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日报》报道的1932年鲁迅在北平的两场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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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1月27日,鲁迅在北平师范大学演讲

  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日记》中记载,1932年11月9日,鲁迅接到北平来电,云“母病速归”。11月11日晨,鲁迅乘火车赶赴北平,两天后即抵达。11月22日,鲁迅与台静农“同往北京大学第二院演讲四十分钟,次往辅仁大学演讲四十分钟。”日记中提到的北京大学第二院演讲的题目为《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当天鲁迅又至辅仁大学作《今春的两种感想》演讲;11月24日又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作《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演讲;11月27日又在北平师范大学作《再论“第三种人”》演讲,次日鲁迅即乘火车离开北平。这四场演讲,《世界日报》均有报道与演讲内容摘要的刊发,为鲁迅这次短暂的北平之行留下了可资后世考研的珍贵文献。

在北大讲《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1932年11月22日,鲁迅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为其当年赴北平的首场演讲,也是其阔别北平近五年之后首场演讲。鲁迅在演讲中提到:
  自五四运动以来,因为受西洋文学的影响,大家都在那里提倡作小说,而小说的地位于是提高,社会上一般人好像以为不看小说就不是人。但是那时为什么要作小说?作小说的目的是什么?老实说,就是给人家消闲,给人家作酒后茶余的消遣资料,这种文学我无以名之,名之曰“帮闲文学”。其职务完全是为篾片之职务,古时司马相如就专会弄这些玩艺,文学作品是专为有闲阶级作的,因为有闲阶级及官僚是文学作者的主人。主人忙,他们就帮忙,主人闲,他们就帮闲。开国的时候文人就作些帮忙文学的作品,来替主人帮忙,亡国的时候就要帮闲了。……现在所谓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比以前更来得巧妙,说什么“为艺术的艺术”,看一个人的学识如何,要先来考他的文章如何。社会上一般人都相信“文以载道”,一般文人对社会不敢批评,对压迫者不敢抵抗,结果:所有的作品,都变成帮忙文学,或帮闲文学。主张“为艺术的艺术”的人,对“俗事”是不问的,人家若是有什么反抗,他可就问起来了。他们专会骂骂人的人,人家起来斗争,他即出来给你个打击,他的任务是刽子手的任务。现在社会上的文学,不是帮忙的文学,就是帮闲的文学。……二三年前上海革命文学的空气很浓厚,大家都说这个人是革命的,那个人也是革命的,政府怕他们闹,逮捕来就杀头。结果有些人的作品,又变成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据说也真有革命文学,而政府就根本以为文人是无用的,他们的文学作品,不是“帮忙”,就是“帮闲”,殊不知其中是思想的转变。……新的文学终是要人看下去的,作出来人不能看便不成其为文学,所以今后的文学趋向,还得走向新的文学方面。
  对鲁迅的这次演讲,《世界日报》作了1200余字的演讲报道及演讲内容摘要,是目前能够寻获到的《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这场演讲的最早披露者。《鲁迅大全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中所收录的这场演讲内容摘要,辑自1932年12月17日天津《电影与文艺》创刊号上的报道,据称这篇报道曾经鲁迅修订。这篇报道字数虽达1800余字,较之《世界日报》的报道多出600余字,内容更臻完善,但毕竟刊发的时间已较《世界日报》晚了近一个月之久;若论“新闻现场”效应及新闻报道的及时性原则,应当远不及《世界日报》。
  加之《世界日报》属都市大众媒体性质(1925年即创刊,单日发行量突破万份),无论从印发数量还是覆盖人群方面,都比天津的《电影与文艺》杂志更具优势,因而当年在公共文化领域的影响力也大于后者。所以,《世界日报》这篇鲁迅演讲报道,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与研究价值。
1932 年11 月23 日,北平《世界日报》报道鲁迅赴北平之首场…演讲《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在师大讲《再论“第三种人”》


