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是被毛泽东赏识为“是个人才”的胡乔木，一位是被江泽民赞誉为“革命信念，始终如一”的王翰。由于早年求学在外，两人虽为盐城同乡，彼此却无缘相识；是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让两位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沪结乡谊，从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本文展示的是20世纪30年代胡乔木与王翰相遇沪上，并肩苦战于孤岛上海的片断。
　　
　　胡乔木三到上海滩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一座“冒险家的乐园”!
　　胡乔木自杭州抵沪后，在闸北江湾路租了个亭子间住了下来。
　　三年前，北平团市委被解散后，由于胡乔木北平团市委宣传部长的身份暴露，无法再返清华完成学业，于是听从父亲建议并经组织同意回盐城隐蔽，1932年3月途经上海交通大学时，结识了与哥哥胡达新同在一系读书、时任中共学生支部书记的王翰，并与他们进行了两个月的交往。一年后，家乡盐城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胡乔木在成功摆脱了叛徒的严密搜捕后(胡乔木于1932年秋经时任中共盐城县委书记嵇荫根介绍入党，先后创办过《海霞》、《文艺青年》等进步刊物)，于1933年9月第二次避到上海并与王翰相聚，当时王翰建议他转赴浙江大学读书，这样可以一面坚持学习以完成学业，一面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考入浙大外文系二年级后，胡乔木很快结识时任学生会主席的中共地下党员施尔宜(施平)，于是单枪匹马地办起了旨在宣传抗日救国的《沙泉》壁报，其刊头画便是“移植”自王翰寄来的《中国论坛报》中的一幅插图；办壁报遭校长郭任远“训话”后，又在外文系组织读书会，利用同学们懂外文的有利条件，组织大家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外文原著；后来，干脆利用郭任远与学生们的对立情绪，在全校组织成立了一个旨在“驱郭”的罢课委员会，这样，在浙大仅读一年，即因参加并组织学运被校长郭任远视为赤色分子而开除!眼下，怀揣着教务长费巩教授私下开具的“学籍证明”，胡乔木又第三次来到上海滩。
　　两年前，回乡隐蔽的王翰自盐城返沪时，曾劝说过胡乔木：“你学业未就，应继续读书，因为在校读书同样可以做革命工作，共产党的组织各地都有。”然而，眼下的中国到处是血雨腥风，一片白色恐怖，热血青年又怎么会熟视无睹于窗外时局而静默于书斋?自己于清华和浙大的两次经历不正是如此么!寻找组织?与北平的联系早已中断，盐城的党组织亦已瘫痪，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又叛变自首……
　　一筹莫展之际，胡乔木突觉眼前一亮：对，找王翰去!
　　
　　胡乔木与王翰共做“社联”工作
　　
　　1935年2月，胡乔木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组织部长的王翰取得联系。
　　王翰，这位后来与胡乔木结下深厚革命情谊的盐城同乡，建国后曾任中南行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监察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1957年因被列为国务院内的大“右派”而遭受不公正对待，历经磨难，直至1979年3月23日中组部作出《关于王翰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改正结论》后，才正式恢复其政治名誉，恢复其党籍；然而，21个月后的1981年1月2日，王翰却不幸因病逝世。
　　比胡乔木年长一岁的王翰，原名陈延庆，其父陈曙东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既带有旧时代思想烙印又接受现代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与胡乔木的父亲胡启东同为盐城知名人士，两家交往密切。王翰于1923年在家乡小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南洋中学，后因参加学运转入浦东中学，1930年考入上海交大土木工程系；1931年发动并帮助上海学生抗日救国会组织600余人赴南京示威，因在宁组织捣毁《中央日报》社被捕，经营救获释后，参加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并加入上海“社联”组织；1932年加入中共并很快成为交大党支部书记，曾因组织捣毁白俄《柴拉报》报馆而被捕；1933年被交大开除后，任中共南市区工委组织干事，后因组织遭破坏回家乡盐城隐蔽，同年返沪，免试插入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四年级；1934年出任“社联”常委、“社联”党组成员并兼任宣传部长，次年1月出任“社联”组织部长。
　　此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虽说遵义会议的召开，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但在上海，因中共地下组织屡遭破坏，秘密电台亦被国民党警察搜走，上海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中断。一时，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实际上已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之中。
　　身为“社联”组织部长的王翰，一方面要继续领导沪东区的工作；另一方面还领导着“社联”编辑部的工作，大量的组稿、编辑、校对、发行及日常行政事务工作忙得他不亦乐乎。因此，急需人手的王翰，一见胡乔木到来，高兴得连连叫道：“天助我也，天助我也!”
