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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10月13日。又一年秋天,肃杀的气息,开始笼罩着大清的皇都。天底下,北京的城墙依然巍峨气派,但是人们知道,它正面临着倾覆的忧患。
自英法军队在八里桥大胜清军、咸丰皇帝闻讯出逃以来,北京已是一连多日城门紧闭。城外70米处,法军的四门加农炮,炮口冷静地对着这座大清皇帝遗弃的都城。而城北约250米处,英军的大炮也对城墙虎视眈眈。联军已用非常蹩脚的中文通告全城,若13日中午清政府依然不肯签署和约,那么武力攻城将不可避免。
将近正午的时候,在北城墙的安定门,慢慢打开了一道缝隙。“因为战败而沮丧,因为圆明园被抢劫而吓破了胆”的清政府,刚刚许诺将此门让出,英国人拿皮耳将军便率领200名英国士兵小分队,抢先一步进入城内,在《上帝保佑女王》的乐曲声中,将英国的国旗悬挂在一根高高的旗杆上。一刻钟后,随后而至的法军,也使国旗飘扬在了北京的城头。
就这样,不费一枪一炮,英法联军“攻破”了这座由“土石筑成的庞然大物”。一位随军记者写道:“大清帝国的首都北京已经被英法联军占领,而人们吹嘘的这座天国帝都,以及这座皇城永远不可攻破的神话破灭了。”(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
至此,在军事上,这支涉洋远征的几千人马的队伍,已经取得了最好的结果。然而,武力上优势的局面,却依然令这次“远征”看上去前途暗淡。他们劳师远征,本为觐见皇帝、签署条约而来,但此时咸丰却已远走承德,留在京城负责外交谈判的恭亲王却迟迟不肯露面。而此前,在天津、通州,两次与清廷和谈破裂的经历,都令人对未来外交的形势难存乐观的打算。
当大清朝最坚不可摧的一座城池也被轻而易举地占据以后,英法两国发现,真正阻碍签约进展的屏障并不是城墙,而是清朝不肯放下的“颜面”。
■ “天朝”的颜面
1860年,直到欧洲人的军队兵临城下的时候,大清帝国依然在“天朝”的幻想里沉浸痴迷。“天朝”之外,皆为蛮夷,海外番国,均系臣属。中华帝国高高在上,中国的皇帝则自比天下君王之主,各番邦首领在他面前,都要俯首称臣。觐见“天朝”皇帝时,不仅言谈举止,而且行为辞令,都必须按照严格的礼仪规定行叩拜大礼,以表示自己的“卑下和谦恭”。
正如法国人布立塞在《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的序言中所说:“中国的当政者,深信其数千年文明及文化的优势,他们自认是天底下唯一的文明。由于对现代世界的变化知之甚少,他们的思想依然停留在这点上:他们确信中华帝国是世界中心和天下主宰。他们蔑视西方人,将本国的众多祸患归罪于洋夷,他们对西方肆意强加的产品与技术不感兴趣。北京的朝廷梦想保持一个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帝国,因为凡是外来的,都是有害的、致命的。”
因而,1860年,当英法两国远道而来,提出开放贸易、觐见皇帝、建交外交关系,并在京城派驻使馆等一些要求时,他们发现,大清帝国对他们简直没有一丝无好感。“天朝”认为,历来只有贡使才有资格进京面圣,而且在大清过往近200年的历史上,只有当朝廷盛典或皇帝开恩的年份,外国的使臣才被允许短期地进京。而英法这些外夷竟要在“天朝”的皇都中派驻大使,简直是异想天开。这是“天朝”不易的规矩,破坏这一规矩,咸丰皇帝将无法向列祖列宗交代。
若英法使团必欲进京,则在仪式上务必服从清政府的安排,这是关系到“天朝”脸面的问题。在天津,就是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成为和谈破裂的导火索。诸条款协商完毕后,赴京换文的仪仗队人数成了双方争执的最大问题,钦差们表示,过大的仪仗队将是对皇帝威严的损害,容易被误解为是向武力让步。在通州,又一轮的谈判,跪拜的问题再次使谈判陷入僵局,中方表示,除公使见皇帝必须跪拜外,其他条件皆可让步,而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则始终坚持“要面见大皇帝,亲递国书,立而不跪”(王道成《北京学研究文集》)。
