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汉代美术史过程中，画像石是遗存丰富且独具风格特色的实物资料，在坚硬的石板上，艺术家以刀代笔，或阳刻，或阴刻，或两者结合，还有浮雕形式等，创作了中国精美的图像，因此画像石兼具有绘画与雕刻两种因素。而由于汉代绘画史料的稀缺性，画像石更是成为研究汉代绘画史学家们的“宠儿”，通过画像石上面纹刻的车马出行、歌舞宴乐、战争、狩猎、门阙、迎宾、农耕采桑、庖厨、神人怪兽等，基本反映出整个汉代社会的发展状况及当时人民的精神文化追求，非常有助于史学家们来解读秦汉历史，因此对于汉代画像石的艺术成就，鲁迅先生就多次盛赞它“魄力雄大”，吴冠中在参观汉画像石时说“我简直要跪在汉代先民的面前”，美学家王朝闻则称汉画像石为“难以匆匆理解的文化现象”，并断言 “这一艺术宝库的价值在未来将更加光辉”。
　　汉画像石的种类与题材
　　在汉代，画像石同样兼具有装饰与建筑两种功能，它主要被用来构筑墓室、石棺、享祠或石阙，为我们所熟知的建筑有山东地区的长清孝堂山石祠、南武阳石阙画像石以及武氏石祠等，其中最为著名是后者，被发掘于山东省嘉祥县境内，为汉代画像石的典型代表，早在北宋赵明诚的《金石录》中就有著录，因其雕刻手法的纯熟度、描绘故事的丰富性以及对事物发展情节处理的高超性等，一直被视为研究汉代画像石的经典。
　　笼统看来，汉画像石是中国古代强大墓葬装饰阵容中的一种艺术形式，迄今为止主要分布在山东、苏北、皖北地区，豫南、豫北地区、陕北、晋西北地区以及四川地区等，此外北京、河北、浙江海宁等地也有零星发现。作为墓葬装饰，画像石主要刻画在石椁、墓室、墓地祠堂和墓阙建筑上，是完全为墓葬服务的装饰艺术。因此，画像石题材在主要围绕丧葬目的的同时，还有当时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环境、状态、面貌、形象的记录以及对与于黄泉地下、神仙天国等等不可知世界的理想描述。基于画像石出现方式的分类，它主要有石椁画像、墓室画像、祠堂画像及石阙画像等。
　　首先是汉石椁画像石，带有画像的石椁最早问世可能是在西汉的武帝或者昭帝、宣帝时期。石椁是模仿木椁的形式，在石椁外表刻画像以模仿漆画木椁，但在石椁内部刻画图像则是石椁独到的艺术构思，从出土石椁的具体情况看，内外两面的画像内容是有明显区别的。受其板材厚度限制，在石椁上的雕刻只能是属于浅雕一类的线刻或减地线刻等方法，不能做深层次的雕刻或透雕。在画像内容方面，石椁外表的画像一般是具有辟邪成分的题材，内面画像则在辟邪的同时，还照顾到了墓主的生活起居等需要。
　　其次是汉墓室画像石，随着墓葬由单纯的石椁向多室墓葬的进化，墓室的空间和范围较之石椁墓葬大大扩张，丧葬习俗和观念也因此而发生了重大变化。查看史料发现，东汉后，开始大量流行石墓画像，这些墓葬在形制方面，开始模仿现实生活中的住宅形式，其内部结构安排了客厅、寝室、厨房、仓库甚至庭院。此外根据不同墓葬画像布局和安排，不同题材的画像分别被安置在墓葬的不同部位。如神怪、战争等辟邪威慑内容多布置在墓门、立柱、天井和后室等场所，具有人间气息的现实生活和历史故事等一般都安排在前、中室四壁或过梁上。墓室画像在辟邪、升仙和地下生活的基础上，加大了生活方面的内容，墓主在地下生活的越来越安逸舒服，墓室成了地下的厅堂庄园，黄泉世界成了墓主乐不思蜀的天堂。
　　再者是汉祠堂画像，祠堂是祭祀祖宗先人的地方，目前全国范围内保存最完整的地面以上的小祠堂是山东长清区的孝堂山石祠，最负盛名的是山东省嘉祥县武氏石祠，发现数量最多的是邹城和滕州市和微山县的小祠堂。由于小祠堂的功能是摆设祭品，所以在画像内容的布局方面，一般有很明确的方向感。正面（祠堂后壁）是祠堂主人所在的位置，祠堂画像因为其建筑的功能主要是祭祀和供他人观赏，所以画像内容重点表现的是祭拜、升仙和教化。祭拜是提醒后人要尊重死者，景仰先人。升仙则重在说明死者去向不是单纯的安息，而是转换了生活环境，是超升到了天堂，死者的墓地实际上就是仙界，祠堂是神仙世界的建筑。教化是祠堂画像最主要的内容，这里既有告诫妻妾子孙的内容，更多的则是警戒仆从故吏要遵循儒家道德规范，尽忠尽孝，不负旧主，不忘前恩。画像石中常见的忠臣义士、节妇烈女等成分，大多表现在祠堂画像之中。
　　再就是石阙画像了，阙是中国古代地上建筑的一个部分，一般安置在城门外两侧，其原始含义与“缺”近似，是缺口的意思。墓阙是城阙的派生物。自从人们将墓地当作了冥界的城池后，墓阙就自然而然的成了墓地大门的标志，成为进入墓地的第一道防线。到了汉代，阙又成了身份地位高低尊卑的标志性建筑，其装饰的意味日益浓厚。由于墓阙的主要功能是墓地的标示，所以，在墓阙上刻画的画像内容则不外乎墓地属性、辟邪震慑、炫耀显摆以及教育警示等。同样的墓阙和祠堂一样，都是墓地地上建筑，所以，在画像布置方面，也和祠堂有诸多相似之处，选取了“孔子见老子”、“周公辅成王”等礼仪教化内容雕刻在墓阙之上。
