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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余华长篇小说《文城》体现出其创作风格的持续转向。他将目光延伸到一个世纪之前的蛮荒时代，展现了主人公在乱世中刻骨铭心的寻爱之旅以及荡气回肠的正义之战。如果说《兄弟》的问世标志着余华创作风格中那种冷酷与血腥的盛极而衰，《第七天》表明他尝试寻找创作上的突破而最终草草收场的话，那么，《文城》的出现则意味着他开始回归到人物与故事的深层之中，去发掘那些普通人之间的爱与背叛、温情与信义。
关键词：余华 《文城》 寻找 温情
从余华新世纪以来的作品来看，早期创作中那种“余华式”的写作风格在此时发生了较大转变，其中最明显的转变就是他在小说中融入的温情因素越来越多，使笔下的故事不再那样冰冷可怖。虽然这种温情并没有达到热烈的程度，但这种转变对余华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第七天》还是《文城》，小说中的血腥场面不再那么凄惨，他对死亡的处理也不再使人读起来会引起生理不适。与此相应，他在作品中寻找人性中真善美的审美价值取向愈发明显。
一、他乡亦有温情
在《文城》中，溪镇对于林祥福来说无疑是“他乡”，在“他乡”发掘出本地人与“异乡人”之间的温情，足见余华试图在小说中建构温情的意图之迫切。
小说中的林祥福只身来到溪镇，凭借着出色的木匠手艺在溪镇扎根，并且与同样是“异乡人”的陈永良一家人开了木器社，拥有了自己的产业。林祥福与陈永良一家接近的过程之简短，情感关系建立之迅速，几乎超出以往所有作品。小说中是这样描述林祥福抱着女儿来到陈永良家时的场景：
林祥福沒有像往常那样在孩子吃饱以后起身离去，陈永良的真诚和李美莲的热情让他坐了很长时间，这是他在溪镇雪冻时第一次感受到这样的情绪。他走进过不少人家，死气沉沉的气氛让林祥福觉得雪冻渗透进所有人的家中，可是在陈永良这里，雪冻被关在了门外。a
当他受到“命运的暗示”再次回到陈家时，“他敲开陈永良的家门，还没有说话，陈永良就将林祥福拉了进去。李美莲接过婴儿，解开衣服给孩子喂奶。陈永良和李美莲没说一句话，似乎林祥福应该回到这里”b。在随后的描写中，两家人之间的温情已经到了接近亲情的程度。所以当李美莲得知土匪将林百家绑走之后，她没有犹豫就让儿子陈耀武去替换林百家，而陈耀武非但没有胆怯，反而在与土匪的讨价还价中表现出了冷静与机智的一面。从这里可以看出上一辈人的善良与勇敢在下一辈人的身上得到了继承，这种情节处理方式无疑包含了作者对普通人之间互助友爱的由衷赞叹。
这种温情不仅存在于林祥福、陈永良之间，也存在于林、陈与溪镇本地人之间。他们与溪镇人之间的交往随着木器社的开张拉开了序幕。当陈永良一家和林祥福他们乔迁新居时，以往那些受到过他们帮助的本地人通通过来帮忙的场景不可谓不壮观：
这一天，二十多个邻居陆续走来，这些说话时语调飞快的男人和女人，嬉笑地挤进屋门，风卷残云似的搬空了陈永良的家。他们每人搬起一物，三个孩子也被他们抱到了手上，后来的几个人看看实在没有什么可搬了，就追上去搭一把手。这些人浩浩荡荡走在街上，后面跟着更多的孩子，来到街道东边的那两排新盖的楼房。尾随在后的李美莲眼睛湿润，这位历经漂泊之苦的女人，终于在这一天感到今后的生活有了根基，她对走在前面的陈永良说：“这么多人来帮忙，做人是做到头了。”c
而林祥福的女儿林百家与溪镇商会会长顾益民的两个女儿顾同思、顾同念从小便在一起读书，后来又同在上海的中西女塾上学。这种温情将来自他乡的林祥福、陈永良与溪镇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地域之别消融在了人间温情之中。在这里，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普通人之间的温情互助，也能看到作者朴素的善恶观念的流露。顾益民的大儿子顾同年从小顽劣不堪，最后稀里糊涂地被“一位上海来的妙龄女子”卖到澳洲做劳工；张一斧将林祥福残忍杀害，而后又被陈永良用同样的方式杀死，这类描写中不无古典文学传统的善恶轮回的文化基因，大大拓展了小说的内在意蕴。
