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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少年时代的文化娱乐生活中，只有《地雷战》《地道战》两部战火纷飞的黑白电影。
那个时代，还没有发明“抗日神剧”这个名词，一个少年也分不清政治与历史的因缘，我只是觉得日本军队凶残愚笨，中国抗日军民聪明勇敢。尤其是地雷，电影用人物和情节将它的威力放大到了原子弹的程度。
我对地雷的全部认识通过民兵游击队的智慧留在了脑海中。一个浅薄少年对杀敌武器的兴趣只在于娱乐，而与它本质上的科学技术远隔千里。
叶企孙和他的学生熊大缜，在我成为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之后，彻底颠覆了我对地雷的认识。
叶企孙的人生命运，注定与一颗地雷交集。
“七七事变”前的那些晚上，叶企孙在校园里看他的学生熊大缜教吴宓教授骑自行车。叶企孙是一个旁观者，他不需要用自行车这种工具代步。他一个人生活，经济条件宽裕，是清华园里最早拥有私人汽车的名教授。
侵华日军的枪声，刹住了吴宓教授歪歪扭扭的自行车轮子；而清华大学，则成了一个战火中的难民，开始了曲折颠簸的逃难之路。
在清华南迁的线路图上，天津是首站，然后坐船南下，转往长沙。
叶企孙没有想到，到达天津之后，他遇到了一个同日军一样凶恶的敌人——伤寒。
病床上的他，高烧不退，腹泻不止。熊大缜无意中拍了一张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叶企孙的病状：骨瘦如柴的叶企孙靠在圈椅上，头发蓬乱，神情憔悴，双目深陷，黯然无神。即使已经病笃，叶企孙仍然记挂着梅贻琦交给他的任务。许多次，他挣扎着坐起来，让熊大缜为那些滞留在北平和天津的学生安排行程和交通工具。
在天津，叶企孙和熊大缜迎来送往，吴宓、汤用彤、贺麟等教授和一批批学生在他们的安排下离开码头，只有熊大缜，始终不离不弃地陪伴在叶企孙身边。
这一年，叶企孙已接近40岁，却和爱情、婚姻无缘，他的独身主义，是延续终生的选择。一个没有儿女的知识分子，将对亲情的渴望，转移到了学生身上。熊大缜，正是叶企孙寄托亲情的一个学生。
每年暑假，叶企孙带着熊大缜游历山水。那些人和山河融为一体的历史镜头，被熊大缜装在相机里。80年后，我在民国的黑白照片上看到了熊大缜和叶企孙的笑容，看到了熊大缜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条件下，用自制的胶卷，拍下的北平西山清晰生动的夜景。在叶企孙的鼓励下，熊大缜的摄影爱好，转化成了《红外光照相技术》的毕业论文。
1935年夏天，熊大缜毕业了，叶企孙安排他留校以助教的身份教普通物理实验，继续研究红外光照相技术。由学生成为助教之后，熊大缜就住进了叶企孙的家中。
在天津清华同学会住所的病床上，叶企孙听到了侵华日军进攻冀中的枪炮声；而熊大缜，则在叶企孙的病房外面，直接听到了抗日的召唤声。
那一天，熊大缜参加了几个朋友的告别饯行，席上的话题，转到了“抗日”上。和熊大缜同住一个宿舍楼的同学孙鲁，更是慷慨激昂，恨不得立即开赴前线，上马击贼。
孙鲁的激情是一粒火种，瞬间就点燃了熊大缜的热血。但熊大缜想到恩师叶企孙，他面前还有去德国留学和在长沙任教等几条道路，他不知道如何选择，他要看见老师指路的手指。孙鲁说，最好的路，是直接上前线杀日本人。叶先生经常教导我们爱国救国，现在冀中正需要科技人才，去冀中参战，正是叶先生说的科技救国啊。
熊大缜怀着这样的心思，终于在春节之后到达了叶企孙的身边。看见老师沉默，熊大缜心中忐忑不安，他知道，叶企孙只需轻轻地说一个“不”字，就会阻住自己通往冀中的脚步。然而，老师没有反对。数十年后，熊大缜的白骨已化成了尘埃，冤屈中的叶企孙，在“专案组”的淫威下，仍然客观地再现了这一刻的心情。
“1938年春节后，有一天，熊突然告吾，他已决定要到冀中去，帮助那里的人民武装抗日，那里需要科技人员帮助，是一位姓黄的（住北京西单附近某教会学校）介绍他去的；吾是不赞成他去的，但因事关抗日，吾无法极力阻止，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他。几天后，他动身了。”