  《世界日报》报道的鲁迅这四场演讲中,值得一提的还有第四场在北平师范大学的演讲《再论“第三种人”》。笔者不揣简陋,酌加校理,将1932年11月28日《世界日报》刊发的此次演讲报道原文,摘录如下:
  这个题目应该从五四運动的时候讲起,那时所谓文艺的园地,被旧的文学家,关住了,占领了,西装先生的皮鞋踏进来了,这就是胡适之先生、陈独秀先生的“文学革命”。
  于是,那时一些文学家发生了斗争,结果,新文学家胜利了,他们占了当时的文坛。时代的进展,是没有停止的时候,不料想三四年前,下等人的泥腿插进了文坛,此时前者反对后者,即是皮鞋先生反对新兴普罗文学,因而他们说,左翼的文学家竟是拿卢布的,陈独秀反而称革命的工农为土匪了。不过事实已经证明,左翼作家的确没有拿卢布,工农也确实不是土匪,于是旧文学的保护者想起了另一种的办法,于是“第三种人”之说便出来了。他们说,文学是“镜子”,没有阶级性的现状的情形怎样,所照出来的也怎样。不过这话是不对的,就说是一面“镜子”吧,它所照的,也是由于实物的不同而各异,何况,在阶级社会里的人,决不是一面镜子因为阶级的背景不同,所有的观察,也是一副眼镜,他怎能超阶级呢。
  他们又说文艺是为将来的,譬如托尔斯泰是写现在的,对于将来才有价值,他的文学,到现在还有价值。不过这话也不对的,托尔斯泰写东西时,是写他那时的现在,并不是写将来的,如果他写的时候,为了将来,那末,他离开了现实,到了现在,就失掉了价值,不成东西了。他们又说喜欢文艺的人们,要写东西,可以被批评家骂回去。这也是不确实的,社会一般的群众的需要,可以决定作家,而不是批评来可以生杀予夺了的。他不是因为批评家的苛酷,而作不出东西来,而是离开了群众才作不出东西来的。   因为作品懂得的人愈多,力量就愈大,价值就愈高,艺术作品普遍的,须要大众化的,许多人想保存旧艺术,这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可能的,许多的资产阶级,不当摇摆于高潮中,当与群众接近,要不怕衣裳的沾污,不怕皮鞋的染土与群众接近,新兴艺术的前途,无论如何,时代必然趋势,甚么方法也阻碍不住的。
  有人以为知识阶级要灭亡了,其实知识永远是需要的,知识灭亡的事情,决没有这种道理,但是新知识者与旧知识者完全不同,在我小的时候(四十年前)所谓知识者,他们只知道,写信的方式,—祖父抬头几个字,父亲抬头几个字,以及祭祖应该怎样设置—摆几个碗,几个碟子,这种东西,现在已经灭亡了。现在所谓知识者—就是到外国留学的先生们,讲孔子的经济学,回国讲罗素杜威学(胡适等标榜的主义),他们最漂亮,最阔绰,他们可以坐汽车,也可住洋房(坐汽车的事,今天我也是这样来的,不过,这是诸位的盛意),但是,这能否长久,实属问题,恐怕也要灭亡的。将来的知识者,研究为将来有用的东西,是另有其他有益于群众的一种人,他们在现在,把握住实际问题,来求自己的艺术,并不是抱着个人主义的,个人主义,也是不能存在的,与其说是研究知识阶级的灭亡,到不如说,研究为将来而斗争的艺术,讲到知识的存在与否,虽然好像为己,他的事业既然同群众结合,那末,他的存在,也就不是单为自己了。
  事实上,《再论“第三种人”》的演讲内容,鲁迅生前未将其纳入自选集中,鲁迅逝世后也长期湮没,《鲁迅全集》中也未载,后世读者对此知之甚少。与早于此次讲演20多天发表的《论“第三种人”》相比(1932年11月1日发表于上海《现代》杂志第二卷第一期),后辑入《南腔北调集》及《鲁迅全集》,其影响力似乎不可同日而语。
  而当年的北平《世界日报》之上,除却前述这篇已转录的报道,为鲁迅《再论“第三种人”》演讲内容的唯一载录之文献,还曾刊载过一篇以听众身份撰写的现场观感记的文章,题为《看鲁迅讲演记》。通过这篇现场观感记,鲁迅讲演的现场情形及诸多细节得以再现,对后世读者充分了解此次讲演,有参考价值。这篇现场观感记,至今尚未见有研究者提及,更无全文披露。为此,笔者酌加整理,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会场花絮


