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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出于宣传中共民主革命纲领目标和为国民革命运动造势的需要，党、团中央于上海创办了机关刊物《向导》和《中国青年》。恽代英等青年“意见领袖”把办刊理念与落实党的宣传战略相统一，紧扣时代脉搏，并从传播内容和传播技巧等要素“把关”，靠动真情、讲真话、道真理形成刊物目标性和指向性突出的特色，通过宣传影响人们的思想，引领大批青年投身国民革命洪流中并扩大了党的声望。
关键词：
《中国青年》 青年意见领袖 教育引领 把关
国民革命发动之际，团刊《中国青年》随《向导》之后于上海创刊，由于其革命宣传主旨及共产党员主编人的身份，其屡遭军阀当局的压迫、查禁，有时还不能按时出版。国共合作破裂后，1927年10月，被迫停刊。1927年上半年，其最高发行量达3万多份，在中共党团组织尚处幼年并处军阀政治钳治环境下，何以声名远播，本文试从其文本考察，探析早期《中国青年》的“把关”人——意见领袖引领青年成长的轨迹。
一、传播主体同辈同心戮力践行办刊宗旨
给读者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的“意见领袖”，在《中国青年》周报创办伊始，不论刊发党团中央指示，还是选载读者来稿，都经过多环节“把关”，将办刊理念与党的宣传战略相统一。《中国青年》的布“道”解惑对读者态度的巩固、扭转或重塑起直接作用，其发行量的扩大彰显受众面的扩张，党有活动号召，团刊能较好地组织实施，彰显意见领袖的引领本领。
《中国青年》深受青年读者欢迎，在于它拥有一支阵容强势的编辑团队。这个意见领袖群体都是风华正茂的同辈热血男儿，恽代英27岁、刘仁静21岁、李求实20岁、萧楚女29岁、林育南24岁，邓中夏28岁，均处人生青春期。青春期的一些特点使其更容易接受时代潮流的洗礼，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并且，他们具有共同的办刊宗旨和理念。[1]《中国青年》发刊辞提出要“供给他们（青年）一种忠实的友谊的刊物。要引导一般青年到活动的路上，要引导一般青年到强健的路上，要引导一般青年到切实的路上”的目标旨趣。[2]这正是其意见领袖们戮力践行的办刊方针。
“意见领袖”扎实开展对读者的教育引导。教育是传播的一个类型，是意见领袖知识能力的外化，引导就是信息的渗透，编辑的见解、观点就是欲灌输的信息，《中国青年》“主笔”恽代英，刊发文章最多，文章最具鼓动性。他发表的文章和通信、答读者问，不用空泛的道理说教，讲真话、动真情，如春雨滋润着读者的心田。萧楚女被青年称为“真理的战士”“革命的煽动家”。萧楚女在“五卅”运动中的一批文章，凸显欲“引导一般青年到强健的路上”。邓中夏是从事民众运动的专家，他的注意力在“引导一般青年到活动的路上”。他的《论工人运动》《论农民运动》《论兵士运动》《学生运动》等文章都有这样的特点。
所载林育南的文章，颇有“引导一般青年到活动的路上”之特点，以中共领导早期青年运动经验、苏联如何开展学生运动以及他与“醒狮”派余家菊的交锋观点为代表。李求实引领青年注重具体方法的指导，如《怎样利用今年的暑假》《怎样才能‘到民间去’？》《本年暑期的环境与青年的责任》等篇目，借与论敌胡适的较量而因势利导青年，“到民间去”从事“地方调查与研究”的工作，他教育青年“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如个人谈话，邻居访问）去调查本地人民的生活状况，其疾苦与其要求……便懂得在本地的革命工作中，什么是应该运用的力量，什么是应该打倒的”。[3]
二、主辅议题彰显党刊团刊宣传战略协同
从认知、态度和行动三个层面考察传播效果，是议题设置的目标取向，简言之，有意对相关“议题”突出渲染，会引起公众对该议题的格外重视与强化。从大革命时期党、团刊物宣传战略协同视角考察，党、团刊物主导宣传舆论，主辅议题跟进的时序紧密无间相得益彰。《中国青年》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活动被赋予特定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方式，影响着青年群体对周围大事及重要性的判断，并与中共《向导》和《新青年》季刊等宣传配合，从而奠定了读者广泛认同的声势基础。