尽管作者在叙述战乱和自然灾害以及由此带来的死亡时，延续了此前一贯的冷峻笔调，娓娓道来，并不夹带强烈的主观情感（如在写到土匪折磨溪镇的“人票”时对细节的描写；张一斧屠村时的凶残；“汪庄激战”时的血腥场面等）。但这种冷峻的背后却分明透露出深刻的悲凉气息，这就使得文本内部充满了两股对比强烈的张力：一方面是土匪横行以及兵荒马乱给人们带来的无尽创痛，另一方面则是乱世中普通人之间的温情互助。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四处逃窜的北洋军即将到溪镇时，溪镇人纷纷拖家带口逃往“万亩荡”，陈永良一家和林祥福父女也打算避一避。但是由于被土匪绑票的陈耀武还没有回来，两家的大人纷纷提出要留下来等陈耀武回家。在大敌当前的危急时刻仍然能够保持这种舍己为人的品格，显然已经超越了具体的时空，在某种程度上彰显出了人性善的一面。
杨庆祥指出，《文城》在“人物关系设定上的非血缘性，这是从《许三观卖血记》《兄弟》以来余华人物关系设定的重要模式，通过这一模式，余华写出了更高级的亲密关系”d。这种“更高级的亲密关系”实际上是指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友谊。在《文城》中，林祥福在溪镇与同样来自“异乡”的陈永良一家快速建立起了堪比兄弟之情的友谊；陈永良与土匪“和尚”“不打不相识”，干脆结拜为兄弟。另外，诸如陈耀武、陈耀文兄弟与林百家之间，顾同思、顾同念姐妹与林百家之间的友谊；田氏兄弟与林祥福之间的主仆之情；林祥福与顾益民之间的亲家关系，等等，无不充满温情，这也构成了这部小说重要的情感底蕴。
二、对比中的理解与同情
毫无疑问，小说中充满了对比，尤其是溪镇人与“异乡人”之间的对比，将各类人物的高低优劣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这种对比在作品中并没有演变成双方之间的激烈对抗，而是将这种高低优劣视为生活原本应有的多元面貌，最后在娓娓道来之中表达了对芸芸众生在战乱中表现出的怯懦与苟且以及各自为战的同情与理解。
溪镇首任民团首领朱伯崇以及他带领的那些“独耳民团”的士兵与悍匪张一斧对抗的英勇事迹与后来溪镇商会会长顾益民被俘之后不惜以溪镇民团全部武装力量为代价只求免于一死的怯懦所形成的对比不可谓不强烈；“异乡人”陈永良和林祥福在面对天灾人祸时的镇定与溪镇人的各自为战之间的对比不可谓不发人深省。与林祥福、陈永良、朱伯崇这些“异乡人”相比，溪镇人一有风吹草动便打点行装、扶老携幼地准备逃难。无论是北洋军的到来，还是土匪的侵扰，溪镇人都像一盘散沙一样大难来临各自飞。这种对比十分明显地衬托出了两种不同的人物形象：一面是勇于面对灾难的“异乡人”，一面则是各自为战的溪镇人。 如果说土匪的不断侵扰和溃败的北洋军是给溪镇百姓带来一次次灾难的外部力量，那么，溪镇商会的外强中干以及以顾益民为首的民团的形同虚设则是导致溪镇后患无穷的内部原因：“自从顾益民被绑票以后，溪镇天黑就关闭城门，那些个守卫城门的民团士兵生财有道了，逃跑的人家只要悄悄塞上钱，守城的士兵就会打开城门放他们出去。”e两相对照，读者不禁会为朱伯崇他们这些曾经为了保卫溪镇而浴血奋战直至牺牲的人感到惋惜。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异乡人”陈永良和林祥福在大敌当前时反而表现出了舍己为人的宝贵品质。陈永良在危急关头解救了溪镇商会会长顾益民，并且在张一斧“屠村”之后，“陈永良站在墓碑前对村民们说：‘既然苟且偷生不能，那就与张一斧土匪决一死战。’”f而当林祥福对顾益民被杀的消息信以为真时，“林祥福眼睛血红了，他看着张一斧，血红的目光仿佛钉子一样钉住了张一斧”g。随后他从土匪手中夺刀两度刺向张一斧，虽然刺杀失败，但他至死没有表现出丝毫畏惧，甚至死后“仍然站立”，“微张着嘴巴眯缝着眼睛像是在微笑”，凛然大义的姿态跃然纸上。
即便是溪镇周边“万亩荡”里的村民也比溪镇人更有正义感。当陈永良发现被张一斧绑票的人是溪镇商会会长顾益民时，他找准时机，“悄悄将村里有威望的长者召集到一起，明确告诉他们，不管什么后果，他都要营救顾益民，齐家村的长者赞成陈永良，他们说：‘别说是溪镇商会会长顾益民了，即便是其他人家的人票，也岂能见死不救。’”h尽管溪镇人在朱伯崇率领“独耳民团”誓死捍卫溪镇时受到了感召，“溪镇一些胆大的年轻人爬上屋顶观战，看见民团士兵英勇奋战，死守城门。这些年轻人不由热血沸腾，他们从屋顶上下来，在溪镇的大街小巷奔走相告。于是更多的人爬上了屋顶，更多的人目睹了民团士兵的壮烈牺牲，又有更多的人奔走相告”。尽管“他们从城墙的缺口洪水般涌了出来，土匪听到震天的喊声，看到乌泱泱扑过来的人群，吓得四散逃去，有些土匪为了让自己跑得更快，丢掉了枪支。那些受伤的土匪和跑得慢的土匪都被追上来的人乱刀砍死、乱棍打死，有一个倒霉的土匪被剪刀活活剪死”。但是，“上千的男人涌向溪镇的南门”时，“里面有些人还背着包裹，他们本来是准备土匪攻进来时逃跑的，现在也喊叫着冲向南门”i。更不用说顾益民被俘之后的懦弱表现与朱伯崇的英勇牺牲、林祥福死时的壮烈之间的差距了。