在西方人面前,为了维护天朝皇帝至高无上的威严,这已不是第一次在“叩拜”问题上产生冲突了。早在67年前,准备前来与清朝建交的英使马戛尔尼,就是在跪拜的礼节上得罪了“天朝”。乾隆皇帝降旨,终止英使的活动,并且在给英王的敕谕中,傲慢地写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尔国僻居荒远,间隔重瀛,与天朝体制原未谙悉,是以命大臣等详加开导,遣令回国。”又1816年,英使阿美士德因拒绝叩拜,也被嘉庆皇帝赶回国去。嘉庆同样以生硬的言辞致书英王:“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一直到后来,在这类的事件里,大清朝都以天生的优越感,一次次傲慢地羞辱着西方来的使者。
如果说,之前西方人还可以对清朝的傲慢忍气吞声的话,那么这时,他们,尤其是英国人,与天朝打交道更喜欢用强硬的方式了。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开始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至19世纪60年代,英国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它已是世界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并且,一个盛极一时的,势力遍布五个大洲的“日不落帝国”,也正在崛起。
伴随着国力的强盛,英国人的优越感也日益强烈。他们相信对任何地区而言,自己都拥有绝对的优势:军事上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思想意识上的优势,即白种人、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优势。“中国人将他们称为‘蛮夷’,他们感到好笑。他们满脑子殖民思想,有些人的身上还表现得特别强烈,不可一世。……他们同中国人打交道,光凭威胁、大棒政策和诉诸武力。”(布立塞:《1860:圆明园大劫难》)
于是,当不可一世的西方人,被同样傲慢的“天朝”的钦差们告知,面见皇帝还要叩头时,他们简直怒不可遏。在西方,这是“自由臣民”的尊严与荣誉所不能容忍的。正如1859年,美国公使华若翰被告知须行“叩头”之礼,才可觐见中国皇帝时,他的强烈抗议:即使在本国总统面前,也绝不跪拜,男人只是在“上帝和女性面前”,才肯屈下双膝!
9月6日,天津和谈破裂后,英国大使额尔金勋爵在写给妻子的信函中,就忿忿地说:“我又要开战了!愚蠢的中国人明目张胆地弄虚作假,这正好给我一个统领大军长驱直入北京的绝佳借口。”他说,中国人如此不恭,他决定断绝和谈,立即向北京进军,不再以和平的方式,而是以战争的方式。
■ 火烧圆明园
和谈无效后,清廷扣押了前来谈判的英法使节,作为人质,以逼迫联军退兵,并命僧格林沁率2万名蒙古勇士,于八里桥一带阻击联军。
额尔金和他的同伴们,则带军一路北上。9月21日,与清军在八里桥相遇,僧格林沁溃败而退;10月6日,占领圆明园,洗劫两日;10月13日,占领北京。
11月,是联军很早就已预定的撤军日期,在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去面对严寒,对“远征”来说将是灾难性的后果。1812年,拿破仑在莫斯科的溃败就是极好的例子。此时的北京,“人们已感到了冬天的预兆,远处的山峦已有白雪盖顶,北风吹得一阵冷似一阵。”(布立塞《1860:圆明园大劫难》)冬天来临前,留给签约的时间已所剩无几。若暂时撤退,明春再来,则意味着清朝又一次拖延外交的胜利,而英法两国将会遭到整个西方的耻笑。
但这个时侯,中国的外交官却偏偏踪迹全无,据说恭亲王此时已“惶惶然夜无定所”。一位以撰写赴蒙古、中国传教传记闻名的神甫这样写道:“连最没有洞察力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清政府的做法旨在使欧洲人失去兴趣,最后与他们断绝往来。”
