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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司老总来说，人类学似乎是一个很时髦的概念；对于管理学家来说，人类学似乎同工商管理没有多少直接关联；然而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人类学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学科。但是，成熟不等于没有争论，在人类学的发展中，一直存在着两个方向，一个叫做体质人类学，一个叫做文化人类学，这两个方向经常打架。概括起来，体质人类学特别推崇科学，本身也已高度科学化，而文化人类学则推崇人文，没有多少“科学气息”。在著名的斯坦福大学，这两类学者就合不到一起，曾经导致他们的人类学系分家，“科学家”和“非科学家”分道扬镳，各干各的。但是，这种偏见对于学科的全面发展毕竟不是好事，而且在外人眼里也不好看，于是，分家闹腾了十来年，最后又重新整合到一起。观察人类学内部的这种分歧，对于改变企业管理思维不无启示。
上世纪50年代，英国的C.P.斯诺进行了《两种文化》的讲演。作为财政部公务员和小说家的斯诺，敏锐地感受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隔阂，认为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经分裂为两个极端集团：一极是文学家（狭义的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尤其是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小说家的东西，物理学家是不看的，而物理学家的东西，小说家看不懂。文学家认为科学家过于乐观、浅薄，缺乏人文底蕴；科学家认为文学家短视、反智，看不到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光明前途。在文学家眼里，科学家是文盲加上技术偏执；在科学家眼里，文学家是科盲加上杞人忧天。即便互相之间照顾到面子不说得那么决绝，也是一种指尖碰触一下帽沿的礼貌，而不可能形成敞开心扉的交流。两种文化的冲突已经严重影响到人类的发展。科幻小说《侏罗纪公园》作者是科学家，他对科学的反省使他转向文学，并通过小说表达了对人文缺失、科学一枝独秀的担忧。
关于人文和科学两种文化的冲突，已经有不少人在进行研究。但是，从两种文化冲突角度来观察管理思想的发展演变，似乎还很少有人注意。如果我们把斯诺的看法移植到工业革命以来的管理领域，就会发现，管理思想的演变，正是在两种文化的张力推动下，或者说是两种文化的互相牵制和矫正下，推动着管理理论的发展。
在工业社会之初，以自己的天才和良知来推动管理思想探索的，有两个非常杰出的人物。一个是英国的数学大师巴贝奇，他试图把各种数学方法用在刚刚兴起的机器工业生产管理中，写出了《论机器制造业的节约》。另一个是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他在自己的纺织厂热心实验，用人道主义的关怀改进对工人的管理手段。由此，奠定了管理学发展的两条路线：一条是科学化路线，另一条是人文化路线。两条路线似乎根本没有相交，然而，在他们身后，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两条路线在向未来的延展中，不管哪一条，只要单兵突进发展迅速，另一条就会产生一种矫正效应。表面上的不相交，却在事实上互相把对方拉到自己影响力所及的范围内。尽管二者的基本倾向是互相排斥对方，却正是因为排斥而产生引力，从而调整着管理学的发展方向。
古典管理学诞生之初，泰罗和法约尔可以称为管理理论的“双子星座”。工程师出身的泰罗高举科学的大旗，他的宗旨就是以科学取代经验，在他的努力下，企业管理从生产流程到组织结构，一切都要以科学为依据，一切都要服从科学，管理思想取得了划时代的进展。然而，同样是工程师出身却更重视经验归纳的法约尔，对管理的认识与泰罗截然不同。他以自己的高层体验和丰富的实践总结，特别重视管理中的人文因素。他所归纳出的“五大管理要素”和“十四条管理原则”，处处渗透着一种智慧的洞察。对于管理活动，他很少谈到科学派挂在嘴上的“最优”，而更强调“恰到好处”和“微妙”。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泰罗和法约尔是完全不一样的。法约尔为了消除人们的误会，强调自己同泰罗并不对立，但是，他也承认他同泰罗的方法不一样，正是这种方法不一样，决定了法约尔同泰罗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比较一下泰罗和法约尔对待数学的不同态度，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两人的区别。