不过，顾益民以及商会毕竟在历经种种灾难之后，仍旧在溪镇发挥着调节作用，余华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在小说中表达了他对多元化的生活本身的理解和同情。在小说中，对溪镇商会的描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商会在小说中不仅仅是溪镇商户们的组织，它还承担着溪镇日常事务管理的职能。无论是在面对自然灾害（作品中提到的龙卷风、雪冻）时组织民众祭天祈福，还是筹建溪镇的武装力量与邻近村镇订立联防公约，以防土匪及逃兵的侵扰，商会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商会会长顾益民在小说中不仅仅是一个商人的形象，他同时还是溪镇的实际管理者。当纪小美和沈祖强冻死之后，顾益民不仅派人为他们收尸、下葬，还对他们留下的巨额财产进行了合理安排：“顾益民拿出大部分派人送去万亩荡西里村纪家，余下的存放在商会，阿强与小美的后事由此支出，日后派有专人负责沈家墓地，除草添土，清理墓碑，这些费用也由此支出。”j由此可见，虽然顾益民领导的商会也曾因疏忽给溪镇以及周边村镇带来巨大灾难（张一斧在万亩荡齐家村的屠村暴行与顾益民的疏忽有直接关系），但他日后的一系列行为仍起到了维持溪镇正常生活秩序的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余华可谓对故事中的人物做到了“理解之同情”，这种理解与同情分明体现出这部作品审美价值理念层面对温情的侧重。
三、“文城”自在心中
虽说“小说人物的南来北往，勾画出了一片广阔的地域空间，这在余华的小说里是前所未见的”，“但话说回来，如果说写一个世纪體现了余华的写作抱负，写宽阔的地域空间或许并非他刻意为之，而是由故事本身自然而然带出来的”！ 1。进一步说，牵动人物“南来北往”的动力，主要来自人物之间的亲情、友情与爱情。即便是从寓言的层面来说，“文城”与沈祖强那个在京城恭亲王府做事的姨夫一样，是虚无的存在，而由于目标的虚无，重点就转移到了过程上来。换句话说，人物之间的情感才是过程的核心所在。有意思的是，据编辑透露，该书最初的题名是《南方往事》，可见余华并没有刻意突出该书的空间地理的独特性，依旧沿着此前对南方小城镇的书写脉络。因此，与其说余华“在南北合流的叙事中”“建构了一种民族的共同体想象”，倒不如说小说中的“南”与“北”之间的空间距离构成了升华主要人物之间情感牵连的“背景”，就像那个不存在的“文城”一样，是故事情感线索的衬托，而非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城”自在心中。
如果说纪小美和沈祖强辗转于南北之后回到溪镇是必然之举，那么林祥福最后在溪镇落脚也是一种必然。尽管二者最终抵达“文城”（溪镇）的初衷不同（一方是回归，另一方则是寻找），但“文城”最终都成为他们生命中的重要归宿。林祥福最终没能活着回到黄河边上的故乡，他临死前最牵挂的，除了家乡的基业，就是林百家与顾同年的婚事，后一方面显然使他与“文城”产生了有机关联。
不论他们如何迁徙，始终有一条线紧紧将他们联结在一起，那便是骨肉亲情以及挚爱之情。纪小美丢下女儿之后虽然和沈祖强回到了家乡溪镇，但她对女儿的思念却与日俱增。“刚回溪镇的时候，小美有时忍不住会从衣橱里拿出那个红布包裹，打开包裹看到女儿的胎发和眉毛就会泪流满面”，“溪镇有人在深夜时分听到的凄楚哭泣，就是小美在梦里失去女儿的哭声”！ 2。当林祥福来到溪镇时，纪小美对女儿的思念更加真切：“这婴儿衣服和鞋帽与其说是给女儿缝制的，不如说是给她自己缝制的，她是把思念聚集到手指上，聚集到一针一线里，她缝制时根本没有去想女儿是否会穿上它们。”！ 3事实上，纪小美对林祥福的感情是在她真正离开他的时候浮出水面的：“离林祥福越来越远，小美感到自己在林祥福那里留下的越来越多，那是无法带走的，如同喜鹊登梅和狮子滚绣球两块头巾，属于林祥福那里了。”