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即对政治“喉舌”发声原则问题作了规定，之后，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及中共组织的发展又陆续创办了一系列性质、职能互补的中央机关报刊，在1923年10月15日，“钟英（中共中央谐音）致各区、地方和小组同志信——颁发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中，针对中央编辑部中几种出版品规定：“《新青年》季刊——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机关 （C.P.）。《前锋》月刊——中国及世界的政治经济的研究宣传机关（C.P.）。《向导》周刊——国内外时事的批评宣传机关（C.P.）。《中国青年》周刊——一般青年运动的机关（S.y.）。以上每一种刊物均有一专门负责之人。编辑部设二主任，一管C.P.刊物材料之分配，一管S.y.刊物材料之分配。”[4]这是中共三大以后对宣传工作所做的组织安排和政治程序要求。
意见领袖在宣传中共纲领目标时，对重大时事焦点问题的报道或配发编者按，是与党刊相配合并依据受众的属性、希望产生的效果而精心策划的。中共中央创办《向导》的发行时段（1922、9-1927、7）与早期《中国青年》相同，《向导》宣传了中共三大确立的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战线的主张，通常以中央（多以谐音）及党的领导人文章加编者按发表。据统计，发表宣传联合战线的文章142篇。其中宣传国民革命运动的文章89篇，《向导》依托一些重大事件、节日、纪念日进行集中的反帝活动报道与宣传。
《中国青年》在议题设置上与其配合，比较《向导》刊载相关主题信息与当时《中国青年》刊载情况，从相关内容（篇目数）看，《向导》批判“东方文化派”（2篇）、呼唤“国民会议”运动（124篇）、宣传“非基督教”运动（3篇）、为“五卅”运动造势（107篇）、刊载批判“国家主义派”（47篇）、批判国民党右派（102篇）其中批判戴季陶主义（9篇），作者陈独秀、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等多为党、团中央领导人，而同期团刊《中国青年》刊载情况，彰显辅助党刊主议题，合力形成强势话语阵地的特点，《中国青年》（1923.10-1927.10）刊载相关议题情况是：批判东方文化派（8篇），（贺）昌群、（早期团干）代英等的文章与回复读者问形式，协同宣传国民会议（76篇）：（刘）仁静、曾延（团中央代称）等文章加编者按语等形式，“非基督教”运动（30篇），恽代英、萧楚女等文章较多，鼓动民众投身“五卅”运动（12篇），配合批判“国家主义派”（51篇），还刊发批判“戴季陶主义”文章（11篇），主要有恽代英、刘仁静青年团干部主攻论敌，批判国民党右派（55篇），包括毛泽东等理论家的篇目，从题目类型、发表时序到上阵主攻手，均显示团中央刊物配合辅助党刊的特色，这种刊物议题设置的互补及作者的身份层次，表明中共宣传气势之壮与口径之统一，从而强化着青年读者的价值判断与政治认同。 在《中国青年》上，有中国共产党人最早的问卷调查，了解读者类型、性别、年龄、职业等喜爱刊载文章的内容、篇目等。[5]显然，青年意见领袖在宏观议题设置上党团刊物协调，论战交锋与时代思潮波动契合，他们从宣传战略实现所依托的不同受众的感知、人口学上的属性等方面来谋划，读者对各种议题的关注程度，对媒介信息的接触量，和青年群体人际传播的频度，及人口统计学上的属性（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参与及活跃度大于女性）等因素被编辑们重视。
三、传播植根借助灵活艺术性的讯息载体
意见领袖为把青年读者引向中共态度或行动之中，对影响传播效果之每一要素或环节都认真“把关”。他们立论角度新颖独特，表达细腻入微，从读者最关心的问题中去选择、从最能揭示事物本质方面去发掘、从指导工作最需要的角度去提炼主题，从比较中寻找推广亮点，编好稿件放入艺术性栏目里，意见领袖通过加工活动潜移默化地引导，使读者产生“麻醉”效果，进而实现灌输价值、培育信念的目的。
意见领袖艺术地创设栏目。青年喜爱的活泼形式，诗歌、小说、神话及外国青年活动花絮、异域风情的介绍，而入“文艺”栏目载体中，以锻造的栏目为平台将青年所需、革命事业所需置于大局中去思考、去把握、去推进、去检验，显示出宣传方式的灵活性、艺术性。
《中国青年》的意见领袖们不断与青年读者互动沟通，几次增删栏目以提升思想性、针对性而贴近读者，在相关栏目下，集中发表“组团”文章，形成强势话语效果。在4年间《中国青年》曾设有《社评》《时事述评》《书报评论》《答问与通信》《我们的时代》等栏目。这些栏目下的信息，吸引并扩大着读者群，使得《中国青年》不仅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团刊，也是大革命时期最出色的刊物之一。“《中国青年》现在出到第十期。……最足以鼓励我们的，本刊发表各文，迭经《民国日报》，《时报》等的转载；长沙保定两处，各销售到一千份；南京上海的中学有些国文教师，采用本刊各文作国文教材”，这是编辑们办刊策划的成效。