泰罗推崇数量方法，他的标志就是秒表，他的拿手好戏是“精确测定”；而法约尔不大提起数学，恰恰相反，在号召管理教育进大学课堂时，法约尔特别指出，大学里高等数学太多了，招生时对数学的强调过头了，“预备课也特别重视数学，而且预备课里几乎谈不到学习文学、历史与哲学”。法约尔甚至直截了当地说：“长期的个人经验使我懂得，高等数学对管理企业是没有用的，采矿工程师与冶金工程师几乎从来用不到它。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高等学校的学生被迫进行漫长无用的数学学习，而同时又有很多必要的东西应该学习却没有学习。”（《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正是法约尔对数学方向的背离，才使得他所创立的管理学理论框架得以呈现出浓厚的人文色彩。
经济大危机冲击下，管理学经历了从古典向现代的演变。揭纛现代管理的领军人物是巴纳德，而巴纳德恰恰是一个知识结构上严重偏科的人物。他的语言天赋非常人能及，他的音乐才能足以安身立命，然而他的自然科学和数学知识严重缺乏，并因为缺乏科学学分而未能从哈佛毕业。在他统领贝尔公司期间，因为他那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对失业者的同情，对志愿活动的热爱，使他赢得了极大的社会声誉，领导公司从经济大萧条中走了出来，然而，他不重视利润，不关心财务数据。当其他电话公司都采用了自动交换机时，他还坚持人工接线，因为温柔的女中音要比冷冰冰的拨号音更好听。但是，接线员在经济危机中，会因为巴纳德不裁员的承诺而感动，但在经济正常后，却会因为工资过低而恼火。正因如此，巴纳德在管理的人本理念、协作本质等方面有着深刻的洞见，开创了现代管理学思想体系，然而在财务和赢利方面却十分薄弱。他自己说过：“我是在把对经济理论和经济的关心退到第二位的——虽然是不可或缺的——地位上的时候，才开始理解到了组织以及那里的人类行为。”这句话固然可以作为巴纳德把人本放在效率之上的证据，同时也反映出他的软肋。对巴纳德的这种偏向，他的理论继承人西蒙进行了出色的矫正。西蒙在观念上完全接受了巴纳德的理论，而在方法上却彻底走向科学方面。西蒙自己认为，他并不是管理学家，而是科学家。正是数理领域的高深造诣，使西蒙成为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专家，并获得了图灵奖。西蒙一直强调，社会科学要发展，就得追求自然科学式的严密性和精确性。西蒙对从法约尔到古立克那种“管理谚语”的批判，对“管理原则”的放弃，处处表现出自然科学式的努力。西蒙的这种努力，不动声色地矫正了巴纳德的理论方向。当日本学者占部都美等人断言“所谓现代管理学，就是巴纳德—西蒙理论”时，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二人，实际上也是互相矫正的。 当代管理学中，依然存在着科学与人文的冲突和矫正。名声极大的德鲁克，完全不用数学方式，甚至极少使用数据说明问题。在德鲁克的著作中，处处渗透着一种人文精神，却基本上没有类似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子。尽管德鲁克并不排斥科学，更不反对科学，但是，他对管理的界定，始终没有向自然科学靠拢的迹象，甚至社会科学常见的问卷调查之类手法，德鲁克也一概不用。他的所有观点，富有见地，却很难用科学方法“实证”。很多人都认为，学院派对德鲁克的排挤，是“有眼不识金镶玉”，讥之以忌妒心理和小肚鸡肠。但从学院派的角度看，如果对德鲁克的各种说法进行数学式的求证，确实有可能发现瑕疵。所以，学院派认为德鲁克不是学者而是“记者”，不仅仅是因为德鲁克来到新大陆时的身份是《金融时报》派出人员，而且很可能是因为他的文章风格非学术化。德鲁克对学院派不服气的地方，也不在于要争得一个学者头衔，而是要把自己的写作同新闻报道区别开来。所以德鲁克强调他是作家而不是记者。如果把德鲁克的著作同学院派的著作（如迈克尔·波特）相比较，就不难看出，德鲁克更偏向于人文，学院派更偏向于科学。然而，德鲁克的存在，对于学院派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幸事。正是德鲁克（包括与德鲁克类似的一批人）的研究，时时在敲打着学院派，使他们不至于在数学模型的道路上走得过远，以致于同企业实践完全脱节。而学院派那些充满了公式和模型的论文专著，也反过来对德鲁克式的洞见进行着各种科学化检验，防止其偏离科学。