！ 4林祥福最终能够找到真正的“文城”——溪镇——的根本原因同样在于他对挚爱之情的追寻：“漫漫长路有始无终，林祥福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走过了秋季，走入了冬季，他时常陷入沉思里，他的身体前行之时，他的思维却在往回走，当他距离溪镇越远，溪镇在他心里反而越加清晰。”！ 5 對于林祥福来说，他所要寻找的“文城”与其说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倒不如说是一个能让他心安的所在：“在秋风吹落树叶之初，林祥福怀抱女儿离开了溪镇。接下去的三个多月里，林祥福向南而行，继续寻找那个名叫文城的城镇。他沿途打听，还是没有人知道文城。文城在林祥福心中虚无缥缈起来，他仍然南行，越往南走，听到的说话腔调越是古怪，越不像小美和阿强对话时的腔调。他因此终止了旅程，在一座桥上坐了很长时间，仔细回味之后，觉得他去过的城镇里，溪镇最像阿强所说的文城，他意识到阿强所说的文城是假的，阿强和小美的名字应该也是假的。”！ 6然而，阿强和小美的名字虽然不假，但“文城”确实不存在。他对“文城”的寻找既像是一次对虚妄的挑战，又像是一次与命运的赌博：“林祥福说他三日后就要带上女儿去追赶小美，他说已将田地抵押，期限三年，房屋没有抵押，他让田大一家过来住，替他照看房屋。他告诉田大，找到小美后，会给他来一封书信，若两年内没有收到他的书信，那他一定是客死他乡了，这房屋就归他们兄弟所有，田地过了押期之后，会有新的主人。”所以当他将这个计划告诉管家田大时，“田大惊讶地张开大嘴巴，半晌合不拢”！ 7。尽管“总会有一个地方叫文城”，但是，“这个虚无缥缈的文城，已是小美心底之痛，文城意味着林祥福和女儿没有尽头的漂泊和找寻”！ 8。好在虽然虚无缥缈的“文城”不好找，但林祥福凭借自己内心的直觉，最终找到了真正的“文城”——溪镇。
四、结语
《文城》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牵动人心的好故事，它还深入到人物与故事、生活与生命的深层去挖掘那些超越于具体的人与事的具有永恒意义的生命体验，以此追求文学所能给予人的思想启迪与审美感受。因为“就文学而言，真正触动我们心灵深处的，往往不是历史本身，而是那种不为时间、地域拘囿的，为人类共同拥有的经验，这里面包含了文学所具有的神秘力量”！ 9。恰如书的腰封上所引的余华的话：“我们总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作家那里，读到自己的感受，甚至是自己的生活。假如文学中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我想可能就是这些。”这里所说的“神秘的力量”无疑关乎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关乎那些纯粹的精神感悟。
abcefghijlmnopq！ 8余华：《文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68页，第69页，第75页，第187页，第210页，第197页，第192页，第173—174页，第343页，第320—321页，第328页，第300页，第331页，第61页，第50页，第330—331页。
d 杨庆祥：《余华〈文城〉：文化想象和历史曲线》，《文学报》微信公众号，2021年3月3日。（https：//mp.weixin.qq.com/ s/imKv42Rpn-KZUR0fJemYUQ）
k！ 9傅小平：《余华〈文城〉：回到〈活着〉之前的世界，那里有什么往事理想在吸引他？》，《文学报》微信公众号，2021年3月4日。（ https：//mp.weixin.qq.com/s/ CGvvW4mpBcgpbuRME7lWRA）
参考文献：
[1]余华.文城[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
