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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对发挥集体土地的资源和资产效益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贵州省黔东南州为例，对其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动因与模式选择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土地供需矛盾、新型城镇化及惠民政策实施是其主要驱动因素。西江模式、农业产业园模式和城郊模式是该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主要模式。
【关键词】集体建设用地流转 动因 模式选择 黔东南州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1]。改革决定似乎给暗流涌动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带来希望，但黔东南州作为少数民族落后地区，因历史及区位的原因，其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非常之少，仅开展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意义不大，因此，分析黔东南州全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动因，利用国土资源改革的契机及民族自治权利，选择符合黔东南州实际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模式至关重要。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一直是我国理论界研究的热门课题，研究主要集中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现状、问题、可行性研究；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模式；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产权及收益分配研究等[2]。然而，当前的研究对象和区域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缺乏对西部贫困少数民族地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研究。因此，本文以贵州省黔东南州为例，分析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动因与模式选择。以期为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流转提供理论依据。
1.黔东南州集体建设用地分布与特点
1.1农村较多，城镇规划区内较少，经济价值不高，经营性非常少
全州集体建设用地分布广，数量较大，根据2013年黔东南州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全州有37466.70公顷集体建设用地，占建设用地总规模的52.01%，大多分布在交通不便的农村，城镇分布不多，总体上经济价值不高。福利性质的宅基地和公益性质的基础设施占绝大比例，其经营性的集体建设用地非常少。
黔东南州2013年建设用地权属统计表
单位：公顷、%
1.2部分用地区位条件逐步改善，集体建设用地的价值也不断显现。
随着“县县通高速”实现，水陆空立体交通条件的不断完善，以及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省级工业园区的设立，其分布在交通廊道、城镇周边、工业园区内的集体建设用地的区位条件不断提升，加上坚守耕地红线，国家对新增建设用地进行控制，缩小征地范围，其集体建设用地的价值也不断显现。
2.黔东南州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动因分析
2.1保障发展与保护资源矛盾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动
在党委政府“奋发赶超”战略的号召下，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对建设用地需求越来越大，因地形原因，建设需占用大量耕地，同时又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从而保障发展与保护资源矛盾日益凸显。优化配置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是解决保护耕地与保障建设用地的有效途径，必然刺激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同时也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
2.2新型城镇化促进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动
黔东南州有16个县市及205个乡镇，面对数量多，规模小的不利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乡镇布局现状，为破解城镇发展资源与要素空间分散的制约，整合集群优势、提高效率、增强经济产业的区域竞争力，党委政府提出了 “十城百镇千村” 城镇体系规划发展战略，大力推动形式多样的城镇集群发展模式，以新型工业、外来产业承接、民族文化与生态旅游业、城乡公共服务体系构建为基本动力，农村移民和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为补充，中心集聚与网络化发展有机结合，产业化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经济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同构建的健康稳定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种以规划促进城镇化，集体设用地流转是破解建设用地需求瓶颈的最好措施。
2.3惠民政策驱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动
目前，全州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546公顷，其中大部分是以复垦农村宅基地来置换建设用地指标，符合增减挂钩以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城乡统筹发展为导向的要求。同时，生态移民工程实施要与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结合，与发展旅游等特色小城镇相结合，为确保扶贫生态移民搬得出、留得住、能就业、有保障。政府出台一系列土地惠民政策，政府在无形中推动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另外，由于设施农用地不能全面满足全省实施“5个100工程”中“农业产业园建设”，也必然驱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
3.黔东南州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动模式
3.1雷山“西江”模式选择
