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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56年是上海发展至关重要的一年。过去的研究认为，这一年上海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历史机遇，上海的经济建设由此获得10年大发展。本文通过对党的八大前后相关战略、方针的研究，对照同一时期上海发展战略的转变，以揭示两者之间相互关系和作用，更加深入认识上海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紧缩加强；充分利用；上海发展战略；八大前后
[中图分类号] F4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5-0005-03
一、“紧缩与加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虽然需要继续发挥原有机器工业和轻工业基础的作用，但并非重点建设地区。由于地处东南沿海和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上海自解放后就遭受盘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的军事袭扰和经济封锁，面临“紧缩”和被调整的压力。1949年8月，上海一届人代会讨论通过反封锁的六大任务，包括：支援前线、疏散人口、改变生产方向、开展农村工作、发展内地交通和实行精简节约。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专电华东军政领导，指示“华东一切工作要以美国和蒋介石登陆进犯为假想的基础去作布置”。[1]这种从战备思想出发的“紧缩”一直延续到“一五”时期，接着又因形势变化成为当务之急。
1955年2月，上海市委召开扩大会议，根据新的情况和上海在全国工业布局中的地位作用，确定了新一轮含义更为明确的逐步紧缩人口与加强战备的方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紧缩加强”的方针。其时适逢各地编制地方“一五”计划，国家计委就如何对待上海、天津原有工业基础问题上，曾经进行会议讨论，最后确定了维持与利用的方针——在全国供产销平衡的基础上，在一般不增加既有设备的条件下，积极进行改造、改革，合理地发挥潜力，以支援国家建设和适应社会需要。同时提出研究工厂内迁的具体问题。[2]
国家计委负责人甚至对上海扩建工厂提出了批评：“不论从国防观点出发或者从合理的分布工业生产力的观点出发，生产发电设备的第二个基地（另一个是哈尔滨）是不应该建设在上海的。”[3]上海在同期上报的“一五”计划草案中也明确提出：上海的建设和改造……坚决服从国家关于巩固国防、工业合理布局的要求，采取维持利用、调整改造的方针。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和经济区划的要求，组织部分工厂、学校内迁，并有步骤地动员过多的人口疏散。[4]
“紧缩和加强”的方针后来由于国际形势趋缓，逐步落脚到“停止发展，改造运用”上。根据国家计委工作组的调研结果，大规模迁厂并不是解决上海工业过于集中的有效方法。紧缩的思路调整为“停止发展，积极改造，合理运用，大量动员技术潜力，部分淘汰，有条件的、小规模的内迁”，使上海能更好地合理利用现有轻、纺工业来满足国家和人民的生活需要。
从时间上看，上海明确地贯彻“紧缩”只有2月到8月半年，但紧缩思想还是延续了更长一段时间。国务院工作组在9月给中央负责经济工作的薄一波的报告中，一方面强调要大量挖掘现有企业的技术潜力，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刺激上海工业的不协调发展，防止上海工业的过快发展。1956年，随着原定工厂内迁方案实施的惯性，上海还陆续迁出工厂195家，商店168家，从业人员累计7423人。位于上海的交通大学和第一医学院也完成内迁，分别在西安和重庆建立新校。
紧缩方针对上海经济发展的影响无疑是负面的。1955年上海的工业生产出现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下降，工业总产值比1954年下降2.8%，其中纺织业下降了9.8%；工业增长速度比1952年只增长37.9%，不仅低于全国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而且低于沿海地区工业的增长速度，相比于1954年，更是下降了4.5%。
党的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对国际形势做出“新的侵华战争或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出现10年或者更多一点和平时期”的基本判断，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调查研究和听取汇报的基础上，概括出“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等“十大关系”，提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的战略思想。
当战争威胁解除后，沿海地区在全国工业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步上升到决策参考的重要因素。解放前，由于历史原因，我国70%以上的工业集中在沿海各省，“一五”期间，我国已把工业重点逐步移向内地。但是这并非否认或忽视沿海工业的作用。上海从1949到1955年底，全市实现的利润占第一个五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20.9%。全国销售的纱布、卷烟有1/3是上海生产的，日用工业品甚至有60%是上海生产的。此外，沿海省市还向内地输送了大量技术员和技术工人。很明显，不积极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就不可能较大规模地发展内地工业。1956年2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国民经济十五年远景计划纲要》中称，“上海、天津等原有工业城市和原有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应该着重对现有企业进行经济改组，充分发挥现有设备的作用，并合理地利用和适当调整这些地区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力量。”[5]5月，毛泽东委托陈云到上海带来“上海有前途，要发展”的指示。