额尔金对于签约志在必得。清廷有些“无赖”的做法,只会为他们又添加一条新的罪状。在额尔金大使看来,对于这个傲慢、排外、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又不讲道理的朝廷,仅仅靠炫耀武力已不足以解决问题,只有在精神上击溃它,“天朝”才会乖乖就范。他希望有一种报复的效果,“必须能够留下一个长久性的印记”。
圆明园,至此已有150年的历史,它始建自康熙年间,后经雍正不断扩建营造,并在乾隆晚年达到了其辉煌的全盛时期。这个与大清皇帝最为紧密的一处所在,同时也是一个脱胎于大清盛世的产物。反过来,它又以其无与伦比的壮丽、华美、奢华,以及建筑艺术上集大成的成就,作了那个辉煌盛世的传世符号。
恰恰是这个符号,在额尔金面前是虚伪的、刺眼的,“天朝”所有的辉煌繁盛都已是一去不返的时代,它空余的炫目便成了虚荣傲慢、妄自尊大的象征。额尔金要打破“天朝”皇帝自以为是优越心理,圆明园无疑是最为适合的报复对象。
10月18至19日,是圆明园被大火焚毁的日子。一位军官这样描述当时浓烟蔽日的情景:“连续两个整天,浓烟形成的黑云一直漂浮在昔日繁华富丽之乡的上空。……在这两天里,营地和圆明园之间,日光被天空的浓云所笼罩,仿佛一场持久的日食一般。”那片火海中,不仅是圆明园,广布在海淀的三山五园中的圆明三园(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和三山(香山、玉泉山、万寿山),都是联军想要实施报复的目标。
■ “真正的野蛮人”
吞噬一切的大火中,那些令人向往的宏伟建筑,珍奇梦幻的艺术杰作,及人类文明史上无法重现的奇迹,都一一化为焦土。
关于这场火的对错,首先便在联军内部争辩起来。一位叫吴士礼的英军中校赞同额尔金的决定,他认为“清朝官员的弱点就在于他们自高自大,皇上更是自诩为普天之下,惟我独尊。要灭掉皇家的威风和尊严,……摧毁圆明园是最残酷的一招。……圆明园的毁灭,也促使中国人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荒谬信仰中梦醒过来。”一位法军军官也说:“英国人置身于真正的战争中,战争的目的就是迫使对手遵从强者为王的法则,所以一切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都是正当的。”(布立塞《1860:圆明园大劫难》)
而更多的是谴责的声音。法国大使葛罗男爵便对额尔金的计划极为不满,并拒绝参与行动。当他看到圆明园起火的时候,心情沮丧,他说:“假如能预见到我所经历的一件件事,我就会拒绝这项使命。”法军首领蒙托邦将军则说:“这是与一个文明国度毫不相称的复仇之举,因为它毁掉了数世纪以来一直备受景仰的艺术品。”
正如布立塞所说:“彻底否定和谴责烧毁圆明园的声音有更充分的理由和根据,它的理论来源于普遍的道德观和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因而,当时的西方,“很多人谴责这场大火,视其为毁灭文化的野蛮行径”。“野蛮战争的邪恶,必然导致这些与我们自诩的文明格格不入的种种行为。”一位西方历史学家说:“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中国人感觉到,我们才是真正的野蛮人。”
■ 征服者
圆明园的大火也让联军陷入了无比凶险的短暂一刻,在以后的十天内,如果他们再找不到能够打交道的对象,他们为“签约”所作的一切便毫无意义,之前所有的胜利也将汇成终了的失败。正如葛罗所说:“此时此刻,恭亲王是我们仅存的救命稻草。”但一意孤行的额尔金,却差点把恭亲王烧得宵遁,如果不是随从的官员们几乎动武,恭亲王看到黑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上马车远走了。
惊魂未定的恭亲王得到消息,如果在20号正午还未无条件答应英法联军的全部要求,那么下一个遭受灭顶之灾的将是北京。而凌晨四点,法国大使葛罗便收到了恭亲王的回复,奕同意了联军提出的条件。
