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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重大命题，引发了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争论。作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唯一理论性刊物的《群众》周刊，组织了两次“民族化问题讨论特辑”，围绕“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对“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展开了讨论。由于《群众》周刊这一媒介的特殊性，又赋予其文艺争论之外的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群众》周刊；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中图分类号]G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071（2017）04-097-05
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言，近代“一般知识分子最感困惑的是中学和西学的异同及其关系问题”[1]。如何恰当处理古今文化与中西文化这两个基本问题，始终是困扰近代国人的重大难题，也是学术思想界亟待解决的问题。近代以来频频发生的思想争论，往往是围绕这两重关系开展。1938年，毛泽东关于“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重大命题，也引起了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讨论。时隔五年，作为抗战爆发后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唯一理论性刊物的《群众》周刊，组织了两次“民族化问题讨论特辑”进行讨论。囿于学术界对抗战时期报刊的关注焦点集中于《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对于这一问题，学界鲜有关注。[2]笔者不揣冒昧，试对这一问题做一阐述。
一、“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命题的提出
1938年9月至12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代表政治局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3]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断揭开了“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序幕，并就此引发了国共两党关于这一问题旷日持久的论争。同时，毛泽东关于“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重大命题，也引发了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讨论。
1938年开始，柳湜、周扬、艾思奇、何其芳等一批文艺工作者纷纷发表文章，广泛而又深刻地讨论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提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4]毛泽东再次提出“中国文化应该有自己的形式”，推动文艺界对于民族形式的进一步讨论。1940年6月，潘梓年主持《新华日报》在重庆召开民族形式座谈会。
作为中共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出版的理论性刊物，《群众》周刊始终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编者按》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形式、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等一系列的问题已经提出很久，但始终没有经过很好的讨论，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发动了这一次笔谈”[5]，希望借此“使得这一个问题的讨论和研究能广泛而深入”。[6]同时，指出，“民族化或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诸问题最主要的自然是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探索、追求；但原则上求得一些共同的意见也正有助于我们的实践的。”[7]由此可见，“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与“民族化”“民族形式”是同一概念，即是中国的而不是世界的，是民族的而不是世界的。
二、《群众》关于“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讨论
《群众》第8卷第11期和12期推出“民族化讨论特辑”，收录文章15篇，之后又于13、14期合刊和第9卷第1期发表文章各1篇，共计17篇，围绕“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一重大命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首先，什么是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对于作风和气派的概念，参与讨论的作者有着较为一致的认识。翰若认为：“作风是对人对事对物的方式或体裁，相当于英文之style或manner；气派是对人对事对物的气概或风度。”[8]华岗认为：“作风又称风格，是人们在对人对事对物等场合所作用着的方式。气派又称气度，是人们在对人对事对物等场合所流露出的态度。”[9]余约将气派定义为“在待人接物對事中流露出来的表征着民族特质和民族惯套的一种生活态度。”[10]香汀指出：“作风所表现的是动的方面，是做法；气派表现的是静的方面，是态度。”