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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是亚裔美国文学中的重要主题，但相关研究却不足。亚裔美国文学中的农业书写，往往反映了农业在美国亚裔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亚裔农场主和农场劳工对美国农业至关重要，他们从事农业劳动的经历为二战前美国亚裔社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另外，亚裔美国文学中的农业书写反映了美国田园主义和杰斐逊重农主义的种族化传统，凸显了美国社会的种族和经济剥削制度，将美国农业经济和美国殖民主义以及新殖民主义联系起来。因此，亚裔美国文学中的农业书写可以揭示21世纪美国替代食物运动的重农主义中有关种族、财产和公民身份的种种假设。卡洛斯·布洛桑、山本久惠和大卫·马斯·松本的作品反映了这些特点。
[关键词]农业书写;亚裔美国文学;食物正义;杰斐逊重农主义;田园主义
农业是亚裔美国文学中的重要主题，但相关研究却不足。为数众多的亚裔美国散文、戏剧、小说、诗歌、回忆录作品写的都是农场上的故事。但是，农业在亚裔美国文学中并非仅仅是故事场景，也是亚裔美国文学讨论劳工、自然和国家认同等问题的关键场域。本文将探讨亚裔美国文学反映美国重农主义的多种方式，而重农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是农业具有经济和道德上的优越性。本文首先追溯美国亚裔在美国农业中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历史，然后讨论亚裔美国文学和杰斐逊重农主义以及田园主义的关系，最后以卡洛斯·布洛桑（Carlos Bulosan）、山本久惠（Hisaye Yamamoto）和大卫·马斯·松本（David Mas Masumoto）为例进行阐释。
一、美国农业中的亚裔人群
农业和农业劳动在美国亚裔历史中处于中心地位，所以农业在亚裔美国文学中长久存在也就毫不令人意外。美国亚裔对于美国西部的农业发展不可或缺，农业对于许多美国亚裔社区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对于19世纪末到二战期间的华裔、日裔和菲律宾裔①社区尤其如此。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的农业经济尤其依赖亚裔移民劳工。历史学家卡罗尔·麦克伦南（Carol A. MacLennan）解释道：“从1889年开始大量日裔男性劳工及其家屬先后来到夏威夷，从1909年开始菲裔劳工也来了，把（夏威夷糖料）种植园变成了一个以亚裔为主的世界。”②如果没有华裔、日裔和菲裔劳工的重要贡献，加利福尼亚的农业经济也发展不起来。
华裔移民是最早对美国农业造成重大影响的亚裔劳工群体。1870—1900年，加利福尼亚的华裔中有10%—15%从事农业劳动，部分地区80%—90%的华裔都是农场劳工。所以，华裔农场劳工在加利福尼亚的农业发展和华裔社区的成长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①历史学家托马斯·阿尔玛格（Tomás Almaguer）将华裔农场劳工称为“农业的脊梁”，到1880年他们占了加利福尼亚农业劳动力的三分之一。②这些华裔农业劳动力包括商业农民③（主要为市场生产农产品）、佃农和季节性的农场劳工。④到1990年，将近90%的华裔农业人口都是农场劳工，只有10%多一点为农场主。⑤大部分华裔农场劳工是男性，他们的家眷远在中国。⑥到1882年，夏威夷将近一半的糖料种植园劳工也是华裔。⑦但是，1882年的《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导致移民劳工老龄化和新移民劳工减少，大幅度削弱了华裔在农业劳动中的作用。⑧
《排华法案》之后，日裔劳工人数和农地所有权份额快速增加。到1902年，接近75%的夏威夷农业劳动力都是日裔劳工。⑨到1910年，农场劳工是加利福尼亚日裔劳工最常见的雇佣形式。⑩阿尔玛格尔认为：“到1909年，日裔占甜菜产业农业劳动力的85%以上，占加利福尼亚葡萄园、托儿所、柑橘类水果、落叶果树和蔬菜生产劳动力的一半左右。”{11}历史学家塞西莉亚·苏（Cecilia M. Tsu）指出：“在1913年《加利福尼亚外国人土地法》（The California Alien Land Act）颁布之前，日裔移民占据了华裔农场劳工突出的位置，延续了中央山谷地区{12}白人农场主定义和接受的劳动力种族模式。”{13}但是通过签订劳动合同，日裔农场劳工往往能够获得更高的薪水和更好的劳动条件。1903年，日裔和墨西哥裔农场劳工联合创立了日裔-墨西哥裔劳工联盟（The Japanese-Mexican Labor Association），在加利福尼亚奥克斯纳德（Oxnard）成功发动了罢工，这是种族边缘群体第一次成功的跨种族组织实践。①这一时期，夏威夷的华裔、日裔和菲裔劳工也发动了多次罢工，包括1920年日裔和菲裔劳工的跨种族联合罢工，这场罢工挑战了种植园主控制劳工的种族隔离和竞争机制。②这些劳工运动的重要性表明了美国亚裔在农场劳工运动乃至美国劳工史上的中心地位。
除了当农场劳工，日裔移民和美国日裔也善于经营农场。阿尔玛格指出：“到1925年，接近50%的日裔都在经营小农场。”③虽然日裔农场在美国农场中占比不大，但是由于其作物特殊和耕作精细，日裔农场主对美国西部的农业至关重要。他们生产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商品作物，在部分地区他们生产了50%—90%的草莓、豌豆、芹菜和番茄。这些日裔农场主拥有的土地少，一般种植的作物种类也不同，对白人农场主来说还未构成经济威胁，但是日裔农场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反亚裔骚动来说是一条导火索。结果是建立在反华裔运动基础上的种族暴力和反亚裔组织超出了反华裔的范畴，反华裔活动往往是因为白人认为华裔劳工利用低薪抢了他们的工作。面对日裔经营农场的成功，美国西部通过了一系列外国人土地法案，以削弱日裔农业土地所有权。亚裔移民已经被法律禁止加入美国国籍，④现在这些法案又禁止他们获得土地，后期连租用土地也被禁止了。⑤
然而，这些法案并没有阻碍美国日裔拥有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华盛顿等美国西部州的土地。许多第一代移民农场主设法绕过这些法案，比如把土地置于拥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子女名下，或者以合作社的形式拥有土地。二战期间，美国将12万日裔移民和生于美国的日裔美国公民关押在日裔集中营中，迫使美国日裔失去土地和放弃农业。被关押的日裔移民和美国日裔公民中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从事农业劳动。美国的日裔农业从此衰落，再也没能恢复。⑥ 菲裔劳工也对加利福尼亚的农业富足和夏威夷的糖料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菲律宾从西班牙殖民变为美国殖民地。1898—1902年，美国部署了三分之二的陆军，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战争镇压菲律宾独立战士。这场战争导致超过100万菲律宾人死亡。在美国领土扩张的这一时期，菲律宾人获得了非公民的国民身份。他们被允许在美国自由旅行、工作，但是无法获得美国公民身份。1907—1936年，15万菲律宾人移民到了美国。历史学家唐·波胡拉诺·马巴龙（Dawn Bohulano Mabalon）认为，单是夏威夷糖料种植园联盟（The Hawaiian Sugar Planters Association）就在1906—1935年间雇佣了12万多菲律宾人在糖料种植园里工作，其中大约16%后来移民到了美国西海岸。美国西海岸的菲裔劳工大部分都是单身青年男性，他们不但为白人农场主工作，也在日裔拥有或租用的农场上劳作。在加利福尼亚部分地区，特别是圣华金县（San Joaquin），菲裔劳工在1920年代后期到二战期间是主要的农业劳动力。到1930年，加利福尼亚大约14%的农业劳动力是菲裔，芦笋等部分作物主要是菲裔劳工在种植。到1920年，夏威夷糖料种植园劳工中也有接近三分之一是菲裔。①
从许多方面来说，菲裔劳工都是美国农场劳工运动的无名英雄。马巴龙写道：“早在1920年代中期，他们就开始组建工会，参与了圣华金三角洲（The San Joaquin Delta）地区乃至整个美国西海岸地区战斗力最强、最激进的劳工活动，为1960年代农场劳工运动奠定了基础。”②
此外，1930年代的劳工大罢工动员了大量墨西哥裔和菲裔劳工。1934年通过的《泰丁斯-马克杜菲法案》（The Tydings-McDuffie Act）奠定了菲律宾独立的基调，并将菲裔移民限定在每年50人的数量，③之后菲裔移民减少了，但是菲裔劳工的战斗力并未减弱。
即使在《泰丁斯-马克杜菲法案》之后，菲裔仍然在美国农业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墨西哥裔劳工领导西泽·查维斯（Cesar Chavez）因在农场劳工联盟（The United Farm Workers，UFW）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广为人知，而包括拉里·伊特利翁（Larry Itliong）和菲利普·维拉·克鲁兹（Philip Vera Cruz）在内的UFW菲裔领导人，则常常隐于幕后。虽然公众常常认为这场著名的抵制和罢工运动完全是查维斯和墨西哥裔劳工的功劳，但是从许多方面来说都应是菲裔农场劳工发起的。1965年9月8日，加入了农业工人组织委员会（The Agricultural Workers Organizing Committee，AWOC）的农场劳工走出加利福尼亚德拉诺（Delano）地区的农场，要求涨工资，这一组织的大部分成员正是菲裔劳工。8天后，主要成员为墨西哥裔的全国农场劳工联盟（The National Farmworkers Workers Association，NFWA），在西泽·查维斯、多洛雷斯·维尔塔（Dolores Huerta）等领导下，投票决定支持菲裔劳工的罢工。后来，这两个组织（AWOC和NFWA）合并成立了UFW。④