因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品牌的成功打响，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用地需求日益增大，但因地形地貌限制及保护原始风貌的要求，通过征收土地来满足用地需求是不可取的。基于当地老百姓有宅基地，但苦于没有资金修建“家庭式”宾馆，受市场驱动，社会民间资本投入，出现了许多老百姓出地，老板出资修建宾馆，老百姓拥有地和房所有权，老板享有一定年限使用经营权。该流转模式未改变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是典型的“保权让利”模式[2]。黔东南州作为东部旅游黄金线，是旅游大州，雷山“西江”模式适宜在旅游景区及旅游小城镇推广，此模式不仅保护耕地，也保护老百姓权利。
3.2农业产业园模式选择
采用“园区+公司+标准+合作社（或家庭农场）+农户+科技服务”的运管组织形式[4]，黔东南州农业产业园建设用地流转分为农地流转和宅基地置[5]换两种方式：农地流转方式为：先农户与生产队签订流转土地协议，再生产队与公司签订流转土地协议，期限为50年。年每亩稻田按500斤稻谷标准计算作为公司每年支付给各农户的流转费用。待生产队与农户双方签订流转协议后15个工作日之后支付年度流转金，价格实行一年一定价计算。此后，公司在每年的7月31日前支付次年的流转金。各农户土地流转期间，国家补贴的种粮直补等相关土地优惠政策由各农户享受，国家针对项目的补助由业主享受。宅基地置换方式为：以户口人数为准，确认房屋面积确；以产权证登记的合法面积为准，确认宅基地面积；以房屋实际占地面积为准，分货币安置和现房安置两种方式。以复垦宅基地置换建设用地，以农村旧房置换规划区新房。 3.3城郊模式选择
为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化种植，农村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防止土地撂荒等土地经营现象，并维持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黔东南州城郊建设用地流转[6-7]采用反租倒包、互换、转包、转让、租赁等5种方式。反租倒包指村合作经济组织将农户承包的土地反租过来，再转包给种养大户、单位或个人。主要适合成方连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种养小区和规模经营；互换指农户根据种养需要，将承包的部分或全部土地进行调换。主要适合种养小区不愿从事统一种养项目的农户与小区外愿意从事统一种养项目的农户进行土地调换；转包指农户将承包的部分或全部土地转包给其它农户、单位或个人。适合暂时无力经营土地或从事非农产业但不能完全放弃土地的农户，在一定时期内将其土地使用权进行转包；转让指农户将其承包的部分或全部土地转让给其它农户、单位或个人。其特点是终止原土地承包合同关系，确定新承包方与发包方的关系，由新承包方履行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主要适合从事二、三产业、收入稳定、自愿放弃土地的农户，将其土地承包权进行转让，也适合解决因人口增减造成的人地矛盾；租赁指农户将其承包的土地租赁给其它农户、单位或个人使用。主要适合一个或几个地块相连的农户联合进行土地出租，也适合村合作经济组织将农户的承包土地反租后，再向外出租。
4.结论
少数民族地区集体建设用地多分布在农村，使得土地经济价值不高，土地经营粗放。在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保发展与资源可持续利用矛盾的背景下，对生态环境较脆弱的黔东南州，需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惠民政策深入民心的步伐，加快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实现脱贫致富和生态文明建设。经实地考察和文献资料阅读，当前比较适合少数民族地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基本模式为：旅游产业选择“保权让利”模式；农业产业园选择“园区+公司+标准+合作社（或家庭农场）+农户+科技服务”模式；城郊选择反租倒包、互换、转包、转让、租赁等方式。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
[2]吕萍，支晓娟.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影响效应及障碍因素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8（2）：12-18
[3]卢炳，克潘，莹刘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模式的比较分析.法制与社会.2012（4）：7-10
[4]韩冬，唐健，韩立达.基于SI_CU分析的成都市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政策评估[J].中国土地科学.2012（8）：3-9
[5]崔宝敏.天津市_以宅基地换房_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新模式[J].中国土地科学.2010（5）：37-46
[6]余洁，唐龙.城郊区大遗址保护用地流转的制度分析_以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区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08（5）：127-133
[7]毛飞，孔祥智.政府支持和模式创新_来自重庆市江津区的经验与启示[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126-132
Analysis on driving factor and mode selection of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circulation
--A case study on Qiandongnan district
YANG Zongzhou
（Land Resources Survey and Planning Institute of Qiandongnan， Kaili， Guizhou， 556600）
Abstract：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circulation had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ncreasing economic benefit of land use resources. Taking Qiandongnan for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 the driving factor and mode selection of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circulation in Qiandongna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land， new urbanization and favorable policy implementation were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Xijiang model， agriculture industrial park model and suburbs model were the main models of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circulation.