[2]余华.兄弟（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3]余华.兄弟（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4]余华.第七天[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作 者： 刘世浩，山东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关键词：余华 《文城》 寻找 温情
从余华新世纪以来的作品来看，早期创作中那种“余华式”的写作风格在此时发生了较大转变，其中最明显的转变就是他在小说中融入的温情因素越来越多，使笔下的故事不再那样冰冷可怖。虽然这种温情并没有达到热烈的程度，但这种转变对余华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第七天》还是《文城》，小说中的血腥场面不再那么凄惨，他对死亡的处理也不再使人读起来会引起生理不适。与此相应，他在作品中寻找人性中真善美的审美价值取向愈发明显。
一、他乡亦有温情
在《文城》中，溪镇对于林祥福来说无疑是“他乡”，在“他乡”发掘出本地人与“异乡人”之间的温情，足见余华试图在小说中建构温情的意图之迫切。
小说中的林祥福只身来到溪镇，凭借着出色的木匠手艺在溪镇扎根，并且与同样是“异乡人”的陈永良一家人开了木器社，拥有了自己的产业。林祥福与陈永良一家接近的过程之简短，情感关系建立之迅速，几乎超出以往所有作品。小说中是这样描述林祥福抱着女儿来到陈永良家时的场景：
林祥福沒有像往常那样在孩子吃饱以后起身离去，陈永良的真诚和李美莲的热情让他坐了很长时间，这是他在溪镇雪冻时第一次感受到这样的情绪。他走进过不少人家，死气沉沉的气氛让林祥福觉得雪冻渗透进所有人的家中，可是在陈永良这里，雪冻被关在了门外。a
当他受到“命运的暗示”再次回到陈家时，“他敲开陈永良的家门，还没有说话，陈永良就将林祥福拉了进去。李美莲接过婴儿，解开衣服给孩子喂奶。陈永良和李美莲没说一句话，似乎林祥福应该回到这里”b。在随后的描写中，两家人之间的温情已经到了接近亲情的程度。所以当李美莲得知土匪将林百家绑走之后，她没有犹豫就让儿子陈耀武去替换林百家，而陈耀武非但没有胆怯，反而在与土匪的讨价还价中表现出了冷静与机智的一面。从这里可以看出上一辈人的善良与勇敢在下一辈人的身上得到了继承，这种情节处理方式无疑包含了作者对普通人之间互助友爱的由衷赞叹。
这种温情不仅存在于林祥福、陈永良之间，也存在于林、陈与溪镇本地人之间。他们与溪镇人之间的交往随着木器社的开张拉开了序幕。当陈永良一家和林祥福他们乔迁新居时，以往那些受到过他们帮助的本地人通通过来帮忙的场景不可谓不壮观：
这一天，二十多个邻居陆续走来，这些说话时语调飞快的男人和女人，嬉笑地挤进屋门，风卷残云似的搬空了陈永良的家。他们每人搬起一物，三个孩子也被他们抱到了手上，后来的几个人看看实在没有什么可搬了，就追上去搭一把手。这些人浩浩荡荡走在街上，后面跟着更多的孩子，来到街道东边的那两排新盖的楼房。尾随在后的李美莲眼睛湿润，这位历经漂泊之苦的女人，终于在这一天感到今后的生活有了根基，她对走在前面的陈永良说：“这么多人来帮忙，做人是做到头了。”c
而林祥福的女儿林百家与溪镇商会会长顾益民的两个女儿顾同思、顾同念从小便在一起读书，后来又同在上海的中西女塾上学。这种温情将来自他乡的林祥福、陈永良与溪镇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地域之别消融在了人间温情之中。在这里，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普通人之间的温情互助，也能看到作者朴素的善恶观念的流露。顾益民的大儿子顾同年从小顽劣不堪，最后稀里糊涂地被“一位上海来的妙龄女子”卖到澳洲做劳工；张一斧将林祥福残忍杀害，而后又被陈永良用同样的方式杀死，这类描写中不无古典文学传统的善恶轮回的文化基因，大大拓展了小说的内在意蕴。
尽管作者在叙述战乱和自然灾害以及由此带来的死亡时，延续了此前一贯的冷峻笔调，娓娓道来，并不夹带强烈的主观情感（如在写到土匪折磨溪镇的“人票”时对细节的描写；张一斧屠村时的凶残；“汪庄激战”时的血腥场面等）。但这种冷峻的背后却分明透露出深刻的悲凉气息，这就使得文本内部充满了两股对比强烈的张力：一方面是土匪横行以及兵荒马乱给人们带来的无尽创痛，另一方面则是乱世中普通人之间的温情互助。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四处逃窜的北洋军即将到溪镇时，溪镇人纷纷拖家带口逃往“万亩荡”，陈永良一家和林祥福父女也打算避一避。但是由于被土匪绑票的陈耀武还没有回来，两家的大人纷纷提出要留下来等陈耀武回家。在大敌当前的危急时刻仍然能够保持这种舍己为人的品格，显然已经超越了具体的时空，在某种程度上彰显出了人性善的一面。