经商定,10月25日,恭亲王与额尔金签署中英协议,地点,礼部。地点的确定是经过了英国人精心的挑选。礼部不仅是清政府负责礼仪的部门,而且附近前门和天安门之间有一片开阔的地方,能够提供宏大的场面,以满足英国人礼仪上的展示。体现威严、力量及优越感的礼仪表演成了签约当天英国人的主要动作。
一大早,英军就占据了通往礼部的主要街道和几处敏感地点,部署兵力,以应付各种可能的情况。下午,额尔金大使由军队护送前往礼部。军人们穿得非常漂亮,吸引了一路上熙熙攘攘的中国百姓的目光。为了“大肆炫耀”,队伍进行得缓慢,到达礼部大门时,恭亲王已在那里等了两个半小时。当额尔金的轿子抵达时,卫兵举起兵器敬礼,乐队演奏《上帝保佑女王》,而且额尔金还要求恭亲王走上前去亲自迎接。冷冰冰的见面礼过后,落座的顺序也引起了麻烦。“额尔金不同意恭亲王首先入座,双方商定同时落座……”
签字仪式完成后,额尔金拒绝了中国人准备的茶点,起身告辞。恭亲王陪同额尔金一直走到台阶边,道别时,向额尔金“透出了恨之入骨的一瞥。”正如葛罗所说,额尔金“存心让恭亲王等了两个小时,使他深受伤害”,而且不止如此,签约自始至终英国特使都对可怜的恭亲王表现得极端无礼和傲慢。英国人太重实证,做事很少会率性而为,额尔金的蛮横之举,显然不是贸然行事。布立塞说:“在额尔金对待恭亲王的方式中,隐藏着明确的政治意图:它向中国表明,英国不是在签署一项和平条约,而是在签署一项征服条约。在1860年,这位英国的代表回想起了在1793年被傲慢地拒之门外、无功而返的马戛尔尼爵士,以及1816年履行使命失败的阿美士德爵士。”
圆明园见证了英国人这三次的外交行动,也见证了来使一次次被“天朝”皇帝羞辱后的所积累下的仇恨,最后,这座皇家的宫苑便在英使愤怒的报复里,被烧成了断壁残垣。
纵火者原本以为打击的只是皇帝本人,但是随着“人们关于真龙天子——火烧圆明园的惩罚对象——的记忆”的烟消云散,整个民族都感觉受到了凌辱和伤害。圆明园渐渐成为整个民族的遗产,和她敏感的、灼痛的伤口。■
自英法军队在八里桥大胜清军、咸丰皇帝闻讯出逃以来,北京已是一连多日城门紧闭。城外70米处,法军的四门加农炮,炮口冷静地对着这座大清皇帝遗弃的都城。而城北约250米处,英军的大炮也对城墙虎视眈眈。联军已用非常蹩脚的中文通告全城,若13日中午清政府依然不肯签署和约,那么武力攻城将不可避免。
将近正午的时候,在北城墙的安定门,慢慢打开了一道缝隙。“因为战败而沮丧,因为圆明园被抢劫而吓破了胆”的清政府,刚刚许诺将此门让出,英国人拿皮耳将军便率领200名英国士兵小分队,抢先一步进入城内,在《上帝保佑女王》的乐曲声中,将英国的国旗悬挂在一根高高的旗杆上。一刻钟后,随后而至的法军,也使国旗飘扬在了北京的城头。
就这样,不费一枪一炮,英法联军“攻破”了这座由“土石筑成的庞然大物”。一位随军记者写道:“大清帝国的首都北京已经被英法联军占领,而人们吹嘘的这座天国帝都,以及这座皇城永远不可攻破的神话破灭了。”(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
至此,在军事上,这支涉洋远征的几千人马的队伍,已经取得了最好的结果。然而,武力上优势的局面,却依然令这次“远征”看上去前途暗淡。他们劳师远征,本为觐见皇帝、签署条约而来,但此时咸丰却已远走承德,留在京城负责外交谈判的恭亲王却迟迟不肯露面。而此前,在天津、通州,两次与清廷和谈破裂的经历,都令人对未来外交的形势难存乐观的打算。
当大清朝最坚不可摧的一座城池也被轻而易举地占据以后,英法两国发现,真正阻碍签约进展的屏障并不是城墙,而是清朝不肯放下的“颜面”。
■ “天朝”的颜面
1860年,直到欧洲人的军队兵临城下的时候,大清帝国依然在“天朝”的幻想里沉浸痴迷。“天朝”之外,皆为蛮夷,海外番国,均系臣属。中华帝国高高在上,中国的皇帝则自比天下君王之主,各番邦首领在他面前,都要俯首称臣。觐见“天朝”皇帝时,不仅言谈举止,而且行为辞令,都必须按照严格的礼仪规定行叩拜大礼,以表示自己的“卑下和谦恭”。
