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东林学派的济世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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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士人一直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也是古代政治文明的主要承担者。自孔子起始,儒学士子们无不怀有崇高的社会政治思想,殉道济世、忧国忧民。明代晚期的东林学派继承了儒学这一传统,将“救世”、“济民”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并为此而积极奔走,奉献出满腔热血。顾宪成说:“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体现了东林学派的满腔“济世”情怀。
  
  (一)
  
  东林学派在明代万历年间形成,它是以顾宪成、高攀龙等为首,由江南学者和官员组成的一个学术团体,其成员主要是一些在野或下野的士大夫,不少朝中官员与他们遥相呼应。
  东林学派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自万历中期以后,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政治上,封建统治者昏庸腐朽,魏忠贤阉党专权乱政,致使当权者在全国范围内失去了民心。经济上,在嘉靖、万历年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有了较大发展,新兴市民阶层崛起;与此同时,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加速了贫富分化,在全国造成了“贫富尽倾,农商交困”的局面。在思想学术界,理学趋于衰败,空谈心性而不务实际的学风泛滥。一些有识之士从“经世致用”出发,提出了改革朝政和政治、经济体制的各种方案,倡导求实学风,以“实学”来取代“理学”已成为时代的需要和历史的必然。
  在这种动荡变化、危机深重的情形下,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以国家民族的兴亡为重,重修了东林书院,在讲学、议政相结合的过程中创建了东林学派。他们极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开创了明清实学思潮之端绪;同时在反对专制统治和文化禁锢等方面也显示出了新的思想,成为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的先驱。
  
  (二)
  
  宋儒张载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名言被东林学派奉为座右铭。
  东林诸子以“忠恕”二字来概括《大学》的“治国平天下”学说,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要与“治国平天下”学说相联系,以此来反对王学末流空谈玄虚而不务实践的浮华学风。顾宪成将“诚意、正心、修身”概括为“忠”,将“齐家、治国、平天下”概括为“恕”,强调只有把“诚意、正心、修身”的个人道德修养完善了,才能“恕以及物”,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理想。也就是说修身就是治世、救世。这是东林学派的“救世”思想。
  关于“济民”,东林学派则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民本思想,提倡“仁者爱人”、“博施济众”。他们认为关心天下人即为“仁”,又引述范仲淹的名言树为己志:“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时时事事忧国忧民。在权衡“国”与“民”的轻重问题上,高攀龙提出:“天下之事,有益于国而损于民者,权国为重,则宜从国;有益于民而有损于国者,权民为重,则宜从民;至于无损于国而有益于民,则智者不再计而决,仁者不宿诺而行矣。”他认为除了对于国家的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要服从国家之外,对于有益于百姓的大事,即使有损于国,也应该“从民”。至于对国家无损而于百姓有益的事,则应该毫不犹豫立即去做,尽力为人民的利益考虑。
  
  (三)
  
  如何“救世”、“济民”?
  第一,东林学派反对封建独裁专制,极力抨击和反对大官僚、大宦官专权乱政,提出了带有民主思想萌芽的口号。
  高攀龙揭露了明晚期宦官和内臣狼狈为奸、专权乱政的状况,指出“由今之道不变,今之政未有不抵于危亡者也”,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顾宪成在他所著的《以俟录》中勇敢地提出了“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的响亮口号,把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统治。这一口号具有早期民主色彩,为明清之际黄宗羲“天子所是未必是,天子所非未必非”的民主思想的萌芽提供了思想启迪。
  东林学派还十分关注科举,提出“夫士,何择于贵贱也!”、“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等一系列主张,要求不分等级贵贱,录取真正有才能的人。
  第二,反对矿监税使的掠夺,提倡惠商恤民。
  为了进一步加重对商业和手工业的榨取,从万历二十五年起,明神宗下令于各地设税使,并且派宦官充当矿监到各地采矿和征收矿税。自此矿监税使所到之处肆意搜刮压榨,致使“矿税繁兴,万民失业,朝野嚣然”。当时正在家乡讲学的顾宪成就曾至书地方官,要求严惩税使俞愚、金阳欺榨勒索商人赵焕等以及草菅人命的暴行。高攀龙则提出了制止其的具体办法:“目前急著在天下巡抚得人,使其随地相机、随宜措置,每年务设处若干,以佐国用。”把开采权从宦官手中转交给地方官,把无止境的税银额固定下来,相对地减轻各地商人和百姓的沉重负担。这虽然不能完全制止矿监税使的扰害,但也是较为可行的办法。
  第三,正人心、正学术、尚实学、重实证。
  顾允成就讲学之人的不同品格,与顾宪成有过意味深刻的对话:“吾叹夫今人之讲学者……在缙绅则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传食诸侯一句。”凡念头不在“世道”上,没有“救世”之心,“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他把个人品德的“正心”、“修身”与“救世”密切联系,批判官僚的明哲保身、士人的追名逐利。
  高攀龙又从正学术的重要性来说明其与政治、世道的关系。他说:“天下不患无政事,但患无学术。……学术正则心术正,心术正则生于其心、发于政事者岂有不正乎?”由此明确表明了他们的正人心、正学术正是为了正政事,也就是为了“救世”。
  对于王学崇尚空谈的浮华之风,东林人士提出了“反之于实”的观点,要求人们对客观事物进行探索的重实践、尚实证的认识途径。同时强调讲学时要“讲以讲乎习之事,习以习乎讲之理”,将“讲”与“习”结合起来,做到“学问必须躬行实践方有益”。
  在正人心、正学术、重实证的学风之下,东林学派开启了实学思潮之端绪,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为实学在明清之际走向高潮创造了思想条件。
  东林学派为解决危机而提出的一系列主张,虽然不曾有系统全面的构建,而且也只能以清议论政形式出现,不能真正的施行,但从中不难看出他们独具的思想特征和时代特征。“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他们的一腔济世情怀将永存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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