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夫妇洣江茶场度余生
　　1971年9月份后，我从部队转到地方，在湖南湘潭市一家企业任劳资科长。1975年，有一次上级劳动部门派我去茶陵县洣江茶场办理一批工人调动手续。次日，正遇上赶集，我就到街上去看看。
　　我随着赶集的人群走来走去，突然发现一对江浙口音的夫妇在买鸡蛋，男的还穿着一条西式背带裤。他们蹲在地上与3个卖鸡蛋的阿婆讨价还价，达成协议，每个蛋4分5厘。3个阿婆总共有30个鸡蛋，应付1元3角5分。但因为双方都无零钱，那夫妇俩给每人各付5元，拿着鸡蛋就走了。3个阿婆高兴极了，说：“卖了这么多年的蛋，从来没碰上这样的好人。”回到茶场劳资股后，我把此事细述了一番。股里的老同志说：“你不知道吗？这是上海市原副市长潘汉年夫妇……”听他这么一说，我恍然大悟。潘汉年是中共情报战线的一位传奇人物，1955年含冤被抓。1975年5月底，潘汉年和妻子董慧从北京秦城监狱被发配到洣江茶场，在此“监督改造”。
　　那天晚饭后，我去招待所澡堂洗澡时，正看到潘汉年两口子在旁边一间小房子里做饭，茶场一个干部向我简单说了下情况。在当时，我是不能上前和他们打招呼的。潘汉年夫妇在洣江茶场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1977年3月，沉疴在身的潘汉年被送往长沙治疗时病逝。两年后，董慧病故于场部医院。
　　（王启宏/文，《快乐老人报》）
　　造反派冲击军营强行借枪
　　1967年5月，中央军委对各部队下达命令：对造反派群众不开枪、不还手、不还口、不动气。那时，我们连驻扎在福州屏山下保卫军事机关，非常担心造反派来冲击军营。
　　7月的一天，连队外出执行任务，留我们班值班。突然，一群人向驻地奔来，任班长的我带领战士上前阻拦。一个造反派打了战士小刘两巴掌，说：“我是造反派队长，为什么不能进？”我把小刘拉到身后，对那队长说：“有话好好说，你们要进来干啥？”“我们要借枪。”“我们前几天奉上级命令，已把武器都上交了。”
　　他们不信，非要进去看看。我想，反正枪支都已放进军区的大坑道里，不让他们进去看下，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于是，让战友把他们带进我班宿舍。他们没找到枪支，窜进了我班小贮藏室。副班长见一个人摸到一个布袋，冲上前夺过布袋就往外跑。两个造反派队员紧追不放。副班长急得跑到池塘边，用力把布袋丢进池塘中心。原来，一些子弹忘了转移，被他们发现了。一个高个子见子弹被丢进池塘，向副班长扑去打了几拳。副班长没还击，只伸手去阻挡。结果俩人抱成一团，高个子被副班长压在地上。造反派有人想去帮忙，我和战友把他们拦住，让副班长站了起来。造反派没得到枪弹，还想深入到营地里面去找。我们说：里面的首长担负着对付蒋介石企图反攻大陆的指挥重任，影响他们，祖国就不安全了。最终，这群人悻悻而去。
　　那段时间，我们提心吊胆，怕再有造反派来。军委9月初下命令，军队不再实行“四不”后，造反派便不敢再冲击部队了。
　　（杨炳煌/文，《快乐老人报》）
　　“杨白劳”死 “喜儿”一笑惹大祸
　　1968年，我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到大别山区。
　　到那后，困扰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方便无纸，那年头买手纸比现在挂专家门诊还难。方便时，我不敢像村妇一样用小棍刮，又不愿摘庄稼叶擦。急中生智，我撕开棉衣口袋，揪出一团棉花当手纸。春节回家，妈妈好奇地问我：“为什么你的棉衣下摆都没有棉花了？”
　　冬季农闲时，知青们排演歌剧《白毛女》，我演喜儿。彩排时，“杨白劳”被地主狗腿子打死了。我见“杨白劳”倒地身亡后，鼻孔不停冒出白气（天气太冷的缘故），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一笑惹大祸。宣传队长立即发动群众开会批判我：“贫下中农被地主打死，你还笑！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我本来就是“走资派”子女，如果再有“新动向”，那这辈子只怕完了。我吓得大哭起来，自我狠批一上午，批斗我的人才作罢。 （石柳/文，《快乐老人报》）
　　上卫生课乱批孔子
　　1975年春，我在渤海前哨某部船艇任报务兵。一天，部队召集官兵上卫生课，卫生队长张健儒主讲，介绍常见病的预防。当时，全国正在“批林批孔”，讲课快结束时，张健儒也“紧跟时代”以一句话结尾：“孔老二不让我们讲卫生，我们革命战士越是要讲卫生。”当时，我们还真以为孔老二说过类似“不要讲卫生”的话。 （刘宝玉/文，《快乐老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