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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6月间，晋东南地委在我们公社及曲里村搞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试点工作。
人民作家赵树理随“四清”工作队一起进驻了我们村。我于1962年从长治五中毕业后返乡当了本村的民办教师。“四清”动员会和各种大型会议都在我校大庙院里召开，我组织学生负责打扫会场，我和村里另几个有文化的人则负责书写、张贴会标和五颜六色的宣传标语。开会时，赵树理不爱在主席台上久坐，他总是让我陪着和村里百姓席地围坐，屁股下垫着他的一只布鞋，抽着他那大烟锅和大家拉家长、议村事。散了会，他还要为村民们唱几段上党梆子，与村民关系打得火热。
我们曲里村儿童快板队就是在赵树理的启发、关怀、支持下组织发展起来的。我有幸成为快板队的编导。那时赵树理常给村里人和“四清”工作队的干部们讲：“张双俊这个年轻人，就像当年我小说中的李有才，快板编得可好哩。”赵树理那种平易近人、耐心细致帮助年轻人学习上进的精神使我终生难忘。我能成为今天的高级记者，并先后在《山西画报》、新华社《中国图片报》、《山西煤炭报》、《当代思潮》、《诗·中国》杂志任职，都得益于赵树理老师的帮助和鼓励。
我那时也就刚十八九岁，爱好写新闻报道和诗歌、快板、小演唱品。学校是村里的文化和信息中心，乡间邮递员每次都是把信件、电报、报刊送到我的手中，再由我分发给有关学生，利用放学回家吃饭时转交到各个生产小队和有关本人。赵树理的报纸和信件则按赵老师的委托由我亲自送交他。由于赵老师不把我当外人，我还经常带着我在报纸上发表的稿件和刚写好的新闻、诗歌让赵老师修改。加上我爱好弹唱，尤其爱把村里的怪事和怪话、顺口溜收集起来供赵老师参考，因此赵老师对我很偏爱。一天晚饭后他和我在漳河边散步，他教我如何成立儿童快板队。第二天，我把师兴旺等几个学生叫到办公室，高兴地跟他们讲：“作家赵树理让咱们组织一个儿童快板队，主要任务是利用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和开会前后的时间，用说快板等表演形式，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四清’的工作意义，表扬村里的好人好事，批评落后的思想和行为。”最后我鼓励同学们说：“有赵老给咱们撑腰，还有那些善说爱编的群众，不愁编不出好样的快板来。”经走访群众和昼夜加班，我把编出的第一批快板稿念给同学们听，我还特意让学生把快板稿带回家里念给家长听，然后我才去向赵老师请教。经赵老师反复修改加工，快板念起来果然比原先又好懂，又顺口了。我遵照赵树理老师的指点，把快板稿还写在了村中各巷的黑板报上，有些至今还传流在曲里村老人们口中：
诸位乡亲你站一站，咱把“四清”谈一谈。
“四清”工作别小看，是非功过做检验。
干群同种一块地，头上同顶一块天。
多劳多得是正理，不劳而得理太偏。
为啥有人要多吃?为啥有人想多占?
为啥拖欠集体款?为啥有人把钱贪?
为啥干部变‘官僚’，为啥把群众忘一边?
党的政策记心间，贪占私心彻底端，
干群关系比鱼水，切莫再把钱财贪。
……
赵树理经常亲切地教导我们说：“要学会群众语言，跟群众交朋友。快板编得不能太长，越短小精悍越好。”他还把我写的《送喜报》认真修改后转交给《长治市报》等报刊发表：
嫂嫂挑担前边飞，哥哥拉车后面追。
喜鹊树上喳喳叫：这立功的喜报该交给谁?
噢，没说的!准是这对模范好夫妻，
——二队的金贵和秀梅!
