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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军西藏，十八军组建了以王其梅为政委、李觉为司令员的前进指挥所
淮海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决定以冀鲁豫、豫皖苏军区武装为基础整编为二野五兵团十八军，张国华任军长，谭冠三任政委。1949年2月，我的父亲王其梅被任命为十八军党委委员、五十三师政委，并着手部队的整编工作。
1949年3月，部队整编完成后，父亲随军南下，经安徽渡江转战浙江、江西、湖南、贵州、云南，于12月到达四川省。其时，父亲调任十八军副政委。成都战役后，十八军开赴川南，负责川南地区的接管工作，父亲负责泸州地区工作，并兼任泸州地区军管会主任。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他先后开展了建立各级政权、治理社会治安等工作，稳定了社会秩序，初步打开了该地区工作的局面。
1950年初，中共中央、毛泽东确定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中央人民政府在通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到北京举行和平谈判的同时，命令十八军进军西藏。并建立中共西藏工委。父亲任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兼十八军政策研究室主任，负责进军西藏的各种调查研究工作。为了加快进军西藏的步伐，同年3月，十八军组建了以我父亲为政委、军副参谋长李觉为司令员的前进指挥所(简称前指)，统一领导政策研究室、侦察营、工兵营和原派出的先遣部队，到甘孜、康定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和对上层人士进行统战工作。24日。前指到达西康省省会康定。对康藏地区的社会情况、宗教寺庙、土司头人、兵要地志及藏族的风俗习惯等进行调查研究。为了搞好这一工作，父亲亲自到藏族群众中去作调查，向土司头人等上层人士请教。搜集了大量材料。这些材料为中共中央和西南局制定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条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调查研究的同时，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进军西藏，主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和“要团结上层，影响群众，消除民族隔阂”的指示精神，每到一地，父亲就先向当地县委同志了解情况、商量工作，有选择地拜访当地的土司头人。寺庙的活佛、堪布等，并按照西藏的礼俗。向他们赠送哈达、茶叶和绸缎，宣传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并赠送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彩色画像等。
在做政治争取工作方面，父亲既有高度的原则性，又有机动的灵活性。他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不仅争取到邦达多吉和降央白姆等上层人士的支持，而且还通过邦达多吉较好地做了驻当地藏军的工作，为藏军九代本格桑旺堆以后的率部起义奠定了基础。
在开展上层人士工作的同时。父亲还十分重视发动部队广大指战员做基本群众的工作。他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为藏族同胞办好事，以实际行动消除民族隔阂。为了和藏族同胞打成一片，他要求部队生活高原化，而且自己带头吃糌粑、喝酥油茶。部队到达甘孜后，由于补给困难。他号召部队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率领指战员挖野菜充饥。解放军的行动赢得了康藏地区的藏族上层人士和群众的信赖与支持，被称颂为“嘉萨巴”(即与国民党不同的新汉人)、“菩萨兵”，并要求尽快和平解放西藏。
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无视中央人民政府举行谈判和各界人士要求早日和平解放西藏的意愿，仍调兵遣将陈兵于金沙江畔，并且将前往拉萨劝和的格达活佛毒害于昌都，关闭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大门。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十八军在张国华、谭冠三、王其梅等指挥下，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于10月6日发起了昌都战役，至24日战役结束，此役歼灭藏军5700余人，解放了昌都、类乌齐、丁青、八宿、江达等广大地区，而且争取了藏军九代本格桑旺堆率部起义，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昌都地区的解放和各方面工作的展开。为和平解放西藏打下了基础