　　王翰立即汇报并介绍胡乔木参加“社联”。很快，胡乔木被任命为沪东区干事会干事，并参与“社联”编辑部工作，隶属于王翰领导。
　　
　　王翰介绍胡乔木重新入党
　　
　　1935年2月19日，中共上海中央局、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上海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文总”)以及“左联”、“社联”的负责同志和一些共产党员计约30余人被捕。其后，上海中央局先后又间接遭受6次破坏。
　　面对如此恶劣环境，胡乔木与王翰一起坚守阵地，勇敢接受考验，努力办好“社联”机关刊物《盟报》。针对所谓“红军垮了”、“毛泽东被杀害了”、“朱德正被悬赏捉拿”等众多谣言，胡乔木写下《评红军是不可消灭的》文章发表于5月的“社联”刊物；与此同时，王翰采写的关于国民党特务破坏复旦学生反对“何梅协定”的报道也一起发表出来。一时间，以刊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传播朱毛红军的北上抗日为主要内容的“社联”《盟报》，社会反响很大。为此，敌人千方百计地企图查禁，而《盟报》则采取或更换刊名，或迁移地点，或调换印刷厂家，以灵活多变的形式显示出了自身顽强的生命力，使每期的出刊发行数量始终保持2000多份。不仅如此，“社联”还不时地推出一些宣传小册子或传单，并出版一些社科方面的知识读物。
　　这期间，胡乔木还为《知识》创刊号写下了《友乎、敌乎?!》一文，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亲日派徐道邻的《敌乎，友乎?》谬论，主编钱亦石评价胡乔木的文章：像个老手笔！
　　是年5月，胡乔木经王翰介绍重新加入中共，实质是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代表党组织找其谈话的是时任“社联”党团书记的陈处泰同志。不久，胡乔木便升任“社联”常委、宣传部长。他与王翰一起，继续负责《盟报》的编辑工作。
　　此时的上海，在经历了7月份的又一次大破坏之后，上海中央局、江苏省委、上海的各区区委等，几乎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全部破坏，共青团上海中央局也不复存在。
　　
　　胡乔木出任“文总”党团书记
　　
　　1935年夏，上海重新组建了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周扬任书记。10月，在“文委”的领导下又成立了新的左翼文化界总同盟领导机构，胡乔木出任“文总”党团书记，王翰、邓洁分别为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
　　“文总”是左翼文化人的大本营，它领导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中国左翼音乐工作者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世界语小组等八个文化组织，并创办有《文化斗争》、《文化月报》等刊物。
　　这样一来，胡乔木又成了王翰的领导。然而，无论是谁领导谁，他们都互相尊重，互相支持。王翰对胡乔木是钦佩有加，乔木的才思敏捷、工作细致、处事沉稳等诸多特点，给王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连毛泽东这样的伟人都赏识“乔木是个人才”。胡乔木对王翰也十分敬重，他对王翰敢说敢为的品行、雷厉风行的作风、诚挚坦荡的胸怀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不渝，倍加赞赏。1998年12月30日，江泽民曾为《王翰传》一书亲笔题词，赞誉王翰“革命信念，始终如一”。
　　
　　解散“文总”组织抗日统一战线
　　
　　1935年秋，正当胡乔木、王翰等为失去上级党组织的领导而倍感苦恼，期盼着能尽快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之际，他们在苏联驻华使馆新办的书店意外地买到了英文版的《共产国际通讯》和《莫斯科日报》，上面竟刊有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包括季米特洛夫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的报告，更值得高兴的是，他们同时还买到了登有中共《八一宣言》内容的英文版《救国报》!
　　终于有了党中央的消息!终于有了党中央的指示!胡乔木、王翰等阅读着虽不齐全、但却透露了党中央许多新精神的英文刊物，内心充满了兴奋和激动。
　　根据中央精神，“文总”立即行动起来。他们首先把《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译成中文并组织学习，尔后讨论工作转变，提出了准备解散“文总”和各个“联盟”以迎接抗日高潮的问题。因为“社联”、“左联”、“教联”等组织所吸收的对象要求过高，组织生活的方式同支部没有什么差别，开展的活动也太左，而过“左”的做法又不便于团结进步力量，更不适合组成民族统一战线，后来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也确实推动了“文总”工作转变的完成。
　　恰在此时，周扬、夏衍、胡乔木等很快得知了来自莫斯科的密信，信中要求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左联”的工作“要有一个大的转变”，要“追随”并“符合”抗日统一战线，即：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取消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极力争取公开的可能”，“凡是不愿作亡国奴的作家、文学家、知识分子联合起来”。
　　为了统一各组织行动，使上海地下党工作更加适应新形势，以胡乔木为党团书记的“文总”，在东方地下党工作更加适应新形势，以胡乔木为党团书记的“文总”，在东方旅馆及时召开上海各革命组织联席会议，讨论《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组成联合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随后，又与王翰等具体研究上海革命组织的现状。
　　