为了加强群众和“四清”工作队的亲密关系，赵树理还建议我编写一段表扬干部下乡的快板，赵老师修改三遍后亲自定名为《下乡干部住俺家》：
漳河水，映朝霞，喜鹊枝头叫喳喳。
爹妈高兴为的啥?下乡干部住俺家。
一锅饭菜甜又香，边吃边说叙家常。
忆苦思甜本莫忘，勤劳本色记心上。
早起他们把粪撒，又扶犁来又踏耙。
社员翘指齐口夸：个个都是实干家。
晚上跟咱把话拉，“四清”踊跃来参加。
干部主动来‘洗澡’，社员争当向阳花。
农村是个大学堂，学了文件心里亮，
团结多数树榜样，干部都把清官当。
……
赵树理老师不光教我们如何组织儿童快板队，帮我们改快板，他还亲自动笔写快板：
大爹大娘和婶婶，绿豆米汤多滚滚。
四清干部进咱村，紧紧连着咱的心。
去邪扶正搞社教，人人头上有责任。
……
赵树理老师有时候还孩子气似地做个动作让学生模仿，逗得儿童们阵阵大笑。参加快板队的二年级以上的学生，都称呼赵老师为赵爷爷。赵树理老师还亲自坐镇为我们儿童快板队鼓掌，他还建议我们编写双人快板，让我们男生和女生表演对口快板。在赵树理老师的关怀鼓舞下，我们编导了几十组快板，另外还有三句半、潞安鼓书等不同题材的表演节目。在赵树理老师推荐下，有的还改写成诗歌、民谣发表在《长治报》、《山西日报》(农村版)、《火花》、《华北民兵》、《山西群众文艺》等报刊上。
“四清”快要结束时，赵树理老师送给我一本《李有才板话》，一再吩咐说：要当李有才的学生，要写老百姓的故事。他还答应和我们十几个儿童快板队学生合影照像，由于当时照像馆的师傅没有及时赶来，赵树理这一走，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听说他在我村采写的《十里店》受到了批判，我和村里的老百姓都十分难过。“文化大革命”中，听说赵树理老师被关起来了，我多次暗暗地流下了心疼的眼泪，我当时是王里堡公社的新闻秘书，公社被夺权后，我也因在《中国青年报》发表诗歌被一个造反派头头借机阴谋迫害，在政治和人身等方面受到恶毒攻击和陷害。那家伙借群众运动的幌子，把我这个刚20岁出头的年轻人打成反革命，送回村里戴帽管制劳动改造。在党组织的关心重视下，“文革”中后期我才被彻底平反。
今天我们学习和怀念赵老师热爱农村、热爱农民、熟悉农民，用通俗生动的群众语言、浓郁活泼的生活气息表现农民生产生活的精神，就要以赵树理无私奉献中国农民的精神为动力，以农村和农民为对象，多练多写，以表示对这位卓越的人民作家的永久怀念。
( 责编 曲 星 )
人民作家赵树理随“四清”工作队一起进驻了我们村。我于1962年从长治五中毕业后返乡当了本村的民办教师。“四清”动员会和各种大型会议都在我校大庙院里召开，我组织学生负责打扫会场，我和村里另几个有文化的人则负责书写、张贴会标和五颜六色的宣传标语。开会时，赵树理不爱在主席台上久坐，他总是让我陪着和村里百姓席地围坐，屁股下垫着他的一只布鞋，抽着他那大烟锅和大家拉家长、议村事。散了会，他还要为村民们唱几段上党梆子，与村民关系打得火热。
我们曲里村儿童快板队就是在赵树理的启发、关怀、支持下组织发展起来的。我有幸成为快板队的编导。那时赵树理常给村里人和“四清”工作队的干部们讲：“张双俊这个年轻人，就像当年我小说中的李有才，快板编得可好哩。”赵树理那种平易近人、耐心细致帮助年轻人学习上进的精神使我终生难忘。我能成为今天的高级记者，并先后在《山西画报》、新华社《中国图片报》、《山西煤炭报》、《当代思潮》、《诗·中国》杂志任职，都得益于赵树理老师的帮助和鼓励。
我那时也就刚十八九岁，爱好写新闻报道和诗歌、快板、小演唱品。学校是村里的文化和信息中心，乡间邮递员每次都是把信件、电报、报刊送到我的手中，再由我分发给有关学生，利用放学回家吃饭时转交到各个生产小队和有关本人。赵树理的报纸和信件则按赵老师的委托由我亲自送交他。由于赵老师不把我当外人，我还经常带着我在报纸上发表的稿件和刚写好的新闻、诗歌让赵老师修改。加上我爱好弹唱，尤其爱把村里的怪事和怪话、顺口溜收集起来供赵老师参考，因此赵老师对我很偏爱。一天晚饭后他和我在漳河边散步，他教我如何成立儿童快板队。第二天，我把师兴旺等几个学生叫到办公室，高兴地跟他们讲：“作家赵树理让咱们组织一个儿童快板队，主要任务是利用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和开会前后的时间，用说快板等表演形式，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四清’的工作意义，表扬村里的好人好事，批评落后的思想和行为。”最后我鼓励同学们说：“有赵老给咱们撑腰，还有那些善说爱编的群众，不愁编不出好样的快板来。”经走访群众和昼夜加班，我把编出的第一批快板稿念给同学们听，我还特意让学生把快板稿带回家里念给家长听，然后我才去向赵老师请教。经赵老师反复修改加工，快板念起来果然比原先又好懂，又顺口了。我遵照赵树理老师的指点，把快板稿还写在了村中各巷的黑板报上，有些至今还传流在曲里村老人们口中：
诸位乡亲你站一站，咱把“四清”谈一谈。
“四清”工作别小看，是非功过做检验。
干群同种一块地，头上同顶一块天。
多劳多得是正理，不劳而得理太偏。
为啥有人要多吃?为啥有人想多占?
