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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银行是存钱的地方。但是在大洋彼岸有家奇特的银行，那里不让存钱，却存了上万枚人脑。这家人脑银行就是美国麻省麦克林医院的哈佛脑组织资源中心。2020年，上海一所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周顺恩有幸进入哈佛脑组织资源中心实习，见证了人脑银行的运作。以下是他的自述——
当捐献志愿服务者
我叫周顺恩，今年24岁，大学在上海学医，主修大脑神经学。大学毕业后，在亲戚的帮助下，我有幸在美国麻省麦克林医院申请到了实习机会。
2020年6月底，我登上了上海开往纽约的飞机。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后，我见到了麦克林医院派来接机的工作人员戴尔。路上，时年35岁的戴尔给我简单地介绍了医院的情况，还贴心地嘱咐我如果有麻烦可以找他帮忙。
到医院后，我见到了我的导师哈罗德。哈罗德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精干女人，她像所有研究者一样面若冰霜。哈罗德告诉我，需要大脑切片的话，可以随时找她。我有些惊讶，作为大脑研究中心保存有人脑切片并不稀奇，但是能随时找到自己想要的大脑切片应该还是一件难事。哈罗德耸耸肩，轻松地说：“这有什么难的，我们可以向哈佛脑组织资源中心申请，那里保存了上万个人脑，什么类型的都有。”上万个人脑被保存在一起！真是叫人难以置信。
7月中旬，拿到研究课题后，我发现需要找一个帕金森晚期病人的大脑切片，哈罗德不巧出差在外，她让我直接去找哈佛脑组织资源中心的主任特哈达。
特哈达是个非常健谈的老头，他跟我说自己已经在资源中心工作15年了，而资源中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18年。当时，麻省总医院在波士顿郊外一片长满树木的山坡上开设了一家精神病院，到1895年，随着城市扩张、侵占山林，精神病院搬到了贝尔蒙特。除了治疗精神病人外，这家重新命名为麦克林的医院还成了人脑研究中心。1978年，人脑银行在此开张。从那时起，这里一共接收了大约9000枚人脑，其中多数是患有脑部疾病的人捐献的。
特哈达还告诉我，人脑银行刚建立的那两三年，每年只有四五个人捐赠。随着实验室配套设施水平的提升，最多的时候一度达到一年120个。但是在过去十年，每年平均捐赠数量降到了80至90个，远远不能满足研究需求。
我有些纳闷，近年随着宣传力度的加大，民众对器官捐赠的了解和接受度理应更高，为何不增反降呢？特哈达解释说，跟35年前比，人们虽然对器官捐赠的理解度和接受度提高了，但误解也多了。特别是在核磁共振、CT扫描这些成像技术出现后，很多人觉得不需要再研究大脑组织本身。事实上，人们过高估计了成像技术的作用，解剖学以及生物化学研究单靠成像图片远远不够，还是得研究大脑组织本身。
考虑到今后可能会需要更多的大脑切片，我特意要了特哈达的联系方式。实习课余，我会找这个热心而有趣的老头视频聊天，同时了解更多大脑银行的情况。
有一次，我问特哈达切分处理一枚24小时之前还在活人体内大脑时的感想，特哈达的脸庞顿时严肃起来：“手上捧着一枚人脑，心里会想‘我的天！就是这东西让一个人能思索、能跳跃、能交谈、能生活的。这些细胞和组织究竟是怎么构成这样一部非凡机器的呢？’这是这份工作的奇妙之处，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那种感觉。如果你愿意到脑组织资源中心工作一段时间，就会有更深的体会了。”天天和人脑相处，我觉得自己一时恐怕难以接受，但还是答应特哈达会尝试做大脑捐献志愿服务者。所谓大脑捐献志愿服务者，就是去找大脑出现问题的病患，劝说他们去世后把大脑捐献出来以供科学研究。