除了本节突出的华裔、日裔和菲裔劳工，许多其他亚裔移民和美国亚裔也曾经并且继续在夏威夷和美国大陆工作，包括20世纪早期加利福尼亚的锡克劳工和在夏威夷种植园工作的韩国裔劳工，以及21世纪初努力在农业中立足的赫蒙族⑤农场主。①他们的经历为亚裔美国文学中的农场和农业书写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背景。
二、美国亚裔农业的种族构成
美国亚裔与美国农业的关系既是一种物质关系，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关系。二战前美国亚裔的种族构成塑造了“东方”的概念，“东方”永远是异国的、无法理解的和不可同化的。②科琳·黎（Colleen Lye）认为，这种亚裔种族构成对于1890—1940年代美国公众对于农地和农业的理解很重要。他们普遍认为，亚裔的身体比白人更适合农业劳动，后来他们认为墨西哥裔农场劳工也是如此。③政客和农业经济代表通过建构这种生理差异，为农场主剥削亚裔劳工正名。另外，包括工会领袖在内的反亚裔分子，把亚裔农场劳工和农场主描绘成对白人劳工的不公平威胁，因为亚裔劳工具有所谓高效率，即投入更少、产出更多。美国劳工联盟（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AFL）主席塞缪尔·冈珀斯（Samuel Gompers）的排华小册子《肉和米》（Meat vs Rice）的核心思想就是这种所谓的亚裔经济效率对白人的威胁。④
在排亚裔时期（1882—1952年），亚裔种族构成导致了对美國亚裔土地所有权的意识形态和物质上的仇视。美国公共和政治话语一直把美国亚裔拥有土地视为“外国人”侵占美国白人的土地，这种话语基于把美国亚裔视为外国人的种族投射，还套用了本土土地被侵占的话语，因为它把美国白人视为美国的“原住民”。另外，日裔农场主因为使用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还被指责“降低了土壤肥力”。实际上，他们往往只能耕种贫瘠的土地，所以精耕细作反而“提高了土地的价值”。⑤然而，就像亚裔劳工的所谓“高效”被视为对白人工人的威胁一样，亚裔农场主的所谓“高效”也被视为一种不公平竞争和有害土地的做法。亚裔美国文学中的农业叙事反映了这种混淆是非的意识形态立场。⑥
三、杰斐逊重农主义和美国田园主义
一般而言，亚裔美国文学中的农业书写反映了两个文学传统：美国田园主义和杰斐逊重农主义。田园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多义性”的灵活概念。①它几乎可以泛指任何对乡村风光的怡人描绘，也可以专指遵循忒奥克里托斯②（Theocritus）诗歌传统，即将牧羊人的简单生活理想化的特定诗歌。作为一种文学模式，田园主义既可以为霸权服务，也可以反霸权，有时甚至是两者兼有。比如，它可以将社会阶层自然化，进而加强统治性的政治秩序，也可以批判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腐败。洛·马克思（Leo Marx）、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特里·吉福德（Terry Gifford）等学者通过对文学模式的考察，以各种往往互相矛盾的方式进一步使田园的概念复杂化，比如吉福德区分了反田园和后田园。③亚裔美国文学学者注意到了美国田园主义的种族政治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贝拉·亚当斯（Bella Adams）解读了韩国裔美国小说家唐纳德·李（Don Lee）的作品《废墟》（Wrack and Ruin，2008）中的环境，指出美国田园主义支持一种错误的政治观，即将自然描绘成避难所而非辛勤劳动的场所。它将自然凸显为具有白人男性气质的场所，掩盖了美国亚裔等在自然中劳动者的存在，而正是这些劳动者创造了美国的田园风光。④ 杰斐逊重农主义借鉴了田园的概念，也根植于农事诗⑤（the georgic）。田园诗主要着眼于远离劳动，农事诗则歌颂劳动。但是杰斐逊重农主义鼓吹产权，加剧了对美国亚裔的遮蔽和排除，所以它作为一种文学模式，对于美国亚裔的可见度和归属感来说存在不少问题。它描绘的是一种理想而非现实。杰斐逊重农主义来源于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弗吉尼亚笔记》（Notes from the State of Virginia）中的《问题十九》（“Query XIX”），杰斐逊设想了一个只有农民而没有工业生产者的国家。他认为，农民是“上帝的选民”，比其他人更有道德。他在农民身上看到了一种经济独立性，这种经济独立性又可以造就政治独立性，进而成为民主的基石。⑥
《弗吉尼亚笔记》中有一个隐藏的主题，杰斐逊把白人公民视为财产所有者（农场主），把黑奴视为财产（农场劳工）。这说明财产所有权是种族化公民身份的标准，从谢丽尔·哈里斯（Cheryl Harris）以来的批判性种族研究就指出了这一点。财产所有者即理想公民的观念，不但源自于塑造了美国种族意识形态的白人-黑人种族二分法，也源自于一种定居者殖民逻辑。在这种逻辑中，殖民者变成了原住民，而真正原住民的存在和他们对于土地的所有权都被抹除了。因此，亚裔美国文学对于杰斐逊重农主义的书写，就必然反映根植于歧视黑人的农场劳工/农场主的意识形态二分法，以及建立在抹除原住民存在之上的定居者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这两种意识形态都根植于将白人性视为财产的观念。①
美国亚裔有一种以杰斐逊重农主义来捍卫其民族认同的传统。二战前美国日裔的文化生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历史学家东荣一郎（Eiichiro Azuma）在《在两个帝国之间》（Between Two Empires）中指出，日裔移民以多种方式借用美国边疆叙事，将自己视为定居新土地的拓荒者。②《加州每日新闻》（Kashu Mainichi）是洛杉矶地区一家面向说英语的第二代美国日裔的报纸，1934年该报一篇社论宣称：“大地对于加利福尼亚的日裔拓荒者是仁慈的。第一代日裔移民艰辛的劳作、多年的汗水和苦力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庄稼长势喜人，而且多年之后日裔农场主实际拥有大片土地。”③通过这些言论，美国日裔在农业上的成功被写进了美国扩张叙事中，揭示了杰斐逊重农主义在边疆神话中的中心地位。
这些美国日裔宣称自己是农业拓荒者，他们的成功来自于辛勤的劳作和大地的慷慨，这种做法模糊了农业中的种族等级制度。将美国日裔全都描绘成农场主的做法，抹除了美国日裔农场劳工的存在，而且往往与将美国日裔视为不同于菲裔和墨西哥裔农场劳工的荣誉白人的做法相呼应。④
而且，这样借用杰斐逊重农主义对于构建美国亚裔的归属感并不总是奏效，因为它和将亚裔视为“无法理解的”、不可同化的传统相矛盾。不管亚裔有无美国公民身份，都永远被视为外国人的做法，这使得杰斐逊的论述失效。比如，中村拓志（Hiroshi Nakamura）的小说《单调劳动》（Treadmill，1996）就说明了杰斐逊的逻辑无法保护美国日裔不被关进集中营。这部小说写于图利湖日裔集中营中，讲述了野口（Noguchi）一家被关进集中营并最终自愿被遣送回日本的故事。故事开篇一家人都有美国公民身份，经营着一家农场，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被视为“把种子种到深处”的证据。⑤中村拓志强调了第一代移民帮助子女成功的作用，大姐辉（Teru）拥有学术天赋，二哥塔德（Tad）是田径明星，小妹萨莉（Sally）受人欢迎。一家人被关进集中营后，妈妈的身心健康日渐恶化，爸爸的杰斐逊主义美国理想幻灭。一家人从身体上和意识形态上都根植于美国土地。故事结尾时，主人公辉只有在失去土地的抽象跨国空间中，才能找到她的正义理想和归属感。她和父母都不再感觉归属于土地或美国。这部小说表明，杰斐逊重农主义无法为美国亚裔建立国家认同。⑥
历史学家西莉亚·苏认为，杰斐逊重农主义在处理家庭农业理想方面，是围绕着民族国家的种族需要而灵活变化的。政客、农业经济代表和白人农场主所使用的杰斐逊重农主义的种族内涵随着时间逐渐变化，以持续强化关于亚裔的某些种族叙事。西莉亚·苏仔细研究了1880—1940年加利福尼亚圣克拉拉谷地区的农业，她指出：“每次亚裔农场劳工涌入，白人家庭农场就诉诸种族差异，强化只有白人家庭才有权归属于神圣的美国农业的观念。”①虽然亚裔美国文学经常借用杰斐逊重农主义和美国田园传统，但是它必然反映这两种论述中都存在的种族话语，而不能简单地将它们当作种族中立的文学模式。在卡洛斯·布洛桑、山本久惠和大卫·马斯·松本三位作家的作品中，我們都能看出这一点。
四、卡洛斯·布洛桑笔下的杰斐逊重农主义和田园主义
卡洛斯·布洛桑是一位菲裔作家，以其1930和1940年代的创作闻名。他的作品曾经在一小段时间内受众颇广并在《纽约时报》上有相关评论，二战期间，其短篇小说集《我父亲的女儿》（The Laughter of My Father）的部分故事还曾向美军士兵广播，以激发他们对当时被日本占领的菲律宾的同情。1931年，年轻的布洛桑从菲律宾抵达美国，之后就加入了公众阵线（The Popular Front），这是一个进步人士和激进分子的联盟，旨在阻止法西斯崛起。②1956年他在西雅图逝世时穷困潦倒，饱受肺结核引发的疼痛折磨，还因其政治倾向而受到政府监视，但是他政治信念始终坚定。③他从未返回菲律宾，虽然从1946年起他作为菲律宾人就可以申请美国公民身份，但是他从未申请。他的作品描绘了美国在菲律宾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后果，表现了美国西海岸地区对菲律宾农场劳工的剥削，反映了田园主义和杰斐逊重农主义。