意见领袖聚焦时代热点设栏目。始自1925年第102期的《寸铁》栏目登载杂文，锁定目标、攻击性强，当时政治斗争尖锐，讥讽各类现象与人物观点，可以不撕破脸、又能入木三分揭示问题，这类文体颇具批评效力。《通讯》栏目设置早，存在时间长。大量响应中共党团号召的青年人物和事迹、集体活动要报道，亮点经验要推广，编辑们呼吁基层“常报告些各地青年团体的消息；希望青年来信，不仅专只报告我们一些活动的消息，也和我们讨论一些主义上、行动策略上的问题”，[6]这样，关注此类消息的基层组织和读者被吸引，甚至其他社会派别也据此判断中共及青年团态度而成政治风向标。
《新刊批评》《书报评论》《书报介绍》等栏目，对社会上各类的书报作点评。“对于现代各种思潮学说之研究，介绍与批评”，“注意批评流行于青年界的思想，文艺以及青年本身问题”，给青年以选择读物的指导，“引导青年趋向于正确的革命之途”，进而传播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以鼓动青年投身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事业中。这类栏目编发篇幅短小的文字，有时以补白方式，批评论点，省事省时，合青年口味，从较大的视野看仍然是意见领袖基于刊物的宗旨而设，服务于教育青年之目的。
四、传播技巧应用自如传播效能稳步提升
面向青年，重视青年的要求是《中国青年》最突出的传播特色。意见领袖在宣传之前有明确的主观意图，希望用宣传去影响人们的思想，让读者按宣传者的意图去行动。纵观1923年—1927年《中国青年》的各类征文、征订广告，以及征求改进编辑意见，可见其着眼于吸引青年读者。在创刊之初，提出刊物所需要的是“有益而有味的稿子”。既注重“益”，也不忽略“味”，因周报办得活泼而吸引读者。当寒暑假开始时，《中国青年》就对学生提出建议——“回家做些什么事”“看些什么书”“思考些什么问题”，从青年生活特点考虑，提出的建议颇受欢迎，可谓“益”“味”兼顾。
《中国青年》在一段时间里连载《本期研究题目》，启发读者思考，一问连一问，并与时局发展、政治人物的命运等连环相扣，以吸引读者眼球引领持续关注。起着渲染气氛、加深印象、突出主题的作用。配合党刊编发时评，突出一个“新”字，不断把时局的最新变化、最新发展告诉读者，加以动真情，稿件写得亲切，像和煦的春风容易拨动读者的心灵，打开受众的心扉，进而实现渗透教育。
意见领袖与读者互动中答疑解惑讲真话、道真理。编辑的每一个真诚回复，带给焦虑中的读者以温暖，因为理性是充满智慧的光芒，读者从舆论性表达和现实对比中认同意见领袖所言之理，对读者管用，使困顿中的青年获得前行的指南。具体地说，既然是革命宣传，就不单是“宣传攻势”、 特别版面，还有一套革命话语和伦理仪式来赋予其意义。于是“剥削”“翻身”“ 到民间去”“调查研究”都成为关键词、“热门地带”。彰显宣传者追求传播效应去扩大受众，形成读者出于自身的需要去追逐信息看点的境界。从周报文本看，意见领袖从不同视角回应社会思潮及读者多方面的需求与问题，显示了宣传在强化道理、道义，加深读者的印象，增进青年的了解和理解等方面的作用。
在与读者互动的答问等栏目里，意见领袖对青年恋爱、婚姻，伦理道德，革命与个人情感等方面，入情入理的点拨指导，使青年受教育，长见识。因为意见领袖用理性朴实的道理做分析，青年由认同而接受其指导，从而传播了革命的理念，唤起了大批青年投身国民革命风雨中，提升了共产党在民众中的声望。
意见领袖使用感情色彩强烈的言辞来感染读者的技巧，在周报文本中有很多案例，文本显示，为引起青年的特定心理和行动的反应，而达到宣传之预期目的，意见领袖使用了包括入心入脑、心理伦理等人文关怀方式，表现在问题提示、心理疏导等环节中。就开展心理疏导的教育方式而言，意见领袖以朴实的沟通方式为广大青年所悦纳。恽代英特别注意宣传对象的心理，他在《农村运动》中提倡：“联络农民感情——这是宣传农民最重要的条件”，“研究他们的心理”是“宣传农民最恰当的方法”之一。《这样做一个宣传家》一文里，他说明了关注宣传对象心理的缘由意义。依据农民心愿和觉悟程度选择宣传方略的邓中夏提出：“我们的宣传不宜采用‘共产革命’的口号，而只能用‘限租’‘推翻贪官劣绅’‘打倒军阀’‘抵制洋货’‘实行国民革命’等口号，这一点极为重要。”[7] 巧借媒介与读者互动，帮助读者解“惑”，凸显“意见领袖”贴近青年、贴近生活的技巧。《中国青年》帮助青年就业创业、成长成才，办实事，做好事，针对青年反映失学、就业、婚姻类问题，意见领袖借助《问答》《读者之声》等互动方式，开展答疑释惑。复旦大学一位学生写信给恽代英，述说自己将走到厌世的道路上去，“人生愈觉变成灰色了”。恽代英指点迷津，“人在恶劣环境之中，是不能无悲苦之感的，然亦只有坐着不去与恶劣环境奋斗的人才感觉这种悲苦。惊风骇浪中舟子总比坐客镇定，便因舟子要去应付这种风浪的原故。所以你愿居这悲苦之境，不是去幻想那不可能的自杀，是要去设法应付它，去作一个改革社会国家与打倒帝国主义的人……你多找几个勇敢的同行的人，而且一路的呼应，便可以壮你的胆。你若能研究得到一种信念，知道国家社会一定是可以改造的，那譬如你在黑暗中间见了灯光，你的胆气自然更要大了”。这样论说诱导，对青年振奋精神，增强信念就是一种激励，同时，这种意在完善个体，培养群体——造就中国青年的责任担当，正是周报办刊宗旨之诠释。