这段在“文革”中的交代文字，深深隐藏了情同父子的师生感情。那段历史之外的人，感受不到叶企孙内心的疼痛。熊大缜走了，叶企孙的心突然空了。“熊到冀中去后，有十余天，我神思郁郁，心思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一只断了线的风筝，被一个叫刘维的人牵了回来。一个月后，一个陌生人来到了天津清华同学会，交给叶企孙一封信。看到信封上的字迹，叶企孙就仿佛看到了熊大缜。
“兹是刘维先生，请接洽，详情容刘面叙。大正。”
这些简短的文字后面，展示了熊大缜来到冀中之后的一切。刘维告诉叶企孙，熊大缜工作能力很强，得到了吕正操司令员的信任，在担任印刷所所长不久，又被提拔为军区供给部部长。刘维转达了熊大缜的求援，请叶企孙为冀中军区筹集物资设备，物色一批科技人才。
叶企孙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他知道自己的特长，明白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在叶企孙为抗日的冀中军区物色的科技人才名单上，我看到了熊大缜、阎裕昌、汪德熙、林风、葛庭燧、胡大佛、李广信、钱伟长、张瑞清、张方等一串名字，这些人大多出自清华，具有研制炸药、制造地雷以及无线通讯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德熙，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第七届学生。他在《叶企孙先生支援冀中抗日》一文中回忆：“1938年5月，叶企孙先生专程从天津到北平找我，动员我去冀中参加抗日工作，协助当时在冀中八路军任供给部部长的熊大缜研制烈性炸药……叶先生对我说，八路军在河北坚持抗战，缴获了一批氯酸钾，用它代替土硝制黑火药，不料在屋顶翻晒时连人带屋子都炸飞了。叶先生知道清华大学化学系发生过氯酸钾爆炸事故，就想到我可能知道稳定氯酸钾的方法，因而找到了我。当时北京图书馆还开门，我去翻阅了有关文献，对这问题心里有了底就去了冀中。我是扮作传教士进入冀中的，为了顺利通过敌人的盘问，叶先生教我学说了一句日语‘我是基督徒’。叶先生还教我留下一些寄往北京的家信，由他按月给我双亲寄生活费，对他们说我是到天津去教书的。 “熊在我到冀中后成立了技术研究社，技术人员只有我和当地一位教师张奎元同志，另外有几位八路军战士。我用铁砧和锤子检测制成的炸药是否稳定，很快就找到了制备安全稳定的氯酸钾炸药的方法。但是，由于引爆炸药使用的是黑炸药所用的点火式的信管，氯酸钾炸药的威力未能充分发挥，我就想试制雷汞雷管。后来，又发现掺入少量硝基化合物，特别是TNT，能够大大提高炸药性能。为此，熊先后两次派我去天津找叶先生求援。叶先生不但先后给冀中输入制雷管用的药品、铜壳、铂丝和起爆器，还为冀中动员平津大学生张方、李广信等人到技研社工作，后来为了解决铂丝焊接问题，还找到清华物理系手艺超群的实验员去冀中。此外，由于运输制TNT的化学原料较困难，他又动员在燕大借读的清华研究生林风来天津，在租界中秘密制备TNT，并制成条块状与肥皂混在一起运至冀中。”
这一声巨响由汪德熙亲自导演。
那天晚上，汪德熙率领一队工兵，来到白天踩好了点的铁路边。大家将12只装了炸药的大铁桶埋在了铁轨下面，插好电雷管，将导线牵到了几百米远的隐蔽点。
日本人的火车在午夜时分开来了，雪亮的灯柱刺破了爆炸前的黑暗。汪德熙将电线的正负极对接在一起。在地动山摇的爆炸声中，火车头腾空飞起，粉身碎骨，车厢倾覆，连锁性的爆炸震动了冀中大地。
炸药的巨大威力传到了侵华日军的大本营，日军陆军部的一份通报描述说：“相信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爆炸。”在电影《地雷战》和所有的抗日影视作品中，“土八路”这个名词是侵华日军对八路军的蔑称，无论是人数、装备、武器还是战术，八路军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军相比，都处于极端的劣势。冀中平原上的爆炸，颠覆了日军对八路军“土”的认识。在后来的一系列行动中，侵华日军终于明白，中国最顶尖的知识分子，用他们的科学技术和聪明智慧，投身到了抗日的洪流中。