布洛桑在其写作中借用美国重农主义，特别是杰斐逊重农主义，以揭露美国在菲律宾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的后果。菲律宾是《我父亲的女儿》和布洛桑身后发表的小说《哭泣和奉献》（The Cry and the Dedication）的主要场景。他最著名的作品，回忆录小说《美国在我心中》（America is in the Heart）前三分之一部分讲的也是在菲律宾发生的故事。④布洛桑出身于菲律宾伊罗戈斯（Ilocos）大区，美国将近90%的菲裔移民都来自这一地区。历史学家道恩·波胡拉诺·马巴龙证实了布洛桑作品中对于失去土地的典型经历的描述。他解释道：“这本书的第一部分讲述了一个关于庄稼绝收、高利贷、失去土地和饥饿的故事，这个令人心碎的故事发生在伊罗戈斯大区南部邦阿诗楠省（Pangasinan）比纳洛南（Binalonan），许多伊罗戈斯人就住在那里。”⑤ 《美国在我心中》的故事被布洛桑讲述得像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1939）中约德背井离乡的故事，从而贴近美国读者。⑥小说中有许多场景呼应了《愤怒的葡萄》，比如卡洛斯的爸爸问道：“我们亲手辛苦创造的东西，陌生人抢得走吗？”①后来，爱丽斯·奥德尔（Alice Odell），一个以芭布（Sanora Babb）夫人[尘暴区②迁徙小说《无名之辈》（Whose Names are Unknown）的作者]为原型的角色，讲述了她的家庭在俄克拉荷马失去土地的故事。卡洛斯回应道：“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她的经历和我是一样的，都是被同一种力量所恐吓;只是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国家，发生在两群不同的人身上。”③布洛桑把菲律宾的历史置于美国读者已经熟悉的土地叙事中，从而向美国读者清晰地传达了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政策的后果。他还把美国农业本身视为一种帝国主义存在。美国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造成菲律宾小农失地破产，从而导致菲裔移民在美国面临种族化的剥削。
文学批评家克里斯多夫·维亚尔斯（Christopher Vials）进一步指出，布洛桑在冷战早期广受欢迎，除了因为他公开宣扬其激进的政治理念，还有部分原因在于他的自耕农没落叙事。赛珍珠（Pearl Buck）、厄斯金·考德威尔（Erskine Caldwell）和约翰·斯坦贝克等作家使得这种叙事广为人知，④这种叙事的力量主要来自于杰斐逊重农主义。约德失去土地的悲剧就是他无力再当农场主。在小说的逻辑中，约德的白人美国性使其一家人有权拥有土地。他们在土地上劳作，这使得他们比加利福尼亚的地主更有道德，因为那些地主已经不再在农场上劳作。斯坦贝克写道：“他们不再在农场上劳作。他们在纸上劳作，他们忘记了土地，忘记了土地的味道，忘记了土地的感觉，他们只记得拥有土地，只记得在土地上赚了多少、亏了多少。”⑤布洛桑在反对菲律宾和美国都存在的殖民主义和种族资本主义时，调动了这种强大的情绪。
对布洛桑的写作来说，田园主义是和杰斐逊重农主义同等重要的文学模式。比如，小圣胡安（E. San Juan Jr.）和马丁·约瑟夫·庞塞（Martin Joseph Ponce）等研究布洛桑的学者都曾指出，田园主义在他最后一部小说《哭泣和奉献》中占据中心位置。这部小说讲述了菲裔作家丹蒂（Dante）从美国回到家乡支持农民起义的故事，显然暗指虎克党叛乱。⑥虎克党先抵抗日本侵略菲律宾，在二战后又反对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和美国与菲律宾的反共合作。丹蒂在路上加入了一个由6个革命者组成的队伍，他们又一起去找费利克斯·里韦拉（Felix Rivera），里韦拉也是从美国回来的，还带了钱回来支持他们的事业。文学学者马丁·约瑟夫·庞塞认为：“布洛桑就是通过田园主义这一技巧来连接虚构人物但丁和他的家乡的。”⑦丹蒂通过讲述儿时的故事，确认了他与出生地之间的连接。这些故事改写自他从老农阿波·拉卡伊（Apo Lacay）那里听来的民间故事，丹蒂最后遵守了对阿波的承诺，回到了家乡。小说中对田园的怀念经常被殖民主义暴力打断，造成小圣胡安所称的“反田园冲击”，“颠覆了和谐、纯真、恬静、诱人的乡村神话”。①凯利·亚当斯（Kelly Adams）進一步解读，认为田园主义在破坏环境的慢暴力中也处于中心位置。亚当斯强调，这部小说探讨了以性别化的方法恢复土地（包括土壤肥力）的可能性。虽然其中描绘了多种田园风光，既有森林也有农田，但它主要还是在讲农民失地的故事，这也呼应了布洛桑的早期作品《美国在我心中》。②
五、山本久惠笔下的种族、财产和农业
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家山本久惠闻名遐迩，主要是因为她进行了形式主义文学实验，关注美国日裔女性和日裔移民女性的经历（特别是代际冲突），拷问种族对立，以及思考跨种族联盟的可能性。③1931年，14岁的山本久惠开始在当地的日裔报纸上发表作品，直到2011年去世。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巴黎评论》（The Parisian Review）、《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和《亚利桑那季刊》（Arizona Quarterly）等杂志都发表过她的小说。④因《灵魂起舞》（The Soul Shall Dance，1977）闻名的戏剧家山内和歌子（Wakako Yamauchi）是山本久惠的朋友。山本久惠和她一样将农业作为写作的背景和主题，为其文学成就奠定了基础。她以农业为背景，揭露了种族资本主义对社会和环境的危害，包括挑起族群对立的制度。
山本久惠的个人经历是二战前美国日裔农业史的缩影。她是加利福尼亚雷东多海滩（Redondo Beach）地区两个农民的女儿。1942年，山本一家种植草莓，为了规避《外国人土地法》，他们的土地在一个农业合作社名下。珍珠港事件之后，合作社面临被强制剥夺土地的风险，所以他们卖掉了土地，之后受雇采摘草莓。⑤山本久惠回忆道：“农场主皮尔逊（Pearson）把墨西哥裔编为一组，由一个墨西哥裔工头管理，把日裔编为一组，由一个日裔工头管理。进日裔集中营之前，我们都是那样工作的。”⑥从日裔集中营出来之后，山本久惠回到洛杉矶，受雇于一家菲裔报纸《洛杉矶论坛报》（The Los Angeles Tribune）。在那里，她深化了对歧视黑人的种族主义的分析，还深入观察了天主教工人运动。⑦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她的作品开始受到赞誉，比如她的短篇小说《米子的地震》（“Yoneko’s Earthquake”）被收入《1952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集》（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1952）。1952年，她拒绝受人资助和叶佛·温特斯（Yvor Winters）一起在斯坦福大学学习的机会，而是搬到纽约州北部，和多萝西·戴（Dorothy Day）一起住在一个天主教工人农场上。她在农场上一直住到1955年，婚后回到加利福尼亚。山本久惠一生都在坚持写作，并在《天主教工人报》（The Catholic Worker）等刊物上发表作品。直到临终之际，她都认定自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① 学界从各种角度分析了山本久惠作品中的农业场景，并往往强调其中的种族资本。比如，格雷斯·敬元·洪（Grace Kyungwon Hong）分析了山本久惠作品中菲裔和日裔无法获得私人财产的不同原因，指出了跨种族团结的可能。②谢丽尔·东田（Cheryl Higashida）侧重分析了短篇小说《米子的地震》中的菲裔农场劳工马波（Marpo），指出山本久惠的作品中保留了历史的印记，正是这种历史印记塑造了日裔和菲裔与农业的关系。谢丽尔·东田认为：“马波就是早期菲裔劳工从一个美国农场迁徙到另一个美国农场的产物，这种现象正是因为菲律宾佃农失地破产，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摧毁了菲律宾的本土产业。”③谢丽尔·东田还认为，这个故事反映了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农业经济中的种族隔离制度，在这种等级制度中菲裔的地位还在日裔之下。
山本久惠的短篇小说不但反映了美国日裔农业史，也反映了天主教工人运动的农业试验，尤其是彼得·莫林（Peter Maurin）的理念。莫林是天主教工人回归土地运动的主要倡议人。他认为，农业劳动可以使工作重具尊严，从而抵消资本主义对劳动的异化。他认为，农业劳动是一种特别有尊严、令人满足的劳动形式，劳动者自给自足，而不会被人剥削。他提倡集体劳作，设想参与者可以按照学习日和劳动日分配时间。④山本久惠显然很熟悉莫林的理念，甚至还在访谈中引用了他的理念来解释自己的政治观念。而且，她所居住的天主教工人农场就叫彼得·莫林农场。⑤
从天主教工人运动的视角看，《十七音节》（Seventeen Syllables，1949）展现了莫林所设想的学者-劳动者模式对于林（Hayashi）一家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经济不稳定、性别不平等和种族不公。在《十七音节》中，林夫人想写诗，但是她这个爱好在社交上疏远了丈夫，在经济上可能威胁农场收入，也暗示了故事中的人物在个人和历史语境下的失语。黄秀玲（Sau-Ling Cynthia Wong）认为，《十七音节》的中心矛盾是母亲的艺术所代表的奢侈享受和父亲劳动欲望所代表的艰苦朴素之间的矛盾。⑥莫林认为，通过天主教工人农业合作社，这种艰苦朴素和奢侈享受是可以共存的。这篇短篇小说表明，莫林的理念对于美国日裔来说具有吸引力，但是又无法实现。⑦山本久惠发表《十七音节》时，日裔集中营正式关闭不足5年，所以读者都知道几年之后林全家就要被关进日裔集中营，莫林的学者-劳动者理想在20世纪的种族资本主义语境下就显得更加不可行。
六、大卫·马斯·松本和替代食物运动