[11]远庸认为：“作风，是实践过程中‘作’与‘为’上所表现出的一种风格；气派，是表现在客观上的一种风度。”[12]概而言之，作风就是做法，气派就是态度，不同的民族性相应的也有不同的作风和气派。从而，中国作风就是中国人的做法，中国气派就是中国人的态度。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是不能离开中国的社会经济而独立存在的。和郭沫若的意见相同，翰若认为，中国作风具有五个特点，即“规模宏大，大而化之；粗线条、朴素；速度迂缓、迟钝；色彩凝重；音调低抑。”[13]同样，他指出，中国气派也具备五个特点：中庸之道；宽恕；单纯质朴；气势浑厚；忍耐持久。[14]作风与气派两者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相互渗透着的。翰若指出，气势浑厚与规模宏大是互相渗透着；单纯质朴与速度迂缓，粗线条、色彩凝重及音调低抑是互相渗透着；中庸、宽恕与大而化之是互相渗透着。[15]
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如何产生？劲秋认为，中国文化的新气派新作风既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能“凭着人们的愿意硬造出来”，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16]这就需要接受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
那么，如何接受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接受的标准是什么？任厂主要从大众的角度，认为：“要接受文化遗产，把中国已有的权威作品研究一番，研究出他们所以能为老百姓那样的喜闻乐见之要点何在，吸取到自己的做法之中来，也是有必要的。”[17]华岗认为标准主要是“要真正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同时又要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18]如果你所说的、所做的，能够切中老百姓的生活内容，适合于他们的生活条件（经济、技术、文化等等各方面）的，就将为他们所喜闻乐见，就是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否则，就是洋作风、洋气派，和老百姓格格不入。[19]正文认为，接受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准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他继而阐释道：“注重民族的特点，承认民族的优良传统，这就是民族的；进步的发展的，而不是迷信的保守的，这就是科学的；生动活泼，明白易懂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大众的。”[20]显而易见，这和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标准高度契合。参与讨论者讨论了文化遗产的源流，卓芬、正文和卢蕻一致认为：“旧的文化遗产，不外两个源流：一个来自士大夫阶级的士大夫文化，‘引车卖浆’者流所自有的民间文化。”[21]对待这两种文化，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谷溪指出，承继中国文化遗产的问题，不仅是史料的整理，是写历史人物传记，提倡民族气节、正义感，发扬民主精神。[22]黄磷认为，接受中国文化遗产，可分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宝藏的掘发两方面。这需要我们整理自己民族的历史，然后把遗产全部加以鉴别和冶炼，取出其中精华来交给大家使用。[23]翰若指出，要提倡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必须采取批评的态度，发扬优点，克服弱点。[24]华岗对此表示赞同，并加以阐释：“我们对于许多作风和气派，当然不能兼收并蓄，而应给予科学的批判和清理，剔除其封建性买办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科学性的精华。”[25]卓芬认为，我们要接受民族文化的遗产，就绝不是无原则的不加选择的全盘接受，就是说要将士大夫腐败的东西与优秀的东西区别出来，应该将优秀的士大夫文化与生动通俗的民间文化结合起来，至于使两者配合的工作。[26]概而言之，对待文化遗产要整理历史，鉴别提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士大夫文化和民间文化不能截然分开，而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但两者的重要性并不相同，民间文化是接受文化遗产的主要源泉。《群众》第9卷第1期发表时论，指出：“接受文化遗产不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而只是对它的涓滴之助。同时，接受文化遗产，决不是把旧有文化的体系再接受过来，而只是从那时民间文化中的好的有用的东西接受过来。”[27]卢蕻认为，民间文化“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表现出人民大众真实的脉搏、感情、思维的方式、苦闷的抗争、追求和向往，念蕴着很多民主的性质”，这正如高尔基所说的是“长期积累的民众机智的金屑”，也是我们今天接受文化遗产的主要源泉。接受民间文化，就需要“撷取其民主性的菁华，扬弃其封建性的糟粕”，而且随时警惕统治者的窜改和歪曲。接受也并不是拆散和溶解，而是经过批判、经过吸收、消化这才可以成为今天创造新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滋养。[28]正文也认为，“今后的发展方向必然是面向民间，必须吸收士大夫层那种豪迈雄壮、规模宏大、技巧圆熟等等好的作风与气派，同民间的朴素诚恳与浑厚诚实的作风与气派配合起来，才能创造圆满的进步的新的作风与新的气派。”[29]