上述现象，勾勒了管理思想发展的大致轨迹，细究起来，就这一主题，可以进行十分具体的探究。例如，即便在泰罗的科学管理团队中，具有人文倾向而且对泰罗形成一定矫正的也大有人在。像泰罗的密友甘特，两人的合作中也经常争论，而其争论的焦点，往往与科学与人文两种倾向有关。同样是工程师出身，甘特更注意人的因素，泰罗则抱怨甘特的某些做法不够精确严密（如关于效率工资，泰罗的差别计件工资制力求精确，却难以实施，甘特的任务加奖金制不够严密，却便于推行。细论起来，在管理实践中的普及程度，反而是甘特的方法更实用更常见）。再如，西蒙的科学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同西蒙合作的密友马奇，却更倾向于人文追求。在马奇同西蒙合作的《组织》一书中，几乎完全被西蒙的科学倾向同化，而在马奇自己的课程中，却偏爱用小说和电影作为教材，试图把管理教学和研究拉向人文一边。再具体一点，同样是研究组织学习的阿基里斯和圣吉，阿基里斯就立足于对组织学习给出逻辑和模型化解释，而圣吉则突出领悟和人文化操作。类似现象，在管理学界比比皆是。
毋庸讳言，在管理研究领域，直到今天，科学和人文缺乏对话，互不理解，甚至互相抵牾的现象依然存在，而且有时还相当严重。在中国，“文科傻妞”和“理科呆瓜”的戏称，不正是科学和人文对立的映射吗？尽管笔者很厌恶这种标签语言中的轻浮、浅薄和妄自尊大，但正是这种缺乏尊重和理解的语言，反映出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对立，在中国同样严重，甚至更严重。即便是十分严肃的学术性对话，那种认为人文研究“不是学问”，或者认为数理研究“没有价值”的偏见，也屡屡可见。重视这种对立，走出这种对立，是管理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撇开具体研究，从整体看，管理学在发展走向上，当今恐怕以科学化为主流。如果我们把判断标准简化一下，以对待数学方法的态度为基准，不难看出，科学倾向的研究往往偏爱数学方法，而人文倾向的研究往往不用或者少用数学方法。近些年来的管理学研究成果，不用详细统计也可断言，数量化、模型化方法的比例越来越大（经济学比管理学这种倾向更严重）。但是，如果回顾管理思想的历史，也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即真正提出某种理论，得到学界的广泛引用，在实践中产生了巨大效应的研究成果，往往不是数理研究做出来的。包括那些习惯使用数学方法的学者，也会感受到这一点。提出弱连带理论的格兰诺维特，面对越来越细密的量化分析，曾经很自信地说，对于他的研究，直观性的认知就已经足够。因此，当从事管理实践的经理们都不看数理研究文章时，当模型建构已经变成学界自娱自乐的玩具时，呼吁管理学研究向人文的回归，通过人文研究追溯管理的意义，调整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从这一角度看，人类学之于管理变革，实际是矫正管理思想发展方向的呼喊。不言而喻，这种引导是文化人类学的引导。或许，通过文化人类学，可以在管理研究的学院派和实践派之间，架起一座新的桥梁。
上世纪50年代，英国的C.P.斯诺进行了《两种文化》的讲演。作为财政部公务员和小说家的斯诺，敏锐地感受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隔阂，认为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经分裂为两个极端集团：一极是文学家（狭义的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尤其是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小说家的东西，物理学家是不看的，而物理学家的东西，小说家看不懂。文学家认为科学家过于乐观、浅薄，缺乏人文底蕴；科学家认为文学家短视、反智，看不到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光明前途。在文学家眼里，科学家是文盲加上技术偏执；在科学家眼里，文学家是科盲加上杞人忧天。即便互相之间照顾到面子不说得那么决绝，也是一种指尖碰触一下帽沿的礼貌，而不可能形成敞开心扉的交流。两种文化的冲突已经严重影响到人类的发展。科幻小说《侏罗纪公园》作者是科学家，他对科学的反省使他转向文学，并通过小说表达了对人文缺失、科学一枝独秀的担忧。
关于人文和科学两种文化的冲突，已经有不少人在进行研究。但是，从两种文化冲突角度来观察管理思想的发展演变，似乎还很少有人注意。如果我们把斯诺的看法移植到工业革命以来的管理领域，就会发现，管理思想的演变，正是在两种文化的张力推动下，或者说是两种文化的互相牵制和矫正下，推动着管理理论的发展。
