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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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9月28日将长久停留在我的记忆中。
  按原计划,这一天我们的考察队将重访黑戈壁西缘的明水古城,最终却在与明水比邻的天山峡谷发现了恢宏壮观、令人震惊的军事要塞。
  明水,是甘肃黑戈壁(肃北马鬃山)与新疆东天山两个地理单元的分界。要塞所在位置,属于东天山东部边缘的无名区域,它的地名曾叫“大石头”或“白石头”。明水附近,古道四通八达。1934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从甘肃进入新疆,路经明水时发现了一座古城,并由他的助手、考古学家贝格曼做了实测。包括斯文·赫定在内,近百年来穿行于此的中外探险队数以十计,竟与距离明水古城仅一望之遥的要塞失之交臂。这样大的一个军事管制区,却从不为人所知,静静地潜藏在天山峡谷。
  今天,随着神秘要塞复显于世,一段关系到天山绿洲牧场存亡、丝绸古道兴衰的往事,便穿过如流岁月,成为现实生活的新话题。
  
  隐藏在东天山的军事要塞
  
  2007年9月28日是繁忙的一天。
  重返黑戈壁的考察队参加了肃北马鬃山镇国门小学的升旗仪式,与孩子们告过别,由马鬃山镇娜仁娜书记陪同前往明水古城。自2003年以来,我们在马鬃山考察,都得到娜仁娜真诚帮助。在明水古城,娜仁娜对我说,山的另一侧,还有一个古城,2005年春节她走访最边远的牧民家庭时见到过的,并且一定要我去看看。
  


  由娜仁娜指引,我们驱车向天山驶去。不过是一二十公里行程,到了她所说的地方,我惊呆了,在天山环抱之中,出现了奇迹:放眼四顾,到处是光秃秃的巨大白石头,上面错落有致地分布着一处处精心构建的军事建筑。我的第一感觉成了经典段落:这简直如同迪斯尼或梦工厂搭建的片场(拍摄现场),一部想象奇特的科幻大片即将在此地开拍。在方圆大约十公里的区域内,要塞至少分成六组建筑群落,不管是什么时期、由谁设计施工的,都具有超凡的战略眼光。如果可以将天山古道比作动脉,那它正卡住了搏动的脉门;如果可以将天山古道比作叩问心律的听诊器,那它就是敏感的按胸端。
  此刻阳光清爽可人,在蓝天映衬下,视野开阔。我在要塞所在的山谷徘徊,并爬上一处制高点。可以大致辨认出,几组军事建筑中哪是指挥中心,哪是前沿阵地,哪是后勤仓库。中心建筑群落,有围墙、岗楼、战壕、掩体、观察所,围墙上还可以看到圆形标语牌,可惜字迹已经难于辨认。在墙壁做出一个凸出的圆盘,分别在上面写字(汉字),是哈密地区沿用至今的标语制作模式。进入围墙,有个相当严实的房屋,屋里地方不大,可是有火墙残迹,应该是要塞最高军衔者的卧室兼指挥室。房屋的南北两堵山墙只剩了一堵,山墙的白圆盘上留有三个清楚的红字,认出了第一个字“知”,我愣住了,难道是“知青点”?难道这里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青们构建的战备工程?如此说来,它的意义就只能从另外的角度认证了。可同行的酒泉电视台负责人秦川认出了另外两个字是“廉耻”。再仔细看,三个字确定无疑是“知廉耻”。辨认出题字,足以证明要塞是杨增新为防止老对手黑喇嘛进入新疆哈密,扰动天山绿洲牧场,特意修建的防御工事。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1912—1928年)由杨增新主持新疆军政大权时期,他曾以“知廉耻,讲礼义”的训词,作为新疆境内不同民族的共识。有了“知廉耻”三个字,杨增新就从卷帙浩繁的文集《补过斋文牍》的字里行间站立起来,就弄明白了要塞的建筑时期、设计师,以及它存在的意义。
  这时,一篇新文章的题目——《守望天山》,列入了我的工作计划。
  