当然，接受文化遗产也需要警惕一些错误倾向。卢蕻指出，要“警惕着各种偏向和各种伪装的复古论调”。他认为，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并不是任何一种旧作风、旧气派的复活；也不是任何一种作风与气派的搬运与复制，而是亟待于创造的东西，它正需要不断的尝试、探索，才能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步的完成。[30]劲秋指出，我们反对旧国粹派的“惟古为善”，也反对新国粹派的一味迎合大众。[31]钳耳认为，接受文化遗产只能成为一种帮助、一种借镜，切忌把这了解成为模仿古人、抄袭成法，自己束缚在前人的成规上去，以至流入倾向于复古的歧途，必须深加警惕。[32]沈友谷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可以大段的向中国旧文化接受遗产，恢复自己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自信，但不能被中国旧文化所俘虏。[33]德君从历史的角度指出，应该克服“五四”的“对礼教采取一笔抹杀的态度”不足，对其进行历史的评判，从中汲取其进步的已深深影响中国人民的好的部分。[34]正文结合整风运动提出切实的建议，要改正士大夫层最易犯的空虚浮华与夸夸其谈的毛病，力纠过去文字与语言脱节的现象，反对洋八股而带土气的党八股。[35]东君批判了“一提民族化，就想到遗产”和“一讲起文化，就推崇固有”这两种倾向，认为“空谈无补于实际”。[36]
由于中国文化多年的停滞、迟缓，要想赶上复杂多变的世界文化，只继承中国的文化遗产，远远不够。对待世界文化，也要结合中国的实际特点兼收并蓄。劲秋指出，要吸收一些欧美资本主义的与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的成果，但反对“原封搬来”与“囫囵吞枣”的办法，而是要吸收那些合乎中国的特点、适于中国的国情、有助于中国文化向前发展的东西。[37]华岗认为，不能像洋八股先生和教条主义者那样，不顾中国的国情，只知生吞活剥的搬取外国；相反的，需要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精神食粮的原料，要吸收外国的进步东西，经过一番消化作用，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点，即是说，按照中国民族的特点去应用它。[38]余约强调，我们千万不要怕欧化，我们一定要大胆的摄取外国先进文化。他谈到：“我绝不是一个全盘欧化论者，我也绝不否认中国民族有着很多优良的传统，同时也坚决的相信，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发扬和再创造出民族自己的光辉灿烂的文化，要使长期凋萎沉滞了的中国民族文化再度发出光辉，必定要大量的多方的吸收欧洲先进国家的文化成果！要抛弃偏狭的民族自尊心，中国民族要有强固的自信心，要有大胆吸收一切外来文明的宽广的胸怀与气派，要真正吸收消化世界人类最珍贵的东西而使之化成自己民族的血肉。”[39]任廠认为，提倡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并不是要求作者从外国（或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通通收拾起或者至少收拾起，去完完全全的跟在老百姓的后头跑。而是要求作者把学来的现成方案，再针对着自己面前的实际情形加以改造以至完全改换过一道，以求适切可行。所以这不是不要吸收外来的东西，而且这正是最有效、最急切、最实际的吸收外来东西的一种办法。[40]沈友谷指出，我们也可以大胆的向西方文化、特别是近代文化中学习，但我们要学习的也不只是现成的民主制度和科学成绩，而主要的是表现在他们怎样去争取与建立民主与科学的过程中的态度与精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吸收到西洋文化的菁华。[41]总而言之，对待世界文化，要广泛的摄取，要真正吸收消化世界人类最珍贵的东西而使之化成自己民族的血肉。
在承继文化遗产与摄取外来文化之后，如何创造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远庸认为，优秀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是要承继旧的，创造新的；要善于接受旧的遗产，并勇于吸收外来的优点。要从旧的典籍里找出各种典型的优良作风，更要从人民生活里开辟新的泉源。继而指出，发扬朴实的作风，培养雄伟的气魄，勇于吸收外来的文化，将三者统一于实践过程中，创立新的作风与新的气派。[42]谷溪认为，提高人的自信和创造力，打破市侩主义的庸俗作风和敷衍塞责、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作风，忠实于生活，方能忠实于学术，忠实于人民奋斗的事业。要根据实际需要和情形来写，文字要生动活泼，简洁了当，新鲜有趣。无需顾虑一定的格式声调，要大胆的创造新的形势，新的风格，不要墨守成法。旧的形式可以利用，外国的东西可以学习和吸收，民间的艺术精神和形式更可以大量地采用，但必要推陈出新，不能一味迁就模仿，或生吞活剥的套取，应着重努力创造新的、发展新的、完成新的风格和形式。 [43]沈友谷认为，从五四以来，就是向往于以科学与民主为根本精神的新文化，这方向是对的。但是受了传统的“重天理”“轻人情”的文化的影响，民主与科学也被看作了只是一种思想。甚至只是制度与研究方法，于是就不能在全部文化生活中蓬勃发展。现在，我们要来在根本上培养民主与科学的文化生活，就当发扬真切的人情、自觉的人道主义，使民主与科学不再是我们身外的一支量衡轻重的尺，随时用来节制自己，却是发自衷心的生活态度，在接触任何事物时，立刻产生自发的感应。[44]华岗认为，应具备五个要素：（一）根据科学的立场和方法，来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国情，这是创造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首要条件；（二）根据历史的批判眼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三）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必须有高度的爱，而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敌人，必须有深切的憎；（四）跟老百姓同呼吸，虚心学习老百姓的语言，尤其是现代中国老百姓的活语言。因为这种活语言，是有血有肉的，是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五）为老百姓所有，并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通路上添加新东西和新力量。