  讲演地点初在风雨操场,既然是风雨时操之场,当然谈不到听讲时有坐之凳了。于是便蜂拥蚁绕地抢找板凳。人来的愈多了,所以有从窗户入里的,有在较后的靠墙地方树长梯而立其上的,有偷—姑如是称,并非拿住他尊府之谓—预备好给笔记先生用的靠椅自己享受的,有打窗户上的玻璃的,有“通”的,有“嗤”的,有长啸的,有谈的,有笑的,叫的……总之,声音复杂的可以,人数达千余的时候。这时我和我的几位朋友已捷足先登在和阔人们听戏时怕吃臭土相当的那排了(台下第一排),可是在我们诸位当时是非常满足,除掉一位“年纪”大而“气量”窄的朋友,说我们侵占了他的地位表示了些不很高明的“态度”而外;因为在我们想来此鲁先生者至多亦不过讲到用“打倒”二字时攒拳怒目如革命家似的跺跺脚罢了—五花洞绝不至于开演—况讲演有无“打倒”,还在未卜。
  鲁迅先生在欢声雷动中,被大家扶在台上,当文艺二字刚出口时,便有“请到操场讲”的哄叫声。那声音可怕,和市民大会捉到“汉奸”时喊“杀掉”一般。主席先生未征众意而便循其请,在我当时是十分以为不然的,一则先前说过了,我是坐在最前排,二则要求者不过不肯如我们似地花两个钟头候等的少数。
1932 年11 月28 日,北平《世界日报》报道鲁迅赴北平之末场演讲《再论第三种人》

  北风怒吼中,到大操场了,密密层层的把我们所谓鲁先生围在中央的高桌上,甚像南城的天坛圜丘。人,攘攘攘;风,号号号;密斯们,嗳哟,嗳哟。我挤在人丛中,挥着汗看完了讲演。

关于鲁迅的零碎


  容仪:“气量”我不知,“态度”沉寂,“年纪”确系“老头子”—据其本人云,不能再有四十几岁了—数月未理的二毛平头,丛小的胡子,黑而油抹的皮袍黑腿裤,陈嘉庚式的黑鞋——具体说来,面孔和我脑中的构想差不多;胡须的不修,身材的弱小,和衣服的不修边幅,到出我意料多矣了。
  动作:由风雨操场要迁到大操场时的过程中,大众出走的当儿,鲁先生曾站在讲台之一角,取出一枝香烟来燃吸,——因他被挤的虽一时出去——那时我暗想;“是否彩凤牌?”并且不时还留心他老先生的下巴,是否吊下来,因为那儿——师大——是不乏好女人的。结果看见那老先生的咬劲倒是很强的,又想“是否能咬碎胡桃?”此外,鲁先生由屋内往外走时“行不由径”地从窗户跳出去的。
1932年12月1、2日,北平《世界日报》连载《看鲁迅讲演记》

  谈话:讲完时,曾去师大学生自治会休息,和围住他的人随随便便谈话:问,“大家为瞻仰您的道范……”答,“不很好看,三十年前时还可以!”问,“先生现在有何著作?”答,“正译的几种小说。”问,“在北平教书吧?”答,“不能,因为人家又要说‘鲁迅卷土重来’,我看还是‘卷土重去’吧!”问,“再在我们那儿公讲一次吧,北方青年对您太渴望了!”答,“不能了,要走。大家盛意可感的很,我努力写文章给诸位看好了,因为口头说并不比文章能生色;看文章大家还不要挨挤。”
  这篇现场观感记分两次连载于《世界日报》。由于现场过于拥挤,听众反响过于热烈,该文作者径直以《看鲁迅讲演记》为题,生动描述了现场只能尽可能抢最佳的位置去“看”鲁迅演讲,而因人声鼎沸、众声嘈杂而无法“听”鲁迅演讲的实况。
  据此文可知,鲁迅在北师大的演讲原定地点为“风雨操场”,而非大操场。所谓“风雨操场”,是一种学校专用场地的概称。它是学生进行室内体育活动的场所,为有頂室内操场。一般不设观众座席(有时可设活动看台)。作者将近距离观察鲁迅的诸多细节,都一一记录了下来。诸如容仪、动作、讲话及讲演之后的送别情形,皆尽可能详尽的描述。这样的记录与描述,为后世读者充分了解鲁迅此次演讲实况,提供了丰富的细节信息,是颇为难得的“现场”史料。(责任编辑 杨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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