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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戏讲的就是我们的故事，真要谢谢他们。”《宝岛一村》的大幕缓缓落下，年近花甲的美籍台湾画家刘黎芬擦干眼角的泪，非常认真地说。
对于刘黎芬这一代台湾人来说，这一生经历了太多的迁徙与漂泊。她的童年在上海的花园洋房中度过，1949年跟随国民党军队撤离大陆，她说：“码头上密密麻麻都是人，我和妹妹当时慌张得直哭，母亲只是安慰我们说，我们去台湾岛上住一阵子就回来，好伐?”
她们落脚在高雄的一个眷村，即使是高级军官的宿舍也透着临时住所的简陋，刘黎芬心想，很快我们就会回去的，谁知眷村只是她的起点，一路越走越远。
三个小时说尽六十年笑与泪
金牌电视节目制作人王伟忠、话剧导演赖声川可以说是近二十年来台湾文化的符号性人物。2008年，他们联手建造了一部被媒体称为“台湾文化纪念碑”的舞台剧——《宝岛一村》。自2009年开始，《宝岛一村》剧组从台北出发，沿着广州、上海、杭州等六个城市，渐次在大陆各个城市铺开，终于在2010年1月来到最后一站：北京。
用赖声川的话来说，就像为了实现一种精神上的回归，在北京的演出很有仪式感。而祖籍就在北京的王伟忠在开场白中说，这是在向“老家人”讲他父母的故事。
眷村是一个大陆观众并不太熟悉的概念。1949年，国民党军队退据台湾，带走大量眷属。台湾当局开设安置点供成千上万外省军眷居住，“眷村”由此得名。《宝岛一村》以王伟忠生长的台湾嘉义眷村为原型，讲述了三个家庭近六十年的变迁。可以说，《宝岛一村》就是全台湾七百个眷村的缩影。
舞台上的宝岛一村很简陋，每间木屋大小一样。在眷村的98号老赵家和99号周宁家之间，本来有一块很小的空地，杵着一根电线杆，老朱愣是用简易的木架搭成房梁，与邻居共用一个窗户。一开始，每个人都以为这只是个临时的落脚点，有些人连床都不愿买，随时准备卷起铺盖回家。谁知道一住就是几十年，渐渐地，眷村就成了他们的家。
赖声川是拿捏观众情绪的好手，将宏大的话题分解到家长里短的点点滴滴之中。开场不到十分钟的一个场景惹得现场近半数观众飙泪。在台湾度过的第一个大年夜，戏中的三家人聚在一起吃年夜饭，他们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演员们通过北极星的位置判断北京、天津、青岛的方位，向着遥远的故乡和亲人长跪不起。而在蒋介石去世之时，民众哭喊：“蒋公，你说过带我们回去的啊!”这群外省人至此彻底承认他们没办法回到家乡了，全场观众再一次为了这种超越政治的人性共鸣而流泪。
现场观众的反应早在赖声川的意料之中，正如《宝岛一村》的宣传文案上所写：“笑自第一分钟始至最后一分钟，泪从第二分钟始至最后一分钟。”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大陆观众对于这群人的认识可能是1949年这群人卷着细软走了，1988年他们西装笔挺地回来了，这中间不为人知的艰辛和无奈太多了。赖声川导演说：“我相信大陆的观众也会对这部戏有特别的感触，这是一段思乡史。”
文化评论家周黎明在看过这部戏之后说： “我们原来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虽然长时间看不到对方，但好多地方惊人地相似。”
《宝岛一村》那些人
《宝岛一村》是将小人物的故事呈现在舞台上，剧中每一个人都是大时代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制作人和编剧王伟忠将这部戏的成功元素之一归结为演员共同的眷村情结，他们保证了这部戏的原汁原味。他说：“他们是在演给自己看，将自己家的故事演给在大陆的亲人看。”
这部戏聚集了22位演员、共有120多个角色，其中近七成演员都是从眷村走出来的。剧中三户人家里男主人的扮演者屈中恒、冯翊纲、宋少卿都来自于眷村，歌手万芳主动加入这部戏，她同样是眷村第二代，很希望为那段记忆做些什么。
