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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每周４班从香港或新加坡到南非约翰内斯堡的飞机上，都有一些从中国来的新移民。前一天看到他们身穿线条笔挺的西装，带着墨镜气宇轩昂地出现在约翰内斯堡机场，两三天后，便看到他们在市中心大街上守着一个卖表的小摊位。
我来南非前，连约翰内斯堡（华人通常简称为“约堡”）这个城市的英文单词都拼不全，只知道这里盛产黄金和钻石，是打拼赚钱的好地方。
加入摆摊大军
一本书里写道：“一进纽约，你就忍不住想钱。”进了约堡，你听到的和看到的全与黄金有关，就连约堡的昵称“Ｅｇｏｌｉ”的意思也是“黄金之地”。约堡地底下的黄金早被挖光了，然而至今仍有近１０万新老中国移民还在这里“挖金子”，他们挖的黄金来自“那只看不见的手”——市场。
１９９７年，南非废除种族隔离不久，赤字高挂，外债巨大，经济低迷，市场萧条，失业率高达３０％。正在这时，我们这群中国人来了！
我在约堡的第一份工作是给一个台湾老板当记账员，月薪１０００兰特。工作很轻松，空闲时，我一边找学校读书，一边结交新朋友。不过，在我新认识的一些朋友看来，我的薪水太少了。“打工？”他们不屑地撇撇嘴，“嘴那么一丁点花生米的钱，我们出来就是要赚钞票！”我的这些新朋友全是在约翰内斯堡城里摆地摊的。
接着，我就在约堡市中心看到，热闹大街的拐角、巴士站、火车站、超市门口，都有中国人在摆摊。他们都在卖表，卖的是香港钟表商进口的深圳产的廉价电子表。姿势优雅点的，把几十块电子表铺在一块可以折叠的熨衣架子上。有的就在街边地上铺块小塑料布，人蹲在一边。过了几个月，每位摆摊者都有了一只３尺长、２尺宽，里面衬着红绒布的黑色木制表箱。
谁会想到，我的朋友们就靠那几十块表的小摊位，每月赚三四千兰特！表的进价为每块１５～２０兰特，可以卖到３０～４０兰特，表电池进价１粒０．７兰特，卖７兰特（美元与南非兰特的兑换率是１：２．８１）。
最懒的，像我刚认识的一位屁股似有刺总也坐不住的小女生，在她住的公寓楼下每天摆摊四五个小时，除去房租，扣掉日常开销，也可以纯进账２０００多兰特。那时我“巴结”的摆摊人每月都可存一大笔钱。
禁不住诱惑，我很快辞掉工作，也加入摆地摊的“大军”中。除了卖表，我还出售一些中国生产的小电子产品，计算器、按摩器之类的小玩艺，深受南非人喜爱。
当时约堡的摆摊标兵是位耐心、温和的上海女同胞，传说她的人气指数和收入经常高居摆摊排行榜之首。当然，这都源自她的摊位固定，价码合理，并有售后保修等服务。日后，转入批发生意，开着奔驰车的她，对想接她这个黄金摊位的接班人轻轻说：“要摊位可以，不过要付转让费。”
“外围”的“游击队”
随着市中心摆摊中国人的新面孔越来越多，摆摊的品种越来越丰富，竞争也日益激烈，一些摆摊的前辈，开始琢磨着把摊摆到“外围”去，我的朋友称远离约堡市中心几十、几百公里的工业区、商业小镇为“外围”。
不过，不是每个新移民都有资格到“外围”摆摊的。这些人必须是摆摊的前辈，别看这些人不懂英文，做买卖时，他们自顾自地讲中国话让当地人摸不着头脑。但这些前辈对于１００以内英文数字的听觉反应已很灵敏，说得也已滚瓜烂熟，他们相当了解当地人喜爱的货品及规格。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有实力花个万儿八千买辆二手车拉货了。
