下，面临着如何确立彼此之间战略关系定位这样一个攸关国际关系全局的命题。尤其是在美国新政府上台以后，采取怎样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如何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向前发展，中国如何回应美国的战略诉求并捍卫自身的核心利益，两国如何在国际社会的期待中推进合作与管控分歧，成为世界所瞩目的焦点。
在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上，关于中美关系的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国内外媒体最感兴趣的发问点。在颇受国际舆论关注的总理、外长和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三场记者会上，关于中美关系的提问不仅所占比例非常显著，同时从宏观战略至热点细节，涵盖方方面面。从某种角度说，中美战略互动的走向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中提纲挈领的时代命题。我们可以从角色定位、热点管控、伙伴/同盟认知三个层面，一窥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
中美在国际秩序中的定位认知
当前的世界，正处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调整期。自由开放的贸易体系和深度交融的国家关系成为近几十年来的主导性潮流，但是在发展包容性和利益普惠性方面的欠缺，使得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一股“回涌暗流”。
以综合国力而言，中美是目前最具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历史上，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战争冲突，被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如何看待彼此，如何避免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权力转移过程中对国际和平与发展进程的冲击，相反尽可能多地提供正能量，是每个国际社会成员的疑问，也是“新型大国关系”的要旨。
最近一个阶段，中国是否要取代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以及中国是否在自由贸易方面扛起开放的领导大旗有很多的争论。美国新政府上台以后采取的部分外交政策，更激发了种种猜想。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对于多边主义外交和国际治理的不同理念、作为与贡献，反映出了双方对于自身在国际秩序中定位和角色的看法。
在中国看来，争论国际秩序的变革或者中美领导地位的转化，依然是用一种旧思维观念来看待这个与时俱进的世界。中国认为，世界各国无论大小一律平等，联合国作为多边治理的重要平台发挥关键作用。中美同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大国，不应该自诩所谓的领导，而应该更多强调责任。中国也无意取代谁的领导，对于国际体系的完善也并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要依据形势的发展、各国的需求和时代的步伐而进行改革创新。
已近“四十不惑”的中美关系，在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面临着“两超越”的挑战：一方面，能否超越各自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能否超越“零和博弈”的思维。如果实现了这两个超越，双方对国际领导权的争论也就失去了意义。如果中美更多关注自身的责任，更多为国际社会提供各种公共产品而着想，降低对国际领导权的关注，则中美竞争国际秩序主导权的讨论就可以被淡化，零和博弈的思维可被合作共赢的理念取代，中美有望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中，为全世界找到一条清晰的合作之路。
令人感到高兴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以后，2月的中美元首通话以及双边各层级紧密沟通，为中美关系的平稳过渡和未来更强有力的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双方发出的积极信号，预示着建设性的合作关系正在确立之中。特朗普总统在首次面对国会两院发表演讲时提到，美国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以及美国愿基于共同利益结交新朋友、确立新伙伴的立场，这与中方存在相当程度的共识，有助于缓解国际社会因中美关系面临的不确定性而带来的紧张感。