根据中央精神，上海结合自身情况，在1956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党代会上，提出“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简称“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方针。其中心环节就是要充分利用上海近百年来形成的工业基础，利用其原有的设备和技术力量，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为达到充分利用的目的，就必须对上海工业进行积极改造和合理发展，进一步解决发展上海工业存在的矛盾，即彻底完成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现有工业进行必要的经济改组和技术改造，还要在利用现有设备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必要的扩建改建。[6]
关于“充分利用”和“合理发展”，中央也有类似表述。党的八大上，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称：“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沿海各省的有利条件，继续适当地发展那里的工业，以帮助内地工业的发展，加速全国的工业化。”[7] 可见，对于“充分利用”，中央和上海的表述总体上是一致的；对于“合理发展”，中央侧重于供产销的平衡和各地区的合理分工，上海除此之外更侧重于进一步解决上海工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中央指示注意发挥沿海地区工业的作用后，上海市场空前繁荣，1956年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建设获得巨大成就的一年，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2.6倍，比1955年增加了30多亿元。重工业领域许多重要工程，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电机厂和上海锅炉厂的扩建工程，闸北和杨树浦发电厂的发电机扩建工程都在这一年完成。[8]在全国范围内，上海工业的增幅也有明显提升。
谈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上海的发展方针，不能不注意到计划经济体制因素。我国从执行“一五”计划开始，特别1954年撤销各大行政区后，国家对全国工业即采取高度集权的管理制度，重要工业企业大都收归中央管理。上海的国营和老公私合营企业，1954年前主要归华东大行政区管理，1954年华东大行政区撤销后，原由其管理的工业企业改由中央直接管理。1957年，上海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工业企业有536个，在上海当时的国营和公私合营工业企业中数目虽仅占3.6%，但职工人数共达40万左右，占到总数的39%。同时，这些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工业企业在上海工业生产总值中也占有一定比例，有数据显示，1957年上海工业生产总值预计达到114.6亿元，其中中央工业59.7亿元，地方工业54.9亿元。[9]
党的八大召开前，中央各部委没有将上海工业完全纳入国家计划。上海“一五”计划中也没有包括中央各部在沪企事业单位在内，因此在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及城市建设等方面，造成一些不平衡和脱节现象。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1956年12月在上海市委会议上指出，从国家计委和中央各部来说，基本的缺点是对上海工业的情况和特点没有利用这几年时间摸清楚，未作全面的规划。中央各部对上海临时抓的多，有计划地抓的少……没有深刻认识上海工业的特点和重要性，没有根据上海的特点，从各方面具体解决问题，而是一般化的解决问题。[10]
“论十大关系”提出后，一方面，中央部门开始更为积极规划和利用上海工业。如1956年春，一机部和国家计委共同组织到上海，研究制订地方机电工业生产规划，确定改建22个地方国营和公私合营的机电工厂。[11]当年动工6个项目，同时新增一所技工学校。[12]一机部还先后召开两批地方机电工业会议，与电机制造工业部联合颁发《地方机电工业暂行管理办法》[13]，以充分发挥上海在内的地方工业作用。又如大专学生分配，1955年暑期全国分配给各省区市的高校毕业生19545人，其中上海市468人，占2.4%，不仅远低于黑龙江、辽宁、河北等内地省份，也低于天津、北京等沿海地区。[14]1956年开始，分配给上海的高校毕业生比例有一定程度提高，在各省区市中占比约4.1%。[15]1957年暑期这个比例约为3.2%。[16]
另一方面，国家工业布局的战略调整，使得上海工厂企业充分发挥综合经济效益成为可能。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1956年曾在党代会报告中称，上海汽轮机厂现在制造6000千瓦、12000千瓦汽轮机，如投资到800万元到900万元，就可以年产120万千瓦，并可以制造25000千瓦的汽轮机，以20%利润计，新的投资一年就可以赚回。[17]实际上，上海汽轮机厂生产什么是由一机部安排的，按照最初的部署，分工生产12000千瓦以下的中小型汽轮机，而刚刚建成投产的哈尔滨汽轮厂分工生产25000千瓦至50000千瓦的高压汽轮机。在厂房设备上“哈汽”有绝对优势，但上海汽轮机厂造成了第一台国产6000千瓦汽轮机，以及与双水内冷发电机配套的12000千瓦汽轮机，拥有一支汽轮机制造的骨干队伍，当时的厂党委书记龙跃多次到北京一机部争取，最终获得上海发展大容量汽轮机的许可。而上海汽轮机厂在中国汽轮机制造业上创造的多项第一，也历史地证明了建设这一工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当然，根本的解决之道是改进体制。关于体制，不只上海，地方上大多数省市都有一定意见，这也是党的八大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1958年起，大批工业企业由中央下放到上海，中央在沪直属工业企业由536户减为56户，职工人数由近40万人减至5.7万人。[18]同时扩大上海地方在供、产、销、人、财、物方面的管理权限，以及企业的管理权限等。但是，这次体制改革在“左”的思想干扰下，过多过急地下放权力，使经济生活出现混乱，加剧了“大跃进”期间经济失调形势。之后中央不得不开始将不宜下放的工业企业收回管理，又逐渐恢复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
参考文献
[1][4]沈逸静.上海“紧缩”方针的制定、实施与调整[A].历史巨变（1949-1956）2[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577. 584-585.