为啥拖欠集体款?为啥有人把钱贪?
为啥干部变‘官僚’，为啥把群众忘一边?
党的政策记心间，贪占私心彻底端，
干群关系比鱼水，切莫再把钱财贪。
……
赵树理经常亲切地教导我们说：“要学会群众语言，跟群众交朋友。快板编得不能太长，越短小精悍越好。”他还把我写的《送喜报》认真修改后转交给《长治市报》等报刊发表：
嫂嫂挑担前边飞，哥哥拉车后面追。
喜鹊树上喳喳叫：这立功的喜报该交给谁?
噢，没说的!准是这对模范好夫妻，
——二队的金贵和秀梅!
为了加强群众和“四清”工作队的亲密关系，赵树理还建议我编写一段表扬干部下乡的快板，赵老师修改三遍后亲自定名为《下乡干部住俺家》：
漳河水，映朝霞，喜鹊枝头叫喳喳。
爹妈高兴为的啥?下乡干部住俺家。
一锅饭菜甜又香，边吃边说叙家常。
忆苦思甜本莫忘，勤劳本色记心上。
早起他们把粪撒，又扶犁来又踏耙。
社员翘指齐口夸：个个都是实干家。
晚上跟咱把话拉，“四清”踊跃来参加。
干部主动来‘洗澡’，社员争当向阳花。
农村是个大学堂，学了文件心里亮，
团结多数树榜样，干部都把清官当。
……
赵树理老师不光教我们如何组织儿童快板队，帮我们改快板，他还亲自动笔写快板：
大爹大娘和婶婶，绿豆米汤多滚滚。
四清干部进咱村，紧紧连着咱的心。
去邪扶正搞社教，人人头上有责任。
……
赵树理老师有时候还孩子气似地做个动作让学生模仿，逗得儿童们阵阵大笑。参加快板队的二年级以上的学生，都称呼赵老师为赵爷爷。赵树理老师还亲自坐镇为我们儿童快板队鼓掌，他还建议我们编写双人快板，让我们男生和女生表演对口快板。在赵树理老师的关怀鼓舞下，我们编导了几十组快板，另外还有三句半、潞安鼓书等不同题材的表演节目。在赵树理老师推荐下，有的还改写成诗歌、民谣发表在《长治报》、《山西日报》(农村版)、《火花》、《华北民兵》、《山西群众文艺》等报刊上。
“四清”快要结束时，赵树理老师送给我一本《李有才板话》，一再吩咐说：要当李有才的学生，要写老百姓的故事。他还答应和我们十几个儿童快板队学生合影照像，由于当时照像馆的师傅没有及时赶来，赵树理这一走，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听说他在我村采写的《十里店》受到了批判，我和村里的老百姓都十分难过。“文化大革命”中，听说赵树理老师被关起来了，我多次暗暗地流下了心疼的眼泪，我当时是王里堡公社的新闻秘书，公社被夺权后，我也因在《中国青年报》发表诗歌被一个造反派头头借机阴谋迫害，在政治和人身等方面受到恶毒攻击和陷害。那家伙借群众运动的幌子，把我这个刚20岁出头的年轻人打成反革命，送回村里戴帽管制劳动改造。在党组织的关心重视下，“文革”中后期我才被彻底平反。
今天我们学习和怀念赵老师热爱农村、热爱农民、熟悉农民，用通俗生动的群众语言、浓郁活泼的生活气息表现农民生产生活的精神，就要以赵树理无私奉献中国农民的精神为动力，以农村和农民为对象，多练多写，以表示对这位卓越的人民作家的永久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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