我不时听到同胞讲述摆摊精英在“外围”摆摊的英雄史，其摆摊的业绩，让同行们听得羡慕、佩服汗颜。
有一位上海摊商，他的经营形式是发动当地群众，组成一支摆摊“小分队”，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深入偏远的矿区和乡镇，设立据点，开展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
每天清晨，这位“游击战士”就驾驶一辆当地人叫“Ｃｏｍｂｉ”的面包车，满载他雇的十几个当地员工和货物出发了。到了一个个工业区的出口、小镇的巴士站、超市前，他放下一个个员工和一堆堆货。傍晚，他去各个据点把人和货一个个接回，然后，逐个点货，收货款。白天，他放完摊，便去约堡各个批发站看新货，比较哪个批发站的货价便宜。晚上，他点完营业额、盘完库存，开始分析哪个据点的生意好，和哪种货卖得好，以便做出进货和摆摊点的合理调整。
见这位前辈独辟蹊径的经营方式很棒，加上这时我也有了些积蓄，也学着他的样子，从地摊主升级成“游击老板”。我独自一人与十几个黑人同吃同住在远离约堡几百公里外，被同胞称为“鸟不生蛋”的边远小镇一套简陋的公寓里，那种在“深山老林”里打游击的清苦和孤寂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忍受的。
不过，清苦和孤独是有回报的。我每月摆摊所获利润，绝不输给市中心任何一家中型超市。而且，还不用烦恼店租上涨和税务之类的问题。
博克斯波跳蚤市场
就在人人嚷着要去外围摆摊时，很少有人将注意力投到做白人生意的跳蚤市场里。
租摊位要有ＩＤ（绿卡），摆摊要交摊位费，卖货品种有限制，要和罗嗦、挑剔的白人顾客和跳蚤市场的白人场主打交道，摆摊人想想在大街上自己拥有的自由就一百个不愿意了。
后来才知道，在约堡东区专做“穷白人”生意的博克斯波跳蚤市场里，几位做牛仔系列服装和运动鞋的同胞，他们的年锁售业绩和总利润一点也不比在外围打游击战的我们低。
一对壮实、喉咙粗、讲话声音“乒乓”响的广东夫妇在牛仔服装销量上拔得头筹。有人统计过，在这个有几百个摊位的场子里所卖出去的每１００条牛仔裤中，有５５条出自该夫妇之手。广东夫妇做生意没有什么秘诀，他们摸准了对白人路子的货色和规格，这种货一到约堡，他们就很有魄力地全部包下来，搞垄断经营。
我的一位当地朋友，曾到南非著名的走低端路线的服装连锁店Ｍｒ．ｐｒｉｃｅ里买衣服，只见一大排一大排格子柜，牛仔裤一摞摞地叠着，价格还算便宜，８９．９９兰特，但质地、颜色、样式都不称心；他又去旁边的品牌店看了看“５０５”牌裤子，一翻标价，吓得吐舌头，哇！４９９．９９兰特。
后来朋友到了博克斯波跳蚤市场，脖子上围条皮尺的广东人摊上，“哗”！一条裤子从层层叠叠的牛仔裤里抽了出来，颜色、样式、质地都不错，他有点心动，“６０兰特！”价钱响亮地一报，摊主也心动了，就问他：“Ｔｒｙ（试试）？”朋友答：“Ｙｅｓ（是）！”于是，广东摊主快手快脚地量一量他的腰和腿，再把他推进那个用布围成圆圈的“试衣间”里。２分钟不到，朋友的头从破布里钻了出来，一脸喜悦地对摊主竖竖大拇指：“ＯＫ，ＯＫ！”
博克斯波，在这个约堡生意最好的跳蚤市场里，牛仔王、鞋王和钢精锅王等牢牢地霸住摊王地位，他们互不侵犯，并肩作战。对于同胞，他们严守机密，不想引“狼”入室，也不想与“狼”共舞。
一次，我去那市场买摆花用的架子，随口和一位摆摊的上海女同胞打了声招呼：“生意好吗？”没听见回答，只见一道冷冷的目光直直射了过来。哈哈！当我要去抢她的生意呐？