在工业社会之初，以自己的天才和良知来推动管理思想探索的，有两个非常杰出的人物。一个是英国的数学大师巴贝奇，他试图把各种数学方法用在刚刚兴起的机器工业生产管理中，写出了《论机器制造业的节约》。另一个是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他在自己的纺织厂热心实验，用人道主义的关怀改进对工人的管理手段。由此，奠定了管理学发展的两条路线：一条是科学化路线，另一条是人文化路线。两条路线似乎根本没有相交，然而，在他们身后，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两条路线在向未来的延展中，不管哪一条，只要单兵突进发展迅速，另一条就会产生一种矫正效应。表面上的不相交，却在事实上互相把对方拉到自己影响力所及的范围内。尽管二者的基本倾向是互相排斥对方，却正是因为排斥而产生引力，从而调整着管理学的发展方向。
古典管理学诞生之初，泰罗和法约尔可以称为管理理论的“双子星座”。工程师出身的泰罗高举科学的大旗，他的宗旨就是以科学取代经验，在他的努力下，企业管理从生产流程到组织结构，一切都要以科学为依据，一切都要服从科学，管理思想取得了划时代的进展。然而，同样是工程师出身却更重视经验归纳的法约尔，对管理的认识与泰罗截然不同。他以自己的高层体验和丰富的实践总结，特别重视管理中的人文因素。他所归纳出的“五大管理要素”和“十四条管理原则”，处处渗透着一种智慧的洞察。对于管理活动，他很少谈到科学派挂在嘴上的“最优”，而更强调“恰到好处”和“微妙”。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泰罗和法约尔是完全不一样的。法约尔为了消除人们的误会，强调自己同泰罗并不对立，但是，他也承认他同泰罗的方法不一样，正是这种方法不一样，决定了法约尔同泰罗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比较一下泰罗和法约尔对待数学的不同态度，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两人的区别。泰罗推崇数量方法，他的标志就是秒表，他的拿手好戏是“精确测定”；而法约尔不大提起数学，恰恰相反，在号召管理教育进大学课堂时，法约尔特别指出，大学里高等数学太多了，招生时对数学的强调过头了，“预备课也特别重视数学，而且预备课里几乎谈不到学习文学、历史与哲学”。法约尔甚至直截了当地说：“长期的个人经验使我懂得，高等数学对管理企业是没有用的，采矿工程师与冶金工程师几乎从来用不到它。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高等学校的学生被迫进行漫长无用的数学学习，而同时又有很多必要的东西应该学习却没有学习。”（《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正是法约尔对数学方向的背离，才使得他所创立的管理学理论框架得以呈现出浓厚的人文色彩。
经济大危机冲击下，管理学经历了从古典向现代的演变。揭纛现代管理的领军人物是巴纳德，而巴纳德恰恰是一个知识结构上严重偏科的人物。他的语言天赋非常人能及，他的音乐才能足以安身立命，然而他的自然科学和数学知识严重缺乏，并因为缺乏科学学分而未能从哈佛毕业。在他统领贝尔公司期间，因为他那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对失业者的同情，对志愿活动的热爱，使他赢得了极大的社会声誉，领导公司从经济大萧条中走了出来，然而，他不重视利润，不关心财务数据。当其他电话公司都采用了自动交换机时，他还坚持人工接线，因为温柔的女中音要比冷冰冰的拨号音更好听。但是，接线员在经济危机中，会因为巴纳德不裁员的承诺而感动，但在经济正常后，却会因为工资过低而恼火。正因如此，巴纳德在管理的人本理念、协作本质等方面有着深刻的洞见，开创了现代管理学思想体系，然而在财务和赢利方面却十分薄弱。他自己说过：“我是在把对经济理论和经济的关心退到第二位的——虽然是不可或缺的——地位上的时候，才开始理解到了组织以及那里的人类行为。”这句话固然可以作为巴纳德把人本放在效率之上的证据，同时也反映出他的软肋。对巴纳德的这种偏向，他的理论继承人西蒙进行了出色的矫正。西蒙在观念上完全接受了巴纳德的理论，而在方法上却彻底走向科学方面。西蒙自己认为，他并不是管理学家，而是科学家。正是数理领域的高深造诣，使西蒙成为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专家，并获得了图灵奖。西蒙一直强调，社会科学要发展，就得追求自然科学式的严密性和精确性。西蒙对从法约尔到古立克那种“管理谚语”的批判，对“管理原则”的放弃，处处表现出自然科学式的努力。西蒙的这种努力，不动声色地矫正了巴纳德的理论方向。当日本学者占部都美等人断言“所谓现代管理学，就是巴纳德—西蒙理论”时，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二人，实际上也是互相矫正的。 