Key words：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circulation； driving factor； model selection； Qiandongnan
作者简介：杨宗周 （1979- ），男，贵州黔东南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
基金项目：
贵州省软科学研究项目“贵州工业化、城市化加快推进时期耕地保护研究”[黔科合体R字（2012）2030]；贵州省环境科学教学团队项目（黔教高[2012]426号）；贵州师范学院环境科学教学团队项目（贵师院[2012]47号）
【关键词】集体建设用地流转 动因 模式选择 黔东南州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1]。改革决定似乎给暗流涌动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带来希望，但黔东南州作为少数民族落后地区，因历史及区位的原因，其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非常之少，仅开展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意义不大，因此，分析黔东南州全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动因，利用国土资源改革的契机及民族自治权利，选择符合黔东南州实际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模式至关重要。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一直是我国理论界研究的热门课题，研究主要集中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现状、问题、可行性研究；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模式；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产权及收益分配研究等[2]。然而，当前的研究对象和区域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缺乏对西部贫困少数民族地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研究。因此，本文以贵州省黔东南州为例，分析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动因与模式选择。以期为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流转提供理论依据。
1.黔东南州集体建设用地分布与特点
1.1农村较多，城镇规划区内较少，经济价值不高，经营性非常少
全州集体建设用地分布广，数量较大，根据2013年黔东南州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全州有37466.70公顷集体建设用地，占建设用地总规模的52.01%，大多分布在交通不便的农村，城镇分布不多，总体上经济价值不高。福利性质的宅基地和公益性质的基础设施占绝大比例，其经营性的集体建设用地非常少。
黔东南州2013年建设用地权属统计表
单位：公顷、%
1.2部分用地区位条件逐步改善，集体建设用地的价值也不断显现。
随着“县县通高速”实现，水陆空立体交通条件的不断完善，以及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省级工业园区的设立，其分布在交通廊道、城镇周边、工业园区内的集体建设用地的区位条件不断提升，加上坚守耕地红线，国家对新增建设用地进行控制，缩小征地范围，其集体建设用地的价值也不断显现。
2.黔东南州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动因分析
2.1保障发展与保护资源矛盾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动
在党委政府“奋发赶超”战略的号召下，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对建设用地需求越来越大，因地形原因，建设需占用大量耕地，同时又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从而保障发展与保护资源矛盾日益凸显。优化配置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是解决保护耕地与保障建设用地的有效途径，必然刺激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同时也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
2.2新型城镇化促进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动
黔东南州有16个县市及205个乡镇，面对数量多，规模小的不利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乡镇布局现状，为破解城镇发展资源与要素空间分散的制约，整合集群优势、提高效率、增强经济产业的区域竞争力，党委政府提出了 “十城百镇千村” 城镇体系规划发展战略，大力推动形式多样的城镇集群发展模式，以新型工业、外来产业承接、民族文化与生态旅游业、城乡公共服务体系构建为基本动力，农村移民和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为补充，中心集聚与网络化发展有机结合，产业化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经济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同构建的健康稳定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种以规划促进城镇化，集体设用地流转是破解建设用地需求瓶颈的最好措施。
2.3惠民政策驱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动
目前，全州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546公顷，其中大部分是以复垦农村宅基地来置换建设用地指标，符合增减挂钩以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城乡统筹发展为导向的要求。同时，生态移民工程实施要与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结合，与发展旅游等特色小城镇相结合，为确保扶贫生态移民搬得出、留得住、能就业、有保障。政府出台一系列土地惠民政策，政府在无形中推动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另外，由于设施农用地不能全面满足全省实施“5个100工程”中“农业产业园建设”，也必然驱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
3.黔东南州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动模式
3.1雷山“西江”模式选择
因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品牌的成功打响，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用地需求日益增大，但因地形地貌限制及保护原始风貌的要求，通过征收土地来满足用地需求是不可取的。基于当地老百姓有宅基地，但苦于没有资金修建“家庭式”宾馆，受市场驱动，社会民间资本投入，出现了许多老百姓出地，老板出资修建宾馆，老百姓拥有地和房所有权，老板享有一定年限使用经营权。该流转模式未改变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是典型的“保权让利”模式[2]。黔东南州作为东部旅游黄金线，是旅游大州，雷山“西江”模式适宜在旅游景区及旅游小城镇推广，此模式不仅保护耕地，也保护老百姓权利。