找合适的大脑病患对我来说并不是难事，因为到我实习的科室看病的患者大部分大脑都存在问题，但问题是如何开口说服对方。8月，我碰到一个晚期帕金森患者，根据CT的影像，他的大脑萎缩非常严重，而且肺部感染严重。一次巡诊过后，我委婉地提出了捐献大脑的事情，患者的家属面露难色，提了很多问题，如大脑如何提取，会不会影响追悼会上的仪容，以及提取大脑后会如何处理，等等。我耐心地解释了他们的疑问。开始患者家属还勉强同意，但是几天后他们拒绝了捐献。
特哈达知道我“碰了钉子”，决定亲自出面给我做示范。没想到，经他一番“游说”，患者家属竟又爽快地同意了。原来，特哈达提到了患者的姐姐，也是一名帕金森患者，“你的父母都很健康，为何你和姐姐都患有帕金森呢？我们不确定它从何而来。如果不用真正的大脑进行研究，我们怎么弄清楚发病根源呢？”特哈达告诉我，大脑疾病患者一般在家族遗传病方面有明顯的特征，如果告诉患者捐献大脑有利于发现患病的深层次原因，从而为这类疾病找到治疗的办法，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把特哈达的经验加以发挥，很快有了效果，不到三个月，我就成功游说两名患者签下了捐献大脑组织意向书。
亲历大脑提取手术
2020年9月4日深夜12点，我突然接到特哈达的电话，让我尽快赶到医院。
到医院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一名患者突然死亡，他生前同意捐献自己的大脑，由于哈佛脑组织资源中心签约的病理学专家正在夏威夷度假，特哈达推荐我做一次大脑提取的病理学专家。我心里直打鼓，我虽然学的是大脑神经学，但是从来没有提取过人脑。看到我的犹豫，特哈达拍了拍我的肩膀：“有什么好害怕的，你想想，患者连大脑都捐献了，我们这些学医的难道还畏首畏尾？”
我鼓起勇气，进了手术室，看着手术台上冰冷的遗体心生感慨：一个小时前他还是一个活着的人，现在我就要提取他的大脑作为科研之用。我对着遗体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了一声“谢谢”，然后围绕着遗体转了两圈。这是特哈达特意交代的，说按照患者生前的宗教信仰，这是隆重的告别仪式。
做完仪式后，我开始准备打开颅骨。按照流程，只能从后脑勺打开颅骨，因为只有这样，遗体躺着的时候才看不出颅骨被打开的痕迹，既是对死者的尊重，也让亲友在拜祭的时候不至于毛骨悚然。 随着机器切开颅骨，死者的大脑呈现在我的面前。之前我在实验室多次看到过人类的大脑，已经觉得稀松平常，可是此时此刻，我却难过又激动。只是容不得我感慨太多，因为按照工作流程，大脑的切除手术必须在半个小时内完成，随后第一时间送到哈佛脑组织资源中心进行下一步处理。
10分钟后，我从死者的脑颅内取出尚有余温的大脑，然后乘车直奔资源中心。到了那里，大脑不再属于这个已经死去的患者，而是成为一个被标上编号的试验品。
到了资源中心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先是对整个的大脑进行称重，然后将它分成两半，其中一半切成16个薄片，拍照记录后浸入液态氮冷冻。在冰冷的白雾中，切片变硬变白，然后被放到塑料袋中送入温度在零下80℃的冷库保存。如果某天，某位科学家需要这类大脑进行相关研究，那么这些切片会被再次分割成1厘米大小的切片寄送给他们。而另外一半大脑会立即浸入福尔马林中保存。
连续工作四个小时后，我的任务终于完成了。特哈达非常满意，还问我有没有兴趣成为资源中心的签约病理学专家：“中心是非营利性机构，所以提供给病理学专家的报酬并不高，而且还需24小时随叫随到。但是，签约病理学专家最大的便利就是可以利用资源中心的试验基地开展科研实验。”特哈达最后的这句话打动了我，我没有考虑就赶紧同意了。
开始我以为签约病理学专家会很忙，但是渐渐发现，在资源中心周围的每一家医院都会有一到两个签约病理学专家。所以，后来我提取的大脑数量并不多，但是还是闹出了一些笑话。
2020年12月24日晚上10点，当大家都沉浸在圣诞节的节日气氛中时，我接到特哈达的电话，说一个合作医院有一台大脑提取手术。忙了几个小时回到家后，我再次接到那个合作医院的电话，说有捐赠者刚去世需要提取大脑。同一家医院一天出现两个捐赠者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我赶紧整理行装赶过去。结果我发现捐赠者就是已经做了手术的那位捐赠者，因为手术后从正面看不出来，所以医生也没注意到捐赠者已经做过大脑提取手术了。“来回奔波了一圈，虽然是乌龙，但也足以说明你的技术高超，从而骗过了医生和逝者家属！”听着特哈达的表扬，我只能苦笑。