  天山绿洲牧场守护人杨增新
  
  从东天山的要塞回到北京,我总感到一直没有走出那个天山秘境。
  我反复核对了能见到的中外记载,确认东天山的要塞是从未有人报道过的遗址,有了“知廉耻”的题字,它就铭刻上历史人物杨增新的名字。
  杨增新是清朝鼎革过渡到民国的新疆第一任督军,1928年在一次政变中遇刺身亡。杨增新主政新疆期间,先后经历了大清帝国与俄国沙皇政体倾覆带来的区域性震荡,在内陆亚洲的地缘政治重新组合时期,为中国保有了六分之一的领土。在位的近二十年间,杨增新殚精竭虑地弃绝战乱,平息纷争,还百姓以安居乐业。至今,在新疆各族群众中仍然享有崇高威信。四十年间云游天山南北,我多次亲历了这样的场面:一提起杨增新(“老将军”、“杨将军”),不同民族、不同处境的群众充满情感,甚至热泪盈眶。杨增新是旗帜鲜明反对“疆独”的第一人,有他在位,企图分裂祖国的亡命之徒便不能在新疆本土立足。当时民国政府曾表示:由于无力顾及,准备放弃阿勒泰地区(此前阿勒泰直属中央政府)。但杨增新倾尽全力,坚持将阿勒泰纳入中国新疆建置,有效地阻止了由于大清解体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现在中国西北边界的走向,是他拟定的。时至今日,不难看出这是符合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边界。杨增新坚持,在新疆要强调不同民族的共同点、强调同作为“新疆人”的责任感,至今仍然有积极意义。有了杨增新,中国才成为长鸣“雄鸡”,而没有成为败落的“鹌鹑”。我们发现了东天山要塞,杨增新这位历史人物便回到了现实生活中,那部晦暗难明的陈旧史册,便不再是无字的天书。
  2008年7月21日,经杨增新亲属指引,我们来到北京郊区昌平的沙河地方。1928年(80年前)遇刺身亡之后,杨增新遗体通过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运到北京,就安葬于此。
  


  在沙河公路边,杨增新神道碑成为新的景观,碑文由杨增新同僚王树柟撰写。我们为杨公酹,将酒倾洒在石碑前。一条大河(沙河)从公路穿过,两岸绿意盎然,可视野中仅有石碑,见不到杨增新的坟墓何在。
  在河北村庄里偶然遇到了一位正在簸玉米粒的老农,看上去八十上下,他知道杨增新其人,并说出了坟丘的准确位置。
  目前北岸的沿河小路,在1958年以前曾是沙河的原始河道,1958年治理沙河水系,才改变了河道走向,在南边挖掘了目前的U字形新河。老人指明:新河河床中的一个地点(旁边有个水泵),便是杨增新坟墓所在。1958年修河之前,杨增新墓碑与坟丘一前一后都位于今天的河道之中,1958年时,只将石碑挪到目前的位置,为了水流顺畅则将坟丘削平,坟墓上原来的石材与跨越旧河的一具清代石桥的材料。都做成了河堰。同时老人告诉我们,当年没有挖掘(破坏)坟墓,只是推平了坟头。在探险考察过程,我对老人指认这类没有事先安排的访谈,具有较大的信任感。
  2008年10月26日,杨增新的孙子杨绍箕夫妻、孙女杨绍芬夫妻来我家中,谈了杨增新家族情况,以及他们寻找坟丘的情况。杨绍箕先生介绍,在上世纪70年代,沙河的南岸有一个汉白玉为基座的圆柱形建筑,距河道百余米,那应该就是当年的杨增新坟丘遗迹。他们希望经有关部门配合,及时找到那个圆柱形建筑。尽管当地老人所说的,与有上世纪70年代相片为证的这两个地点相距较远,我们的出发点则完全一致,都希望能尽快确认杨增新安眠的地点,以便树立相应的标志予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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