1950年10月24日，父亲到达昌都。他耐心地向僧俗上层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的十条政策，希望他们在团结爱国的道路上，和全体藏族人民一道为建设西藏作出贡献。他不仅从政治上启发教育他们，而且从生活上关心、照顾他们。昌都虽然是西藏的名城。但在当时，云南坝所有的建筑只有一座不大的二层小楼和附近的一排小房子。父亲把这些楼房统统让给藏族僧俗上层人士居住，自己坚持睡帐篷。他和其他解放军领导同志常用自己磨的粗糌粑充饥，有时煮青稞、豌豆下肚，而把从内地带来的大米、饼干、罐头以及酥油、鲜肉等食品送给藏族僧俗上层人士食用。阿沛·阿旺晋美坐骑的金鞍银镫在昌都战役中丢失了，父亲知道后，立即下令追查，找回后完好地奉还给阿沛·阿旺晋美。对于那些不愿在昌都，而愿回拉萨或自己家乡的人士，走时还发给路费。这一系列的行动，使藏族僧俗上层人士深受感动。不少人开始和解放军谈心。在此基础上，父亲和其他领导同志进一步向他们宣传和平解放西藏的十条政策，从而稳定了昌都地区的局势，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1950年9月，中共昌都工作委员会成立，父亲兼任书记，委员有吴忠、阴法唐、平措旺阶、陈竞波。以后又增加惠毅然为第一副书记，并确定平措旺阶为第二副书记。1950年12月27日至1951年1月2日，召开了昌都地区第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父亲当选为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主任。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他提议选举西藏僧俗上层人士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等为副主任。委员会虽然是一个带统战性质的政权机构，却完全体现了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委员会委员35人，汉族干部12人，其余23人全为藏族干部。原宗本以上的军政官员基本上都得到了安置。在7名藏族副主任中，中上层人士占6名，体现了藏族为主的原则。这种格局对西藏各个阶层，特别是爱国力量和中间力量是一种鼓舞，他们觉得只有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争取西藏和平解放，西藏才有出路，才有前途，使亲帝分裂主义分子更加孤立。
昌都是武装解放的地区，但没有像内地那样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实行军管。而是组成由各界代表参加的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它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过渡阶段的政权机构，直接受政务院领导，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后，改由国务院领导。一个地区的政权，直接受政务院领导，这在全国来讲，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仅从这一点，一方面可以看到当时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有关问题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说明昌都地区在当时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昌都后来又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昌都警备区。父亲被任命为政委。父亲成为当年昌都地区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之一，肩负着重要责任。
在中共昌都工委(后改为分工委)及昌都解放委员会的领导下，昌都地区认真贯彻执行了政务院的法令和政令，开办了学校、医院，开展了开荒、种菜、植树等生产活动。昌都地区的解放和各方面工作的展开，为和平解放西藏打下了基础。不久，西藏地方政府派出和谈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中央 专门走访父亲，十分重视并采纳了父亲的修改意见。父亲每到一地工作之余，就上街购书或借书，就连探家在北京时，也常领着孩子跑书店、逛书摊。他藏书很多，有的同志和他开玩笑说：“您的书可以开个小图书馆了。”父亲不仅自己爱学习，爱读书，而且也严格要求在身边工作的同志要认真读书和学习。在父亲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在文化程度和理论水平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父亲平时较为严肃，对人对己极为严格，而且性格容易急躁，有时他自己也意识到“容易产生急躁情绪，以致影响干部间关系”。因而，有部分同志对他有些惧怕。但是。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光明磊落、以诚待人的作风，一直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称赞和尊敬。
1965年春节，我和父亲在一起生活10多天，这是我和父亲待在一起最长的时间
作为他的大女儿。1949年1月，刚好农历大年三十，我出生在河南鄢陵。我出生后八天，父亲就随部队南下。全国解放以后，十八军驻防川南。父亲被任命为泸州军管会主任。他给我母亲王先梅写信讲：我们已到四川，现在可以在川南安家了。母亲便带着已满一岁的我跟着王兴友同志边打(国民党残匪)边走，匆匆赶到四川乐山十八军军部。没想到情况已发生重大变化，中央决定十八军进军西藏。欢聚只有八天，父亲就奉命进藏，母亲王先梅将我送到十八军后方办事处唐场保育院后，也追随父亲领导的先遣部队进藏了。
1953年5月，父亲去重庆西南军区开会，路经成都去保育院看我，我说他不是我爸爸，他是解放军叔叔，父亲心痛地把我紧紧搂在怀里。我与父亲最早的接触就是这两个八天。父母在边疆，我们十八军的孩子们就全托在保育院和学校，对父母的思念伴随着我们的成长。自我记事起，我父亲除每年来北京开会在周末和我见一面外，很少见面。只有一次父亲带我和弟弟、妹妹到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给我买了一件外衣和一双皮鞋。到家后正好老战友金绍山烈士的两个儿子金谦和金逊来家里看他，他把自己穿的皮鞋送给金谦，让我把脚上才穿了半个小时的皮鞋脱下送给了金逊。1965年春节，父亲在成都开会，我正好放寒假去看他，在一起生活有10多天，这是我和父亲待在一起最长的时间。我从小到大，没有因父母不在身边照顾我而抱怨他们。我知道他们是为国家和人民保卫边防，我以他们为荣。
