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民歌《上邪》是一首以爱情为主题的千古绝唱，动人心魄的誓词短短数十字却被传诵至今。与其同名的长篇小说《上邪》却大胆解构了古老情歌《上邪》所歌颂的不渝爱情，她笔下的红男绿女将婚姻视作牢笼，身为笼中的囚鸟不安于室拼命逃离，然而当躁动的灵魂刚触碰到所谓“自由”时又瞬间勇气全失，缩回巢穴从此不肯再向前一步。出轨之后的孟渔觉得自己早已没有了“天”，因为他的“天”是古乐府里女子的“上邪”，“没有了‘长命无绝衰’，也就没有了天”。小说用三个故事分别叙述了朱茱、孟渔、汤弥生、小喻、姬元等男男女女在婚里婚外关系中的挣扎、迷茫与思考，将自古以来歌颂忠贞不贰的爱情模板狠狠打碎。第一个故事里孟渔恋上有夫之妇朱茱，第二个故事姬元介入了闺密小喻和她丈夫汤弥生的婚姻，第三个故事又安排孟渔和姬元于香格里拉相遇。至此，孟渔、朱茱、汤弥生、姬元四人巧妙地形成一個闭环。整部小说颠覆了浪漫爱情传说，童话般的诗意浪漫在她的笔下变成了悲剧的现实主义，用绝望的笔触勾勒出当代知识分子尤其女性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婚姻困境。
　　日常书写自人类诞生之日起便如影随形，因其往往代表着平淡、琐碎、普通，而不被创作者青睐。直到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常书写才走进了大众视野，被文学界所接纳。阿袁则十分擅长从人物身边的琐事下手，既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又让读者产生极强的情感认同，她笔下的人物往往真实而亲切，作品既贴近生活又富有魅力。《上邪》中的日常书写极具代表性，小说对人物所在的生活环境进行了细致描摹，同时也深入探究了日常饮食背后所隐喻的两性关系。
　　一、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摹
　　阿袁的小说擅长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细节书写来表达男女藏在心里的隐秘情感，在婚姻关系产生罅隙的时候，她往往通过主人公对琐碎事物的关注来侧面表现他们心理状态的变化。从整体看来，阿袁对于日常经验的描摹十分细腻，她常从生活取材，利用日常起居的生活细节凸显独树一帜的写作风貌。
　　在《上邪》中，阿袁用不小的篇幅对家务琐事进行了隐喻和描写，比如在对待家务的不同态度上就暗示了朱茱心理上的变化，在同孟渔偷情之前，朱茱从未全权包揽过家务：“家务原来是她和沈一鸣分担的，她做饭，他洗碗;或者他做饭，她洗碗。”但自从偷情之后，她一边享受着肉体上的愉悦，一边带着负罪感开始在家事上进行“赎罪”：“她于是以一个罪妇的心态把家里的家务全包了，买菜、做饭、洗碗、拖地，甚至手洗沈一鸣的袜子，她原来因为嫌弃袜子有臭味，总是用衣架挑了扔进洗衣机的。但现在她一点儿也不嫌弃了。”她甚至自虐式地觉得沈一鸣的袜子脏不过她，“袜子再脏再臭，也脏不过她吧？她有什么资格嫌弃沈一鸣的袜子呢？”这种精神上的自我虐待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朱茱的心理负担，但同时也将她与沈一鸣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
　　在发现好闺密姬元同自己丈夫的不轨关系后，小喻没有大吵大闹，反而是默许了这段关系的存在，然而她并非真的如丈夫汤弥生所想的那般哀而不怨，也并非真的甘心重返封建时代做一个“开明”的“大房”，在她一如既往的温婉娴静和若无其事下其实暗流涌动。作者并没有直接描写出小喻对于此事的想法和态度，而是通过大量的生活细节上的前后对比对小喻的这种心安理得进行铺排和陈述，比如在小喻和姬元出去逛街时，之前小喻会抢着付账，而现在全默认由姬元买单，等买完东西又有意使唤姬元提着大包小包跟在后面，活像个女用人一样;再如做饭的时候，小喻之前从不让姬元帮手，现在哪怕没什么事也要喊她站在一边看自己做菜。小喻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表现出对这段不轨关系的不满？原因其实是她之前同丈夫在一起时，由于文化水平的不对等而产生了一种低人一等的自卑感，哪怕为了汤弥生流掉了一个成形的孩子，哪怕因此无法再生育，在这段婚姻关系中，她依然处于下位，“这些年，他的风头越来越好，而她，也越加习惯看他脸色了”。她畸形的心态失衡需要通过这种方式将自己在面对汤弥生时所丢失的地位变相讨回来—她要让汤弥生一直觉得内疚，一直觉得亏欠于她。她甚至还因汤弥生的出轨而感到隐隐的愉悦，她宁愿三人一同沉入肮脏的泥淖，也不愿从这段长期不平等的婚姻和畸形的三人关系中挣脱出来，而这些小心思全部表现在了日常生活里，三人一同出去吃饭，姬元想点一道东坡肉，“汤弥生刚在点菜单上写了‘东坡’两个字，小喻说一句，多腻呀，大晚上的，吃这个东西。汤弥生停下了，看一眼姬元，又看一眼小喻，小喻正用湿餐巾，仔细地揩自己的手指。是吗？汤弥生讪讪地，又把‘东坡’两个字涂掉了”。