2021年2月22日，我准备第三次做大脑提取手术。可是，手术前，患者家属不同意提取大脑了。按照工作的流程，患者家属随时可以终止捐赠。我和患者家属聊了一会，得知了他们的担忧是怕破坏了逝者的面像，在我再三保证之后，患者的丈夫提出要和我一起提取大脑。我同意了，但是让他保证不会干扰我的工作。半个小时后，我成功地提取了患者的大脑，患者的丈夫看着手术盘里的大脑，认真地端详了一阵后问：“大脑拿到中心后是编号还是按照姓名来制作标签？”我如实告诉他是编号，患者的丈夫顿了顿说：“其实应该标上姓名，这样才显得尊重，编号看起来是冰冷的。”
我把患者丈夫的建议告诉了特哈达。几天后，当我再次到资源中心的储存室，发现有的编号后面加上了逝者的名字。特哈达握着我的手说：“你是对的，他们虽然死了，但是名字依然是他们存在的符号，而不应该是一串冰冷的数字符号。”
解剖父亲的大脑
4月5日，我的父亲因为大脑发现肿瘤住进了医院。我的导师哈罗德得知情况后，建议我把父亲接到麦克林医院，由她亲自诊治。4月中旬，在多方帮助下，我把父母接到了美国，但是父亲的病实在太重了，已经失去了手术的可能性，只能采取保守治疗。
特哈达也到医院来看望我的父亲。我们在走廊里聊了一会儿，忽然特哈达话锋一转：“亲爱的周，我希望你能说服你的父亲能把大脑捐献出来……”我很是生气：“那是我的父亲，我下不了手！再说我的母亲也不会同意的。”
冷静之后，我意识到特哈达并没有错，其他患者可以捐献，凭什么我或者我的亲人就不能捐献呢？可问题是，即使我说服了父亲，母亲也不会同意我做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的。果然在我和母亲说了特哈达的建议后，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捐出父亲的大脑。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我同意捐献我的大脑，至于你母亲那里我去和她说。”
几天后，母亲找我谈话，她叹了口气说：“如果这样的方式能让你父亲实现环游全球的梦想，我尊重他的决定。”原来，环游世界一直是父亲的梦想，退休后他已经去过几个国家，但突然而至的疾病让他的计划就此搁置。父亲听我说，那些捐赠的大脑切片会进入世界各地的医疗科研机构，既然他的身体已经无法完成环游世界的梦想，那就让大脑来代替完成吧。
我忽然觉得很愧对父亲，这些年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上，连简单的陪伴都没有做到。父亲的精神状况稍微好点，我就陪着他去纽约和华盛顿看了看。6月12日，父亲出现了昏迷。弥留之际，我轻轻地握着父亲的手，呼唤着他的名字。两天后，父亲走完了最后一程，离我而去。看着父亲的遗体，我泪如泉涌。可是擦干眼泪之后，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提取父親的大脑。
提取大脑的手术我已经熟练，可是这次我的手却不停地颤抖，站在旁边的特哈达示意我平复一下心情，实在不行的话由他来做。我拒绝了他，想着可以完成父亲生前环游世界的梦想，心情慢慢地平复了。我心无杂念，终于在半个小时后成功地提取了大脑。
把大脑送到资源中心后，我又亲自把它剖成两半，用无菌盐水清洗。我将其中一半沿前后方向切成薄片，然后用手术刀取出关键部分——小脑，放进两个有特氟龙涂层的铝片中夹好，然后用干冰和液氮的混合物在几秒钟内冻结。另一半放到福尔马林中浸泡。
特哈达把标签递到我的手里，看着上面父亲的名字。我心情复杂，考虑片刻后，我擦掉了父亲的名字。特哈达困惑地看着我，“在这里，每一个大脑的主人都是一个英雄，而我的父亲生前低调，我相信他能接受我的做法。”我平静地说。
如今父亲的大脑静静地躺在美国麻省麦克林医院的哈佛脑组织资源中心储藏室里，等着世界各地科研机构提出研究申请，以特殊的方式完成他生前环游世界的梦想。