[2][3]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中国工业五十年——新中国工业通鉴第2部（1953-1957）[Z].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1388.951.
[5][7]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中国工业五十年——新中国工业通鉴第2部（1953-1957）[Z].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1364.831.
[6][17]柯庆施.调动一切力量，积极发挥上海工业的作用，为加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Z] .上海档案馆存，1956-7-11.
[8]孙怀仁.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1949-1985）[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190-191.
[9]上海市经计委关于上海市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步建议的报告》（初稿） [Z].上海档案馆存，1956-11-24.
[10]对上海工业规划的初步意见（提纲）[Z].上海档案馆存，1956-12-22.
[11]李富春选集[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166-168.
[12]上海市经济计划委员会关于1956年度上海市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Z].上海档案馆存，1956-7-21.
[13]国家机械工业局.机械工业五十年大事记（1949-1999）[Z].北京：内部发行1999. 90.94.
[14]高等教育部.1955年暑期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计划 [Z].上海档案馆存，1955-8.
[15]国务院关于一九五六学年暑期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统筹分配工作的指示、国家经济委员会制1956年度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计划[Z].上海档案馆存，1956-7-31、1956-7-24.
[16]国务院关于一九五七年暑期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统筹分配工作的指示、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上海市计委关于1957年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计划[Z].上海档案馆存，1957-7-31、1957-5-29.
[18]冯小敏.中国共产党在上海80年（1921-2001）[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592.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卞吉赋
[关键词]紧缩加强；充分利用；上海发展战略；八大前后
[中图分类号] F4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5-0005-03
一、“紧缩与加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虽然需要继续发挥原有机器工业和轻工业基础的作用，但并非重点建设地区。由于地处东南沿海和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上海自解放后就遭受盘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的军事袭扰和经济封锁，面临“紧缩”和被调整的压力。1949年8月，上海一届人代会讨论通过反封锁的六大任务，包括：支援前线、疏散人口、改变生产方向、开展农村工作、发展内地交通和实行精简节约。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专电华东军政领导，指示“华东一切工作要以美国和蒋介石登陆进犯为假想的基础去作布置”。[1]这种从战备思想出发的“紧缩”一直延续到“一五”时期，接着又因形势变化成为当务之急。
1955年2月，上海市委召开扩大会议，根据新的情况和上海在全国工业布局中的地位作用，确定了新一轮含义更为明确的逐步紧缩人口与加强战备的方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紧缩加强”的方针。其时适逢各地编制地方“一五”计划，国家计委就如何对待上海、天津原有工业基础问题上，曾经进行会议讨论，最后确定了维持与利用的方针——在全国供产销平衡的基础上，在一般不增加既有设备的条件下，积极进行改造、改革，合理地发挥潜力，以支援国家建设和适应社会需要。同时提出研究工厂内迁的具体问题。[2]
国家计委负责人甚至对上海扩建工厂提出了批评：“不论从国防观点出发或者从合理的分布工业生产力的观点出发，生产发电设备的第二个基地（另一个是哈尔滨）是不应该建设在上海的。”[3]上海在同期上报的“一五”计划草案中也明确提出：上海的建设和改造……坚决服从国家关于巩固国防、工业合理布局的要求，采取维持利用、调整改造的方针。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和经济区划的要求，组织部分工厂、学校内迁，并有步骤地动员过多的人口疏散。[4]
“紧缩和加强”的方针后来由于国际形势趋缓，逐步落脚到“停止发展，改造运用”上。根据国家计委工作组的调研结果，大规模迁厂并不是解决上海工业过于集中的有效方法。紧缩的思路调整为“停止发展，积极改造，合理运用，大量动员技术潜力，部分淘汰，有条件的、小规模的内迁”，使上海能更好地合理利用现有轻、纺工业来满足国家和人民的生活需要。
从时间上看，上海明确地贯彻“紧缩”只有2月到8月半年，但紧缩思想还是延续了更长一段时间。国务院工作组在9月给中央负责经济工作的薄一波的报告中，一方面强调要大量挖掘现有企业的技术潜力，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刺激上海工业的不协调发展，防止上海工业的过快发展。1956年，随着原定工厂内迁方案实施的惯性，上海还陆续迁出工厂195家，商店168家，从业人员累计7423人。位于上海的交通大学和第一医学院也完成内迁，分别在西安和重庆建立新校。