渲染“重大问题”凸显意见领袖的造势技巧。1924年第55期开始的《本期研究题目》，协同“主题宣传”，编者按：“提出该期所载各文中可供讨论之点，以为青年理论上与行动上的帮助。”编辑希望各青年团体可以每星期开会讨论所举出的各种问题，亦希望接受大家的疑问，并欢迎大家提出各种问题以资讨论。就第55期而言，因为要“注全力于孙中山先生等所提倡的‘国民会议’，那是引导全国民众作直接政治争斗”，就设计了“你赞成国民会议么？有人不赞成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国民会议，要由上海有力团体自动地号召各公团会议，你以为如何？试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要求，与我们所主张青年利益的各种要求，逐一加以批评你以为还有应当提出的要求否？穷苦不能安心求学，或受生活压迫的青年，有什么方法可以改造他的命运呢？为什么各国共产党要做‘制止侵略中国’运动？最近埃及受英国压迫，我们亦应当作‘制止侵略埃及’运动么”的问题。
五、沉思与启示
1. 刊物要兴盛，须拥有一支高素质的编辑团队。编辑是刊物的“头脑”，是各个关口的“守门人”，是读者的“意见领袖”，编辑的职责决定了其责任重大。编辑的政治素养、知识素养和美学素养攸关刊物生存发展。早期《中国青年》文本的内容，彰显意见领袖作为“守门人”把关的一些环节和本领，他们恪守着为党“守门”的职责，熟知青年读者通过接触和使用周报的直接体验而会形成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以舆论的形式对传播活动施加影响，传播与植根的活动、技巧凸显着周报的意见领袖们所持的观点，直接支配了读者的价值取向，信息传播活动渗透并强化着中共的态度和价值观。
2. 意见领袖通过舆论的多方式引领使青年读者的行为产生了预期结果。其传播植根的方法有普遍意义，《中国青年》的发行量和号召力，诠释着意见领袖们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在读者中引起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它有几万份的发行量，庞大的读者群，无形的影响力，当党号召青年报考黄埔军校时，大批有志青年踊跃参与，《中国青年》的广告呼吁实质上起着组织作用，也诠释着现代宣传是至关重要的手段，在上世纪20年代，政党及其活动有限的生存空间里，在北洋军阀、国民党和其他政治力量的“博弈”中，靠智慧与技巧，在舆论造势中，中国共产党人获得强势话语权，能赢得民心和好声望，集聚了软实力，着实与《中国青年》的宣传方法和技巧密切相关。从栏目设置到各类议题（个人议题、谈话议题、公共议题）的策划，抑或党团刊协同反制敌对阵营的围剿，《中国青年》周报的发声，产生了强烈的目击感、现场感和冲击力，这种效能的背后凝聚着意见领袖的传播技巧和智慧。
3. 意见领袖将政治目标与读者需求相整合。4年间，就读者知识量的增加和见识的变化等认知层面上的效果看，周报围绕革命主旋律的思想教育，普及新生活方式和推荐如何读书的植根培育，抑或在思潮论战时，《中国青年》意见领袖虽曾感叹没有金钱如青年党作广告宣传刊物，但《中国青年》的传播，以其独特的开拓带来了超过青年党《醒狮》的发行量，换个视角看，这些气象通过青年读者的言行表现出来，则反映了刊物行动层面上的引领效果。事实上，青年意见领袖的潜意识中已把读者看做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体，依据人们接触媒介是基于某种需求的动机，无论信息需求、娱乐需求、社会关系需求以及精神和心理需求等，他们可谓顺势、顺时而为，是在政治利益与顺应读者需求中恰当找到了结合点，方获成就。
参考文献：
[1] 周树立.浅析《中国青年》编辑团队的整合[J].编辑之友，2011（7）.
[2] 中国青年.发刊辞 [J].中国青年，1923（1）.
[3] 求实.怎样才能“到民间去”？[J].中国青年，1927.
[4]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C].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0：7.
[5] 周树立.早期《中国青年》研究（1923-1927）[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92.
[6] 中国青年.我们的启事[J].中国青年，1926（111）.
[7] 邓中夏.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的运动方针[J].中国青年，1924（13）.