自1950年昌都解放，到1962年调西藏军区和中共西藏工委工作，父亲前后在昌都战斗和工作了近12年，他将自己的身心和热情都投入到昌都解放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中。父亲先任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成立后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曾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日子里，父亲遭受厄运，多次受到残酷的批判斗争。1967年3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制造了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对父亲的批斗更加残酷，尽管得到周恩来多次保护，仍未幸免。1967年8月15日，父亲在北京含冤逝世，终年53岁。1978年“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得到平反。
父亲去世时，我母亲才43岁。她1938年参加革命，14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随父亲的先遣部队进藏，是第一批进藏的女兵，参加了昌都战役。1951年再随父亲的先遣队进拉萨。1953年随父亲返回昌都。前后在吕都工作了12年。1964年因心脏病调回北京工作。父亲蒙冤去世后，母亲带着未成年的我们姐弟几人，政治上、生活上都承受着巨大压力。当年幼小的我们，上街捡过菜叶，拾过煤核。我们的生活全靠母亲的工资，母亲还要为我们几个大孩子准备下乡插队的物品。为了请求西藏党组织落实周恩来给我们这些孩子发生活费的批示，我在朋友的帮助下扒火车到成都，住在同是“黑帮”，被打倒的四川省委原书记杨超的女儿家里，四个人睡一张大床。不久就不能住了，在求助无门时。是父亲的战友顾草萍叔叔安排我住进川办招待所，给我食堂饭票，还给了我五块钱，那时五块钱能生活一个月，我拿到钱就哭了。直到今天，我都说顾草萍叔叔是我们全家的恩人。我还曾去内蒙古插队，回京探亲时母亲已下放于校，弟弟去了母亲老家安徽农村，两个小妹寄养在四川亲戚家，也是东躲西藏。北京的家已被封门，我无处投宿而流浪街头。在那不堪回首的年代，我们历尽艰辛，受尽磨难。
197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隆重举行了由李先念主持的为王其梅平反昭雪追悼大会。在会上，胡耀邦致悼词说：“王其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我军优秀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在解放西藏、建设西藏、保卫边疆的事业中作出了特殊贡献。”
淮海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决定以冀鲁豫、豫皖苏军区武装为基础整编为二野五兵团十八军，张国华任军长，谭冠三任政委。1949年2月，我的父亲王其梅被任命为十八军党委委员、五十三师政委，并着手部队的整编工作。
1949年3月，部队整编完成后，父亲随军南下，经安徽渡江转战浙江、江西、湖南、贵州、云南，于12月到达四川省。其时，父亲调任十八军副政委。成都战役后，十八军开赴川南，负责川南地区的接管工作，父亲负责泸州地区工作，并兼任泸州地区军管会主任。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他先后开展了建立各级政权、治理社会治安等工作，稳定了社会秩序，初步打开了该地区工作的局面。
1950年初，中共中央、毛泽东确定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中央人民政府在通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到北京举行和平谈判的同时，命令十八军进军西藏。并建立中共西藏工委。父亲任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兼十八军政策研究室主任，负责进军西藏的各种调查研究工作。为了加快进军西藏的步伐，同年3月，十八军组建了以我父亲为政委、军副参谋长李觉为司令员的前进指挥所(简称前指)，统一领导政策研究室、侦察营、工兵营和原派出的先遣部队，到甘孜、康定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和对上层人士进行统战工作。24日。前指到达西康省省会康定。对康藏地区的社会情况、宗教寺庙、土司头人、兵要地志及藏族的风俗习惯等进行调查研究。为了搞好这一工作，父亲亲自到藏族群众中去作调查，向土司头人等上层人士请教。搜集了大量材料。这些材料为中共中央和西南局制定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条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调查研究的同时，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进军西藏，主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和“要团结上层，影响群众，消除民族隔阂”的指示精神，每到一地，父亲就先向当地县委同志了解情况、商量工作，有选择地拜访当地的土司头人。寺庙的活佛、堪布等，并按照西藏的礼俗。向他们赠送哈达、茶叶和绸缎，宣传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并赠送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彩色画像等。