杨庆祥指出，《文城》在“人物关系设定上的非血缘性，这是从《许三观卖血记》《兄弟》以来余华人物关系设定的重要模式，通过这一模式，余华写出了更高级的亲密关系”d。这种“更高级的亲密关系”实际上是指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友谊。在《文城》中，林祥福在溪镇与同样来自“异乡”的陈永良一家快速建立起了堪比兄弟之情的友谊；陈永良与土匪“和尚”“不打不相识”，干脆结拜为兄弟。另外，诸如陈耀武、陈耀文兄弟与林百家之间，顾同思、顾同念姐妹与林百家之间的友谊；田氏兄弟与林祥福之间的主仆之情；林祥福与顾益民之间的亲家关系，等等，无不充满温情，这也构成了这部小说重要的情感底蕴。
二、对比中的理解与同情
毫无疑问，小说中充满了对比，尤其是溪镇人与“异乡人”之间的对比，将各类人物的高低优劣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这种对比在作品中并没有演变成双方之间的激烈对抗，而是将这种高低优劣视为生活原本应有的多元面貌，最后在娓娓道来之中表达了对芸芸众生在战乱中表现出的怯懦与苟且以及各自为战的同情与理解。
溪镇首任民团首领朱伯崇以及他带领的那些“独耳民团”的士兵与悍匪张一斧对抗的英勇事迹与后来溪镇商会会长顾益民被俘之后不惜以溪镇民团全部武装力量为代价只求免于一死的怯懦所形成的对比不可谓不强烈；“异乡人”陈永良和林祥福在面对天灾人祸时的镇定与溪镇人的各自为战之间的对比不可谓不发人深省。与林祥福、陈永良、朱伯崇这些“异乡人”相比，溪镇人一有风吹草动便打点行装、扶老携幼地准备逃难。无论是北洋军的到来，还是土匪的侵扰，溪镇人都像一盘散沙一样大难来临各自飞。这种对比十分明显地衬托出了两种不同的人物形象：一面是勇于面对灾难的“异乡人”，一面则是各自为战的溪镇人。 如果说土匪的不断侵扰和溃败的北洋军是给溪镇百姓带来一次次灾难的外部力量，那么，溪镇商会的外强中干以及以顾益民为首的民团的形同虚设则是导致溪镇后患无穷的内部原因：“自从顾益民被绑票以后，溪镇天黑就关闭城门，那些个守卫城门的民团士兵生财有道了，逃跑的人家只要悄悄塞上钱，守城的士兵就会打开城门放他们出去。”e两相对照，读者不禁会为朱伯崇他们这些曾经为了保卫溪镇而浴血奋战直至牺牲的人感到惋惜。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异乡人”陈永良和林祥福在大敌当前时反而表现出了舍己为人的宝贵品质。陈永良在危急关头解救了溪镇商会会长顾益民，并且在张一斧“屠村”之后，“陈永良站在墓碑前对村民们说：‘既然苟且偷生不能，那就与张一斧土匪决一死战。’”f而当林祥福对顾益民被杀的消息信以为真时，“林祥福眼睛血红了，他看着张一斧，血红的目光仿佛钉子一样钉住了张一斧”g。随后他从土匪手中夺刀两度刺向张一斧，虽然刺杀失败，但他至死没有表现出丝毫畏惧，甚至死后“仍然站立”，“微张着嘴巴眯缝着眼睛像是在微笑”，凛然大义的姿态跃然纸上。
即便是溪镇周边“万亩荡”里的村民也比溪镇人更有正义感。当陈永良发现被张一斧绑票的人是溪镇商会会长顾益民时，他找准时机，“悄悄将村里有威望的长者召集到一起，明确告诉他们，不管什么后果，他都要营救顾益民，齐家村的长者赞成陈永良，他们说：‘别说是溪镇商会会长顾益民了，即便是其他人家的人票，也岂能见死不救。’”h尽管溪镇人在朱伯崇率领“独耳民团”誓死捍卫溪镇时受到了感召，“溪镇一些胆大的年轻人爬上屋顶观战，看见民团士兵英勇奋战，死守城门。这些年轻人不由热血沸腾，他们从屋顶上下来，在溪镇的大街小巷奔走相告。于是更多的人爬上了屋顶，更多的人目睹了民团士兵的壮烈牺牲，又有更多的人奔走相告”。尽管“他们从城墙的缺口洪水般涌了出来，土匪听到震天的喊声，看到乌泱泱扑过来的人群，吓得四散逃去，有些土匪为了让自己跑得更快，丢掉了枪支。那些受伤的土匪和跑得慢的土匪都被追上来的人乱刀砍死、乱棍打死，有一个倒霉的土匪被剪刀活活剪死”。但是，“上千的男人涌向溪镇的南门”时，“里面有些人还背着包裹，他们本来是准备土匪攻进来时逃跑的，现在也喊叫着冲向南门”i。更不用说顾益民被俘之后的懦弱表现与朱伯崇的英勇牺牲、林祥福死时的壮烈之间的差距了。