（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
出于宣传中共民主革命纲领目标和为国民革命运动造势的需要，党、团中央于上海创办了机关刊物《向导》和《中国青年》。恽代英等青年“意见领袖”把办刊理念与落实党的宣传战略相统一，紧扣时代脉搏，并从传播内容和传播技巧等要素“把关”，靠动真情、讲真话、道真理形成刊物目标性和指向性突出的特色，通过宣传影响人们的思想，引领大批青年投身国民革命洪流中并扩大了党的声望。
关键词：
《中国青年》 青年意见领袖 教育引领 把关
国民革命发动之际，团刊《中国青年》随《向导》之后于上海创刊，由于其革命宣传主旨及共产党员主编人的身份，其屡遭军阀当局的压迫、查禁，有时还不能按时出版。国共合作破裂后，1927年10月，被迫停刊。1927年上半年，其最高发行量达3万多份，在中共党团组织尚处幼年并处军阀政治钳治环境下，何以声名远播，本文试从其文本考察，探析早期《中国青年》的“把关”人——意见领袖引领青年成长的轨迹。
一、传播主体同辈同心戮力践行办刊宗旨
给读者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的“意见领袖”，在《中国青年》周报创办伊始，不论刊发党团中央指示，还是选载读者来稿，都经过多环节“把关”，将办刊理念与党的宣传战略相统一。《中国青年》的布“道”解惑对读者态度的巩固、扭转或重塑起直接作用，其发行量的扩大彰显受众面的扩张，党有活动号召，团刊能较好地组织实施，彰显意见领袖的引领本领。
《中国青年》深受青年读者欢迎，在于它拥有一支阵容强势的编辑团队。这个意见领袖群体都是风华正茂的同辈热血男儿，恽代英27岁、刘仁静21岁、李求实20岁、萧楚女29岁、林育南24岁，邓中夏28岁，均处人生青春期。青春期的一些特点使其更容易接受时代潮流的洗礼，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并且，他们具有共同的办刊宗旨和理念。[1]《中国青年》发刊辞提出要“供给他们（青年）一种忠实的友谊的刊物。要引导一般青年到活动的路上，要引导一般青年到强健的路上，要引导一般青年到切实的路上”的目标旨趣。[2]这正是其意见领袖们戮力践行的办刊方针。
“意见领袖”扎实开展对读者的教育引导。教育是传播的一个类型，是意见领袖知识能力的外化，引导就是信息的渗透，编辑的见解、观点就是欲灌输的信息，《中国青年》“主笔”恽代英，刊发文章最多，文章最具鼓动性。他发表的文章和通信、答读者问，不用空泛的道理说教，讲真话、动真情，如春雨滋润着读者的心田。萧楚女被青年称为“真理的战士”“革命的煽动家”。萧楚女在“五卅”运动中的一批文章，凸显欲“引导一般青年到强健的路上”。邓中夏是从事民众运动的专家，他的注意力在“引导一般青年到活动的路上”。他的《论工人运动》《论农民运动》《论兵士运动》《学生运动》等文章都有这样的特点。
所载林育南的文章，颇有“引导一般青年到活动的路上”之特点，以中共领导早期青年运动经验、苏联如何开展学生运动以及他与“醒狮”派余家菊的交锋观点为代表。李求实引领青年注重具体方法的指导，如《怎样利用今年的暑假》《怎样才能‘到民间去’？》《本年暑期的环境与青年的责任》等篇目，借与论敌胡适的较量而因势利导青年，“到民间去”从事“地方调查与研究”的工作，他教育青年“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如个人谈话，邻居访问）去调查本地人民的生活状况，其疾苦与其要求……便懂得在本地的革命工作中，什么是应该运用的力量，什么是应该打倒的”。[3]
二、主辅议题彰显党刊团刊宣传战略协同
从认知、态度和行动三个层面考察传播效果，是议题设置的目标取向，简言之，有意对相关“议题”突出渲染，会引起公众对该议题的格外重视与强化。从大革命时期党、团刊物宣传战略协同视角考察，党、团刊物主导宣传舆论，主辅议题跟进的时序紧密无间相得益彰。《中国青年》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活动被赋予特定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方式，影响着青年群体对周围大事及重要性的判断，并与中共《向导》和《新青年》季刊等宣传配合，从而奠定了读者广泛认同的声势基础。
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即对政治“喉舌”发声原则问题作了规定，之后，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及中共组织的发展又陆续创办了一系列性质、职能互补的中央机关报刊，在1923年10月15日，“钟英（中共中央谐音）致各区、地方和小组同志信——颁发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中，针对中央编辑部中几种出版品规定：“《新青年》季刊——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机关 （C.P.）。《前锋》月刊——中国及世界的政治经济的研究宣传机关（C.P.）。《向导》周刊——国内外时事的批评宣传机关（C.P.）。《中国青年》周刊——一般青年运动的机关（S.y.）。以上每一种刊物均有一专门负责之人。编辑部设二主任，一管C.P.刊物材料之分配，一管S.y.刊物材料之分配。”[4]这是中共三大以后对宣传工作所做的组织安排和政治程序要求。
