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李红旗在旧货市场上发现了5张“革命烈士家属证明书”。这些证书看上去年代久远,纸张略有些发黄,但保存完整,上面用毛笔清楚地标明烈士的姓名、家乡地址和牺牲的时间和地点。除此以外,还有一本油印的抗美援朝战争记录。李红旗决定把这些烈属证买回家收藏。
　　回到家,他把烈属证给老父亲看。老爷子盘腿坐在床上,对着光线看了很久,冒出一句:“这是烈士的东西,咱应该还给人家。这些烈士,他们都是英雄啊,他们的父母家人,一定也很想念他们。咱还是把东西送回去吧。”
　　李红旗空闲时,翻看买回来的那本记录,知道那场战争打得异常艰苦。他越看越觉得,应该送还这些烈属证。
　　其中有一个叫陈玉山的烈属证,上面的地址是河北铁佛堂村。114查号台没有登记铁佛堂村村委会的电话,只有铁佛堂村小学的电话。李红旗打电话到小学,想让对方帮助寻找陈玉山烈士的家人,对方很不耐烦地挂掉了电话。
　　李红旗再打去,对方又挂断。如此再三。
　　在100元电话卡快要用尽的时候,终于打通一个电话,是铁佛堂村一家工厂的。
　　对方耐心听李红旗说完缘由,告诉他,村里的一个干部正巧在工厂检查工作,可以去找干部来听电话。4天后,李红旗接到一个电话,对方上来就说:“我就是你要找的家属陈玉清。”
　　在电话里,陈玉清说他是烈士陈玉山同父异母的弟弟,比陈玉山小15岁。现在父母都不在世了,他自己也年近八十了。李红旗认定,这个陈玉清就是他找了10年的人。
　　“我把烈属证给你送过去。”李红旗在电话里说。
　　“不要,我不要你给我烈属证。”挂了电话,李红旗和家人讨论这件事。“他是不是怕咱们讹钱?”
　　李红旗后来知道,陈玉清拿着烈属证复印件去了北京,找过解放军总政治部,找过北京军区,最后找到了陈玉山烈士曾经服役的38军。老人的愿望很简单,请组织上派人去找李红旗,从他手上拿回烈属证,再由组织还给家人。在陈玉清看来,这样才是“规矩”的做法。
　　几个月过去了,事情毫无进展。李红旗决定,还是亲自去送还烈属证。
　　一见面,陈玉清就哭了。他告诉李红旗,哥哥当年是和父亲赌气后离开家的,此后就没了音讯。1978年父亲临死前还在念叨:“这个逆子,我要死了,他都不回来看我。”
　　接到李红旗电话后,陈玉清特意去给父亲上坟,告诉父亲:“我哥不是逆子,他是个烈士,是抗美援朝的烈士,是国家的英雄。”烈属证上写着:陈玉山,1950年12月31日在突破“三八线”的战斗中牺牲,34岁。
　　他安心了,终于有一个烈士“回家”了。
　　10年里,他将4个烈属证送回了家,只有最后一位还没有回家的烈士叫陈武昌,广东省阳会县人,1951年2月在584高地战斗中牺牲,23岁,家属陈王氏。“陈王氏这个名字太模糊了,等于只有一个姓。而且烈士死的时候那么年轻,应该没有娶妻,这估计是他母亲的名字,他母亲现在应该也过世了,看来这张烈属证很难送回去了。”李红旗说。
　　摘自《中国青年报》2009.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