在国内我的很多亲戚无法理解我的做法，骂我不孝，让父亲至死都没有一个完整的躯体。我不想过多地解释，资源中心每一个捐赠者，在离世多年之后，都还在为科学研究、为人类做贡献，他们的生命在这个特别的银行里以特别的方式在继续产生价值。而我自己的大脑，只要将来有需要，我会毫不犹豫地捐献出去，生是一种存在，而死也是一种存在。
编辑/叶正正
当捐献志愿服务者
我叫周顺恩，今年24岁，大学在上海学医，主修大脑神经学。大学毕业后，在亲戚的帮助下，我有幸在美国麻省麦克林医院申请到了实习机会。
2020年6月底，我登上了上海开往纽约的飞机。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后，我见到了麦克林医院派来接机的工作人员戴尔。路上，时年35岁的戴尔给我简单地介绍了医院的情况，还贴心地嘱咐我如果有麻烦可以找他帮忙。
到医院后，我见到了我的导师哈罗德。哈罗德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精干女人，她像所有研究者一样面若冰霜。哈罗德告诉我，需要大脑切片的话，可以随时找她。我有些惊讶，作为大脑研究中心保存有人脑切片并不稀奇，但是能随时找到自己想要的大脑切片应该还是一件难事。哈罗德耸耸肩，轻松地说：“这有什么难的，我们可以向哈佛脑组织资源中心申请，那里保存了上万个人脑，什么类型的都有。”上万个人脑被保存在一起！真是叫人难以置信。
7月中旬，拿到研究课题后，我发现需要找一个帕金森晚期病人的大脑切片，哈罗德不巧出差在外，她让我直接去找哈佛脑组织资源中心的主任特哈达。
特哈达是个非常健谈的老头，他跟我说自己已经在资源中心工作15年了，而资源中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18年。当时，麻省总医院在波士顿郊外一片长满树木的山坡上开设了一家精神病院，到1895年，随着城市扩张、侵占山林，精神病院搬到了贝尔蒙特。除了治疗精神病人外，这家重新命名为麦克林的医院还成了人脑研究中心。1978年，人脑银行在此开张。从那时起，这里一共接收了大约9000枚人脑，其中多数是患有脑部疾病的人捐献的。
特哈达还告诉我，人脑银行刚建立的那两三年，每年只有四五个人捐赠。随着实验室配套设施水平的提升，最多的时候一度达到一年120个。但是在过去十年，每年平均捐赠数量降到了80至90个，远远不能满足研究需求。
我有些纳闷，近年随着宣传力度的加大，民众对器官捐赠的了解和接受度理应更高，为何不增反降呢？特哈达解释说，跟35年前比，人们虽然对器官捐赠的理解度和接受度提高了，但误解也多了。特别是在核磁共振、CT扫描这些成像技术出现后，很多人觉得不需要再研究大脑组织本身。事实上，人们过高估计了成像技术的作用，解剖学以及生物化学研究单靠成像图片远远不够，还是得研究大脑组织本身。
考虑到今后可能会需要更多的大脑切片，我特意要了特哈达的联系方式。实习课余，我会找这个热心而有趣的老头视频聊天，同时了解更多大脑银行的情况。
有一次，我问特哈达切分处理一枚24小时之前还在活人体内大脑时的感想，特哈达的脸庞顿时严肃起来：“手上捧着一枚人脑，心里会想‘我的天！就是这东西让一个人能思索、能跳跃、能交谈、能生活的。这些细胞和组织究竟是怎么构成这样一部非凡机器的呢？’这是这份工作的奇妙之处，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那种感觉。如果你愿意到脑组织资源中心工作一段时间，就会有更深的体会了。”天天和人脑相处，我觉得自己一时恐怕难以接受，但还是答应特哈达会尝试做大脑捐献志愿服务者。所谓大脑捐献志愿服务者，就是去找大脑出现问题的病患，劝说他们去世后把大脑捐献出来以供科学研究。
找合适的大脑病患对我来说并不是难事，因为到我实习的科室看病的患者大部分大脑都存在问题，但问题是如何开口说服对方。8月，我碰到一个晚期帕金森患者，根据CT的影像，他的大脑萎缩非常严重，而且肺部感染严重。一次巡诊过后，我委婉地提出了捐献大脑的事情，患者的家属面露难色，提了很多问题，如大脑如何提取，会不会影响追悼会上的仪容，以及提取大脑后会如何处理，等等。我耐心地解释了他们的疑问。开始患者家属还勉强同意，但是几天后他们拒绝了捐献。