一句什么时候说都不晚的话——做什么事都要赶早！
对２０００年前就成为南非摆摊大军一员来说，那真是个摆摊的好时光！众摊商的日子靠摆摊过得轻轻松松，无忧无虑。不过，也有令他们头疼的事，比如小偷小摸、同行竞争、暴力事件等，但最伤脑筋的就是签证过期问题了。
“地下工作者”
北京的同胞说，北京胡同口卖烤白薯的大叔在工商管理员检查市容前，可以连人带着沉重的铁皮炉在瞬间消失。
英国的朋友讲，伦敦街头替人敲背、按摩的中国同胞在巡逻警察缓慢而又庄重的脚步声到来之前，向坐在折叠椅上的客人最后捶上重重的一拳。随后，迅速将折叠椅塞进墙边的旅行袋，装作逛街的游客东张西望，等到严肃的警察一走远，按摩师立刻杀了回来，按摩摊又开始营业。
而我们南非摆摊的“地下工作者”（签证逾期的移民），在查身份的警察到来之前和离去之后，撤退和杀回马枪的速度也绝不会输于以上两例。
一天，我在一家印度人开的小超市里买面包，看到一位夹着表箱的上海女人飞奔进来，问她说是：“外面有警察在查身份！”几分钟后，一位胖墩墩的黑人玛玛（妇女）匆匆地走进来向此女报告：“Ｍａｄａｍ！Ｔｈｅｙ ｇｏｎｅ（小姐！他们走了！）”
新移民一到南非，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谋生。很少有移民在脚没放平，下一顿饭还没搞定的情况下先考虑身份问题。
就在这些摆摊人生意一天天地火起来之时，护照上只有３个月、６个月的有效签证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好久。某天突然听闻有认识的人被遣返回中国，这些持过期签证的摆摊人开始挣扎了。
我认识一对中年广东夫妻，他们的签证已过期，说是找了移民律师，资料送上去了，申请费也已交了。
在摆摊中，他们被查证警察投进了拘留所。最后，是他俩的老乡通过关系，接连换了两位律师，交了一大笔保释金，人才被放了出来。再见到夫妻俩时，他们眼睛红红的，神情呆呆的。男人说：“从小到大，我们连蚂蚁都不敢踩死一个，到国外却坐了次大牢。”女人的话听了更让我心酸：“兄弟，我看到你了，在瑞兴行，你和朋友在放焰火。”原来女人被关时正逢中国春节，而女牢的窗口正好对着我放焰火的中国城那条大街。
有了这次教训，夫妻俩学乖了，他们找了位取得绿卡的朋友，一起摆摊，四只眼睛八方扫视，一有风吹草动，便溜得人影全无。
直到后来他们的签证下来了，提起那事还是心有余悸。他们说：“只要一听到警车的鸣笛声，不知为什么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哆嗦。”
这两年，中国移民中的“地下工作者”被抓，关监狱，遣返回国的事，每天不断在南非的各个角落发生。
而就是那些少数被遣返回国的中国人，过一阵子，人们看到他们换本护照或走莱索托“曲径”又回来了！有人说：“人家实在不甘心，实在忘不了白天放放摊，晚上数数钞票，那轻松赚钱的快乐滋味！”
从经营手表、小电子起步，历经多年的风风雨雨，如今我已成为在南非专卖中国彩电、ＶＣＤ的大老板。每当有国内朋友好奇地问我：“南非的钱特好赚吧？”我就会告诉他们：“只要你肯吃苦，愿意打拼，哪儿都是遍地黄金！”
我来南非前，连约翰内斯堡（华人通常简称为“约堡”）这个城市的英文单词都拼不全，只知道这里盛产黄金和钻石，是打拼赚钱的好地方。
加入摆摊大军
一本书里写道：“一进纽约，你就忍不住想钱。”进了约堡，你听到的和看到的全与黄金有关，就连约堡的昵称“Ｅｇｏｌｉ”的意思也是“黄金之地”。约堡地底下的黄金早被挖光了，然而至今仍有近１０万新老中国移民还在这里“挖金子”，他们挖的黄金来自“那只看不见的手”——市场。