紧缩方针对上海经济发展的影响无疑是负面的。1955年上海的工业生产出现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下降，工业总产值比1954年下降2.8%，其中纺织业下降了9.8%；工业增长速度比1952年只增长37.9%，不仅低于全国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而且低于沿海地区工业的增长速度，相比于1954年，更是下降了4.5%。
党的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对国际形势做出“新的侵华战争或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出现10年或者更多一点和平时期”的基本判断，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调查研究和听取汇报的基础上，概括出“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等“十大关系”，提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的战略思想。
当战争威胁解除后，沿海地区在全国工业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步上升到决策参考的重要因素。解放前，由于历史原因，我国70%以上的工业集中在沿海各省，“一五”期间，我国已把工业重点逐步移向内地。但是这并非否认或忽视沿海工业的作用。上海从1949到1955年底，全市实现的利润占第一个五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20.9%。全国销售的纱布、卷烟有1/3是上海生产的，日用工业品甚至有60%是上海生产的。此外，沿海省市还向内地输送了大量技术员和技术工人。很明显，不积极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就不可能较大规模地发展内地工业。1956年2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国民经济十五年远景计划纲要》中称，“上海、天津等原有工业城市和原有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应该着重对现有企业进行经济改组，充分发挥现有设备的作用，并合理地利用和适当调整这些地区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力量。”[5]5月，毛泽东委托陈云到上海带来“上海有前途，要发展”的指示。
根据中央精神，上海结合自身情况，在1956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党代会上，提出“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简称“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方针。其中心环节就是要充分利用上海近百年来形成的工业基础，利用其原有的设备和技术力量，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为达到充分利用的目的，就必须对上海工业进行积极改造和合理发展，进一步解决发展上海工业存在的矛盾，即彻底完成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现有工业进行必要的经济改组和技术改造，还要在利用现有设备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必要的扩建改建。[6]
关于“充分利用”和“合理发展”，中央也有类似表述。党的八大上，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称：“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沿海各省的有利条件，继续适当地发展那里的工业，以帮助内地工业的发展，加速全国的工业化。”[7] 可见，对于“充分利用”，中央和上海的表述总体上是一致的；对于“合理发展”，中央侧重于供产销的平衡和各地区的合理分工，上海除此之外更侧重于进一步解决上海工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中央指示注意发挥沿海地区工业的作用后，上海市场空前繁荣，1956年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建设获得巨大成就的一年，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2.6倍，比1955年增加了30多亿元。重工业领域许多重要工程，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电机厂和上海锅炉厂的扩建工程，闸北和杨树浦发电厂的发电机扩建工程都在这一年完成。[8]在全国范围内，上海工业的增幅也有明显提升。
谈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上海的发展方针，不能不注意到计划经济体制因素。我国从执行“一五”计划开始，特别1954年撤销各大行政区后，国家对全国工业即采取高度集权的管理制度，重要工业企业大都收归中央管理。上海的国营和老公私合营企业，1954年前主要归华东大行政区管理，1954年华东大行政区撤销后，原由其管理的工业企业改由中央直接管理。1957年，上海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工业企业有536个，在上海当时的国营和公私合营工业企业中数目虽仅占3.6%，但职工人数共达40万左右，占到总数的39%。同时，这些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工业企业在上海工业生产总值中也占有一定比例，有数据显示，1957年上海工业生产总值预计达到114.6亿元，其中中央工业59.7亿元，地方工业54.9亿元。[9]
党的八大召开前，中央各部委没有将上海工业完全纳入国家计划。上海“一五”计划中也没有包括中央各部在沪企事业单位在内，因此在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及城市建设等方面，造成一些不平衡和脱节现象。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1956年12月在上海市委会议上指出，从国家计委和中央各部来说，基本的缺点是对上海工业的情况和特点没有利用这几年时间摸清楚，未作全面的规划。中央各部对上海临时抓的多，有计划地抓的少……没有深刻认识上海工业的特点和重要性，没有根据上海的特点，从各方面具体解决问题，而是一般化的解决问题。[10]