大卫·马斯·松本是第三代美国日裔农场主，其主要文学创作开始于1990年代中期。他的散文主要写的是他位于加利福尼亚夫勒斯诺（Fresno）附近的80英亩有机桃园。除了在《夫勒斯诺蜜蜂》（The Fresno Bee）上写专栏，他还出版了多部书籍，包括《一个桃子的墓志铭》（Epitaph for a Peach，1995）、《丰收之子》（Harvest Son，1998）、《四季五感》（Four Seasons in Five Senses，2003）、《寄往谷区的信》（Letters to the Valley，2004）、《传家宝》（Heirlooms，2007）、《过世农场主的智慧》（Wisdom of the Last Farmer，2010）、《完美的桃子》（The Perfect Peach，2013），以及和女儿松本希子（Nikiko Masumoto）合著的《四季轮回》（Changing Seasons，2016）。①
松本的创作反映了当代替代食物运动中的重农主义，它基于杰斐逊重农主义，但是增加了杰斐逊重农主义中没有的生态可持续性投资的理念。在杰斐逊重农主义中，对立的双方是农业和工业，但是在替代食物运动中的重农主义中，对立的双方是传统农业和可持续农业。它反对工业化农业的社会和环境后果，宣扬本地化的、有机的和小规模农业的益处。②和露丝·尾关（Ruth Ozeki）、格雷斯·李·博格斯（Grace Lee Boggs）等其他美國亚裔作家一样，松本在作品中支持替代食物运动中的重农主义，同时还反对这种重农主义中仍然存在的杰斐逊假设。③
杰斐逊重农主义和美国田园主义主要对美国农业进行民族主义解读，松本的写作使情况变得复杂化。比如在《丰收之子》中，松本把他家在美国的农业历史与在日本更长的农业历史连接起来。他写道：“也许，我只是松本家历代平凡的农民之一，我们祖祖辈辈在土地上耕耘，弄脏我们的手，使土地肥沃。”④他没有以美式的杰斐逊重农主义叙事来反对把亚裔视为外国人的叙事，而是坚持他的美国重农主义保有日本的根。他把自己视为松本家族农业传统的传承者，从而反对杰斐逊的农场主/公民/有产者的意识形态。⑤
松本的这种连接不仅是通过他的家族史，也是通过他的有机农业观念实现。周序桦（Shiuh-huah Serena Chou）认为，松本的写作基于佛家的空和有机农业原则的兼容性，“他把有机农业的哲学源头追溯到日本”，尤其是福冈正信（Masanobu Fukuoka）的作品。①松本拒绝杰斐逊重农主义赞赏自立的态度，他认为这种自立驱使他的父亲和其他农民使用肥料和化学制剂。在他的作品中，杰斐逊重农主义带来的是他家在二战日裔集中营时期失去土地，还带来迷信自立和用技术控制自然造成的人与自然的疏离。相反，松本的有机农业受到的是其家族农业传统和禅宗的启发。周序桦认为：“松本展现了有机农业既是一种农业方法，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把保护持续变化的环境视为保存（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②
七、文献讨论
对亚裔美国文学中农业书写的研究经常借鉴美国亚裔历史研究，自从1989年盖理·起弘（Gary Y. Okihiro）呼吁多关注美国亚裔的经历之后，美国亚裔历史研究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③研究美国亚裔农业最早的著作之一是陈素真（Suecheng Chan）的《这片苦乐参半的土地：1860—1910年加利福尼亚华裔》（This Bittersweet Soil： 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 Agriculture， 1860-1910）。瓦莱丽·松本（Valerie Matsumoto）的《耕耘家乡》（Farming the Home Place）和戴维·内沃特（David Neiwert）的《草莓时光》（Strawberry Days）分别研究了加利福尼亚和华盛顿两州的美国日裔农业社区，两者都指出不但美国日裔对农业有贡献，农业也塑造了美国日裔的生活方式。塞西莉亚·苏的《世界花园》（Garden of the World）分析了圣克拉拉谷（Santa Clara Valley）地区多个互相重叠的美国亚裔社区，为基于地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比较视角。道恩·波胡拉诺·马巴龙的《小马尼拉④在我心中》（Little Manila is in the Heart）研究了社区历史传统。马巴龙将加利福尼亚斯托克顿（Stockton）视为周边菲裔移民的中心，他们大多都从事农业劳动。所以，她这本著作重绘了美国亚裔农业的地图。劳动力一直是研究美国亚裔农业历史的重要视角，比如罗纳德·高木（Ronald Takaki）的《工作之余》（Pau Hana）⑤和文和俊（Moon-Ho Jung）的《苦力和甘蔗》（Coolies and Cane）都是从这一视角出发的研究。⑥另外，包括马巴龙的专著在内，21世纪初的许多研究重新注意到了1960和1970年代菲裔在农场劳工运动中的作用。① 关于美国亚裔农业的文学和历史研究都把美国农业放在帝国主义的大背景下考察。比如东荣一郎的《在两个帝国之间：日裔美国的种族、历史和跨国主义》（Between Two Empires： Race， History， and Transnationalism in Japanese America）认为，第一代日裔移民把自己视为在美国的“拓荒者”，是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话语和美国边疆神话的双重影响。在《共享的太平洋舞台》（“A Shared Pacific Arena”）一文中，多萝西·藤田·罗尼（Dorothy Fujita-Rony）指出，学界缺乏关注美国亚裔农业女性的历史叙事。在研究了3名女性不同的生活之后，她认为“这些叙事促使我们思考，帝国的触角深入到农业地区的核心，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亚裔农村女性的生活”。②许多关于卡洛斯·布洛桑的研究，包括克里斯多夫·维亚尔斯、凯利·亚当斯和马丁·约瑟夫·庞塞的研究在内，也将美国农业置于帝国主义的语境下进行考察。③
科琳·黎认为，亚裔种族构成对于美国重农主义的产生，以及20世纪上半叶白人美国农场主的形象刻画是至关重要的。④珍妮·筱冢（Jeannie N. Shinozuka）认为，针对美国日裔农民的黄祸话语扩展到了对植物和昆虫迁徙的监管上。她的著作指出，包括人在内的日本物种的迁徙，都被视为对“本土白人的身体和本土生态”的威胁。⑤周序桦指出，与美国亚裔农民被视为是对美国的威胁相对应的是，有机农业运动的源头恰恰在于部分作家的“绿色东方主义”，比如美国农学家弗兰克林·金（F. H. King，1848—1911）、英国植物学家艾伯特·霍华德（Albert Howard，1873—1947）和英国医生罗伯特·麦卡里森（Robert McCarrison，1878-1960）1900年代初都曾到亚洲考察农业技术。周序桦认为，虽然金、霍华德和迈克卡里森的有机农业话语的形成是基于他们幻想亚洲是一片时间停滞不前，道德和物质都达到完美状态的土地，但亚洲还是给他们提供了认识论和伦理的根基，这样他们才能去想象一种与西方自然观不同的，基于使用和尊敬的自然观。⑥
他们的“绿色东方主义”可能引发了美国对于土地保护的焦虑。黎认为，亚裔种族构成造成了日裔农民在美国面临致使土地贫瘠的指控，这种种族构成假定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之下的经济效率。综合黎、筱冢和周序桦的研究，可以看出跨国语境下种族构成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种族资本主义，尤其是种族化的财产关系，是学者们关注的另外一个领域。比如，谢丽尔·东田和格雷斯·敬元·洪都研究了山本久惠描绘的农业场景，以理解她作品中对于种族资本的批判。①
田园主义是另外一个富有成效的研究领域。罗伯特·林（Robert T. Hayashi）、贝拉·亚当斯、苏珊·科西（Susan Koshy）、马丁·约瑟夫·庞塞和克里斯多夫·维亚尔斯等文学批评学者，都研究了亚裔美国文学反映田园主义的种种方式，比如田园主义模糊化种族劳工的能力（林、亚当斯）、田园主义性别化和种族化的运作方式（柯西），以及田园主义在揭露殖民主义暴力方面的作用（亚当斯、庞塞）。②
许多关注亚裔美国重农主义的研究，都关注二战前写成或关于这一时期的亚裔美国文学。学者们可以重点关注1965年后关于农业经历的文学创作。比如，娜塔莎·鲍恩斯（Natasha Bowens）的《食物的颜色：关于种族、韧性和农业的故事集》（The Color of Food：Stories of Race， Resilience， and Farming）就讲述了赫蒙族和老挝裔农场劳工在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的辛勤劳作，这是当代替代食物运动的一部分。③
另外，陈素真在《美国亚裔研究关键词》（Keywords in Asian American Studies）中列有“劳动”（Labor）这一条目，她认为将来对于美国亚裔重农主义的分析可以更多关注定居者殖民主义，这是一种美国的殖民主义形式，即定居者社区尝试建立其独特的政治主权和文化身份，同时抹除原住民及其社会。④把亚裔劳工视为农业拓荒者，需要分析他们在对原住民的文化和物质种族灭绝中的作用，以及他们在美国定居者殖民主义中处于中心地位的生态破坏中的作用。这种研究不但在历史研究中有必要，在文学研究中也是如此。
环境和环境正义是亚裔美国文学研究中日益重要的研究方向。对于露丝·尾关的《我食肉的岁月》（My Year of Meats）和《关于创造的一切》（All over Creation）的研究表明，他认为全球食物系统和参与这一系统的美国农业罪责难逃，揭露了其中的性别化健康危险和环境毒性，这两者都是工业化农业造成的，特别是工业化规模的动物饲养残忍至极，难辞其咎。⑤周序桦对于替代食物运动和亚裔美国文学的研究的重点之一，就是对20世纪和21世纪亚洲和美国之间关于可持续农业的观念的跨国流动。①美国亚裔推理小说也触及了食物正义和食物主权等主题，但是这一主题研究仍显不足，比如李昌瑞（Chang Rae-Lee）的《在如此遼阔的大海上》（On Such a Full Sea）中对于养耕共生的描写就值得研究。②
