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这个在过去100年里震撼了大半个世界的幽灵，无疑也塑造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从辛亥革命到苏区革命等政治事件的话语模式。1927年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以苏维埃运动的形式开始其武装反抗，在赣南闽西（中央苏区）之地点燃了星星之火。作为革命运动的首次独立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苏维埃革命过程中奠定了诸如武装革命、群众路线、土地革命和社会改造等系列中共革命的思想和原则基础”，而1930年代中期的革命失败，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前的最后一次战略性失败”。暂时的失败使得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开始长途跋涉之路，最终迈上了革命建国的“星光大道”。
　　与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泛滥描述和研究相比，人们似乎有意要遗忘1933~1934年这段重要的失败经历，抑或固守于某种“历史定式”般的简单解读。《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一书，试图用“自己的眼睛”寻找“这次失败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跳出了那种以“左”的错误为这次失败定性的“历史定式”般的解读模式，更多地从当时的社会“现实”考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深层原因。
　　无论是毛泽东所言“革命力量可以利用反动派之间的空隙而长期存在和发展”，还是陈诚所说的“赣南山乡辽远，遂至更成化外”，都符合新兴革命势力首先得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政治通律。而这个“夹缝”在哪里、有多大，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中央苏区初创和发展初期，恰逢国民党内部先后展开蒋桂、蒋冯及中原大战，南京方面对远在赣闽边界的中共武装几无余力，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击败数次“围剿”。而在1930年代中期，国内实力派军阀被击退或清除，日本在华北的侵略告一段落，南京政府和英美等国加强政治经济联系并大量订购武器装备，进而全力围剿中央苏区，此时中央苏区面对着重大压力下战争资源的匮乏和枯竭。“反围剿”能否成功，不仅要看自身斗争策略，还得看对手的准备情况。在第五次“围剿”中，“南京政府占据着中央政府的制高点和全国资源的绝对优势，利用着国际国内的有利优势”，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原则，从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对中央苏区展开了全面“总体战”，压缩红军的活动空间，逼迫红军进行打资源、拼消耗、比人力的主力决战，终于迫使在多种境遇下实现了超常发挥的共产革命不得不停歇下来。
　　1934年的这场失败，虽然以博古、李德等为首的领导人难辞其咎，但他们指导上的问题只是在苏区遭遇内外不利环境下才被放大的。这些被历史推上中心舞台的年轻人，无论是和苏区革命中的前人或者后人相比，他们改变了的或者可以改变的东西实属有限，因为这一时期国共之间的对垒，并不在同一数量级上进行。在一个丛林法则的世界中，实力终究是进退成败的关键，“在高歌猛进的革命大旗后面，柴米油盐等物质资源这类现实因素总是会顽强地显示它们的存在”。
　　历史并非总是“任人涂抹打扮的女孩子”，当那种滚滚大潮向前、势不可当的残酷和凶猛退去，历史就会显露出它囿于各种“现实”条件的本真。今天我们回首革命，应当“尽可能在不预设前提的背景下，去面对原初的历史”，这样才能“在不确定的可能中全力逼近那确定的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