国务委员杨洁篪2月末访美期间，同特朗普总统及美方外交政策团队实现会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3月18日-19日访问北京时，也同习近平主席以及中方外交主管官员实现会晤。这两次工作访问，既是前一阶段双方密切联系和外交接触的阶段性成果，同时也为下一阶段中美元首的首次会晤做铺垫。此外，双方包括外长、财长等部长级官员借助G20会议等多边渠道也逐步实现会晤，建立起紧密的工作联系，既有的各种对话合作机制也有望近期逐步恢复并整合完善。
在外长记者会上，王毅外长谈及对蒂勒森国务卿的第一印象，认为其“愿意倾听，可深度沟通”。实践表明，高层的战略引领和频繁紧密的政策沟通，是确保中美关系行稳致远的必要条件。各层次联系渠道的畅通，也有助于促进不同领域的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尤其是化解热点争端，顺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可以说，在这方面中美双方存在“行胜于言”的默契，都清楚一味“隔空互呛”不会产生积极的效果。
在与蒂勒森国务卿的会见中，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中美双方的一个共识在于双方都认为中美两国完全可以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这是中美应该坚持的最大公约数，促进中美关系向正确方向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蒂勒森国务卿代表特朗普总统表示，期待双方元首尽早会晤并对中国进行访问，更要为中美关系未来50年的发展确定方向。如此非同寻常的表述，也恰恰体现出美国新政府对于中美战略关系重要意义的认识，同样也反映出长远的对华战略在美国外交中的重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蒂勒森国务卿明确表示：“美方愿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华关系，不断增进美中相互了解，加强美中协调合作，共同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这与中方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表述与致力方向高度一致，体现出双方的默契和共识，中美元首峰会期间两国关系定位的新表述值得期待。
从目前双方外交磋商的进展来看，在特朗普总统就任后的首年实现中美元首互访，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若能实现这一点，对于特朗普总统执政后两国关系迎来良好的开端至关重要。如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答记者问时所言：“现在全世界都比較关心中美关系，中方希望，中美关系不管有什么样的坎坷，还是要向前走、向好处走。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我们有智慧来管控分歧，我们有需要也有条件来扩大共同利益。” 中美在热点议题中的利益坚守
毋庸讳言，中美关系的发展难以一帆风顺，未来还会在许多重要的问题上面临复杂的局面。在近2个月的时间里，美国已经在朝鲜半岛和南海地区不断显露出强势立场。在不同战略方向上，中美都面临着如何维护好自身重大利益，但同时把握好战略互动尺度，管控好分歧烈度的考验。
对于朝鲜半岛问题，中国存在重大利益关切，更有维护自身战略安全的坚定决心和意志。为此提出了朝鲜核导计划与美韩联合军演“双暂停”方案，并强烈敦促美韩取消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这有利于地区战略稳定，更是捍卫中国自身的战略利益。
中方的这一思路是对2016年提出的政策建议的进一步拓展，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于为半岛局势降温，重回政治对话解决的轨道，在外交磋商時侧重照顾各方关切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样的建议值得相关各方深思熟虑，而非简单以自我短期利益为标准评判得失，贸然回绝。从长远来看，任何国家都不希望看到朝鲜半岛爆发大规模冲突，更不愿看到核战争的阴霾愈发加重。
近几十年来，东北亚都是世界经济增长和地区经济合作的关键力量。因为朝核问题导致的不稳定局势，严重削弱了各方合作的信心，挫伤了积极性，设置了种种障碍和阻力，于各方的利益而言都是受损的局面。美国新政府意识到长期以来对朝政策没有取得显著效果，未能阻止朝鲜步步推进核导计划，这确为事实，但是反思的方向以及转变的策略要认清问题的症结和矛盾的根本。
朝核问题关键在于美朝双方之间的相互敌对，彼此深度不信任。在蒂勒森国务卿访问东亚中日韩三国的过程中，他提出了若干引人瞩目的观点。例如，他并不排除未来韩国和日本拥有核武器的可能性，同时也称军事打击朝鲜是所有政策选项中备选的一项。这些都在国际舆论中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似乎朝鲜半岛的军事对峙更加严峻，核不扩散体系面临被瓦解，地区紧张局势有趋于失控的风险。
