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在网上看到李敖的一段文字：“今天是2000年5月11日，我把整整五年前由汪荣祖初稿，由我定稿的一篇《请勿乱评<蒋介石评传>》刊出在《李敖电子报》，做为我性好追杀的一次记录。这篇文章是回复香港《亚洲周刊》的，可以看出荣祖和我的功力和‘掌风’。”我是当年《亚洲周刊》那篇文章的作者。想不到事隔多年，以大师自许的李敖仍对此文耿耿于怀，想来那篇文章也并非毫无价值。
　　1995年，我刚到香港不久，在《亚洲周刊》写社评“笔锋”专栏。有一天，总编辑邱立本拿来李敖新著《蒋介石评传》，让我写一篇书评。看到他自称此书“完全可做到每一件事都论定出结论的境界。纵使新史料出来，也只能更印證我们的结论正确，而不能推翻我们的结论”，我的期望值很高，结果大失所望。作者把蒋介石成败的原因，从早年发迹，到荡平群雄，以至为一国元首之内政外交，统统归结于他的“瑞元无赖”之特质。全书着力于要推倒以往台湾对蒋的“每一件事”所作的正面肯定结论。可是作者的否定结论也并无多少新意，在过去大陆对蒋的鞭挞中早已司空见惯，并且支持其结论的资料也多半是转自大陆的二手货。我的书评写得很不客气，其中最刺痛李敖的话也许是：“以李敖在蒋家统治下所受的迫害而论，他的任何愤激之言都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当我把《蒋介石评传》当做一本‘复仇之作’来读时，内心充满对他的同情。但是要说这是一部上乘的学术著作，凭着我的学术良心只能表示摇头。”邱立本还给这篇文章加了一个《李敖找上蒋介石复仇》的标题，更是火上浇油。
　　几天后，李敖就给编辑部传来一篇回应文章，并在附言中称，全文字数和我的文章相等，发表时不许删减。文章以蒋介石是“一无是处的祸国殃民之徒”为不容置疑的定论，斥责我要求评价这位历史人物“既不能一边倒地歌功颂德，也不能一边倒地鞭挞诬损”，应该“公允得当，有功论功，有过记过”的说法，是“与史学专业有违”，“ 要嗤之以鼻”。通篇文章都是以势压人，实在不像是学术讨论。邱立本和编辑部同仁竭力怂恿我撰文反驳。倒是几位台湾友人知道此事后，劝我不必较真。他们告诉我，李敖是个极度自恋的人，曾经说过“五十年来，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当我要找我崇拜的人的时候，我就照镜子。”因此，只要在文字上得罪了李敖，他一定会不依不饶、纠缠不休。我想他们的话也有道理。当时要养家活口，卖文谋生，每天的时间都不够用。既然他是意气用事，不是学术争论，我又何必去浪费时间。况且，他是比我年长的名人，我只是区区一个小编辑，如今一篇小小的短文就挑起老先生的肝火，我也够本啦。
　　原来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过了两年，高信疆出任《明报》编务总裁，成为我的顶头上司。那时候，我已调到《明报》担任主笔，负责撰写每天的社论和编两个版面的评论稿。信疆是李敖的挚友，是他和第一个妻子胡茵梦结婚的证婚人。他上任不久就约李敖给《明报》写专栏，每星期一篇。李敖的文章也确实脍炙人口，但这就令我有点为难。我几乎每个星期要打电话到台北李敖家中催稿，于是担心如果我自报家门，令他想起那篇文章，会不会不欢而散，并因此令高信疆难堪。差不多有一年，我们经常通话，李敖却始终不知道我是谁。尽管李敖的外表似乎狂傲不羁，但他在电话中给我的印象却非常谦和有礼。好在一年之后，高信疆离开了《明报》，李敖也停掉了在《明报》的专栏，我也就不必硬着头皮、隐名埋姓地和李敖打交道了。
　　后来和信疆变成了几乎无话不谈的密友。我就把这段笔墨官司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信疆说李敖是个很重朋友情义的人，气度也大，话说完就算了，不会耿耿于怀的。将来我出面在台北让你们见见面，一笑泯恩仇。我答道，不必刻意去求，看机会，顺其自然。有一年，我去北京看望信疆，他告诉我说李敖患了癌症，下次你去台北，见个面吧。想不到还没等我有机会去台北，信疆就一病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