[45] 创造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讲究实际，从实际出发。劲秋认为，需要在老百姓“习闻常见”而又“喜闻乐见”的气派与作风中，不断地递增从他们“稀闻罕见”而也能“喜闻乐见”的气派与作风。换言之，在传统的、外来的和民间现存的许多优良气派与作风搭起的骨架上，不断地充实以活生生的实际生活、实际斗争的血和肉，中国文化的新气派新作风就创造成长起来了。[46]任厂认为，多多了解祖国，多多了解老百姓的生活情况，他们的苦难和他们的要求——多多了解中国的昨日和今日。[47]香汀认为，我们一提这问题，就应该立即联系到实践和效用；不应该咬文嚼字，作学究式的诠释。向大众学习，拿实践证明，绝不是在书本上所能找到，只从詓论中所能发现。[48]钳耳认为，要讲究实际，也要有出世精神。[49]东君认为，只有具体地从自己所最深悉的一件工作、最有研究的一门学问想进去、说出来，不断尝试和改正，才会碰到民族化的面。如果不要把新的东西代替旧的，如果不要把外来的化做自己的，就无所谓民族化。[50]消极的克己明理的认真批评检讨最后所取得的成功，一定是积极的随时随地适时合适的不断的创造。民族化开始于实行，民族化昌大于实行，民族化改造于实行，民族化完成于实行。[51]
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讨论意义：文化与政治的互动
不可否认，《群众》周刊组织的民族化讨论笔谈是中共领导下的文化工作者关于中国文化未来走向的一次讨论，是前人关于民族形式这一问题讨论的深化。但由于《群众》周刊这一媒介的特殊性，又赋予其文艺争论之外的意义。
首先，提倡“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有力回击了“全盘西化论”和日本的文化侵略。民国以来，尤其抗战以来，全盘西化论甚嚣尘上。香汀认为，强调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原因之一是“有些人无条件的崇拜外国，主张全盘西化，连那些对中国不仅无用、而且有害的东西也要搬过来，这实在不能不加以纠正。”[52]同时，随着日军军事进攻步伐的加快，文化侵略也接踵而至。提倡“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有助于对敌人的文化侵略予以反击。
其次，提倡“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有效抵制了国民党发动的“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为了抗战建国的需要，同时也为了应对中共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在叶青的倡导下，国民党政府推行了“三民主义文化运动”，旨在用文化运动的形式“使全体国民更普遍更深刻的认识三民主义”。作为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理论性刊物，《群众》周刊发表民族化问题笔谈，有助于消解“三民主义文化运动”的影响，促进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传播。
再次，提倡“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有力抨击了党内教条主义。毛泽东在提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一命题的时候便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53]香汀也认为，有些人虽然不是把外国的坏的东西而是把它的好的东西，例如马克思主义搬到中国来，但不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去运用它，而是主观的、公式的排演一番，结果有害无益，这是必须加以纠正的。[54]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的开展，提倡“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有助于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清算党内教条主义的恶劣影响，有助于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最后，提倡“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有助于促进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产生。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有着一整套的文化。但随着西方侵略步伐的加快，中国固有文化内部的一致性不复存在。“旧者已破，新者未立”，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脱离这种支离破碎的文化生活，建立着内部保持着一致性的、自成一套的文化生活，这样，个人才能得到安身立命的支柱，整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也才能自由活泼的向前开展。”[55]在这种情况下，提倡“中國作风与中国气派”，广泛的吸收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一切进步的思想文化，一方面接受旧的遗产，一方面切合于中国的实际，用科学的态度加以创造与发扬，从而促进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产生。
参考文献：
[1]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M].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9.
[2]郭呈才.《群众》周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
[3][4][5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694—695、534.