不过，顾益民以及商会毕竟在历经种种灾难之后，仍旧在溪镇发挥着调节作用，余华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在小说中表达了他对多元化的生活本身的理解和同情。在小说中，对溪镇商会的描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商会在小说中不仅仅是溪镇商户们的组织，它还承担着溪镇日常事务管理的职能。无论是在面对自然灾害（作品中提到的龙卷风、雪冻）时组织民众祭天祈福，还是筹建溪镇的武装力量与邻近村镇订立联防公约，以防土匪及逃兵的侵扰，商会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商会会长顾益民在小说中不仅仅是一个商人的形象，他同时还是溪镇的实际管理者。当纪小美和沈祖强冻死之后，顾益民不仅派人为他们收尸、下葬，还对他们留下的巨额财产进行了合理安排：“顾益民拿出大部分派人送去万亩荡西里村纪家，余下的存放在商会，阿强与小美的后事由此支出，日后派有专人负责沈家墓地，除草添土，清理墓碑，这些费用也由此支出。”j由此可见，虽然顾益民领导的商会也曾因疏忽给溪镇以及周边村镇带来巨大灾难（张一斧在万亩荡齐家村的屠村暴行与顾益民的疏忽有直接关系），但他日后的一系列行为仍起到了维持溪镇正常生活秩序的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余华可谓对故事中的人物做到了“理解之同情”，这种理解与同情分明体现出这部作品审美价值理念层面对温情的侧重。
三、“文城”自在心中
虽说“小说人物的南来北往，勾画出了一片广阔的地域空间，这在余华的小说里是前所未见的”，“但话说回来，如果说写一个世纪體现了余华的写作抱负，写宽阔的地域空间或许并非他刻意为之，而是由故事本身自然而然带出来的”！ 1。进一步说，牵动人物“南来北往”的动力，主要来自人物之间的亲情、友情与爱情。即便是从寓言的层面来说，“文城”与沈祖强那个在京城恭亲王府做事的姨夫一样，是虚无的存在，而由于目标的虚无，重点就转移到了过程上来。换句话说，人物之间的情感才是过程的核心所在。有意思的是，据编辑透露，该书最初的题名是《南方往事》，可见余华并没有刻意突出该书的空间地理的独特性，依旧沿着此前对南方小城镇的书写脉络。因此，与其说余华“在南北合流的叙事中”“建构了一种民族的共同体想象”，倒不如说小说中的“南”与“北”之间的空间距离构成了升华主要人物之间情感牵连的“背景”，就像那个不存在的“文城”一样，是故事情感线索的衬托，而非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城”自在心中。
如果说纪小美和沈祖强辗转于南北之后回到溪镇是必然之举，那么林祥福最后在溪镇落脚也是一种必然。尽管二者最终抵达“文城”（溪镇）的初衷不同（一方是回归，另一方则是寻找），但“文城”最终都成为他们生命中的重要归宿。林祥福最终没能活着回到黄河边上的故乡，他临死前最牵挂的，除了家乡的基业，就是林百家与顾同年的婚事，后一方面显然使他与“文城”产生了有机关联。
不论他们如何迁徙，始终有一条线紧紧将他们联结在一起，那便是骨肉亲情以及挚爱之情。纪小美丢下女儿之后虽然和沈祖强回到了家乡溪镇，但她对女儿的思念却与日俱增。“刚回溪镇的时候，小美有时忍不住会从衣橱里拿出那个红布包裹，打开包裹看到女儿的胎发和眉毛就会泪流满面”，“溪镇有人在深夜时分听到的凄楚哭泣，就是小美在梦里失去女儿的哭声”！ 2。当林祥福来到溪镇时，纪小美对女儿的思念更加真切：“这婴儿衣服和鞋帽与其说是给女儿缝制的，不如说是给她自己缝制的，她是把思念聚集到手指上，聚集到一针一线里，她缝制时根本没有去想女儿是否会穿上它们。”！ 3事实上，纪小美对林祥福的感情是在她真正离开他的时候浮出水面的：“离林祥福越来越远，小美感到自己在林祥福那里留下的越来越多，那是无法带走的，如同喜鹊登梅和狮子滚绣球两块头巾，属于林祥福那里了。”！ 4林祥福最终能够找到真正的“文城”——溪镇——的根本原因同样在于他对挚爱之情的追寻：“漫漫长路有始无终，林祥福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走过了秋季，走入了冬季，他时常陷入沉思里，他的身体前行之时，他的思维却在往回走，当他距离溪镇越远，溪镇在他心里反而越加清晰。”