在做政治争取工作方面，父亲既有高度的原则性，又有机动的灵活性。他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不仅争取到邦达多吉和降央白姆等上层人士的支持，而且还通过邦达多吉较好地做了驻当地藏军的工作，为藏军九代本格桑旺堆以后的率部起义奠定了基础。
在开展上层人士工作的同时。父亲还十分重视发动部队广大指战员做基本群众的工作。他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为藏族同胞办好事，以实际行动消除民族隔阂。为了和藏族同胞打成一片，他要求部队生活高原化，而且自己带头吃糌粑、喝酥油茶。部队到达甘孜后，由于补给困难。他号召部队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率领指战员挖野菜充饥。解放军的行动赢得了康藏地区的藏族上层人士和群众的信赖与支持，被称颂为“嘉萨巴”(即与国民党不同的新汉人)、“菩萨兵”，并要求尽快和平解放西藏。
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无视中央人民政府举行谈判和各界人士要求早日和平解放西藏的意愿，仍调兵遣将陈兵于金沙江畔，并且将前往拉萨劝和的格达活佛毒害于昌都，关闭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大门。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十八军在张国华、谭冠三、王其梅等指挥下，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于10月6日发起了昌都战役，至24日战役结束，此役歼灭藏军5700余人，解放了昌都、类乌齐、丁青、八宿、江达等广大地区，而且争取了藏军九代本格桑旺堆率部起义，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昌都地区的解放和各方面工作的展开。为和平解放西藏打下了基础
1950年10月24日，父亲到达昌都。他耐心地向僧俗上层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的十条政策，希望他们在团结爱国的道路上，和全体藏族人民一道为建设西藏作出贡献。他不仅从政治上启发教育他们，而且从生活上关心、照顾他们。昌都虽然是西藏的名城。但在当时，云南坝所有的建筑只有一座不大的二层小楼和附近的一排小房子。父亲把这些楼房统统让给藏族僧俗上层人士居住，自己坚持睡帐篷。他和其他解放军领导同志常用自己磨的粗糌粑充饥，有时煮青稞、豌豆下肚，而把从内地带来的大米、饼干、罐头以及酥油、鲜肉等食品送给藏族僧俗上层人士食用。阿沛·阿旺晋美坐骑的金鞍银镫在昌都战役中丢失了，父亲知道后，立即下令追查，找回后完好地奉还给阿沛·阿旺晋美。对于那些不愿在昌都，而愿回拉萨或自己家乡的人士，走时还发给路费。这一系列的行动，使藏族僧俗上层人士深受感动。不少人开始和解放军谈心。在此基础上，父亲和其他领导同志进一步向他们宣传和平解放西藏的十条政策，从而稳定了昌都地区的局势，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1950年9月，中共昌都工作委员会成立，父亲兼任书记，委员有吴忠、阴法唐、平措旺阶、陈竞波。以后又增加惠毅然为第一副书记，并确定平措旺阶为第二副书记。1950年12月27日至1951年1月2日，召开了昌都地区第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父亲当选为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主任。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他提议选举西藏僧俗上层人士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等为副主任。委员会虽然是一个带统战性质的政权机构，却完全体现了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委员会委员35人，汉族干部12人，其余23人全为藏族干部。原宗本以上的军政官员基本上都得到了安置。在7名藏族副主任中，中上层人士占6名，体现了藏族为主的原则。这种格局对西藏各个阶层，特别是爱国力量和中间力量是一种鼓舞，他们觉得只有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争取西藏和平解放，西藏才有出路，才有前途，使亲帝分裂主义分子更加孤立。
昌都是武装解放的地区，但没有像内地那样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实行军管。而是组成由各界代表参加的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它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过渡阶段的政权机构，直接受政务院领导，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后，改由国务院领导。一个地区的政权，直接受政务院领导，这在全国来讲，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仅从这一点，一方面可以看到当时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有关问题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说明昌都地区在当时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昌都后来又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昌都警备区。父亲被任命为政委。父亲成为当年昌都地区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之一，肩负着重要责任。