正如法国人布立塞在《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的序言中所说:“中国的当政者,深信其数千年文明及文化的优势,他们自认是天底下唯一的文明。由于对现代世界的变化知之甚少,他们的思想依然停留在这点上:他们确信中华帝国是世界中心和天下主宰。他们蔑视西方人,将本国的众多祸患归罪于洋夷,他们对西方肆意强加的产品与技术不感兴趣。北京的朝廷梦想保持一个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帝国,因为凡是外来的,都是有害的、致命的。”
因而,1860年,当英法两国远道而来,提出开放贸易、觐见皇帝、建交外交关系,并在京城派驻使馆等一些要求时,他们发现,大清帝国对他们简直没有一丝无好感。“天朝”认为,历来只有贡使才有资格进京面圣,而且在大清过往近200年的历史上,只有当朝廷盛典或皇帝开恩的年份,外国的使臣才被允许短期地进京。而英法这些外夷竟要在“天朝”的皇都中派驻大使,简直是异想天开。这是“天朝”不易的规矩,破坏这一规矩,咸丰皇帝将无法向列祖列宗交代。
若英法使团必欲进京,则在仪式上务必服从清政府的安排,这是关系到“天朝”脸面的问题。在天津,就是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成为和谈破裂的导火索。诸条款协商完毕后,赴京换文的仪仗队人数成了双方争执的最大问题,钦差们表示,过大的仪仗队将是对皇帝威严的损害,容易被误解为是向武力让步。在通州,又一轮的谈判,跪拜的问题再次使谈判陷入僵局,中方表示,除公使见皇帝必须跪拜外,其他条件皆可让步,而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则始终坚持“要面见大皇帝,亲递国书,立而不跪”(王道成《北京学研究文集》)。
在西方人面前,为了维护天朝皇帝至高无上的威严,这已不是第一次在“叩拜”问题上产生冲突了。早在67年前,准备前来与清朝建交的英使马戛尔尼,就是在跪拜的礼节上得罪了“天朝”。乾隆皇帝降旨,终止英使的活动,并且在给英王的敕谕中,傲慢地写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尔国僻居荒远,间隔重瀛,与天朝体制原未谙悉,是以命大臣等详加开导,遣令回国。”又1816年,英使阿美士德因拒绝叩拜,也被嘉庆皇帝赶回国去。嘉庆同样以生硬的言辞致书英王:“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一直到后来,在这类的事件里,大清朝都以天生的优越感,一次次傲慢地羞辱着西方来的使者。
如果说,之前西方人还可以对清朝的傲慢忍气吞声的话,那么这时,他们,尤其是英国人,与天朝打交道更喜欢用强硬的方式了。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开始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至19世纪60年代,英国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它已是世界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并且,一个盛极一时的,势力遍布五个大洲的“日不落帝国”,也正在崛起。
伴随着国力的强盛,英国人的优越感也日益强烈。他们相信对任何地区而言,自己都拥有绝对的优势:军事上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思想意识上的优势,即白种人、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优势。“中国人将他们称为‘蛮夷’,他们感到好笑。他们满脑子殖民思想,有些人的身上还表现得特别强烈,不可一世。……他们同中国人打交道,光凭威胁、大棒政策和诉诸武力。”(布立塞:《1860:圆明园大劫难》)
于是,当不可一世的西方人,被同样傲慢的“天朝”的钦差们告知,面见皇帝还要叩头时,他们简直怒不可遏。在西方,这是“自由臣民”的尊严与荣誉所不能容忍的。正如1859年,美国公使华若翰被告知须行“叩头”之礼,才可觐见中国皇帝时,他的强烈抗议:即使在本国总统面前,也绝不跪拜,男人只是在“上帝和女性面前”,才肯屈下双膝!