剧中的眷村人来自天南地北，说着山东话、上海话、天津话和谁也听不懂的方言，他们也带来了各地的饮食文化和生活习惯。正是这些讲着各地方言、吃着不同菜系的人，背井离乡到生根发芽，最后融合为眷村这个大家庭。
北京最后一场演出当天，制作人王伟忠在北京方家胡同的小剧场里出席《宝岛眷村》一书的发布会，他说：“我就是吃百家奶长大的，当时我妈妈没有奶水，眷村其他的妈妈们会喂我。我们吃饭经常都是每家端出一盘菜，围在一起吃。”眷村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是悲凉的，但是《宝岛一村》的主创人员们始终希望用一种温暖的家庭氛围和幽默的场景，展现眷村人的情感世界。
整部戏的最高潮在1988年台胞允许返乡之际，三个家庭像是数以万计的台湾人一样，穿上最有派头的衣服、拎着满手的礼品、带着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女，就算借钱买机票也要回家去。台湾著名相声演员宋少卿在剧中扮演空军军官周宁，他的爱人早已在战争中去世，他返乡时到坟前长跪不起。他回忆自己的父亲的返乡经历，说：“当年我父亲好不容易等到两岸开放、探亲回家，结果要面对着两座土坟，掉泪唏嘘。”
赖声川坦盲这部戏一开始只有故事，没有剧本。到角色人选都确定之后，赖声川就开始用集体即兴创作的方式开始写剧本。这些演员带着各自的记忆而来，不断地丰富台词和细节，最终让观众们看到一个真实的眷村。
“眷村热”源于对记忆的责任感
2009年，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推出耗时近十年的作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提出“向失败者”致敬，这本书讲述的便是大时代中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而王伟忠一直执着于将这群“失败者”的记忆集合在一起、为漂泊的自己找到的心灵归宿——眷村。他与龙应台一样感受到了一种时间上的迫切感。
1996年，台湾为了城市建设而逐渐拆除和整改眷村，时至今日，全台几百个眷村几乎消失了，如果不通过文化的方式抢救记忆，那就真的留不下什么了。2004年，王伟忠从小生活的嘉义建国二村面临拆迁，他用家庭摄像机记录这段经历，此时也萌生了为眷村文化做些事情的念头。
王伟忠是许多台湾综艺节目背后的“教父”，如大陆观众所熟悉的《康熙来了》、《全民大闷锅》等都是他推出的节目。十年前，蓝绿阵营泾渭分明，眷村在台湾还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话题。但是王伟忠坚持以一种文化现象和怀旧情绪，不断提携眷村中走出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在他的节目中唤起年轻人对眷村的好奇，唤醒年长者对眷村的眷恋。
之后，他又出版一系列书籍、拍摄纪录片《伟忠妈妈的眷村》、电视剧《光阴的故事》来将“眷村”持续加温，如今还策划推出了一系列与眷村相关的包括食品在内的周边产品。像龙应台、王伟忠这样掌握了话语权的第二代眷村人，不仅在创作中满足了自己的情感需求，也为不同政治环境下和不同党派阵营中成长起来的人们，搭建一种互相了解的渠道。王伟忠在座谈中说道：“有一些难题让时间去解决，时间早晚会解决一切。”《宝岛一村》就是一个例子，“60年前这话剧没法演，10年前没法演，但是现在可以演。”
《宝岛一村》在北京的三场演出始终与大雪相伴，每一场结束时王伟忠和赖声川都会携手，对台下1800多位观众长时间鞠躬。三个半小时里走完六十年的历程，不管是看戏的人还是演戏的人，此刻在大哭和大笑之后都显得疲惫不堪。演员万芳在谢幕时对大家说，每个人在散场时可以领到两个热腾腾的台湾包子。这包子就象征着台湾多族群多文化不断融合、最终成型的独特生命力。
对于刘黎芬这一代台湾人来说，这一生经历了太多的迁徙与漂泊。她的童年在上海的花园洋房中度过，1949年跟随国民党军队撤离大陆，她说：“码头上密密麻麻都是人，我和妹妹当时慌张得直哭，母亲只是安慰我们说，我们去台湾岛上住一阵子就回来，好伐?”