　　成立“临委”领导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2月，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邓洁任“临委”书记，胡乔木和王翰分别为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重大事情由他们三人商讨决定。
　　“临委”成立后，由胡乔木起草宣言，宣布“文总”解散，“文委”则依然存在。“临委”与“文委”的关系不是隶属关系，双方在人员和工作关系上互有交叉，互有配合。
　　江苏“临委”成为领导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机构。
　　2月25日，胡乔木的一篇关于萧军《八月的乡村》书评，在《时事新报》的《每周文学》发表。未料想，书评一出，很快引来张春桥化名“狄克”的批驳文章。“狄克”这篇旨在攻击鲁迅的书评，发表在3月15日《大晚报》的副刊《大地》上。鲁迅看穿了这个假“左”派的反动本质，随即写下《三月的租界》予以痛斥。
　　不久，文艺界又发生了以鲁迅和周扬为代表的所谓“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的口号之争。胡乔木认为，周扬号召各阶层、各派别作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创作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其目的是对的；但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具有片面性，容易使作者忽视无产阶级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他对王翰说：“鲁迅先生的口号，符合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我们不应该对他采取攻击。”
　　在后来由周扬、邓洁、胡乔木、钱俊瑞4人参加的讨论会上，邓、胡、钱3人都不赞成周扬对鲁迅的态度。鲁迅后来对代表江苏“临委”前去看望他的邓洁也说过，对蒋介石不能抱有过多的幻想，这就好像一个有毒的东西，不是用一块肥皂就能洗得干净的。我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不能因此放弃无产阶级文艺的原则，不要无产阶级文学。
　　
　　冯雪峰秘密返沪传达党中央指示
　　
　　1936年4月，一位重要人物秘密而至。他会见鲁迅，接触胡风，周扬、夏衍、胡乔木等则全然不知。显然，由于长时间地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这位负有重要使命的人物，对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持有谨慎观望态度。
　　很快，周扬等亦风闻中央已派来要员。经多方打听，方知来人为冯雪峰。
　　冯雪峰，原为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文委”书记。1933年因被国民党特务盯梢而奉命离沪，秘密前往中央苏区，后随红军长征到达延安。这次秘密返沪的任务是：迅速弄清上海地下组织的情况，尽快恢复其与党中央的直接联系；同时，利用鲁迅关系，努力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冯雪峰的秘密返沪，终于使上海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江苏“临委”总算结束了孤军奋战的岁月。据王翰后回来回忆：“冯雪峰来沪后，正式向我们传达了遵义会议的情况，带来了一批中央文件，如十二月瓦窑堡会议决议，红军将领致东北军军长董英斌的信，以及‘逼蒋抗日’的精神和有关文件。在建党问题上，邓洁向我们传达了冯雪峰带来的中央指示，指出要上海暂时不要发展党。这样，临委就通过冯雪峰在中央的指示下进行工作了。”
　　是年5月，北方局派人来上海，带来了刘少奇的文章和北方局的文件。胡乔木、王翰等迅速将其翻印，并将刘少奇的《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等文章挑选出来，认真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进行学习。白天，他们奔走于各群众团体之间，实地进行着抗日救亡的活动指导，夜晚则与活动分子进行座谈，具体了解社会各界之动态，及时把握青年学生的思想状况，有时，他们还频繁地走访社会各界人士。兼管着全国学联工作的胡乔木，在这段时间内还应陆璀之请，为全国学联机关刊物《学生呼声》，撰写过如《今年“五四”的纪念》、《五月底的三个惨痛纪念》等较有影响的文章，呼吁广大的青年学生们要立志爱国，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
　　
　　胡乔木西行王翰南下
　　
　　由于特务的盯梢，邓洁、丁华等江苏“临委”负责人，又于1936年9月先后落入了国民党特务手中。随后，各救国会、武自会、共青团等许多抗日团体也相继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11月23日晚，国民党当局竟然又制造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邹韬奋、史良等救国会领袖不幸被捕!
　　“七君子”事件的发生，使上海的白色恐怖再次升级。胡乔木、王翰等必须立即隐蔽!于是，位于新闸路的培明中学很快便来了一位自称“胡定九”的英语教员。盐城籍的校长见这位年轻的同乡才华出众、教学在行，高兴地接收了他。
　　“胡定九”不是别人，正是化了名的胡乔木。此时的王翰则与胡乔木的妹妹方铭喜结连理，住于徐家汇法租界西爱威斯路的一个里弄内。
　　胡乔木和王翰分头转移并各自隐蔽下来之后，方铭以妹妹和妻子的合法身份，穿梭往返于哥哥和丈夫之间，努力保持着他们之间密切的工作联系。然而，由于长期的日夜操劳，此时王翰的胃病已日趋严重。经组织同意，他于是年底回家乡盐城作短暂休养。但王翰仍没忘记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1937年1月，改组后的新的江苏临委成立，成员为李凡夫、胡乔木、王翰、钱俊瑞、徐雪寒，李凡夫任“临委”书记，胡乔木、王翰仍分别分管宣传和组织。原“临委”书记邓洁，经组织保释出狱后已先赴延安。三个月后，胡乔木接到冯雪峰通知：速离上海，与李凡夫同赴延安!
　　于是，25岁的胡乔木在上海西郊真如车站告别战友，登上西去的列车，从此开始了日后与毛泽东珠联璧合、风云中国文坛和政坛的“党内第一枝笔”的非凡人生!
　　同年10月，王翰衔命南下武汉。就这样，胡乔木和王翰从此天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