！ 5 對于林祥福来说，他所要寻找的“文城”与其说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倒不如说是一个能让他心安的所在：“在秋风吹落树叶之初，林祥福怀抱女儿离开了溪镇。接下去的三个多月里，林祥福向南而行，继续寻找那个名叫文城的城镇。他沿途打听，还是没有人知道文城。文城在林祥福心中虚无缥缈起来，他仍然南行，越往南走，听到的说话腔调越是古怪，越不像小美和阿强对话时的腔调。他因此终止了旅程，在一座桥上坐了很长时间，仔细回味之后，觉得他去过的城镇里，溪镇最像阿强所说的文城，他意识到阿强所说的文城是假的，阿强和小美的名字应该也是假的。”！ 6然而，阿强和小美的名字虽然不假，但“文城”确实不存在。他对“文城”的寻找既像是一次对虚妄的挑战，又像是一次与命运的赌博：“林祥福说他三日后就要带上女儿去追赶小美，他说已将田地抵押，期限三年，房屋没有抵押，他让田大一家过来住，替他照看房屋。他告诉田大，找到小美后，会给他来一封书信，若两年内没有收到他的书信，那他一定是客死他乡了，这房屋就归他们兄弟所有，田地过了押期之后，会有新的主人。”所以当他将这个计划告诉管家田大时，“田大惊讶地张开大嘴巴，半晌合不拢”！ 7。尽管“总会有一个地方叫文城”，但是，“这个虚无缥缈的文城，已是小美心底之痛，文城意味着林祥福和女儿没有尽头的漂泊和找寻”！ 8。好在虽然虚无缥缈的“文城”不好找，但林祥福凭借自己内心的直觉，最终找到了真正的“文城”——溪镇。
四、结语
《文城》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牵动人心的好故事，它还深入到人物与故事、生活与生命的深层去挖掘那些超越于具体的人与事的具有永恒意义的生命体验，以此追求文学所能给予人的思想启迪与审美感受。因为“就文学而言，真正触动我们心灵深处的，往往不是历史本身，而是那种不为时间、地域拘囿的，为人类共同拥有的经验，这里面包含了文学所具有的神秘力量”！ 9。恰如书的腰封上所引的余华的话：“我们总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作家那里，读到自己的感受，甚至是自己的生活。假如文学中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我想可能就是这些。”这里所说的“神秘的力量”无疑关乎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关乎那些纯粹的精神感悟。
abcefghijlmnopq！ 8余华：《文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68页，第69页，第75页，第187页，第210页，第197页，第192页，第173—174页，第343页，第320—321页，第328页，第300页，第331页，第61页，第50页，第330—331页。
d 杨庆祥：《余华〈文城〉：文化想象和历史曲线》，《文学报》微信公众号，2021年3月3日。（https：//mp.weixin.qq.com/ s/imKv42Rpn-KZUR0fJemYUQ）
k！ 9傅小平：《余华〈文城〉：回到〈活着〉之前的世界，那里有什么往事理想在吸引他？》，《文学报》微信公众号，2021年3月4日。（ https：//mp.weixin.qq.com/s/ CGvvW4mpBcgpbuRME7lWRA）
参考文献：
[1]余华.文城[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
[2]余华.兄弟（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3]余华.兄弟（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4]余华.第七天[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作 者： 刘世浩，山东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