（本文原载于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3-Volume Set， Oxford Publishing Limited，Sep 2019. 此次翻译已获牛津大学出版社和作者本人授权。）
责任编辑：安 吉
责任校对：徐 敏
[关键词]农业书写;亚裔美国文学;食物正义;杰斐逊重农主义;田园主义
农业是亚裔美国文学中的重要主题，但相关研究却不足。为数众多的亚裔美国散文、戏剧、小说、诗歌、回忆录作品写的都是农场上的故事。但是，农业在亚裔美国文学中并非仅仅是故事场景，也是亚裔美国文学讨论劳工、自然和国家认同等问题的关键场域。本文将探讨亚裔美国文学反映美国重农主义的多种方式，而重农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是农业具有经济和道德上的优越性。本文首先追溯美国亚裔在美国农业中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历史，然后讨论亚裔美国文学和杰斐逊重农主义以及田园主义的关系，最后以卡洛斯·布洛桑（Carlos Bulosan）、山本久惠（Hisaye Yamamoto）和大卫·马斯·松本（David Mas Masumoto）为例进行阐释。
一、美国农业中的亚裔人群
农业和农业劳动在美国亚裔历史中处于中心地位，所以农业在亚裔美国文学中长久存在也就毫不令人意外。美国亚裔对于美国西部的农业发展不可或缺，农业对于许多美国亚裔社区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对于19世纪末到二战期间的华裔、日裔和菲律宾裔①社区尤其如此。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的农业经济尤其依赖亚裔移民劳工。历史学家卡罗尔·麦克伦南（Carol A. MacLennan）解释道：“从1889年开始大量日裔男性劳工及其家屬先后来到夏威夷，从1909年开始菲裔劳工也来了，把（夏威夷糖料）种植园变成了一个以亚裔为主的世界。”②如果没有华裔、日裔和菲裔劳工的重要贡献，加利福尼亚的农业经济也发展不起来。
华裔移民是最早对美国农业造成重大影响的亚裔劳工群体。1870—1900年，加利福尼亚的华裔中有10%—15%从事农业劳动，部分地区80%—90%的华裔都是农场劳工。所以，华裔农场劳工在加利福尼亚的农业发展和华裔社区的成长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①历史学家托马斯·阿尔玛格（Tomás Almaguer）将华裔农场劳工称为“农业的脊梁”，到1880年他们占了加利福尼亚农业劳动力的三分之一。②这些华裔农业劳动力包括商业农民③（主要为市场生产农产品）、佃农和季节性的农场劳工。④到1990年，将近90%的华裔农业人口都是农场劳工，只有10%多一点为农场主。⑤大部分华裔农场劳工是男性，他们的家眷远在中国。⑥到1882年，夏威夷将近一半的糖料种植园劳工也是华裔。⑦但是，1882年的《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导致移民劳工老龄化和新移民劳工减少，大幅度削弱了华裔在农业劳动中的作用。⑧
《排华法案》之后，日裔劳工人数和农地所有权份额快速增加。到1902年，接近75%的夏威夷农业劳动力都是日裔劳工。⑨到1910年，农场劳工是加利福尼亚日裔劳工最常见的雇佣形式。⑩阿尔玛格尔认为：“到1909年，日裔占甜菜产业农业劳动力的85%以上，占加利福尼亚葡萄园、托儿所、柑橘类水果、落叶果树和蔬菜生产劳动力的一半左右。”{11}历史学家塞西莉亚·苏（Cecilia M. Tsu）指出：“在1913年《加利福尼亚外国人土地法》（The California Alien Land Act）颁布之前，日裔移民占据了华裔农场劳工突出的位置，延续了中央山谷地区{12}白人农场主定义和接受的劳动力种族模式。”{13}但是通过签订劳动合同，日裔农场劳工往往能够获得更高的薪水和更好的劳动条件。1903年，日裔和墨西哥裔农场劳工联合创立了日裔-墨西哥裔劳工联盟（The Japanese-Mexican Labor Association），在加利福尼亚奥克斯纳德（Oxnard）成功发动了罢工，这是种族边缘群体第一次成功的跨种族组织实践。①这一时期，夏威夷的华裔、日裔和菲裔劳工也发动了多次罢工，包括1920年日裔和菲裔劳工的跨种族联合罢工，这场罢工挑战了种植园主控制劳工的种族隔离和竞争机制。②这些劳工运动的重要性表明了美国亚裔在农场劳工运动乃至美国劳工史上的中心地位。
除了当农场劳工，日裔移民和美国日裔也善于经营农场。阿尔玛格指出：“到1925年，接近50%的日裔都在经营小农场。”③虽然日裔农场在美国农场中占比不大，但是由于其作物特殊和耕作精细，日裔农场主对美国西部的农业至关重要。他们生产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商品作物，在部分地区他们生产了50%—90%的草莓、豌豆、芹菜和番茄。这些日裔农场主拥有的土地少，一般种植的作物种类也不同，对白人农场主来说还未构成经济威胁，但是日裔农场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反亚裔骚动来说是一条导火索。结果是建立在反华裔运动基础上的种族暴力和反亚裔组织超出了反华裔的范畴，反华裔活动往往是因为白人认为华裔劳工利用低薪抢了他们的工作。面对日裔经营农场的成功，美国西部通过了一系列外国人土地法案，以削弱日裔农业土地所有权。亚裔移民已经被法律禁止加入美国国籍，④现在这些法案又禁止他们获得土地，后期连租用土地也被禁止了。⑤
然而，这些法案并没有阻碍美国日裔拥有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华盛顿等美国西部州的土地。许多第一代移民农场主设法绕过这些法案，比如把土地置于拥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子女名下，或者以合作社的形式拥有土地。二战期间，美国将12万日裔移民和生于美国的日裔美国公民关押在日裔集中营中，迫使美国日裔失去土地和放弃农业。被关押的日裔移民和美国日裔公民中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从事农业劳动。美国的日裔农业从此衰落，再也没能恢复。⑥ 菲裔劳工也对加利福尼亚的农业富足和夏威夷的糖料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菲律宾从西班牙殖民变为美国殖民地。1898—1902年，美国部署了三分之二的陆军，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战争镇压菲律宾独立战士。这场战争导致超过100万菲律宾人死亡。在美国领土扩张的这一时期，菲律宾人获得了非公民的国民身份。他们被允许在美国自由旅行、工作，但是无法获得美国公民身份。1907—1936年，15万菲律宾人移民到了美国。历史学家唐·波胡拉诺·马巴龙（Dawn Bohulano Mabalon）认为，单是夏威夷糖料种植园联盟（The Hawaiian Sugar Planters Association）就在1906—1935年间雇佣了12万多菲律宾人在糖料种植园里工作，其中大约16%后来移民到了美国西海岸。美国西海岸的菲裔劳工大部分都是单身青年男性，他们不但为白人农场主工作，也在日裔拥有或租用的农场上劳作。在加利福尼亚部分地区，特别是圣华金县（San Joaquin），菲裔劳工在1920年代后期到二战期间是主要的农业劳动力。到1930年，加利福尼亚大约14%的农业劳动力是菲裔，芦笋等部分作物主要是菲裔劳工在种植。到1920年，夏威夷糖料种植园劳工中也有接近三分之一是菲裔。①
从许多方面来说，菲裔劳工都是美国农场劳工运动的无名英雄。马巴龙写道：“早在1920年代中期，他们就开始组建工会，参与了圣华金三角洲（The San Joaquin Delta）地区乃至整个美国西海岸地区战斗力最强、最激进的劳工活动，为1960年代农场劳工运动奠定了基础。”②
此外，1930年代的劳工大罢工动员了大量墨西哥裔和菲裔劳工。1934年通过的《泰丁斯-马克杜菲法案》（The Tydings-McDuffie Act）奠定了菲律宾独立的基调，并将菲裔移民限定在每年50人的数量，③之后菲裔移民减少了，但是菲裔劳工的战斗力并未减弱。
即使在《泰丁斯-马克杜菲法案》之后，菲裔仍然在美国农业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墨西哥裔劳工领导西泽·查维斯（Cesar Chavez）因在农场劳工联盟（The United Farm Workers，UFW）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广为人知，而包括拉里·伊特利翁（Larry Itliong）和菲利普·维拉·克鲁兹（Philip Vera Cruz）在内的UFW菲裔领导人，则常常隐于幕后。虽然公众常常认为这场著名的抵制和罢工运动完全是查维斯和墨西哥裔劳工的功劳，但是从许多方面来说都应是菲裔农场劳工发起的。1965年9月8日，加入了农业工人组织委员会（The Agricultural Workers Organizing Committee，AWOC）的农场劳工走出加利福尼亚德拉诺（Delano）地区的农场，要求涨工资，这一组织的大部分成员正是菲裔劳工。8天后，主要成员为墨西哥裔的全国农场劳工联盟（The National Farmworkers Workers Association，NFWA），在西泽·查维斯、多洛雷斯·维尔塔（Dolores Huerta）等领导下，投票决定支持菲裔劳工的罢工。后来，这两个组织（AWOC和NFWA）合并成立了UFW。④
除了本节突出的华裔、日裔和菲裔劳工，许多其他亚裔移民和美国亚裔也曾经并且继续在夏威夷和美国大陆工作，包括20世纪早期加利福尼亚的锡克劳工和在夏威夷种植园工作的韩国裔劳工，以及21世纪初努力在农业中立足的赫蒙族⑤农场主。①他们的经历为亚裔美国文学中的农场和农业书写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背景。