特哈达知道我“碰了钉子”，决定亲自出面给我做示范。没想到，经他一番“游说”，患者家属竟又爽快地同意了。原来，特哈达提到了患者的姐姐，也是一名帕金森患者，“你的父母都很健康，为何你和姐姐都患有帕金森呢？我们不确定它从何而来。如果不用真正的大脑进行研究，我们怎么弄清楚发病根源呢？”特哈达告诉我，大脑疾病患者一般在家族遗传病方面有明顯的特征，如果告诉患者捐献大脑有利于发现患病的深层次原因，从而为这类疾病找到治疗的办法，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把特哈达的经验加以发挥，很快有了效果，不到三个月，我就成功游说两名患者签下了捐献大脑组织意向书。
亲历大脑提取手术
2020年9月4日深夜12点，我突然接到特哈达的电话，让我尽快赶到医院。
到医院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一名患者突然死亡，他生前同意捐献自己的大脑，由于哈佛脑组织资源中心签约的病理学专家正在夏威夷度假，特哈达推荐我做一次大脑提取的病理学专家。我心里直打鼓，我虽然学的是大脑神经学，但是从来没有提取过人脑。看到我的犹豫，特哈达拍了拍我的肩膀：“有什么好害怕的，你想想，患者连大脑都捐献了，我们这些学医的难道还畏首畏尾？”
我鼓起勇气，进了手术室，看着手术台上冰冷的遗体心生感慨：一个小时前他还是一个活着的人，现在我就要提取他的大脑作为科研之用。我对着遗体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了一声“谢谢”，然后围绕着遗体转了两圈。这是特哈达特意交代的，说按照患者生前的宗教信仰，这是隆重的告别仪式。
做完仪式后，我开始准备打开颅骨。按照流程，只能从后脑勺打开颅骨，因为只有这样，遗体躺着的时候才看不出颅骨被打开的痕迹，既是对死者的尊重，也让亲友在拜祭的时候不至于毛骨悚然。 随着机器切开颅骨，死者的大脑呈现在我的面前。之前我在实验室多次看到过人类的大脑，已经觉得稀松平常，可是此时此刻，我却难过又激动。只是容不得我感慨太多，因为按照工作流程，大脑的切除手术必须在半个小时内完成，随后第一时间送到哈佛脑组织资源中心进行下一步处理。
10分钟后，我从死者的脑颅内取出尚有余温的大脑，然后乘车直奔资源中心。到了那里，大脑不再属于这个已经死去的患者，而是成为一个被标上编号的试验品。
到了资源中心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先是对整个的大脑进行称重，然后将它分成两半，其中一半切成16个薄片，拍照记录后浸入液态氮冷冻。在冰冷的白雾中，切片变硬变白，然后被放到塑料袋中送入温度在零下80℃的冷库保存。如果某天，某位科学家需要这类大脑进行相关研究，那么这些切片会被再次分割成1厘米大小的切片寄送给他们。而另外一半大脑会立即浸入福尔马林中保存。
连续工作四个小时后，我的任务终于完成了。特哈达非常满意，还问我有没有兴趣成为资源中心的签约病理学专家：“中心是非营利性机构，所以提供给病理学专家的报酬并不高，而且还需24小时随叫随到。但是，签约病理学专家最大的便利就是可以利用资源中心的试验基地开展科研实验。”特哈达最后的这句话打动了我，我没有考虑就赶紧同意了。
开始我以为签约病理学专家会很忙，但是渐渐发现，在资源中心周围的每一家医院都会有一到两个签约病理学专家。所以，后来我提取的大脑数量并不多，但是还是闹出了一些笑话。
2020年12月24日晚上10点，当大家都沉浸在圣诞节的节日气氛中时，我接到特哈达的电话，说一个合作医院有一台大脑提取手术。忙了几个小时回到家后，我再次接到那个合作医院的电话，说有捐赠者刚去世需要提取大脑。同一家医院一天出现两个捐赠者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我赶紧整理行装赶过去。结果我发现捐赠者就是已经做了手术的那位捐赠者，因为手术后从正面看不出来，所以医生也没注意到捐赠者已经做过大脑提取手术了。“来回奔波了一圈，虽然是乌龙，但也足以说明你的技术高超，从而骗过了医生和逝者家属！”听着特哈达的表扬，我只能苦笑。