她们落脚在高雄的一个眷村，即使是高级军官的宿舍也透着临时住所的简陋，刘黎芬心想，很快我们就会回去的，谁知眷村只是她的起点，一路越走越远。
三个小时说尽六十年笑与泪
金牌电视节目制作人王伟忠、话剧导演赖声川可以说是近二十年来台湾文化的符号性人物。2008年，他们联手建造了一部被媒体称为“台湾文化纪念碑”的舞台剧——《宝岛一村》。自2009年开始，《宝岛一村》剧组从台北出发，沿着广州、上海、杭州等六个城市，渐次在大陆各个城市铺开，终于在2010年1月来到最后一站：北京。
用赖声川的话来说，就像为了实现一种精神上的回归，在北京的演出很有仪式感。而祖籍就在北京的王伟忠在开场白中说，这是在向“老家人”讲他父母的故事。
眷村是一个大陆观众并不太熟悉的概念。1949年，国民党军队退据台湾，带走大量眷属。台湾当局开设安置点供成千上万外省军眷居住，“眷村”由此得名。《宝岛一村》以王伟忠生长的台湾嘉义眷村为原型，讲述了三个家庭近六十年的变迁。可以说，《宝岛一村》就是全台湾七百个眷村的缩影。
舞台上的宝岛一村很简陋，每间木屋大小一样。在眷村的98号老赵家和99号周宁家之间，本来有一块很小的空地，杵着一根电线杆，老朱愣是用简易的木架搭成房梁，与邻居共用一个窗户。一开始，每个人都以为这只是个临时的落脚点，有些人连床都不愿买，随时准备卷起铺盖回家。谁知道一住就是几十年，渐渐地，眷村就成了他们的家。
赖声川是拿捏观众情绪的好手，将宏大的话题分解到家长里短的点点滴滴之中。开场不到十分钟的一个场景惹得现场近半数观众飙泪。在台湾度过的第一个大年夜，戏中的三家人聚在一起吃年夜饭，他们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演员们通过北极星的位置判断北京、天津、青岛的方位，向着遥远的故乡和亲人长跪不起。而在蒋介石去世之时，民众哭喊：“蒋公，你说过带我们回去的啊!”这群外省人至此彻底承认他们没办法回到家乡了，全场观众再一次为了这种超越政治的人性共鸣而流泪。
现场观众的反应早在赖声川的意料之中，正如《宝岛一村》的宣传文案上所写：“笑自第一分钟始至最后一分钟，泪从第二分钟始至最后一分钟。”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大陆观众对于这群人的认识可能是1949年这群人卷着细软走了，1988年他们西装笔挺地回来了，这中间不为人知的艰辛和无奈太多了。赖声川导演说：“我相信大陆的观众也会对这部戏有特别的感触，这是一段思乡史。”
文化评论家周黎明在看过这部戏之后说： “我们原来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虽然长时间看不到对方，但好多地方惊人地相似。”
《宝岛一村》那些人
《宝岛一村》是将小人物的故事呈现在舞台上，剧中每一个人都是大时代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制作人和编剧王伟忠将这部戏的成功元素之一归结为演员共同的眷村情结，他们保证了这部戏的原汁原味。他说：“他们是在演给自己看，将自己家的故事演给在大陆的亲人看。”
这部戏聚集了22位演员、共有120多个角色，其中近七成演员都是从眷村走出来的。剧中三户人家里男主人的扮演者屈中恒、冯翊纲、宋少卿都来自于眷村，歌手万芳主动加入这部戏，她同样是眷村第二代，很希望为那段记忆做些什么。
剧中的眷村人来自天南地北，说着山东话、上海话、天津话和谁也听不懂的方言，他们也带来了各地的饮食文化和生活习惯。正是这些讲着各地方言、吃着不同菜系的人，背井离乡到生根发芽，最后融合为眷村这个大家庭。