　　知识分子们平时生活的环境也是阿袁重点关注的对象。朱茱是个讲究生活品质的人，她对于办公室地板上是否要铺地毯都曾有过一番心理斗争：“朱茱以前打算过在地砖上铺一层地毯的，她和陈小美还去市场上看过，有一种暗花的墨绿色毛毯她很喜欢，一问价格，太贵了……陈小美建议买另一种，那种深灰色的化纤地毯，经济，实用，还耐脏。可朱茱又看不上，她觉得与其买那种丑陋的化纤东西，还不如不买。”后来朱茱从家里搬了出去，在外租了一个小房子，也下意识地想回归到曾经文艺又优雅的生活节奏中去，她“用花方巾包了头，在房间里洗洗刷刷了几天，又上植物市场买了些花草回来，一盆绿萝，一盆凤尾蕨，还有一大把水竹”。朱茱在小小的出租屋里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岁月静好的生活假象，然而她深知终有一天会有人将这个幻想打破，越是美好就越是痛苦，这些琐碎的日常背后所代表的，是身处婚恋问题中的女人们无法挣脱的心灵苦难。
　　二、饮食书写与两性关系
　　阿袁对于“饮食”背后所象征的东西有着敏感的认知，男女之间的话题一旦与饮食日常搭上边，其关系必然也不正常了。朱茱发觉沈一鸣和汤燕联系倒不打紧，但得知他们聊了日常生活范畴内的饮食话题，便立刻警觉了起来：“沈一鸣竟然瞒了她，和汤燕还有联系，还和她聊什么腌青椒，腌青椒又不是高分子材料方面的专业问题，而只是日常生活，属于‘饮食男女’的范畴。他们不过是师生，又不是男女，有什么必要聊‘饮食’呢？”
　　在前两个故事里的“局外人”孟渔和姬元在第三个故事中走到了一起，神奇的是二人虽在一起生活却整日只吃饭、喝茶、看天—他们所看的天，是康德口中需要敬畏的天。哲学系的姬元信奉康德的观点：“世间有两样东西，应该敬畏，一是头上的天，二是心中的道德。”她自视丢失了道德，如今便只剩下了“天”可以敬畏，而姬元的“天”是食物，她对于食物始终抱有一种近乎虔诚到低微的姿态和几近痴迷的热忱，“在面对美食佳肴时，能由衷地生出幸福感”。而她同好闺密小喻开始熟络便是由食物牵线，姬元把乡下小姨给她带的一只芦花母鸡和十几个土鸡蛋送给了小喻，小喻投桃报李地请她吃了一顿饭，用清蒸芦花鸡、素炒花蛤、凉拌秋葵这三道小菜征服了姬元的胃。
　　《上邪》中的饮食书写被阿袁赋予了深刻的精神内涵，她将食物当作一种艺术工具，让它们在人物的塑造、感情的传递上发挥功用。如姚老太太抽屉里的茶罐大大小小的，装着完全不同种类、不同价格的茶叶，茶和人一样被她分成了三六九等，遇上她不喜欢的人她便奉上一杯便宜普通的清茶，而朱茱却因沈一鸣的缘故能讨得到姚老太太一杯上好杭白胎菊茶。这同《红楼梦》里妙玉拿不同的茶具器物招待大观园各人有一点浅白的异曲同工之妙。听说沈一鸣替朱茱挑鱼刺后，孟渔便赌气似的帮朱茱剥虾，仿佛在挑衅一般。一个吃饭的举动暗示了雄性之间可笑的竞争关系，表面上是表达爱意，实则完全将女性视作一种竞争工具，物化女性。朱茱曾于偷吃之后尝试着为沈一鸣做羹汤以赎罪，因为沈一鸣爱喝老鸭汤，里面放上茶树菇和薏米，在灶上用砂钵慢慢炖上一个时辰，炖得老鸭又酥又烂，入口即化。可在炖汤的时候，“朱茱突然嚎啕大哭起来。灶上的汤还在咕咕地响，窗外的风景也还是一样的，”然而“朱茱知道什么都变了”。
　　有时阿袁会用成年人对食物的欲望指代其对情爱的渴望，“女儿每次就吃几颗。荔枝上火，朱茱，你也别吃了，她说，那时她还是小学生，就会一本正经地管朱茱，仿佛她是朱茱的家长。朱茱只好不吃了，但她还是忍不住，又趁女儿没看见时偷偷吃几颗，再吃几颗”。朱茱对荔枝的贪欲是无法控制的，甚至是需要靠外力来约束的，而她对于荔枝的欲望也为后面她对于感情的背叛做了很好的性格铺垫，她渴望情欲，享受偷情所带来的快感，即便理智告诉她这一切是错误的，她仍无法从这巨大的快感中抽身而退，这便是阿袁笔下人性的弱点。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各有各的光鲜辉煌，也各有各的激情堕落，然而到了阿袁这里，却利用日常起居不动声色地将知识分子们的真实样貌描绘了出来，她通过生活日常和感情琐事将人性剥皮见骨般地拆分出来，将男人的道貌岸然、女人的心怀鬼胎、婚姻的悲剧关系淋漓尽致地现于人前，通过对阿袁的文学解读，我们似乎看到了新世纪女性文学两性关系平等对话的未来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