9月6日,天津和谈破裂后,英国大使额尔金勋爵在写给妻子的信函中,就忿忿地说:“我又要开战了!愚蠢的中国人明目张胆地弄虚作假,这正好给我一个统领大军长驱直入北京的绝佳借口。”他说,中国人如此不恭,他决定断绝和谈,立即向北京进军,不再以和平的方式,而是以战争的方式。
■ 火烧圆明园
和谈无效后,清廷扣押了前来谈判的英法使节,作为人质,以逼迫联军退兵,并命僧格林沁率2万名蒙古勇士,于八里桥一带阻击联军。
额尔金和他的同伴们,则带军一路北上。9月21日,与清军在八里桥相遇,僧格林沁溃败而退;10月6日,占领圆明园,洗劫两日;10月13日,占领北京。
11月,是联军很早就已预定的撤军日期,在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去面对严寒,对“远征”来说将是灾难性的后果。1812年,拿破仑在莫斯科的溃败就是极好的例子。此时的北京,“人们已感到了冬天的预兆,远处的山峦已有白雪盖顶,北风吹得一阵冷似一阵。”(布立塞《1860:圆明园大劫难》)冬天来临前,留给签约的时间已所剩无几。若暂时撤退,明春再来,则意味着清朝又一次拖延外交的胜利,而英法两国将会遭到整个西方的耻笑。
但这个时侯,中国的外交官却偏偏踪迹全无,据说恭亲王此时已“惶惶然夜无定所”。一位以撰写赴蒙古、中国传教传记闻名的神甫这样写道:“连最没有洞察力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清政府的做法旨在使欧洲人失去兴趣,最后与他们断绝往来。”
额尔金对于签约志在必得。清廷有些“无赖”的做法,只会为他们又添加一条新的罪状。在额尔金大使看来,对于这个傲慢、排外、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又不讲道理的朝廷,仅仅靠炫耀武力已不足以解决问题,只有在精神上击溃它,“天朝”才会乖乖就范。他希望有一种报复的效果,“必须能够留下一个长久性的印记”。
圆明园,至此已有150年的历史,它始建自康熙年间,后经雍正不断扩建营造,并在乾隆晚年达到了其辉煌的全盛时期。这个与大清皇帝最为紧密的一处所在,同时也是一个脱胎于大清盛世的产物。反过来,它又以其无与伦比的壮丽、华美、奢华,以及建筑艺术上集大成的成就,作了那个辉煌盛世的传世符号。
恰恰是这个符号,在额尔金面前是虚伪的、刺眼的,“天朝”所有的辉煌繁盛都已是一去不返的时代,它空余的炫目便成了虚荣傲慢、妄自尊大的象征。额尔金要打破“天朝”皇帝自以为是优越心理,圆明园无疑是最为适合的报复对象。
10月18至19日,是圆明园被大火焚毁的日子。一位军官这样描述当时浓烟蔽日的情景:“连续两个整天,浓烟形成的黑云一直漂浮在昔日繁华富丽之乡的上空。……在这两天里,营地和圆明园之间,日光被天空的浓云所笼罩,仿佛一场持久的日食一般。”那片火海中,不仅是圆明园,广布在海淀的三山五园中的圆明三园(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和三山(香山、玉泉山、万寿山),都是联军想要实施报复的目标。
■ “真正的野蛮人”
吞噬一切的大火中,那些令人向往的宏伟建筑,珍奇梦幻的艺术杰作,及人类文明史上无法重现的奇迹,都一一化为焦土。
关于这场火的对错,首先便在联军内部争辩起来。一位叫吴士礼的英军中校赞同额尔金的决定,他认为“清朝官员的弱点就在于他们自高自大,皇上更是自诩为普天之下,惟我独尊。要灭掉皇家的威风和尊严,……摧毁圆明园是最残酷的一招。……圆明园的毁灭,也促使中国人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荒谬信仰中梦醒过来。”一位法军军官也说:“英国人置身于真正的战争中,战争的目的就是迫使对手遵从强者为王的法则,所以一切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都是正当的。”(布立塞《1860:圆明园大劫难》)