当代管理学中，依然存在着科学与人文的冲突和矫正。名声极大的德鲁克，完全不用数学方式，甚至极少使用数据说明问题。在德鲁克的著作中，处处渗透着一种人文精神，却基本上没有类似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子。尽管德鲁克并不排斥科学，更不反对科学，但是，他对管理的界定，始终没有向自然科学靠拢的迹象，甚至社会科学常见的问卷调查之类手法，德鲁克也一概不用。他的所有观点，富有见地，却很难用科学方法“实证”。很多人都认为，学院派对德鲁克的排挤，是“有眼不识金镶玉”，讥之以忌妒心理和小肚鸡肠。但从学院派的角度看，如果对德鲁克的各种说法进行数学式的求证，确实有可能发现瑕疵。所以，学院派认为德鲁克不是学者而是“记者”，不仅仅是因为德鲁克来到新大陆时的身份是《金融时报》派出人员，而且很可能是因为他的文章风格非学术化。德鲁克对学院派不服气的地方，也不在于要争得一个学者头衔，而是要把自己的写作同新闻报道区别开来。所以德鲁克强调他是作家而不是记者。如果把德鲁克的著作同学院派的著作（如迈克尔·波特）相比较，就不难看出，德鲁克更偏向于人文，学院派更偏向于科学。然而，德鲁克的存在，对于学院派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幸事。正是德鲁克（包括与德鲁克类似的一批人）的研究，时时在敲打着学院派，使他们不至于在数学模型的道路上走得过远，以致于同企业实践完全脱节。而学院派那些充满了公式和模型的论文专著，也反过来对德鲁克式的洞见进行着各种科学化检验，防止其偏离科学。
上述现象，勾勒了管理思想发展的大致轨迹，细究起来，就这一主题，可以进行十分具体的探究。例如，即便在泰罗的科学管理团队中，具有人文倾向而且对泰罗形成一定矫正的也大有人在。像泰罗的密友甘特，两人的合作中也经常争论，而其争论的焦点，往往与科学与人文两种倾向有关。同样是工程师出身，甘特更注意人的因素，泰罗则抱怨甘特的某些做法不够精确严密（如关于效率工资，泰罗的差别计件工资制力求精确，却难以实施，甘特的任务加奖金制不够严密，却便于推行。细论起来，在管理实践中的普及程度，反而是甘特的方法更实用更常见）。再如，西蒙的科学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同西蒙合作的密友马奇，却更倾向于人文追求。在马奇同西蒙合作的《组织》一书中，几乎完全被西蒙的科学倾向同化，而在马奇自己的课程中，却偏爱用小说和电影作为教材，试图把管理教学和研究拉向人文一边。再具体一点，同样是研究组织学习的阿基里斯和圣吉，阿基里斯就立足于对组织学习给出逻辑和模型化解释，而圣吉则突出领悟和人文化操作。类似现象，在管理学界比比皆是。
毋庸讳言，在管理研究领域，直到今天，科学和人文缺乏对话，互不理解，甚至互相抵牾的现象依然存在，而且有时还相当严重。在中国，“文科傻妞”和“理科呆瓜”的戏称，不正是科学和人文对立的映射吗？尽管笔者很厌恶这种标签语言中的轻浮、浅薄和妄自尊大，但正是这种缺乏尊重和理解的语言，反映出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对立，在中国同样严重，甚至更严重。即便是十分严肃的学术性对话，那种认为人文研究“不是学问”，或者认为数理研究“没有价值”的偏见，也屡屡可见。重视这种对立，走出这种对立，是管理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撇开具体研究，从整体看，管理学在发展走向上，当今恐怕以科学化为主流。如果我们把判断标准简化一下，以对待数学方法的态度为基准，不难看出，科学倾向的研究往往偏爱数学方法，而人文倾向的研究往往不用或者少用数学方法。近些年来的管理学研究成果，不用详细统计也可断言，数量化、模型化方法的比例越来越大（经济学比管理学这种倾向更严重）。但是，如果回顾管理思想的历史，也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即真正提出某种理论，得到学界的广泛引用，在实践中产生了巨大效应的研究成果，往往不是数理研究做出来的。包括那些习惯使用数学方法的学者，也会感受到这一点。提出弱连带理论的格兰诺维特，面对越来越细密的量化分析，曾经很自信地说，对于他的研究，直观性的认知就已经足够。因此，当从事管理实践的经理们都不看数理研究文章时，当模型建构已经变成学界自娱自乐的玩具时，呼吁管理学研究向人文的回归，通过人文研究追溯管理的意义，调整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从这一角度看，人类学之于管理变革，实际是矫正管理思想发展方向的呼喊。不言而喻，这种引导是文化人类学的引导。或许，通过文化人类学，可以在管理研究的学院派和实践派之间，架起一座新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