意见领袖在宣传中共纲领目标时，对重大时事焦点问题的报道或配发编者按，是与党刊相配合并依据受众的属性、希望产生的效果而精心策划的。中共中央创办《向导》的发行时段（1922、9-1927、7）与早期《中国青年》相同，《向导》宣传了中共三大确立的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战线的主张，通常以中央（多以谐音）及党的领导人文章加编者按发表。据统计，发表宣传联合战线的文章142篇。其中宣传国民革命运动的文章89篇，《向导》依托一些重大事件、节日、纪念日进行集中的反帝活动报道与宣传。
《中国青年》在议题设置上与其配合，比较《向导》刊载相关主题信息与当时《中国青年》刊载情况，从相关内容（篇目数）看，《向导》批判“东方文化派”（2篇）、呼唤“国民会议”运动（124篇）、宣传“非基督教”运动（3篇）、为“五卅”运动造势（107篇）、刊载批判“国家主义派”（47篇）、批判国民党右派（102篇）其中批判戴季陶主义（9篇），作者陈独秀、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等多为党、团中央领导人，而同期团刊《中国青年》刊载情况，彰显辅助党刊主议题，合力形成强势话语阵地的特点，《中国青年》（1923.10-1927.10）刊载相关议题情况是：批判东方文化派（8篇），（贺）昌群、（早期团干）代英等的文章与回复读者问形式，协同宣传国民会议（76篇）：（刘）仁静、曾延（团中央代称）等文章加编者按语等形式，“非基督教”运动（30篇），恽代英、萧楚女等文章较多，鼓动民众投身“五卅”运动（12篇），配合批判“国家主义派”（51篇），还刊发批判“戴季陶主义”文章（11篇），主要有恽代英、刘仁静青年团干部主攻论敌，批判国民党右派（55篇），包括毛泽东等理论家的篇目，从题目类型、发表时序到上阵主攻手，均显示团中央刊物配合辅助党刊的特色，这种刊物议题设置的互补及作者的身份层次，表明中共宣传气势之壮与口径之统一，从而强化着青年读者的价值判断与政治认同。 在《中国青年》上，有中国共产党人最早的问卷调查，了解读者类型、性别、年龄、职业等喜爱刊载文章的内容、篇目等。[5]显然，青年意见领袖在宏观议题设置上党团刊物协调，论战交锋与时代思潮波动契合，他们从宣传战略实现所依托的不同受众的感知、人口学上的属性等方面来谋划，读者对各种议题的关注程度，对媒介信息的接触量，和青年群体人际传播的频度，及人口统计学上的属性（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参与及活跃度大于女性）等因素被编辑们重视。
三、传播植根借助灵活艺术性的讯息载体
意见领袖为把青年读者引向中共态度或行动之中，对影响传播效果之每一要素或环节都认真“把关”。他们立论角度新颖独特，表达细腻入微，从读者最关心的问题中去选择、从最能揭示事物本质方面去发掘、从指导工作最需要的角度去提炼主题，从比较中寻找推广亮点，编好稿件放入艺术性栏目里，意见领袖通过加工活动潜移默化地引导，使读者产生“麻醉”效果，进而实现灌输价值、培育信念的目的。
意见领袖艺术地创设栏目。青年喜爱的活泼形式，诗歌、小说、神话及外国青年活动花絮、异域风情的介绍，而入“文艺”栏目载体中，以锻造的栏目为平台将青年所需、革命事业所需置于大局中去思考、去把握、去推进、去检验，显示出宣传方式的灵活性、艺术性。
《中国青年》的意见领袖们不断与青年读者互动沟通，几次增删栏目以提升思想性、针对性而贴近读者，在相关栏目下，集中发表“组团”文章，形成强势话语效果。在4年间《中国青年》曾设有《社评》《时事述评》《书报评论》《答问与通信》《我们的时代》等栏目。这些栏目下的信息，吸引并扩大着读者群，使得《中国青年》不仅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团刊，也是大革命时期最出色的刊物之一。“《中国青年》现在出到第十期。……最足以鼓励我们的，本刊发表各文，迭经《民国日报》，《时报》等的转载；长沙保定两处，各销售到一千份；南京上海的中学有些国文教师，采用本刊各文作国文教材”，这是编辑们办刊策划的成效。