　　画像石上的汉人精神世界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说过：“我以为除了古人的遗物外，再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映出历史上的社会之具体的形象。”汉代是佛教传人以前汉民族形成、民族精神确立的时代，同时也是宗法政治崩坏、以“尊尊”为特征的统一帝国专制形成的时期。汉代文化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格局和历史走向。两汉一统天下400 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在这样一个长期统一、经济繁荣的王朝里，汉代精神是一种“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的雄浑气魄人民生活安定、富足，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也随之增长，汉初统治者热衷于神仙传说，追求长生不老，永享极乐。
　　汉代画像石不论是题材还是内容都是极其丰富的，李发林在《山东汉画像石研究》中认为汉代画像石的内容可分为四类：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图像；描绘历史人物故事的图像；表现祥瑞和神话故事的图像；刻画自然风景的图像。这种分类基本涵盖汉画像石的题材种类，因此可以毫无疑义的说汉代画像石反映了汉代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意识。赵成甫在《汉画中儒道佛思想初探》一文中讲到：“儒道佛思想是汉画表现的主要题材和基本内容，儒家思想表现在汉画的讲经图、忠孝和祥瑞图，道家思想表现在汉画的升仙和辟鬼图，佛教内容表现在大象的图像。”从汉代的丧葬画像石、画像砖极其出土的帛画中可以推断，汉代画像石反映的是汉代人们相信灵魂不灭，死后升仙的观点，有学者将汉代画像石的的宗教内容一言以蔽之概括为“打鬼升仙”，由沂南发现的古画像石墓中看到的，该墓四组图像表现了墓主人生前的“丰功伟绩”，安富尊荣的生活，一切的内容都反映了汉人的升仙思想及与此相关的打鬼辟邪思想。也就是说当神仙不可见，长生不可得时，他们就迷上了“死即再生”的观念，希望生时极尽人世欢娱，死后还能继续。于是，墓室成了墓主生前环境的缩影。汉代"重孝道"的社会风尚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汉画像石艺术的产生成为可能。汉代提倡“以孝治天下”，而行孝的大端，又无过于养生，生极其欲，死更厚葬。花钱千万为死者建造墓、阙、祠堂是孝的表现。
　　汉代画像石所体现的汉代精神还表现在那些思想家用文字未能阐释出的社会心理和集体无意识。在汉代人的深层心理，还保留着“通过对图像的影响来影响原型”的原始意识，张振犁在《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中提到“因此，他们通过汉画像石主要着力表现的不是汉代的现实生活，形象记录并反映现实生活不是墓主和墓室制作者的主要目的，而能够使墓主吉祥如意、尽善尽美地在神明世界里生活，这才是他们再造的理想人生状态。汉画像石上铭刻的墓主官衔，也不一定就是墓主人生前的真实官位，那很有可能是墓主争取在冥府获得的官职”。汉画像石上众多的历史人物，并不是历史人物的简单罗列，而是墓主热情追慕并力图与之为伍的对象。例如，嘉祥武氏祠画像石上众多的历史人物图像，墓主武梁排列在最后，即左壁的左下角。汉代精神中所褒奖的“事功”的人生态度，除积极开拓的乐观精神之外，还含有对军功阶层及其武力的赞赏。汉画像石上刻画的许多游侠形象，他们是汉代人敬佩的英雄；那急驰的车马，是汉代人建功立业之物；还有武士在竞技场上力量和技巧的炫耀，以及许多武器和武器库的展示，都表明汉代人对强悍、飞动的力量的崇尚。这一方面构成了汉代精神中的阳刚之气，另一方面也含有人们对武力的偏好。
　　鬼斧神工的汉画像石
　　研究汉代画像石，除了看其雕刻内容，其雕刻技法也是不容忽视的，迄今来看，最早对汉画像石进行分析研究的是日本学者关野贞，学者腾固更是认为雕刻技法是研究汉代画像石的首要之选，他认为这是汉画像石的决定性因素，在《南阳汉画像石刻之历史及风格的考察》一书中，把汉代画像石的雕刻技法分为“拟绘画的”（孝堂山和武梁祠的刻像）和“拟浮雕的”（南阳石刻画像），也有一些学者将其分类为线刻类（阴线刻、凹面线刻、凸面线刻刻）表现重点是物象轮廓；二是浮雕类（浅浮雕、高浮雕、透雕）表现重点是物象的质感。
　　此外，通过研究可以发现，众多汉代画像石在构图上，常是不分远近的，它所用的透视是散点的；后世用的俯瞰透视法，在汉画像石里已完成，一直到今天，在中国画中还有很大的势力。在形象塑造上，汉画以曲线为主的轮廓线强调了形象的形体与动态特征，几乎所有的形象都处在行进、跳跃、流贯、顾盼、飞腾的运动瞬间，因此画面上常可看出线条的弹力和感情的紧张。汉画的这种线条的弹力，在后世渐渐消失，柔和逐步取代了雄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