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 如果谁有兴趣去翻阅几十年来的国内哲学论著,便会不无惊讶地发现;除了针对某个人的某部著作或某篇文章的“书评”或“商榷”之外,所引证、阐述和批评的理论、思想和方法,几乎不是中外古人的就是当代西方人的。由此不能不提出一个颇为尖刻的问题;在极力倡导“对话”的当代中国哲学界,何以同行之间却极少“对话”?这当然与国内学界尚未形成引证必予说明的风气有关,也与同行之间缺乏相互沟通有关,但实质问题显然在于:我们是否创建了必须与之“对方”的哲学?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哲学研究已经逐步地改变了以教科书模式为出发点的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逐步地改变了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逐步地改变了几条规律,数对范畴的话语方式,在哲学研究的提问方式、解释原则、概念框架、背景知识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并取得了多方面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因此我不同意用“贫困”或“困境”来概括当代中国哲学的现状。但是,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并不就是必须与之“对话”的哲学。必须与之“对话”的哲学,是那种独创性地表达不同时代的人类自我意识的哲学,也就是独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