“论十大关系”提出后，一方面，中央部门开始更为积极规划和利用上海工业。如1956年春，一机部和国家计委共同组织到上海，研究制订地方机电工业生产规划，确定改建22个地方国营和公私合营的机电工厂。[11]当年动工6个项目，同时新增一所技工学校。[12]一机部还先后召开两批地方机电工业会议，与电机制造工业部联合颁发《地方机电工业暂行管理办法》[13]，以充分发挥上海在内的地方工业作用。又如大专学生分配，1955年暑期全国分配给各省区市的高校毕业生19545人，其中上海市468人，占2.4%，不仅远低于黑龙江、辽宁、河北等内地省份，也低于天津、北京等沿海地区。[14]1956年开始，分配给上海的高校毕业生比例有一定程度提高，在各省区市中占比约4.1%。[15]1957年暑期这个比例约为3.2%。[16]
另一方面，国家工业布局的战略调整，使得上海工厂企业充分发挥综合经济效益成为可能。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1956年曾在党代会报告中称，上海汽轮机厂现在制造6000千瓦、12000千瓦汽轮机，如投资到800万元到900万元，就可以年产120万千瓦，并可以制造25000千瓦的汽轮机，以20%利润计，新的投资一年就可以赚回。[17]实际上，上海汽轮机厂生产什么是由一机部安排的，按照最初的部署，分工生产12000千瓦以下的中小型汽轮机，而刚刚建成投产的哈尔滨汽轮厂分工生产25000千瓦至50000千瓦的高压汽轮机。在厂房设备上“哈汽”有绝对优势，但上海汽轮机厂造成了第一台国产6000千瓦汽轮机，以及与双水内冷发电机配套的12000千瓦汽轮机，拥有一支汽轮机制造的骨干队伍，当时的厂党委书记龙跃多次到北京一机部争取，最终获得上海发展大容量汽轮机的许可。而上海汽轮机厂在中国汽轮机制造业上创造的多项第一，也历史地证明了建设这一工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当然，根本的解决之道是改进体制。关于体制，不只上海，地方上大多数省市都有一定意见，这也是党的八大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1958年起，大批工业企业由中央下放到上海，中央在沪直属工业企业由536户减为56户，职工人数由近40万人减至5.7万人。[18]同时扩大上海地方在供、产、销、人、财、物方面的管理权限，以及企业的管理权限等。但是，这次体制改革在“左”的思想干扰下，过多过急地下放权力，使经济生活出现混乱，加剧了“大跃进”期间经济失调形势。之后中央不得不开始将不宜下放的工业企业收回管理，又逐渐恢复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
参考文献
[1][4]沈逸静.上海“紧缩”方针的制定、实施与调整[A].历史巨变（1949-1956）2[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577. 584-585.
[2][3]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中国工业五十年——新中国工业通鉴第2部（1953-1957）[Z].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1388.951.
[5][7]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中国工业五十年——新中国工业通鉴第2部（1953-1957）[Z].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1364.831.
[6][17]柯庆施.调动一切力量，积极发挥上海工业的作用，为加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Z] .上海档案馆存，1956-7-11.
[8]孙怀仁.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1949-1985）[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190-191.
[9]上海市经计委关于上海市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步建议的报告》（初稿） [Z].上海档案馆存，1956-11-24.
[10]对上海工业规划的初步意见（提纲）[Z].上海档案馆存，1956-12-22.
[11]李富春选集[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166-168.
[12]上海市经济计划委员会关于1956年度上海市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Z].上海档案馆存，1956-7-21.
[13]国家机械工业局.机械工业五十年大事记（1949-1999）[Z].北京：内部发行1999. 90.94.
[14]高等教育部.1955年暑期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计划 [Z].上海档案馆存，1955-8.
[15]国务院关于一九五六学年暑期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统筹分配工作的指示、国家经济委员会制1956年度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计划[Z].上海档案馆存，1956-7-31、1956-7-24.
[16]国务院关于一九五七年暑期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统筹分配工作的指示、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上海市计委关于1957年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计划[Z].上海档案馆存，1957-7-31、1957-5-29.
[18]冯小敏.中国共产党在上海80年（1921-2001）[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592.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卞吉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