意见领袖聚焦时代热点设栏目。始自1925年第102期的《寸铁》栏目登载杂文，锁定目标、攻击性强，当时政治斗争尖锐，讥讽各类现象与人物观点，可以不撕破脸、又能入木三分揭示问题，这类文体颇具批评效力。《通讯》栏目设置早，存在时间长。大量响应中共党团号召的青年人物和事迹、集体活动要报道，亮点经验要推广，编辑们呼吁基层“常报告些各地青年团体的消息；希望青年来信，不仅专只报告我们一些活动的消息，也和我们讨论一些主义上、行动策略上的问题”，[6]这样，关注此类消息的基层组织和读者被吸引，甚至其他社会派别也据此判断中共及青年团态度而成政治风向标。
《新刊批评》《书报评论》《书报介绍》等栏目，对社会上各类的书报作点评。“对于现代各种思潮学说之研究，介绍与批评”，“注意批评流行于青年界的思想，文艺以及青年本身问题”，给青年以选择读物的指导，“引导青年趋向于正确的革命之途”，进而传播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以鼓动青年投身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事业中。这类栏目编发篇幅短小的文字，有时以补白方式，批评论点，省事省时，合青年口味，从较大的视野看仍然是意见领袖基于刊物的宗旨而设，服务于教育青年之目的。
四、传播技巧应用自如传播效能稳步提升
面向青年，重视青年的要求是《中国青年》最突出的传播特色。意见领袖在宣传之前有明确的主观意图，希望用宣传去影响人们的思想，让读者按宣传者的意图去行动。纵观1923年—1927年《中国青年》的各类征文、征订广告，以及征求改进编辑意见，可见其着眼于吸引青年读者。在创刊之初，提出刊物所需要的是“有益而有味的稿子”。既注重“益”，也不忽略“味”，因周报办得活泼而吸引读者。当寒暑假开始时，《中国青年》就对学生提出建议——“回家做些什么事”“看些什么书”“思考些什么问题”，从青年生活特点考虑，提出的建议颇受欢迎，可谓“益”“味”兼顾。
《中国青年》在一段时间里连载《本期研究题目》，启发读者思考，一问连一问，并与时局发展、政治人物的命运等连环相扣，以吸引读者眼球引领持续关注。起着渲染气氛、加深印象、突出主题的作用。配合党刊编发时评，突出一个“新”字，不断把时局的最新变化、最新发展告诉读者，加以动真情，稿件写得亲切，像和煦的春风容易拨动读者的心灵，打开受众的心扉，进而实现渗透教育。
意见领袖与读者互动中答疑解惑讲真话、道真理。编辑的每一个真诚回复，带给焦虑中的读者以温暖，因为理性是充满智慧的光芒，读者从舆论性表达和现实对比中认同意见领袖所言之理，对读者管用，使困顿中的青年获得前行的指南。具体地说，既然是革命宣传，就不单是“宣传攻势”、 特别版面，还有一套革命话语和伦理仪式来赋予其意义。于是“剥削”“翻身”“ 到民间去”“调查研究”都成为关键词、“热门地带”。彰显宣传者追求传播效应去扩大受众，形成读者出于自身的需要去追逐信息看点的境界。从周报文本看，意见领袖从不同视角回应社会思潮及读者多方面的需求与问题，显示了宣传在强化道理、道义，加深读者的印象，增进青年的了解和理解等方面的作用。
在与读者互动的答问等栏目里，意见领袖对青年恋爱、婚姻，伦理道德，革命与个人情感等方面，入情入理的点拨指导，使青年受教育，长见识。因为意见领袖用理性朴实的道理做分析，青年由认同而接受其指导，从而传播了革命的理念，唤起了大批青年投身国民革命风雨中，提升了共产党在民众中的声望。
意见领袖使用感情色彩强烈的言辞来感染读者的技巧，在周报文本中有很多案例，文本显示，为引起青年的特定心理和行动的反应，而达到宣传之预期目的，意见领袖使用了包括入心入脑、心理伦理等人文关怀方式，表现在问题提示、心理疏导等环节中。就开展心理疏导的教育方式而言，意见领袖以朴实的沟通方式为广大青年所悦纳。恽代英特别注意宣传对象的心理，他在《农村运动》中提倡：“联络农民感情——这是宣传农民最重要的条件”，“研究他们的心理”是“宣传农民最恰当的方法”之一。《这样做一个宣传家》一文里，他说明了关注宣传对象心理的缘由意义。依据农民心愿和觉悟程度选择宣传方略的邓中夏提出：“我们的宣传不宜采用‘共产革命’的口号，而只能用‘限租’‘推翻贪官劣绅’‘打倒军阀’‘抵制洋货’‘实行国民革命’等口号，这一点极为重要。”[7] 巧借媒介与读者互动，帮助读者解“惑”，凸显“意见领袖”贴近青年、贴近生活的技巧。《中国青年》帮助青年就业创业、成长成才，办实事，做好事，针对青年反映失学、就业、婚姻类问题，意见领袖借助《问答》《读者之声》等互动方式，开展答疑释惑。复旦大学一位学生写信给恽代英，述说自己将走到厌世的道路上去，“人生愈觉变成灰色了”。恽代英指点迷津，“人在恶劣环境之中，是不能无悲苦之感的，然亦只有坐着不去与恶劣环境奋斗的人才感觉这种悲苦。惊风骇浪中舟子总比坐客镇定，便因舟子要去应付这种风浪的原故。所以你愿居这悲苦之境，不是去幻想那不可能的自杀，是要去设法应付它，去作一个改革社会国家与打倒帝国主义的人……你多找几个勇敢的同行的人，而且一路的呼应，便可以壮你的胆。你若能研究得到一种信念，知道国家社会一定是可以改造的，那譬如你在黑暗中间见了灯光，你的胆气自然更要大了”。这样论说诱导，对青年振奋精神，增强信念就是一种激励，同时，这种意在完善个体，培养群体——造就中国青年的责任担当，正是周报办刊宗旨之诠释。