[5][6][8[9][10][11][13][14][15][16][17][18][19][24][25][26][31][32][36][37][38][39][40][45][46][47][48][49][50][51][52][54]《群众》周刊第 8卷 [J].1943，（11）.
[7][12][20][22][23][29][33][34][35][41][42][43][44][55]《群众》周刊第 8卷 [J].1943，（12）.
[21][28][30]《群众》周刊第 8卷 [J].1943，（13、14）.
[27]《群众》周刊第 9卷[J].1944，（1）.
（责任编辑：小冰）
[关键词]抗战时期；《群众》周刊；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中图分类号]G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071（2017）04-097-05
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言，近代“一般知识分子最感困惑的是中学和西学的异同及其关系问题”[1]。如何恰当处理古今文化与中西文化这两个基本问题，始终是困扰近代国人的重大难题，也是学术思想界亟待解决的问题。近代以来频频发生的思想争论，往往是围绕这两重关系开展。1938年，毛泽东关于“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重大命题，也引起了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讨论。时隔五年，作为抗战爆发后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唯一理论性刊物的《群众》周刊，组织了两次“民族化问题讨论特辑”进行讨论。囿于学术界对抗战时期报刊的关注焦点集中于《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对于这一问题，学界鲜有关注。[2]笔者不揣冒昧，试对这一问题做一阐述。
一、“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命题的提出
1938年9月至12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代表政治局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3]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断揭开了“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序幕，并就此引发了国共两党关于这一问题旷日持久的论争。同时，毛泽东关于“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重大命题，也引发了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讨论。
1938年开始，柳湜、周扬、艾思奇、何其芳等一批文艺工作者纷纷发表文章，广泛而又深刻地讨论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提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4]毛泽东再次提出“中国文化应该有自己的形式”，推动文艺界对于民族形式的进一步讨论。1940年6月，潘梓年主持《新华日报》在重庆召开民族形式座谈会。
作为中共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出版的理论性刊物，《群众》周刊始终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编者按》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形式、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等一系列的问题已经提出很久，但始终没有经过很好的讨论，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发动了这一次笔谈”[5]，希望借此“使得这一个问题的讨论和研究能广泛而深入”。[6]同时，指出，“民族化或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诸问题最主要的自然是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探索、追求；但原则上求得一些共同的意见也正有助于我们的实践的。”[7]由此可见，“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与“民族化”“民族形式”是同一概念，即是中国的而不是世界的，是民族的而不是世界的。
二、《群众》关于“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讨论
《群众》第8卷第11期和12期推出“民族化讨论特辑”，收录文章15篇，之后又于13、14期合刊和第9卷第1期发表文章各1篇，共计17篇，围绕“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一重大命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首先，什么是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对于作风和气派的概念，参与讨论的作者有着较为一致的认识。翰若认为：“作风是对人对事对物的方式或体裁，相当于英文之style或manner；气派是对人对事对物的气概或风度。”[8]华岗认为：“作风又称风格，是人们在对人对事对物等场合所作用着的方式。气派又称气度，是人们在对人对事对物等场合所流露出的态度。”[9]余约将气派定义为“在待人接物對事中流露出来的表征着民族特质和民族惯套的一种生活态度。”[10]香汀指出：“作风所表现的是动的方面，是做法；气派表现的是静的方面，是态度。”[11]远庸认为：“作风，是实践过程中‘作’与‘为’上所表现出的一种风格；气派，是表现在客观上的一种风度。”[12]概而言之，作风就是做法，气派就是态度，不同的民族性相应的也有不同的作风和气派。从而，中国作风就是中国人的做法，中国气派就是中国人的态度。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是不能离开中国的社会经济而独立存在的。和郭沫若的意见相同，翰若认为，中国作风具有五个特点，即“规模宏大，大而化之；粗线条、朴素；速度迂缓、迟钝；色彩凝重；音调低抑。”[13]同样，他指出，中国气派也具备五个特点：中庸之道；宽恕；单纯质朴；气势浑厚；忍耐持久。[14]作风与气派两者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相互渗透着的。翰若指出，气势浑厚与规模宏大是互相渗透着；单纯质朴与速度迂缓，粗线条、色彩凝重及音调低抑是互相渗透着；中庸、宽恕与大而化之是互相渗透着。[15]