而更多的是谴责的声音。法国大使葛罗男爵便对额尔金的计划极为不满,并拒绝参与行动。当他看到圆明园起火的时候,心情沮丧,他说:“假如能预见到我所经历的一件件事,我就会拒绝这项使命。”法军首领蒙托邦将军则说:“这是与一个文明国度毫不相称的复仇之举,因为它毁掉了数世纪以来一直备受景仰的艺术品。”
正如布立塞所说:“彻底否定和谴责烧毁圆明园的声音有更充分的理由和根据,它的理论来源于普遍的道德观和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因而,当时的西方,“很多人谴责这场大火,视其为毁灭文化的野蛮行径”。“野蛮战争的邪恶,必然导致这些与我们自诩的文明格格不入的种种行为。”一位西方历史学家说:“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中国人感觉到,我们才是真正的野蛮人。”
■ 征服者
圆明园的大火也让联军陷入了无比凶险的短暂一刻,在以后的十天内,如果他们再找不到能够打交道的对象,他们为“签约”所作的一切便毫无意义,之前所有的胜利也将汇成终了的失败。正如葛罗所说:“此时此刻,恭亲王是我们仅存的救命稻草。”但一意孤行的额尔金,却差点把恭亲王烧得宵遁,如果不是随从的官员们几乎动武,恭亲王看到黑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上马车远走了。
惊魂未定的恭亲王得到消息,如果在20号正午还未无条件答应英法联军的全部要求,那么下一个遭受灭顶之灾的将是北京。而凌晨四点,法国大使葛罗便收到了恭亲王的回复,奕同意了联军提出的条件。
经商定,10月25日,恭亲王与额尔金签署中英协议,地点,礼部。地点的确定是经过了英国人精心的挑选。礼部不仅是清政府负责礼仪的部门,而且附近前门和天安门之间有一片开阔的地方,能够提供宏大的场面,以满足英国人礼仪上的展示。体现威严、力量及优越感的礼仪表演成了签约当天英国人的主要动作。
一大早,英军就占据了通往礼部的主要街道和几处敏感地点,部署兵力,以应付各种可能的情况。下午,额尔金大使由军队护送前往礼部。军人们穿得非常漂亮,吸引了一路上熙熙攘攘的中国百姓的目光。为了“大肆炫耀”,队伍进行得缓慢,到达礼部大门时,恭亲王已在那里等了两个半小时。当额尔金的轿子抵达时,卫兵举起兵器敬礼,乐队演奏《上帝保佑女王》,而且额尔金还要求恭亲王走上前去亲自迎接。冷冰冰的见面礼过后,落座的顺序也引起了麻烦。“额尔金不同意恭亲王首先入座,双方商定同时落座……”
签字仪式完成后,额尔金拒绝了中国人准备的茶点,起身告辞。恭亲王陪同额尔金一直走到台阶边,道别时,向额尔金“透出了恨之入骨的一瞥。”正如葛罗所说,额尔金“存心让恭亲王等了两个小时,使他深受伤害”,而且不止如此,签约自始至终英国特使都对可怜的恭亲王表现得极端无礼和傲慢。英国人太重实证,做事很少会率性而为,额尔金的蛮横之举,显然不是贸然行事。布立塞说:“在额尔金对待恭亲王的方式中,隐藏着明确的政治意图:它向中国表明,英国不是在签署一项和平条约,而是在签署一项征服条约。在1860年,这位英国的代表回想起了在1793年被傲慢地拒之门外、无功而返的马戛尔尼爵士,以及1816年履行使命失败的阿美士德爵士。”
圆明园见证了英国人这三次的外交行动,也见证了来使一次次被“天朝”皇帝羞辱后的所积累下的仇恨,最后,这座皇家的宫苑便在英使愤怒的报复里,被烧成了断壁残垣。
纵火者原本以为打击的只是皇帝本人,但是随着“人们关于真龙天子——火烧圆明园的惩罚对象——的记忆”的烟消云散,整个民族都感觉受到了凌辱和伤害。圆明园渐渐成为整个民族的遗产,和她敏感的、灼痛的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