渲染“重大问题”凸显意见领袖的造势技巧。1924年第55期开始的《本期研究题目》，协同“主题宣传”，编者按：“提出该期所载各文中可供讨论之点，以为青年理论上与行动上的帮助。”编辑希望各青年团体可以每星期开会讨论所举出的各种问题，亦希望接受大家的疑问，并欢迎大家提出各种问题以资讨论。就第55期而言，因为要“注全力于孙中山先生等所提倡的‘国民会议’，那是引导全国民众作直接政治争斗”，就设计了“你赞成国民会议么？有人不赞成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国民会议，要由上海有力团体自动地号召各公团会议，你以为如何？试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要求，与我们所主张青年利益的各种要求，逐一加以批评你以为还有应当提出的要求否？穷苦不能安心求学，或受生活压迫的青年，有什么方法可以改造他的命运呢？为什么各国共产党要做‘制止侵略中国’运动？最近埃及受英国压迫，我们亦应当作‘制止侵略埃及’运动么”的问题。
五、沉思与启示
1. 刊物要兴盛，须拥有一支高素质的编辑团队。编辑是刊物的“头脑”，是各个关口的“守门人”，是读者的“意见领袖”，编辑的职责决定了其责任重大。编辑的政治素养、知识素养和美学素养攸关刊物生存发展。早期《中国青年》文本的内容，彰显意见领袖作为“守门人”把关的一些环节和本领，他们恪守着为党“守门”的职责，熟知青年读者通过接触和使用周报的直接体验而会形成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以舆论的形式对传播活动施加影响，传播与植根的活动、技巧凸显着周报的意见领袖们所持的观点，直接支配了读者的价值取向，信息传播活动渗透并强化着中共的态度和价值观。
2. 意见领袖通过舆论的多方式引领使青年读者的行为产生了预期结果。其传播植根的方法有普遍意义，《中国青年》的发行量和号召力，诠释着意见领袖们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在读者中引起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它有几万份的发行量，庞大的读者群，无形的影响力，当党号召青年报考黄埔军校时，大批有志青年踊跃参与，《中国青年》的广告呼吁实质上起着组织作用，也诠释着现代宣传是至关重要的手段，在上世纪20年代，政党及其活动有限的生存空间里，在北洋军阀、国民党和其他政治力量的“博弈”中，靠智慧与技巧，在舆论造势中，中国共产党人获得强势话语权，能赢得民心和好声望，集聚了软实力，着实与《中国青年》的宣传方法和技巧密切相关。从栏目设置到各类议题（个人议题、谈话议题、公共议题）的策划，抑或党团刊协同反制敌对阵营的围剿，《中国青年》周报的发声，产生了强烈的目击感、现场感和冲击力，这种效能的背后凝聚着意见领袖的传播技巧和智慧。
3. 意见领袖将政治目标与读者需求相整合。4年间，就读者知识量的增加和见识的变化等认知层面上的效果看，周报围绕革命主旋律的思想教育，普及新生活方式和推荐如何读书的植根培育，抑或在思潮论战时，《中国青年》意见领袖虽曾感叹没有金钱如青年党作广告宣传刊物，但《中国青年》的传播，以其独特的开拓带来了超过青年党《醒狮》的发行量，换个视角看，这些气象通过青年读者的言行表现出来，则反映了刊物行动层面上的引领效果。事实上，青年意见领袖的潜意识中已把读者看做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体，依据人们接触媒介是基于某种需求的动机，无论信息需求、娱乐需求、社会关系需求以及精神和心理需求等，他们可谓顺势、顺时而为，是在政治利益与顺应读者需求中恰当找到了结合点，方获成就。
参考文献：
[1] 周树立.浅析《中国青年》编辑团队的整合[J].编辑之友，2011（7）.
[2] 中国青年.发刊辞 [J].中国青年，1923（1）.
[3] 求实.怎样才能“到民间去”？[J].中国青年，1927.
[4]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C].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0：7.
[5] 周树立.早期《中国青年》研究（1923-1927）[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92.
[6] 中国青年.我们的启事[J].中国青年，1926（111）.
[7] 邓中夏.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的运动方针[J].中国青年，1924（13）.
（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