二、美国亚裔农业的种族构成
美国亚裔与美国农业的关系既是一种物质关系，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关系。二战前美国亚裔的种族构成塑造了“东方”的概念，“东方”永远是异国的、无法理解的和不可同化的。②科琳·黎（Colleen Lye）认为，这种亚裔种族构成对于1890—1940年代美国公众对于农地和农业的理解很重要。他们普遍认为，亚裔的身体比白人更适合农业劳动，后来他们认为墨西哥裔农场劳工也是如此。③政客和农业经济代表通过建构这种生理差异，为农场主剥削亚裔劳工正名。另外，包括工会领袖在内的反亚裔分子，把亚裔农场劳工和农场主描绘成对白人劳工的不公平威胁，因为亚裔劳工具有所谓高效率，即投入更少、产出更多。美国劳工联盟（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AFL）主席塞缪尔·冈珀斯（Samuel Gompers）的排华小册子《肉和米》（Meat vs Rice）的核心思想就是这种所谓的亚裔经济效率对白人的威胁。④
在排亚裔时期（1882—1952年），亚裔种族构成导致了对美國亚裔土地所有权的意识形态和物质上的仇视。美国公共和政治话语一直把美国亚裔拥有土地视为“外国人”侵占美国白人的土地，这种话语基于把美国亚裔视为外国人的种族投射，还套用了本土土地被侵占的话语，因为它把美国白人视为美国的“原住民”。另外，日裔农场主因为使用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还被指责“降低了土壤肥力”。实际上，他们往往只能耕种贫瘠的土地，所以精耕细作反而“提高了土地的价值”。⑤然而，就像亚裔劳工的所谓“高效”被视为对白人工人的威胁一样，亚裔农场主的所谓“高效”也被视为一种不公平竞争和有害土地的做法。亚裔美国文学中的农业叙事反映了这种混淆是非的意识形态立场。⑥
三、杰斐逊重农主义和美国田园主义
一般而言，亚裔美国文学中的农业书写反映了两个文学传统：美国田园主义和杰斐逊重农主义。田园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多义性”的灵活概念。①它几乎可以泛指任何对乡村风光的怡人描绘，也可以专指遵循忒奥克里托斯②（Theocritus）诗歌传统，即将牧羊人的简单生活理想化的特定诗歌。作为一种文学模式，田园主义既可以为霸权服务，也可以反霸权，有时甚至是两者兼有。比如，它可以将社会阶层自然化，进而加强统治性的政治秩序，也可以批判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腐败。洛·马克思（Leo Marx）、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特里·吉福德（Terry Gifford）等学者通过对文学模式的考察，以各种往往互相矛盾的方式进一步使田园的概念复杂化，比如吉福德区分了反田园和后田园。③亚裔美国文学学者注意到了美国田园主义的种族政治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贝拉·亚当斯（Bella Adams）解读了韩国裔美国小说家唐纳德·李（Don Lee）的作品《废墟》（Wrack and Ruin，2008）中的环境，指出美国田园主义支持一种错误的政治观，即将自然描绘成避难所而非辛勤劳动的场所。它将自然凸显为具有白人男性气质的场所，掩盖了美国亚裔等在自然中劳动者的存在，而正是这些劳动者创造了美国的田园风光。④ 杰斐逊重农主义借鉴了田园的概念，也根植于农事诗⑤（the georgic）。田园诗主要着眼于远离劳动，农事诗则歌颂劳动。但是杰斐逊重农主义鼓吹产权，加剧了对美国亚裔的遮蔽和排除，所以它作为一种文学模式，对于美国亚裔的可见度和归属感来说存在不少问题。它描绘的是一种理想而非现实。杰斐逊重农主义来源于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弗吉尼亚笔记》（Notes from the State of Virginia）中的《问题十九》（“Query XIX”），杰斐逊设想了一个只有农民而没有工业生产者的国家。他认为，农民是“上帝的选民”，比其他人更有道德。他在农民身上看到了一种经济独立性，这种经济独立性又可以造就政治独立性，进而成为民主的基石。⑥
《弗吉尼亚笔记》中有一个隐藏的主题，杰斐逊把白人公民视为财产所有者（农场主），把黑奴视为财产（农场劳工）。这说明财产所有权是种族化公民身份的标准，从谢丽尔·哈里斯（Cheryl Harris）以来的批判性种族研究就指出了这一点。财产所有者即理想公民的观念，不但源自于塑造了美国种族意识形态的白人-黑人种族二分法，也源自于一种定居者殖民逻辑。在这种逻辑中，殖民者变成了原住民，而真正原住民的存在和他们对于土地的所有权都被抹除了。因此，亚裔美国文学对于杰斐逊重农主义的书写，就必然反映根植于歧视黑人的农场劳工/农场主的意识形态二分法，以及建立在抹除原住民存在之上的定居者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这两种意识形态都根植于将白人性视为财产的观念。①
美国亚裔有一种以杰斐逊重农主义来捍卫其民族认同的传统。二战前美国日裔的文化生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历史学家东荣一郎（Eiichiro Azuma）在《在两个帝国之间》（Between Two Empires）中指出，日裔移民以多种方式借用美国边疆叙事，将自己视为定居新土地的拓荒者。②《加州每日新闻》（Kashu Mainichi）是洛杉矶地区一家面向说英语的第二代美国日裔的报纸，1934年该报一篇社论宣称：“大地对于加利福尼亚的日裔拓荒者是仁慈的。第一代日裔移民艰辛的劳作、多年的汗水和苦力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庄稼长势喜人，而且多年之后日裔农场主实际拥有大片土地。”③通过这些言论，美国日裔在农业上的成功被写进了美国扩张叙事中，揭示了杰斐逊重农主义在边疆神话中的中心地位。
这些美国日裔宣称自己是农业拓荒者，他们的成功来自于辛勤的劳作和大地的慷慨，这种做法模糊了农业中的种族等级制度。将美国日裔全都描绘成农场主的做法，抹除了美国日裔农场劳工的存在，而且往往与将美国日裔视为不同于菲裔和墨西哥裔农场劳工的荣誉白人的做法相呼应。④
而且，这样借用杰斐逊重农主义对于构建美国亚裔的归属感并不总是奏效，因为它和将亚裔视为“无法理解的”、不可同化的传统相矛盾。不管亚裔有无美国公民身份，都永远被视为外国人的做法，这使得杰斐逊的论述失效。比如，中村拓志（Hiroshi Nakamura）的小说《单调劳动》（Treadmill，1996）就说明了杰斐逊的逻辑无法保护美国日裔不被关进集中营。这部小说写于图利湖日裔集中营中，讲述了野口（Noguchi）一家被关进集中营并最终自愿被遣送回日本的故事。故事开篇一家人都有美国公民身份，经营着一家农场，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被视为“把种子种到深处”的证据。⑤中村拓志强调了第一代移民帮助子女成功的作用，大姐辉（Teru）拥有学术天赋，二哥塔德（Tad）是田径明星，小妹萨莉（Sally）受人欢迎。一家人被关进集中营后，妈妈的身心健康日渐恶化，爸爸的杰斐逊主义美国理想幻灭。一家人从身体上和意识形态上都根植于美国土地。故事结尾时，主人公辉只有在失去土地的抽象跨国空间中，才能找到她的正义理想和归属感。她和父母都不再感觉归属于土地或美国。这部小说表明，杰斐逊重农主义无法为美国亚裔建立国家认同。⑥
历史学家西莉亚·苏认为，杰斐逊重农主义在处理家庭农业理想方面，是围绕着民族国家的种族需要而灵活变化的。政客、农业经济代表和白人农场主所使用的杰斐逊重农主义的种族内涵随着时间逐渐变化，以持续强化关于亚裔的某些种族叙事。西莉亚·苏仔细研究了1880—1940年加利福尼亚圣克拉拉谷地区的农业，她指出：“每次亚裔农场劳工涌入，白人家庭农场就诉诸种族差异，强化只有白人家庭才有权归属于神圣的美国农业的观念。”①虽然亚裔美国文学经常借用杰斐逊重农主义和美国田园传统，但是它必然反映这两种论述中都存在的种族话语，而不能简单地将它们当作种族中立的文学模式。在卡洛斯·布洛桑、山本久惠和大卫·马斯·松本三位作家的作品中，我們都能看出这一点。
四、卡洛斯·布洛桑笔下的杰斐逊重农主义和田园主义
卡洛斯·布洛桑是一位菲裔作家，以其1930和1940年代的创作闻名。他的作品曾经在一小段时间内受众颇广并在《纽约时报》上有相关评论，二战期间，其短篇小说集《我父亲的女儿》（The Laughter of My Father）的部分故事还曾向美军士兵广播，以激发他们对当时被日本占领的菲律宾的同情。1931年，年轻的布洛桑从菲律宾抵达美国，之后就加入了公众阵线（The Popular Front），这是一个进步人士和激进分子的联盟，旨在阻止法西斯崛起。②1956年他在西雅图逝世时穷困潦倒，饱受肺结核引发的疼痛折磨，还因其政治倾向而受到政府监视，但是他政治信念始终坚定。③他从未返回菲律宾，虽然从1946年起他作为菲律宾人就可以申请美国公民身份，但是他从未申请。他的作品描绘了美国在菲律宾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后果，表现了美国西海岸地区对菲律宾农场劳工的剥削，反映了田园主义和杰斐逊重农主义。