3.2农业产业园模式选择
采用“园区+公司+标准+合作社（或家庭农场）+农户+科技服务”的运管组织形式[4]，黔东南州农业产业园建设用地流转分为农地流转和宅基地置[5]换两种方式：农地流转方式为：先农户与生产队签订流转土地协议，再生产队与公司签订流转土地协议，期限为50年。年每亩稻田按500斤稻谷标准计算作为公司每年支付给各农户的流转费用。待生产队与农户双方签订流转协议后15个工作日之后支付年度流转金，价格实行一年一定价计算。此后，公司在每年的7月31日前支付次年的流转金。各农户土地流转期间，国家补贴的种粮直补等相关土地优惠政策由各农户享受，国家针对项目的补助由业主享受。宅基地置换方式为：以户口人数为准，确认房屋面积确；以产权证登记的合法面积为准，确认宅基地面积；以房屋实际占地面积为准，分货币安置和现房安置两种方式。以复垦宅基地置换建设用地，以农村旧房置换规划区新房。 3.3城郊模式选择
为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化种植，农村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防止土地撂荒等土地经营现象，并维持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黔东南州城郊建设用地流转[6-7]采用反租倒包、互换、转包、转让、租赁等5种方式。反租倒包指村合作经济组织将农户承包的土地反租过来，再转包给种养大户、单位或个人。主要适合成方连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种养小区和规模经营；互换指农户根据种养需要，将承包的部分或全部土地进行调换。主要适合种养小区不愿从事统一种养项目的农户与小区外愿意从事统一种养项目的农户进行土地调换；转包指农户将承包的部分或全部土地转包给其它农户、单位或个人。适合暂时无力经营土地或从事非农产业但不能完全放弃土地的农户，在一定时期内将其土地使用权进行转包；转让指农户将其承包的部分或全部土地转让给其它农户、单位或个人。其特点是终止原土地承包合同关系，确定新承包方与发包方的关系，由新承包方履行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主要适合从事二、三产业、收入稳定、自愿放弃土地的农户，将其土地承包权进行转让，也适合解决因人口增减造成的人地矛盾；租赁指农户将其承包的土地租赁给其它农户、单位或个人使用。主要适合一个或几个地块相连的农户联合进行土地出租，也适合村合作经济组织将农户的承包土地反租后，再向外出租。
4.结论
少数民族地区集体建设用地多分布在农村，使得土地经济价值不高，土地经营粗放。在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保发展与资源可持续利用矛盾的背景下，对生态环境较脆弱的黔东南州，需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惠民政策深入民心的步伐，加快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实现脱贫致富和生态文明建设。经实地考察和文献资料阅读，当前比较适合少数民族地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基本模式为：旅游产业选择“保权让利”模式；农业产业园选择“园区+公司+标准+合作社（或家庭农场）+农户+科技服务”模式；城郊选择反租倒包、互换、转包、转让、租赁等方式。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
[2]吕萍，支晓娟.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影响效应及障碍因素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8（2）：12-18
[3]卢炳，克潘，莹刘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模式的比较分析.法制与社会.2012（4）：7-10
[4]韩冬，唐健，韩立达.基于SI_CU分析的成都市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政策评估[J].中国土地科学.2012（8）：3-9
[5]崔宝敏.天津市_以宅基地换房_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新模式[J].中国土地科学.2010（5）：37-46
[6]余洁，唐龙.城郊区大遗址保护用地流转的制度分析_以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区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08（5）：127-133
[7]毛飞，孔祥智.政府支持和模式创新_来自重庆市江津区的经验与启示[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126-132
Analysis on driving factor and mode selection of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circulation
--A case study on Qiandongnan district
YANG Zongzhou
（Land Resources Survey and Planning Institute of Qiandongnan， Kaili， Guizhou， 556600）
Abstract：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circulation had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ncreasing economic benefit of land use resources. Taking Qiandongnan for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 the driving factor and mode selection of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circulation in Qiandongna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land， new urbanization and favorable policy implementation were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Xijiang model， agriculture industrial park model and suburbs model were the main models of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circulation.
Key words：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circulation； driving factor； model selection； Qiandongnan
作者简介：杨宗周 （1979- ），男，贵州黔东南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
基金项目：
贵州省软科学研究项目“贵州工业化、城市化加快推进时期耕地保护研究”[黔科合体R字（2012）2030]；贵州省环境科学教学团队项目（黔教高[2012]426号）；贵州师范学院环境科学教学团队项目（贵师院[2012]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