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如何产生？劲秋认为，中国文化的新气派新作风既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能“凭着人们的愿意硬造出来”，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16]这就需要接受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
那么，如何接受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接受的标准是什么？任厂主要从大众的角度，认为：“要接受文化遗产，把中国已有的权威作品研究一番，研究出他们所以能为老百姓那样的喜闻乐见之要点何在，吸取到自己的做法之中来，也是有必要的。”[17]华岗认为标准主要是“要真正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同时又要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18]如果你所说的、所做的，能够切中老百姓的生活内容，适合于他们的生活条件（经济、技术、文化等等各方面）的，就将为他们所喜闻乐见，就是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否则，就是洋作风、洋气派，和老百姓格格不入。[19]正文认为，接受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准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他继而阐释道：“注重民族的特点，承认民族的优良传统，这就是民族的；进步的发展的，而不是迷信的保守的，这就是科学的；生动活泼，明白易懂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大众的。”[20]显而易见，这和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标准高度契合。参与讨论者讨论了文化遗产的源流，卓芬、正文和卢蕻一致认为：“旧的文化遗产，不外两个源流：一个来自士大夫阶级的士大夫文化，‘引车卖浆’者流所自有的民间文化。”[21]对待这两种文化，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谷溪指出，承继中国文化遗产的问题，不仅是史料的整理，是写历史人物传记，提倡民族气节、正义感，发扬民主精神。[22]黄磷认为，接受中国文化遗产，可分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宝藏的掘发两方面。这需要我们整理自己民族的历史，然后把遗产全部加以鉴别和冶炼，取出其中精华来交给大家使用。[23]翰若指出，要提倡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必须采取批评的态度，发扬优点，克服弱点。[24]华岗对此表示赞同，并加以阐释：“我们对于许多作风和气派，当然不能兼收并蓄，而应给予科学的批判和清理，剔除其封建性买办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科学性的精华。”[25]卓芬认为，我们要接受民族文化的遗产，就绝不是无原则的不加选择的全盘接受，就是说要将士大夫腐败的东西与优秀的东西区别出来，应该将优秀的士大夫文化与生动通俗的民间文化结合起来，至于使两者配合的工作。[26]概而言之，对待文化遗产要整理历史，鉴别提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士大夫文化和民间文化不能截然分开，而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但两者的重要性并不相同，民间文化是接受文化遗产的主要源泉。《群众》第9卷第1期发表时论，指出：“接受文化遗产不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而只是对它的涓滴之助。同时，接受文化遗产，决不是把旧有文化的体系再接受过来，而只是从那时民间文化中的好的有用的东西接受过来。”[27]卢蕻认为，民间文化“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表现出人民大众真实的脉搏、感情、思维的方式、苦闷的抗争、追求和向往，念蕴着很多民主的性质”，这正如高尔基所说的是“长期积累的民众机智的金屑”，也是我们今天接受文化遗产的主要源泉。接受民间文化，就需要“撷取其民主性的菁华，扬弃其封建性的糟粕”，而且随时警惕统治者的窜改和歪曲。接受也并不是拆散和溶解，而是经过批判、经过吸收、消化这才可以成为今天创造新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滋养。[28]正文也认为，“今后的发展方向必然是面向民间，必须吸收士大夫层那种豪迈雄壮、规模宏大、技巧圆熟等等好的作风与气派，同民间的朴素诚恳与浑厚诚实的作风与气派配合起来，才能创造圆满的进步的新的作风与新的气派。”[29]