布洛桑在其写作中借用美国重农主义，特别是杰斐逊重农主义，以揭露美国在菲律宾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的后果。菲律宾是《我父亲的女儿》和布洛桑身后发表的小说《哭泣和奉献》（The Cry and the Dedication）的主要场景。他最著名的作品，回忆录小说《美国在我心中》（America is in the Heart）前三分之一部分讲的也是在菲律宾发生的故事。④布洛桑出身于菲律宾伊罗戈斯（Ilocos）大区，美国将近90%的菲裔移民都来自这一地区。历史学家道恩·波胡拉诺·马巴龙证实了布洛桑作品中对于失去土地的典型经历的描述。他解释道：“这本书的第一部分讲述了一个关于庄稼绝收、高利贷、失去土地和饥饿的故事，这个令人心碎的故事发生在伊罗戈斯大区南部邦阿诗楠省（Pangasinan）比纳洛南（Binalonan），许多伊罗戈斯人就住在那里。”⑤ 《美国在我心中》的故事被布洛桑讲述得像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1939）中约德背井离乡的故事，从而贴近美国读者。⑥小说中有许多场景呼应了《愤怒的葡萄》，比如卡洛斯的爸爸问道：“我们亲手辛苦创造的东西，陌生人抢得走吗？”①后来，爱丽斯·奥德尔（Alice Odell），一个以芭布（Sanora Babb）夫人[尘暴区②迁徙小说《无名之辈》（Whose Names are Unknown）的作者]为原型的角色，讲述了她的家庭在俄克拉荷马失去土地的故事。卡洛斯回应道：“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她的经历和我是一样的，都是被同一种力量所恐吓;只是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国家，发生在两群不同的人身上。”③布洛桑把菲律宾的历史置于美国读者已经熟悉的土地叙事中，从而向美国读者清晰地传达了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政策的后果。他还把美国农业本身视为一种帝国主义存在。美国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造成菲律宾小农失地破产，从而导致菲裔移民在美国面临种族化的剥削。
文学批评家克里斯多夫·维亚尔斯（Christopher Vials）进一步指出，布洛桑在冷战早期广受欢迎，除了因为他公开宣扬其激进的政治理念，还有部分原因在于他的自耕农没落叙事。赛珍珠（Pearl Buck）、厄斯金·考德威尔（Erskine Caldwell）和约翰·斯坦贝克等作家使得这种叙事广为人知，④这种叙事的力量主要来自于杰斐逊重农主义。约德失去土地的悲剧就是他无力再当农场主。在小说的逻辑中，约德的白人美国性使其一家人有权拥有土地。他们在土地上劳作，这使得他们比加利福尼亚的地主更有道德，因为那些地主已经不再在农场上劳作。斯坦贝克写道：“他们不再在农场上劳作。他们在纸上劳作，他们忘记了土地，忘记了土地的味道，忘记了土地的感觉，他们只记得拥有土地，只记得在土地上赚了多少、亏了多少。”⑤布洛桑在反对菲律宾和美国都存在的殖民主义和种族资本主义时，调动了这种强大的情绪。
对布洛桑的写作来说，田园主义是和杰斐逊重农主义同等重要的文学模式。比如，小圣胡安（E. San Juan Jr.）和马丁·约瑟夫·庞塞（Martin Joseph Ponce）等研究布洛桑的学者都曾指出，田园主义在他最后一部小说《哭泣和奉献》中占据中心位置。这部小说讲述了菲裔作家丹蒂（Dante）从美国回到家乡支持农民起义的故事，显然暗指虎克党叛乱。⑥虎克党先抵抗日本侵略菲律宾，在二战后又反对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和美国与菲律宾的反共合作。丹蒂在路上加入了一个由6个革命者组成的队伍，他们又一起去找费利克斯·里韦拉（Felix Rivera），里韦拉也是从美国回来的，还带了钱回来支持他们的事业。文学学者马丁·约瑟夫·庞塞认为：“布洛桑就是通过田园主义这一技巧来连接虚构人物但丁和他的家乡的。”⑦丹蒂通过讲述儿时的故事，确认了他与出生地之间的连接。这些故事改写自他从老农阿波·拉卡伊（Apo Lacay）那里听来的民间故事，丹蒂最后遵守了对阿波的承诺，回到了家乡。小说中对田园的怀念经常被殖民主义暴力打断，造成小圣胡安所称的“反田园冲击”，“颠覆了和谐、纯真、恬静、诱人的乡村神话”。①凯利·亚当斯（Kelly Adams）進一步解读，认为田园主义在破坏环境的慢暴力中也处于中心位置。亚当斯强调，这部小说探讨了以性别化的方法恢复土地（包括土壤肥力）的可能性。虽然其中描绘了多种田园风光，既有森林也有农田，但它主要还是在讲农民失地的故事，这也呼应了布洛桑的早期作品《美国在我心中》。②
五、山本久惠笔下的种族、财产和农业
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家山本久惠闻名遐迩，主要是因为她进行了形式主义文学实验，关注美国日裔女性和日裔移民女性的经历（特别是代际冲突），拷问种族对立，以及思考跨种族联盟的可能性。③1931年，14岁的山本久惠开始在当地的日裔报纸上发表作品，直到2011年去世。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巴黎评论》（The Parisian Review）、《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和《亚利桑那季刊》（Arizona Quarterly）等杂志都发表过她的小说。④因《灵魂起舞》（The Soul Shall Dance，1977）闻名的戏剧家山内和歌子（Wakako Yamauchi）是山本久惠的朋友。山本久惠和她一样将农业作为写作的背景和主题，为其文学成就奠定了基础。她以农业为背景，揭露了种族资本主义对社会和环境的危害，包括挑起族群对立的制度。
山本久惠的个人经历是二战前美国日裔农业史的缩影。她是加利福尼亚雷东多海滩（Redondo Beach）地区两个农民的女儿。1942年，山本一家种植草莓，为了规避《外国人土地法》，他们的土地在一个农业合作社名下。珍珠港事件之后，合作社面临被强制剥夺土地的风险，所以他们卖掉了土地，之后受雇采摘草莓。⑤山本久惠回忆道：“农场主皮尔逊（Pearson）把墨西哥裔编为一组，由一个墨西哥裔工头管理，把日裔编为一组，由一个日裔工头管理。进日裔集中营之前，我们都是那样工作的。”⑥从日裔集中营出来之后，山本久惠回到洛杉矶，受雇于一家菲裔报纸《洛杉矶论坛报》（The Los Angeles Tribune）。在那里，她深化了对歧视黑人的种族主义的分析，还深入观察了天主教工人运动。⑦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她的作品开始受到赞誉，比如她的短篇小说《米子的地震》（“Yoneko’s Earthquake”）被收入《1952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集》（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1952）。1952年，她拒绝受人资助和叶佛·温特斯（Yvor Winters）一起在斯坦福大学学习的机会，而是搬到纽约州北部，和多萝西·戴（Dorothy Day）一起住在一个天主教工人农场上。她在农场上一直住到1955年，婚后回到加利福尼亚。山本久惠一生都在坚持写作，并在《天主教工人报》（The Catholic Worker）等刊物上发表作品。直到临终之际，她都认定自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① 学界从各种角度分析了山本久惠作品中的农业场景，并往往强调其中的种族资本。比如，格雷斯·敬元·洪（Grace Kyungwon Hong）分析了山本久惠作品中菲裔和日裔无法获得私人财产的不同原因，指出了跨种族团结的可能。②谢丽尔·东田（Cheryl Higashida）侧重分析了短篇小说《米子的地震》中的菲裔农场劳工马波（Marpo），指出山本久惠的作品中保留了历史的印记，正是这种历史印记塑造了日裔和菲裔与农业的关系。谢丽尔·东田认为：“马波就是早期菲裔劳工从一个美国农场迁徙到另一个美国农场的产物，这种现象正是因为菲律宾佃农失地破产，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摧毁了菲律宾的本土产业。”③谢丽尔·东田还认为，这个故事反映了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农业经济中的种族隔离制度，在这种等级制度中菲裔的地位还在日裔之下。
山本久惠的短篇小说不但反映了美国日裔农业史，也反映了天主教工人运动的农业试验，尤其是彼得·莫林（Peter Maurin）的理念。莫林是天主教工人回归土地运动的主要倡议人。他认为，农业劳动可以使工作重具尊严，从而抵消资本主义对劳动的异化。他认为，农业劳动是一种特别有尊严、令人满足的劳动形式，劳动者自给自足，而不会被人剥削。他提倡集体劳作，设想参与者可以按照学习日和劳动日分配时间。④山本久惠显然很熟悉莫林的理念，甚至还在访谈中引用了他的理念来解释自己的政治观念。而且，她所居住的天主教工人农场就叫彼得·莫林农场。⑤
从天主教工人运动的视角看，《十七音节》（Seventeen Syllables，1949）展现了莫林所设想的学者-劳动者模式对于林（Hayashi）一家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经济不稳定、性别不平等和种族不公。在《十七音节》中，林夫人想写诗，但是她这个爱好在社交上疏远了丈夫，在经济上可能威胁农场收入，也暗示了故事中的人物在个人和历史语境下的失语。黄秀玲（Sau-Ling Cynthia Wong）认为，《十七音节》的中心矛盾是母亲的艺术所代表的奢侈享受和父亲劳动欲望所代表的艰苦朴素之间的矛盾。⑥莫林认为，通过天主教工人农业合作社，这种艰苦朴素和奢侈享受是可以共存的。这篇短篇小说表明，莫林的理念对于美国日裔来说具有吸引力，但是又无法实现。⑦山本久惠发表《十七音节》时，日裔集中营正式关闭不足5年，所以读者都知道几年之后林全家就要被关进日裔集中营，莫林的学者-劳动者理想在20世纪的种族资本主义语境下就显得更加不可行。
六、大卫·马斯·松本和替代食物运动
大卫·马斯·松本是第三代美国日裔农场主，其主要文学创作开始于1990年代中期。他的散文主要写的是他位于加利福尼亚夫勒斯诺（Fresno）附近的80英亩有机桃园。除了在《夫勒斯诺蜜蜂》（The Fresno Bee）上写专栏，他还出版了多部书籍，包括《一个桃子的墓志铭》（Epitaph for a Peach，1995）、《丰收之子》（Harvest Son，1998）、《四季五感》（Four Seasons in Five Senses，2003）、《寄往谷区的信》（Letters to the Valley，2004）、《传家宝》（Heirlooms，2007）、《过世农场主的智慧》（Wisdom of the Last Farmer，2010）、《完美的桃子》（The Perfect Peach，2013），以及和女儿松本希子（Nikiko Masumoto）合著的《四季轮回》（Changing Seasons，2016）。①