在中共昌都工委(后改为分工委)及昌都解放委员会的领导下，昌都地区认真贯彻执行了政务院的法令和政令，开办了学校、医院，开展了开荒、种菜、植树等生产活动。昌都地区的解放和各方面工作的展开，为和平解放西藏打下了基础。不久，西藏地方政府派出和谈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中央 专门走访父亲，十分重视并采纳了父亲的修改意见。父亲每到一地工作之余，就上街购书或借书，就连探家在北京时，也常领着孩子跑书店、逛书摊。他藏书很多，有的同志和他开玩笑说：“您的书可以开个小图书馆了。”父亲不仅自己爱学习，爱读书，而且也严格要求在身边工作的同志要认真读书和学习。在父亲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在文化程度和理论水平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父亲平时较为严肃，对人对己极为严格，而且性格容易急躁，有时他自己也意识到“容易产生急躁情绪，以致影响干部间关系”。因而，有部分同志对他有些惧怕。但是。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光明磊落、以诚待人的作风，一直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称赞和尊敬。
1965年春节，我和父亲在一起生活10多天，这是我和父亲待在一起最长的时间
作为他的大女儿。1949年1月，刚好农历大年三十，我出生在河南鄢陵。我出生后八天，父亲就随部队南下。全国解放以后，十八军驻防川南。父亲被任命为泸州军管会主任。他给我母亲王先梅写信讲：我们已到四川，现在可以在川南安家了。母亲便带着已满一岁的我跟着王兴友同志边打(国民党残匪)边走，匆匆赶到四川乐山十八军军部。没想到情况已发生重大变化，中央决定十八军进军西藏。欢聚只有八天，父亲就奉命进藏，母亲王先梅将我送到十八军后方办事处唐场保育院后，也追随父亲领导的先遣部队进藏了。
1953年5月，父亲去重庆西南军区开会，路经成都去保育院看我，我说他不是我爸爸，他是解放军叔叔，父亲心痛地把我紧紧搂在怀里。我与父亲最早的接触就是这两个八天。父母在边疆，我们十八军的孩子们就全托在保育院和学校，对父母的思念伴随着我们的成长。自我记事起，我父亲除每年来北京开会在周末和我见一面外，很少见面。只有一次父亲带我和弟弟、妹妹到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给我买了一件外衣和一双皮鞋。到家后正好老战友金绍山烈士的两个儿子金谦和金逊来家里看他，他把自己穿的皮鞋送给金谦，让我把脚上才穿了半个小时的皮鞋脱下送给了金逊。1965年春节，父亲在成都开会，我正好放寒假去看他，在一起生活有10多天，这是我和父亲待在一起最长的时间。我从小到大，没有因父母不在身边照顾我而抱怨他们。我知道他们是为国家和人民保卫边防，我以他们为荣。
自1950年昌都解放，到1962年调西藏军区和中共西藏工委工作，父亲前后在昌都战斗和工作了近12年，他将自己的身心和热情都投入到昌都解放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中。父亲先任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成立后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曾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日子里，父亲遭受厄运，多次受到残酷的批判斗争。1967年3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制造了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对父亲的批斗更加残酷，尽管得到周恩来多次保护，仍未幸免。1967年8月15日，父亲在北京含冤逝世，终年53岁。1978年“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得到平反。
父亲去世时，我母亲才43岁。她1938年参加革命，14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随父亲的先遣部队进藏，是第一批进藏的女兵，参加了昌都战役。1951年再随父亲的先遣队进拉萨。1953年随父亲返回昌都。前后在吕都工作了12年。1964年因心脏病调回北京工作。父亲蒙冤去世后，母亲带着未成年的我们姐弟几人，政治上、生活上都承受着巨大压力。当年幼小的我们，上街捡过菜叶，拾过煤核。我们的生活全靠母亲的工资，母亲还要为我们几个大孩子准备下乡插队的物品。为了请求西藏党组织落实周恩来给我们这些孩子发生活费的批示，我在朋友的帮助下扒火车到成都，住在同是“黑帮”，被打倒的四川省委原书记杨超的女儿家里，四个人睡一张大床。不久就不能住了，在求助无门时。是父亲的战友顾草萍叔叔安排我住进川办招待所，给我食堂饭票，还给了我五块钱，那时五块钱能生活一个月，我拿到钱就哭了。直到今天，我都说顾草萍叔叔是我们全家的恩人。我还曾去内蒙古插队，回京探亲时母亲已下放于校，弟弟去了母亲老家安徽农村，两个小妹寄养在四川亲戚家，也是东躲西藏。北京的家已被封门，我无处投宿而流浪街头。在那不堪回首的年代，我们历尽艰辛，受尽磨难。
197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隆重举行了由李先念主持的为王其梅平反昭雪追悼大会。在会上，胡耀邦致悼词说：“王其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我军优秀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在解放西藏、建设西藏、保卫边疆的事业中作出了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