2021年2月22日，我准备第三次做大脑提取手术。可是，手术前，患者家属不同意提取大脑了。按照工作的流程，患者家属随时可以终止捐赠。我和患者家属聊了一会，得知了他们的担忧是怕破坏了逝者的面像，在我再三保证之后，患者的丈夫提出要和我一起提取大脑。我同意了，但是让他保证不会干扰我的工作。半个小时后，我成功地提取了患者的大脑，患者的丈夫看着手术盘里的大脑，认真地端详了一阵后问：“大脑拿到中心后是编号还是按照姓名来制作标签？”我如实告诉他是编号，患者的丈夫顿了顿说：“其实应该标上姓名，这样才显得尊重，编号看起来是冰冷的。”
我把患者丈夫的建议告诉了特哈达。几天后，当我再次到资源中心的储存室，发现有的编号后面加上了逝者的名字。特哈达握着我的手说：“你是对的，他们虽然死了，但是名字依然是他们存在的符号，而不应该是一串冰冷的数字符号。”
解剖父亲的大脑
4月5日，我的父亲因为大脑发现肿瘤住进了医院。我的导师哈罗德得知情况后，建议我把父亲接到麦克林医院，由她亲自诊治。4月中旬，在多方帮助下，我把父母接到了美国，但是父亲的病实在太重了，已经失去了手术的可能性，只能采取保守治疗。
特哈达也到医院来看望我的父亲。我们在走廊里聊了一会儿，忽然特哈达话锋一转：“亲爱的周，我希望你能说服你的父亲能把大脑捐献出来……”我很是生气：“那是我的父亲，我下不了手！再说我的母亲也不会同意的。”
冷静之后，我意识到特哈达并没有错，其他患者可以捐献，凭什么我或者我的亲人就不能捐献呢？可问题是，即使我说服了父亲，母亲也不会同意我做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的。果然在我和母亲说了特哈达的建议后，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捐出父亲的大脑。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我同意捐献我的大脑，至于你母亲那里我去和她说。”
几天后，母亲找我谈话，她叹了口气说：“如果这样的方式能让你父亲实现环游全球的梦想，我尊重他的决定。”原来，环游世界一直是父亲的梦想，退休后他已经去过几个国家，但突然而至的疾病让他的计划就此搁置。父亲听我说，那些捐赠的大脑切片会进入世界各地的医疗科研机构，既然他的身体已经无法完成环游世界的梦想，那就让大脑来代替完成吧。
我忽然觉得很愧对父亲，这些年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上，连简单的陪伴都没有做到。父亲的精神状况稍微好点，我就陪着他去纽约和华盛顿看了看。6月12日，父亲出现了昏迷。弥留之际，我轻轻地握着父亲的手，呼唤着他的名字。两天后，父亲走完了最后一程，离我而去。看着父亲的遗体，我泪如泉涌。可是擦干眼泪之后，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提取父親的大脑。
提取大脑的手术我已经熟练，可是这次我的手却不停地颤抖，站在旁边的特哈达示意我平复一下心情，实在不行的话由他来做。我拒绝了他，想着可以完成父亲生前环游世界的梦想，心情慢慢地平复了。我心无杂念，终于在半个小时后成功地提取了大脑。
把大脑送到资源中心后，我又亲自把它剖成两半，用无菌盐水清洗。我将其中一半沿前后方向切成薄片，然后用手术刀取出关键部分——小脑，放进两个有特氟龙涂层的铝片中夹好，然后用干冰和液氮的混合物在几秒钟内冻结。另一半放到福尔马林中浸泡。
特哈达把标签递到我的手里，看着上面父亲的名字。我心情复杂，考虑片刻后，我擦掉了父亲的名字。特哈达困惑地看着我，“在这里，每一个大脑的主人都是一个英雄，而我的父亲生前低调，我相信他能接受我的做法。”我平静地说。
如今父亲的大脑静静地躺在美国麻省麦克林医院的哈佛脑组织资源中心储藏室里，等着世界各地科研机构提出研究申请，以特殊的方式完成他生前环游世界的梦想。
在国内我的很多亲戚无法理解我的做法，骂我不孝，让父亲至死都没有一个完整的躯体。我不想过多地解释，资源中心每一个捐赠者，在离世多年之后，都还在为科学研究、为人类做贡献，他们的生命在这个特别的银行里以特别的方式在继续产生价值。而我自己的大脑，只要将来有需要，我会毫不犹豫地捐献出去，生是一种存在，而死也是一种存在。
编辑/叶正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