当然，接受文化遗产也需要警惕一些错误倾向。卢蕻指出，要“警惕着各种偏向和各种伪装的复古论调”。他认为，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并不是任何一种旧作风、旧气派的复活；也不是任何一种作风与气派的搬运与复制，而是亟待于创造的东西，它正需要不断的尝试、探索，才能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步的完成。[30]劲秋指出，我们反对旧国粹派的“惟古为善”，也反对新国粹派的一味迎合大众。[31]钳耳认为，接受文化遗产只能成为一种帮助、一种借镜，切忌把这了解成为模仿古人、抄袭成法，自己束缚在前人的成规上去，以至流入倾向于复古的歧途，必须深加警惕。[32]沈友谷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可以大段的向中国旧文化接受遗产，恢复自己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自信，但不能被中国旧文化所俘虏。[33]德君从历史的角度指出，应该克服“五四”的“对礼教采取一笔抹杀的态度”不足，对其进行历史的评判，从中汲取其进步的已深深影响中国人民的好的部分。[34]正文结合整风运动提出切实的建议，要改正士大夫层最易犯的空虚浮华与夸夸其谈的毛病，力纠过去文字与语言脱节的现象，反对洋八股而带土气的党八股。[35]东君批判了“一提民族化，就想到遗产”和“一讲起文化，就推崇固有”这两种倾向，认为“空谈无补于实际”。[36]
由于中国文化多年的停滞、迟缓，要想赶上复杂多变的世界文化，只继承中国的文化遗产，远远不够。对待世界文化，也要结合中国的实际特点兼收并蓄。劲秋指出，要吸收一些欧美资本主义的与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的成果，但反对“原封搬来”与“囫囵吞枣”的办法，而是要吸收那些合乎中国的特点、适于中国的国情、有助于中国文化向前发展的东西。[37]华岗认为，不能像洋八股先生和教条主义者那样，不顾中国的国情，只知生吞活剥的搬取外国；相反的，需要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精神食粮的原料，要吸收外国的进步东西，经过一番消化作用，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点，即是说，按照中国民族的特点去应用它。[38]余约强调，我们千万不要怕欧化，我们一定要大胆的摄取外国先进文化。他谈到：“我绝不是一个全盘欧化论者，我也绝不否认中国民族有着很多优良的传统，同时也坚决的相信，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发扬和再创造出民族自己的光辉灿烂的文化，要使长期凋萎沉滞了的中国民族文化再度发出光辉，必定要大量的多方的吸收欧洲先进国家的文化成果！要抛弃偏狭的民族自尊心，中国民族要有强固的自信心，要有大胆吸收一切外来文明的宽广的胸怀与气派，要真正吸收消化世界人类最珍贵的东西而使之化成自己民族的血肉。”[39]任廠认为，提倡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并不是要求作者从外国（或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通通收拾起或者至少收拾起，去完完全全的跟在老百姓的后头跑。而是要求作者把学来的现成方案，再针对着自己面前的实际情形加以改造以至完全改换过一道，以求适切可行。所以这不是不要吸收外来的东西，而且这正是最有效、最急切、最实际的吸收外来东西的一种办法。[40]沈友谷指出，我们也可以大胆的向西方文化、特别是近代文化中学习，但我们要学习的也不只是现成的民主制度和科学成绩，而主要的是表现在他们怎样去争取与建立民主与科学的过程中的态度与精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吸收到西洋文化的菁华。[41]总而言之，对待世界文化，要广泛的摄取，要真正吸收消化世界人类最珍贵的东西而使之化成自己民族的血肉。
在承继文化遗产与摄取外来文化之后，如何创造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远庸认为，优秀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是要承继旧的，创造新的；要善于接受旧的遗产，并勇于吸收外来的优点。要从旧的典籍里找出各种典型的优良作风，更要从人民生活里开辟新的泉源。继而指出，发扬朴实的作风，培养雄伟的气魄，勇于吸收外来的文化，将三者统一于实践过程中，创立新的作风与新的气派。[42]谷溪认为，提高人的自信和创造力，打破市侩主义的庸俗作风和敷衍塞责、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作风，忠实于生活，方能忠实于学术，忠实于人民奋斗的事业。要根据实际需要和情形来写，文字要生动活泼，简洁了当，新鲜有趣。无需顾虑一定的格式声调，要大胆的创造新的形势，新的风格，不要墨守成法。旧的形式可以利用，外国的东西可以学习和吸收，民间的艺术精神和形式更可以大量地采用，但必要推陈出新，不能一味迁就模仿，或生吞活剥的套取，应着重努力创造新的、发展新的、完成新的风格和形式。 [43]沈友谷认为，从五四以来，就是向往于以科学与民主为根本精神的新文化，这方向是对的。但是受了传统的“重天理”“轻人情”的文化的影响，民主与科学也被看作了只是一种思想。甚至只是制度与研究方法，于是就不能在全部文化生活中蓬勃发展。现在，我们要来在根本上培养民主与科学的文化生活，就当发扬真切的人情、自觉的人道主义，使民主与科学不再是我们身外的一支量衡轻重的尺，随时用来节制自己，却是发自衷心的生活态度，在接触任何事物时，立刻产生自发的感应。[44]华岗认为，应具备五个要素：（一）根据科学的立场和方法，来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国情，这是创造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首要条件；（二）根据历史的批判眼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三）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必须有高度的爱，而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敌人，必须有深切的憎；（四）跟老百姓同呼吸，虚心学习老百姓的语言，尤其是现代中国老百姓的活语言。