实际上，从蒂勒森国务卿接受随行的美国媒体专访的交谈内容来看，美国仍然致力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这也是中国长期以来的坚定的立场。韩国和日本拥核并不是美国的意图，而是在朝鲜的核导计划持续推进，当地区安全局势陷入到极端恶性循环的情况下，可能产生的一种局面，而走到这一步中间有多重门槛要迈过，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美国希望用一种高压的态势，强迫朝鲜重新作出战略研判，放弃继续推进核导计划，不再视美国为其安全的重要战略威胁，走上正常的国家发展之路。这样的策略思路，是否有效存在相当大的疑问。更关键的是，这种策略具有高度的危险性，是通过进一步挤压朝鲜的战略空间，试图以外界强力迫使其决策转向，而这恰恰也是美国近20年来失败的对朝政策中的核心要素。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美国在朝鲜半岛持续强化军备，客观上必然对中俄等地区其他国家的战略安全造成影响，侵犯相关国家的重要战略利益。若朝美矛盾演化升级到复杂的多重大国之间的战略安全矛盾，则美国对朝新政策的思路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应当重新评估。中方提出的以“双暂停”为起始条件的方案，应当在中美未来的对朝政策协商中被充分重视和讨论。
对于南海问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着重强调南海局势不是“有所”降温，而是“明显”降温。而且“南海各方行为准则”框架的第一份草案出炉，预示着这一盼望已久的南海“定海神针”初露端倪。若域外势力再兴风作浪，自然是不得人心。美国关切的航行自由，究竟是南海升温、局势紧张更有保障，还是持续降温、聚焦合作更为可靠，并不是一道难以回答的问题，关键还在于美国决策者的海洋观。
中美对伙伴/同盟体系的取向判断
在发展对华关系上，究竟能否正视中国的发展成就与贡献，是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还是合作伙伴，是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协调一致的重大战略认知课题。“敌友思维”决定了这些盟友对华关系的走向，影响同盟内部的一致性，也直接左右地区稳定和经贸合作走势。随着中国不断发展，客观上同东亚各国的综合国力差距越发明显。
中国崛起必然自身利益诉求上升，如果按照“零和思维”，一些国家将会认为中国试图挤压其利益空间；如果按照“双赢思维”，另一些国家将会认为中国提供公共品的能力更强，提供的发展合作机遇更大。这两种思维，或者说两种道路选择，在近年来中国同日本、韩国和菲律宾关系的发展中都得到了验证。
中日韩作为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关键力量，本应该是亚太区域合作的发动机。但是，重重政治障碍困住了三方合作的手脚，多年苦心累积的民意基础更面临着毁于一旦的局面。原本定于2016年举行的三国首脑会谈，延宕至今依然没有恢复的迹象，中日韩自贸区的建设也亟待提速。
目前韩国政府正处于一个过渡期，围绕“萨德”系统的部署，能否在这一问题上重新作出慎重决策，将影响建交25年的中韩关系何去何从。韩国对自身安全非常关切，中国是理解的，但是必须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合理解决方案，而不能单顾自身利益。“萨德”问题已经对中韩之间的正常往来，包括经贸合作和人员交流产生了影响，两国国内的民意更是出现了令人忧心的局面。是否珍视中韩之间长期积累的友谊成果，是摆在即将于5月大选后上任的韩国新政府的重大课题。
对于中日关系而言，2017年是两国邦交正常化45周年，同样是值得纪念的年份。日本积极踊跃地在亚太地区充任美国军事同盟体系的先导性力量，在发展对华关系上言行常常不一致。根据媒体报道，日本可能派出其最大的战舰赴南海巡航3个月，并接连访问几个重要的亚太国家，还将参与联合军事演习，其战略意图何为令人警惕。在南海问题上，日本的历史记录并不光彩，如今又要在地区合作大局面前逆势而为，对中日关系乃至于整个南海稳定都将是考验。
与之相对，新上任的中国商务部长钟山在“两会”期间访问菲律宾，“两会”之后中国即派出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访菲洽签各种经贸合作协议，大力支持菲律宾2017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工作，就是为了抢回耽误的时间，积极落实中菲领导人的合作共识。这也足以给中日、中韩关系的发展以足够的启示。
总之，只有中国同美国军事盟友也建立起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形成对彼此客观准确的战略认知，中美关系整体上真正走向成熟与稳健才更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