《最后的大师：叶企孙和他的时代》一书中，描述了知识分子们的抗日贡献：
“熊大缜所领导的技术研究社创造了一种新的战斗样式，那就是对敌军占领区的公路、铁路、桥梁、车站、港口等实施爆炸，能极大地削弱敌军的机动能力和作战能力，使其恐惧不安，军心动摇。这种战法后来被晋察冀的抗日部队普遍接受，特别是‘百团大战’后，侵华日军在其‘大本营陆军部’战史中谈起‘铁路破坏情况’时这样写道：……铁路破坏极为严重，规模之大无法形容，敌人采用爆炸、焚烧、破坏等方法，企图彻底摧毁桥梁、轨道、通信网、火车站等重要技术性设施。在进行破坏时，隐蔽伪装极为巧妙。”
我在乡村的晒谷场上一遍遍看《地雷战》的时候，熊大缜已经在冀中平原上冤死了数十年。地雷的威风从清华大学的课堂上辗转来到抗日的最前线，它用日军死伤的战况让冀中军民欢欣鼓舞，最后又用娱乐的形式愚弄了后人的眼睛。我就是那个在生活的表相中手舞足蹈的无知少年。
能够表明历史真相的往往是历史本身。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节点上，我在庄严的党报上看到了如下一段文字，它为冀中的地雷验明正身，也让后人看到了熊大缜沉冤的悲惨：
《地雷战》电影中的民兵队长赵虎和雷连长等人总能有各种点子，发明了10余种土地雷。在观看影片时，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指出了该片的不足：“这个工兵专家的作用到哪里去了？几个老百姓怎么能搞出地雷战呢？”当时中国华北地区的农民连字都不认识几个，造出如此精妙的地雷的可能性确实不大，甚至在八路军中也极其缺少制造地雷的专业人员。其实，在华北地区地雷战中，有着一批科学技术人员，他们为抗战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甚至是生命。
熊大缜是中国物理学事业铺路人叶企孙的得意门生。1938年春，抗日战争处于艰难时期，八路军急需枪支弹药。熊大缜得知八路军准备开展地雷战并且需要科技人员协助后，放弃了去德国深造的机会，推迟婚期来到冀中抗日。（《地雷战：炸得日寇心胆寒》，《南方日报》2015年8月3日）
（厝 山摘自《钟山》2016年第2期，李 晨图）
那个时代，还没有发明“抗日神剧”这个名词，一个少年也分不清政治与历史的因缘，我只是觉得日本军队凶残愚笨，中国抗日军民聪明勇敢。尤其是地雷，电影用人物和情节将它的威力放大到了原子弹的程度。
我对地雷的全部认识通过民兵游击队的智慧留在了脑海中。一个浅薄少年对杀敌武器的兴趣只在于娱乐，而与它本质上的科学技术远隔千里。
叶企孙和他的学生熊大缜，在我成为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之后，彻底颠覆了我对地雷的认识。
叶企孙的人生命运，注定与一颗地雷交集。
“七七事变”前的那些晚上，叶企孙在校园里看他的学生熊大缜教吴宓教授骑自行车。叶企孙是一个旁观者，他不需要用自行车这种工具代步。他一个人生活，经济条件宽裕，是清华园里最早拥有私人汽车的名教授。
侵华日军的枪声，刹住了吴宓教授歪歪扭扭的自行车轮子；而清华大学，则成了一个战火中的难民，开始了曲折颠簸的逃难之路。
在清华南迁的线路图上，天津是首站，然后坐船南下，转往长沙。
叶企孙没有想到，到达天津之后，他遇到了一个同日军一样凶恶的敌人——伤寒。
病床上的他，高烧不退，腹泻不止。熊大缜无意中拍了一张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叶企孙的病状：骨瘦如柴的叶企孙靠在圈椅上，头发蓬乱，神情憔悴，双目深陷，黯然无神。即使已经病笃，叶企孙仍然记挂着梅贻琦交给他的任务。许多次，他挣扎着坐起来，让熊大缜为那些滞留在北平和天津的学生安排行程和交通工具。
在天津，叶企孙和熊大缜迎来送往，吴宓、汤用彤、贺麟等教授和一批批学生在他们的安排下离开码头，只有熊大缜，始终不离不弃地陪伴在叶企孙身边。
这一年，叶企孙已接近40岁，却和爱情、婚姻无缘，他的独身主义，是延续终生的选择。一个没有儿女的知识分子，将对亲情的渴望，转移到了学生身上。熊大缜，正是叶企孙寄托亲情的一个学生。