北京最后一场演出当天，制作人王伟忠在北京方家胡同的小剧场里出席《宝岛眷村》一书的发布会，他说：“我就是吃百家奶长大的，当时我妈妈没有奶水，眷村其他的妈妈们会喂我。我们吃饭经常都是每家端出一盘菜，围在一起吃。”眷村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是悲凉的，但是《宝岛一村》的主创人员们始终希望用一种温暖的家庭氛围和幽默的场景，展现眷村人的情感世界。
整部戏的最高潮在1988年台胞允许返乡之际，三个家庭像是数以万计的台湾人一样，穿上最有派头的衣服、拎着满手的礼品、带着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女，就算借钱买机票也要回家去。台湾著名相声演员宋少卿在剧中扮演空军军官周宁，他的爱人早已在战争中去世，他返乡时到坟前长跪不起。他回忆自己的父亲的返乡经历，说：“当年我父亲好不容易等到两岸开放、探亲回家，结果要面对着两座土坟，掉泪唏嘘。”
赖声川坦盲这部戏一开始只有故事，没有剧本。到角色人选都确定之后，赖声川就开始用集体即兴创作的方式开始写剧本。这些演员带着各自的记忆而来，不断地丰富台词和细节，最终让观众们看到一个真实的眷村。
“眷村热”源于对记忆的责任感
2009年，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推出耗时近十年的作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提出“向失败者”致敬，这本书讲述的便是大时代中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而王伟忠一直执着于将这群“失败者”的记忆集合在一起、为漂泊的自己找到的心灵归宿——眷村。他与龙应台一样感受到了一种时间上的迫切感。
1996年，台湾为了城市建设而逐渐拆除和整改眷村，时至今日，全台几百个眷村几乎消失了，如果不通过文化的方式抢救记忆，那就真的留不下什么了。2004年，王伟忠从小生活的嘉义建国二村面临拆迁，他用家庭摄像机记录这段经历，此时也萌生了为眷村文化做些事情的念头。
王伟忠是许多台湾综艺节目背后的“教父”，如大陆观众所熟悉的《康熙来了》、《全民大闷锅》等都是他推出的节目。十年前，蓝绿阵营泾渭分明，眷村在台湾还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话题。但是王伟忠坚持以一种文化现象和怀旧情绪，不断提携眷村中走出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在他的节目中唤起年轻人对眷村的好奇，唤醒年长者对眷村的眷恋。
之后，他又出版一系列书籍、拍摄纪录片《伟忠妈妈的眷村》、电视剧《光阴的故事》来将“眷村”持续加温，如今还策划推出了一系列与眷村相关的包括食品在内的周边产品。像龙应台、王伟忠这样掌握了话语权的第二代眷村人，不仅在创作中满足了自己的情感需求，也为不同政治环境下和不同党派阵营中成长起来的人们，搭建一种互相了解的渠道。王伟忠在座谈中说道：“有一些难题让时间去解决，时间早晚会解决一切。”《宝岛一村》就是一个例子，“60年前这话剧没法演，10年前没法演，但是现在可以演。”
《宝岛一村》在北京的三场演出始终与大雪相伴，每一场结束时王伟忠和赖声川都会携手，对台下1800多位观众长时间鞠躬。三个半小时里走完六十年的历程，不管是看戏的人还是演戏的人，此刻在大哭和大笑之后都显得疲惫不堪。演员万芳在谢幕时对大家说，每个人在散场时可以领到两个热腾腾的台湾包子。这包子就象征着台湾多族群多文化不断融合、最终成型的独特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