松本的创作反映了当代替代食物运动中的重农主义，它基于杰斐逊重农主义，但是增加了杰斐逊重农主义中没有的生态可持续性投资的理念。在杰斐逊重农主义中，对立的双方是农业和工业，但是在替代食物运动中的重农主义中，对立的双方是传统农业和可持续农业。它反对工业化农业的社会和环境后果，宣扬本地化的、有机的和小规模农业的益处。②和露丝·尾关（Ruth Ozeki）、格雷斯·李·博格斯（Grace Lee Boggs）等其他美國亚裔作家一样，松本在作品中支持替代食物运动中的重农主义，同时还反对这种重农主义中仍然存在的杰斐逊假设。③
杰斐逊重农主义和美国田园主义主要对美国农业进行民族主义解读，松本的写作使情况变得复杂化。比如在《丰收之子》中，松本把他家在美国的农业历史与在日本更长的农业历史连接起来。他写道：“也许，我只是松本家历代平凡的农民之一，我们祖祖辈辈在土地上耕耘，弄脏我们的手，使土地肥沃。”④他没有以美式的杰斐逊重农主义叙事来反对把亚裔视为外国人的叙事，而是坚持他的美国重农主义保有日本的根。他把自己视为松本家族农业传统的传承者，从而反对杰斐逊的农场主/公民/有产者的意识形态。⑤
松本的这种连接不仅是通过他的家族史，也是通过他的有机农业观念实现。周序桦（Shiuh-huah Serena Chou）认为，松本的写作基于佛家的空和有机农业原则的兼容性，“他把有机农业的哲学源头追溯到日本”，尤其是福冈正信（Masanobu Fukuoka）的作品。①松本拒绝杰斐逊重农主义赞赏自立的态度，他认为这种自立驱使他的父亲和其他农民使用肥料和化学制剂。在他的作品中，杰斐逊重农主义带来的是他家在二战日裔集中营时期失去土地，还带来迷信自立和用技术控制自然造成的人与自然的疏离。相反，松本的有机农业受到的是其家族农业传统和禅宗的启发。周序桦认为：“松本展现了有机农业既是一种农业方法，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把保护持续变化的环境视为保存（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②
七、文献讨论
对亚裔美国文学中农业书写的研究经常借鉴美国亚裔历史研究，自从1989年盖理·起弘（Gary Y. Okihiro）呼吁多关注美国亚裔的经历之后，美国亚裔历史研究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③研究美国亚裔农业最早的著作之一是陈素真（Suecheng Chan）的《这片苦乐参半的土地：1860—1910年加利福尼亚华裔》（This Bittersweet Soil： 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 Agriculture， 1860-1910）。瓦莱丽·松本（Valerie Matsumoto）的《耕耘家乡》（Farming the Home Place）和戴维·内沃特（David Neiwert）的《草莓时光》（Strawberry Days）分别研究了加利福尼亚和华盛顿两州的美国日裔农业社区，两者都指出不但美国日裔对农业有贡献，农业也塑造了美国日裔的生活方式。塞西莉亚·苏的《世界花园》（Garden of the World）分析了圣克拉拉谷（Santa Clara Valley）地区多个互相重叠的美国亚裔社区，为基于地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比较视角。道恩·波胡拉诺·马巴龙的《小马尼拉④在我心中》（Little Manila is in the Heart）研究了社区历史传统。马巴龙将加利福尼亚斯托克顿（Stockton）视为周边菲裔移民的中心，他们大多都从事农业劳动。所以，她这本著作重绘了美国亚裔农业的地图。劳动力一直是研究美国亚裔农业历史的重要视角，比如罗纳德·高木（Ronald Takaki）的《工作之余》（Pau Hana）⑤和文和俊（Moon-Ho Jung）的《苦力和甘蔗》（Coolies and Cane）都是从这一视角出发的研究。⑥另外，包括马巴龙的专著在内，21世纪初的许多研究重新注意到了1960和1970年代菲裔在农场劳工运动中的作用。① 关于美国亚裔农业的文学和历史研究都把美国农业放在帝国主义的大背景下考察。比如东荣一郎的《在两个帝国之间：日裔美国的种族、历史和跨国主义》（Between Two Empires： Race， History， and Transnationalism in Japanese America）认为，第一代日裔移民把自己视为在美国的“拓荒者”，是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话语和美国边疆神话的双重影响。在《共享的太平洋舞台》（“A Shared Pacific Arena”）一文中，多萝西·藤田·罗尼（Dorothy Fujita-Rony）指出，学界缺乏关注美国亚裔农业女性的历史叙事。在研究了3名女性不同的生活之后，她认为“这些叙事促使我们思考，帝国的触角深入到农业地区的核心，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亚裔农村女性的生活”。②许多关于卡洛斯·布洛桑的研究，包括克里斯多夫·维亚尔斯、凯利·亚当斯和马丁·约瑟夫·庞塞的研究在内，也将美国农业置于帝国主义的语境下进行考察。③
科琳·黎认为，亚裔种族构成对于美国重农主义的产生，以及20世纪上半叶白人美国农场主的形象刻画是至关重要的。④珍妮·筱冢（Jeannie N. Shinozuka）认为，针对美国日裔农民的黄祸话语扩展到了对植物和昆虫迁徙的监管上。她的著作指出，包括人在内的日本物种的迁徙，都被视为对“本土白人的身体和本土生态”的威胁。⑤周序桦指出，与美国亚裔农民被视为是对美国的威胁相对应的是，有机农业运动的源头恰恰在于部分作家的“绿色东方主义”，比如美国农学家弗兰克林·金（F. H. King，1848—1911）、英国植物学家艾伯特·霍华德（Albert Howard，1873—1947）和英国医生罗伯特·麦卡里森（Robert McCarrison，1878-1960）1900年代初都曾到亚洲考察农业技术。周序桦认为，虽然金、霍华德和迈克卡里森的有机农业话语的形成是基于他们幻想亚洲是一片时间停滞不前，道德和物质都达到完美状态的土地，但亚洲还是给他们提供了认识论和伦理的根基，这样他们才能去想象一种与西方自然观不同的，基于使用和尊敬的自然观。⑥
他们的“绿色东方主义”可能引发了美国对于土地保护的焦虑。黎认为，亚裔种族构成造成了日裔农民在美国面临致使土地贫瘠的指控，这种种族构成假定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之下的经济效率。综合黎、筱冢和周序桦的研究，可以看出跨国语境下种族构成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种族资本主义，尤其是种族化的财产关系，是学者们关注的另外一个领域。比如，谢丽尔·东田和格雷斯·敬元·洪都研究了山本久惠描绘的农业场景，以理解她作品中对于种族资本的批判。①
田园主义是另外一个富有成效的研究领域。罗伯特·林（Robert T. Hayashi）、贝拉·亚当斯、苏珊·科西（Susan Koshy）、马丁·约瑟夫·庞塞和克里斯多夫·维亚尔斯等文学批评学者，都研究了亚裔美国文学反映田园主义的种种方式，比如田园主义模糊化种族劳工的能力（林、亚当斯）、田园主义性别化和种族化的运作方式（柯西），以及田园主义在揭露殖民主义暴力方面的作用（亚当斯、庞塞）。②
许多关注亚裔美国重农主义的研究，都关注二战前写成或关于这一时期的亚裔美国文学。学者们可以重点关注1965年后关于农业经历的文学创作。比如，娜塔莎·鲍恩斯（Natasha Bowens）的《食物的颜色：关于种族、韧性和农业的故事集》（The Color of Food：Stories of Race， Resilience， and Farming）就讲述了赫蒙族和老挝裔农场劳工在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的辛勤劳作，这是当代替代食物运动的一部分。③
另外，陈素真在《美国亚裔研究关键词》（Keywords in Asian American Studies）中列有“劳动”（Labor）这一条目，她认为将来对于美国亚裔重农主义的分析可以更多关注定居者殖民主义，这是一种美国的殖民主义形式，即定居者社区尝试建立其独特的政治主权和文化身份，同时抹除原住民及其社会。④把亚裔劳工视为农业拓荒者，需要分析他们在对原住民的文化和物质种族灭绝中的作用，以及他们在美国定居者殖民主义中处于中心地位的生态破坏中的作用。这种研究不但在历史研究中有必要，在文学研究中也是如此。
环境和环境正义是亚裔美国文学研究中日益重要的研究方向。对于露丝·尾关的《我食肉的岁月》（My Year of Meats）和《关于创造的一切》（All over Creation）的研究表明，他认为全球食物系统和参与这一系统的美国农业罪责难逃，揭露了其中的性别化健康危险和环境毒性，这两者都是工业化农业造成的，特别是工业化规模的动物饲养残忍至极，难辞其咎。⑤周序桦对于替代食物运动和亚裔美国文学的研究的重点之一，就是对20世纪和21世纪亚洲和美国之间关于可持续农业的观念的跨国流动。①美国亚裔推理小说也触及了食物正义和食物主权等主题，但是这一主题研究仍显不足，比如李昌瑞（Chang Rae-Lee）的《在如此遼阔的大海上》（On Such a Full Sea）中对于养耕共生的描写就值得研究。②
（本文原载于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3-Volume Set， Oxford Publishing Limited，Sep 2019. 此次翻译已获牛津大学出版社和作者本人授权。）
责任编辑：安 吉
责任校对：徐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