每年暑假，叶企孙带着熊大缜游历山水。那些人和山河融为一体的历史镜头，被熊大缜装在相机里。80年后，我在民国的黑白照片上看到了熊大缜和叶企孙的笑容，看到了熊大缜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条件下，用自制的胶卷，拍下的北平西山清晰生动的夜景。在叶企孙的鼓励下，熊大缜的摄影爱好，转化成了《红外光照相技术》的毕业论文。
1935年夏天，熊大缜毕业了，叶企孙安排他留校以助教的身份教普通物理实验，继续研究红外光照相技术。由学生成为助教之后，熊大缜就住进了叶企孙的家中。
在天津清华同学会住所的病床上，叶企孙听到了侵华日军进攻冀中的枪炮声；而熊大缜，则在叶企孙的病房外面，直接听到了抗日的召唤声。
那一天，熊大缜参加了几个朋友的告别饯行，席上的话题，转到了“抗日”上。和熊大缜同住一个宿舍楼的同学孙鲁，更是慷慨激昂，恨不得立即开赴前线，上马击贼。
孙鲁的激情是一粒火种，瞬间就点燃了熊大缜的热血。但熊大缜想到恩师叶企孙，他面前还有去德国留学和在长沙任教等几条道路，他不知道如何选择，他要看见老师指路的手指。孙鲁说，最好的路，是直接上前线杀日本人。叶先生经常教导我们爱国救国，现在冀中正需要科技人才，去冀中参战，正是叶先生说的科技救国啊。
熊大缜怀着这样的心思，终于在春节之后到达了叶企孙的身边。看见老师沉默，熊大缜心中忐忑不安，他知道，叶企孙只需轻轻地说一个“不”字，就会阻住自己通往冀中的脚步。然而，老师没有反对。数十年后，熊大缜的白骨已化成了尘埃，冤屈中的叶企孙，在“专案组”的淫威下，仍然客观地再现了这一刻的心情。
“1938年春节后，有一天，熊突然告吾，他已决定要到冀中去，帮助那里的人民武装抗日，那里需要科技人员帮助，是一位姓黄的（住北京西单附近某教会学校）介绍他去的；吾是不赞成他去的，但因事关抗日，吾无法极力阻止，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他。几天后，他动身了。”
这段在“文革”中的交代文字，深深隐藏了情同父子的师生感情。那段历史之外的人，感受不到叶企孙内心的疼痛。熊大缜走了，叶企孙的心突然空了。“熊到冀中去后，有十余天，我神思郁郁，心思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一只断了线的风筝，被一个叫刘维的人牵了回来。一个月后，一个陌生人来到了天津清华同学会，交给叶企孙一封信。看到信封上的字迹，叶企孙就仿佛看到了熊大缜。
“兹是刘维先生，请接洽，详情容刘面叙。大正。”
这些简短的文字后面，展示了熊大缜来到冀中之后的一切。刘维告诉叶企孙，熊大缜工作能力很强，得到了吕正操司令员的信任，在担任印刷所所长不久，又被提拔为军区供给部部长。刘维转达了熊大缜的求援，请叶企孙为冀中军区筹集物资设备，物色一批科技人才。
叶企孙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他知道自己的特长，明白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在叶企孙为抗日的冀中军区物色的科技人才名单上，我看到了熊大缜、阎裕昌、汪德熙、林风、葛庭燧、胡大佛、李广信、钱伟长、张瑞清、张方等一串名字，这些人大多出自清华，具有研制炸药、制造地雷以及无线通讯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德熙，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第七届学生。他在《叶企孙先生支援冀中抗日》一文中回忆：“1938年5月，叶企孙先生专程从天津到北平找我，动员我去冀中参加抗日工作，协助当时在冀中八路军任供给部部长的熊大缜研制烈性炸药……叶先生对我说，八路军在河北坚持抗战，缴获了一批氯酸钾，用它代替土硝制黑火药，不料在屋顶翻晒时连人带屋子都炸飞了。叶先生知道清华大学化学系发生过氯酸钾爆炸事故，就想到我可能知道稳定氯酸钾的方法，因而找到了我。当时北京图书馆还开门，我去翻阅了有关文献，对这问题心里有了底就去了冀中。我是扮作传教士进入冀中的，为了顺利通过敌人的盘问，叶先生教我学说了一句日语‘我是基督徒’。叶先生还教我留下一些寄往北京的家信，由他按月给我双亲寄生活费，对他们说我是到天津去教书的。 “熊在我到冀中后成立了技术研究社，技术人员只有我和当地一位教师张奎元同志，另外有几位八路军战士。我用铁砧和锤子检测制成的炸药是否稳定，很快就找到了制备安全稳定的氯酸钾炸药的方法。但是，由于引爆炸药使用的是黑炸药所用的点火式的信管，氯酸钾炸药的威力未能充分发挥，我就想试制雷汞雷管。后来，又发现掺入少量硝基化合物，特别是TNT，能够大大提高炸药性能。为此，熊先后两次派我去天津找叶先生求援。叶先生不但先后给冀中输入制雷管用的药品、铜壳、铂丝和起爆器，还为冀中动员平津大学生张方、李广信等人到技研社工作，后来为了解决铂丝焊接问题，还找到清华物理系手艺超群的实验员去冀中。此外，由于运输制TNT的化学原料较困难，他又动员在燕大借读的清华研究生林风来天津，在租界中秘密制备TNT，并制成条块状与肥皂混在一起运至冀中。”
这一声巨响由汪德熙亲自导演。
那天晚上，汪德熙率领一队工兵，来到白天踩好了点的铁路边。大家将12只装了炸药的大铁桶埋在了铁轨下面，插好电雷管，将导线牵到了几百米远的隐蔽点。
日本人的火车在午夜时分开来了，雪亮的灯柱刺破了爆炸前的黑暗。汪德熙将电线的正负极对接在一起。在地动山摇的爆炸声中，火车头腾空飞起，粉身碎骨，车厢倾覆，连锁性的爆炸震动了冀中大地。
炸药的巨大威力传到了侵华日军的大本营，日军陆军部的一份通报描述说：“相信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爆炸。”在电影《地雷战》和所有的抗日影视作品中，“土八路”这个名词是侵华日军对八路军的蔑称，无论是人数、装备、武器还是战术，八路军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军相比，都处于极端的劣势。冀中平原上的爆炸，颠覆了日军对八路军“土”的认识。在后来的一系列行动中，侵华日军终于明白，中国最顶尖的知识分子，用他们的科学技术和聪明智慧，投身到了抗日的洪流中。
《最后的大师：叶企孙和他的时代》一书中，描述了知识分子们的抗日贡献：
“熊大缜所领导的技术研究社创造了一种新的战斗样式，那就是对敌军占领区的公路、铁路、桥梁、车站、港口等实施爆炸，能极大地削弱敌军的机动能力和作战能力，使其恐惧不安，军心动摇。这种战法后来被晋察冀的抗日部队普遍接受，特别是‘百团大战’后，侵华日军在其‘大本营陆军部’战史中谈起‘铁路破坏情况’时这样写道：……铁路破坏极为严重，规模之大无法形容，敌人采用爆炸、焚烧、破坏等方法，企图彻底摧毁桥梁、轨道、通信网、火车站等重要技术性设施。在进行破坏时，隐蔽伪装极为巧妙。”
我在乡村的晒谷场上一遍遍看《地雷战》的时候，熊大缜已经在冀中平原上冤死了数十年。地雷的威风从清华大学的课堂上辗转来到抗日的最前线，它用日军死伤的战况让冀中军民欢欣鼓舞，最后又用娱乐的形式愚弄了后人的眼睛。我就是那个在生活的表相中手舞足蹈的无知少年。
能够表明历史真相的往往是历史本身。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节点上，我在庄严的党报上看到了如下一段文字，它为冀中的地雷验明正身，也让后人看到了熊大缜沉冤的悲惨：
《地雷战》电影中的民兵队长赵虎和雷连长等人总能有各种点子，发明了10余种土地雷。在观看影片时，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指出了该片的不足：“这个工兵专家的作用到哪里去了？几个老百姓怎么能搞出地雷战呢？”当时中国华北地区的农民连字都不认识几个，造出如此精妙的地雷的可能性确实不大，甚至在八路军中也极其缺少制造地雷的专业人员。其实，在华北地区地雷战中，有着一批科学技术人员，他们为抗战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甚至是生命。
熊大缜是中国物理学事业铺路人叶企孙的得意门生。1938年春，抗日战争处于艰难时期，八路军急需枪支弹药。熊大缜得知八路军准备开展地雷战并且需要科技人员协助后，放弃了去德国深造的机会，推迟婚期来到冀中抗日。（《地雷战：炸得日寇心胆寒》，《南方日报》2015年8月3日）
（厝 山摘自《钟山》2016年第2期，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