因为这种活语言，是有血有肉的，是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五）为老百姓所有，并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通路上添加新东西和新力量。[45] 创造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讲究实际，从实际出发。劲秋认为，需要在老百姓“习闻常见”而又“喜闻乐见”的气派与作风中，不断地递增从他们“稀闻罕见”而也能“喜闻乐见”的气派与作风。换言之，在传统的、外来的和民间现存的许多优良气派与作风搭起的骨架上，不断地充实以活生生的实际生活、实际斗争的血和肉，中国文化的新气派新作风就创造成长起来了。[46]任厂认为，多多了解祖国，多多了解老百姓的生活情况，他们的苦难和他们的要求——多多了解中国的昨日和今日。[47]香汀认为，我们一提这问题，就应该立即联系到实践和效用；不应该咬文嚼字，作学究式的诠释。向大众学习，拿实践证明，绝不是在书本上所能找到，只从詓论中所能发现。[48]钳耳认为，要讲究实际，也要有出世精神。[49]东君认为，只有具体地从自己所最深悉的一件工作、最有研究的一门学问想进去、说出来，不断尝试和改正，才会碰到民族化的面。如果不要把新的东西代替旧的，如果不要把外来的化做自己的，就无所谓民族化。[50]消极的克己明理的认真批评检讨最后所取得的成功，一定是积极的随时随地适时合适的不断的创造。民族化开始于实行，民族化昌大于实行，民族化改造于实行，民族化完成于实行。[51]
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讨论意义：文化与政治的互动
不可否认，《群众》周刊组织的民族化讨论笔谈是中共领导下的文化工作者关于中国文化未来走向的一次讨论，是前人关于民族形式这一问题讨论的深化。但由于《群众》周刊这一媒介的特殊性，又赋予其文艺争论之外的意义。
首先，提倡“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有力回击了“全盘西化论”和日本的文化侵略。民国以来，尤其抗战以来，全盘西化论甚嚣尘上。香汀认为，强调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原因之一是“有些人无条件的崇拜外国，主张全盘西化，连那些对中国不仅无用、而且有害的东西也要搬过来，这实在不能不加以纠正。”[52]同时，随着日军军事进攻步伐的加快，文化侵略也接踵而至。提倡“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有助于对敌人的文化侵略予以反击。
其次，提倡“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有效抵制了国民党发动的“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为了抗战建国的需要，同时也为了应对中共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在叶青的倡导下，国民党政府推行了“三民主义文化运动”，旨在用文化运动的形式“使全体国民更普遍更深刻的认识三民主义”。作为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理论性刊物，《群众》周刊发表民族化问题笔谈，有助于消解“三民主义文化运动”的影响，促进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传播。
再次，提倡“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有力抨击了党内教条主义。毛泽东在提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一命题的时候便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53]香汀也认为，有些人虽然不是把外国的坏的东西而是把它的好的东西，例如马克思主义搬到中国来，但不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去运用它，而是主观的、公式的排演一番，结果有害无益，这是必须加以纠正的。[54]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的开展，提倡“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有助于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清算党内教条主义的恶劣影响，有助于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最后，提倡“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有助于促进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产生。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有着一整套的文化。但随着西方侵略步伐的加快，中国固有文化内部的一致性不复存在。“旧者已破，新者未立”，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脱离这种支离破碎的文化生活，建立着内部保持着一致性的、自成一套的文化生活，这样，个人才能得到安身立命的支柱，整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也才能自由活泼的向前开展。”[55]在这种情况下，提倡“中國作风与中国气派”，广泛的吸收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一切进步的思想文化，一方面接受旧的遗产，一方面切合于中国的实际，用科学的态度加以创造与发扬，从而促进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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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小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