１９９７年，南非废除种族隔离不久，赤字高挂，外债巨大，经济低迷，市场萧条，失业率高达３０％。正在这时，我们这群中国人来了！
我在约堡的第一份工作是给一个台湾老板当记账员，月薪１０００兰特。工作很轻松，空闲时，我一边找学校读书，一边结交新朋友。不过，在我新认识的一些朋友看来，我的薪水太少了。“打工？”他们不屑地撇撇嘴，“嘴那么一丁点花生米的钱，我们出来就是要赚钞票！”我的这些新朋友全是在约翰内斯堡城里摆地摊的。
接着，我就在约堡市中心看到，热闹大街的拐角、巴士站、火车站、超市门口，都有中国人在摆摊。他们都在卖表，卖的是香港钟表商进口的深圳产的廉价电子表。姿势优雅点的，把几十块电子表铺在一块可以折叠的熨衣架子上。有的就在街边地上铺块小塑料布，人蹲在一边。过了几个月，每位摆摊者都有了一只３尺长、２尺宽，里面衬着红绒布的黑色木制表箱。
谁会想到，我的朋友们就靠那几十块表的小摊位，每月赚三四千兰特！表的进价为每块１５～２０兰特，可以卖到３０～４０兰特，表电池进价１粒０．７兰特，卖７兰特（美元与南非兰特的兑换率是１：２．８１）。
最懒的，像我刚认识的一位屁股似有刺总也坐不住的小女生，在她住的公寓楼下每天摆摊四五个小时，除去房租，扣掉日常开销，也可以纯进账２０００多兰特。那时我“巴结”的摆摊人每月都可存一大笔钱。
禁不住诱惑，我很快辞掉工作，也加入摆地摊的“大军”中。除了卖表，我还出售一些中国生产的小电子产品，计算器、按摩器之类的小玩艺，深受南非人喜爱。
当时约堡的摆摊标兵是位耐心、温和的上海女同胞，传说她的人气指数和收入经常高居摆摊排行榜之首。当然，这都源自她的摊位固定，价码合理，并有售后保修等服务。日后，转入批发生意，开着奔驰车的她，对想接她这个黄金摊位的接班人轻轻说：“要摊位可以，不过要付转让费。”
“外围”的“游击队”
随着市中心摆摊中国人的新面孔越来越多，摆摊的品种越来越丰富，竞争也日益激烈，一些摆摊的前辈，开始琢磨着把摊摆到“外围”去，我的朋友称远离约堡市中心几十、几百公里的工业区、商业小镇为“外围”。
不过，不是每个新移民都有资格到“外围”摆摊的。这些人必须是摆摊的前辈，别看这些人不懂英文，做买卖时，他们自顾自地讲中国话让当地人摸不着头脑。但这些前辈对于１００以内英文数字的听觉反应已很灵敏，说得也已滚瓜烂熟，他们相当了解当地人喜爱的货品及规格。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有实力花个万儿八千买辆二手车拉货了。
我不时听到同胞讲述摆摊精英在“外围”摆摊的英雄史，其摆摊的业绩，让同行们听得羡慕、佩服汗颜。
有一位上海摊商，他的经营形式是发动当地群众，组成一支摆摊“小分队”，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深入偏远的矿区和乡镇，设立据点，开展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
每天清晨，这位“游击战士”就驾驶一辆当地人叫“Ｃｏｍｂｉ”的面包车，满载他雇的十几个当地员工和货物出发了。到了一个个工业区的出口、小镇的巴士站、超市前，他放下一个个员工和一堆堆货。傍晚，他去各个据点把人和货一个个接回，然后，逐个点货，收货款。白天，他放完摊，便去约堡各个批发站看新货，比较哪个批发站的货价便宜。晚上，他点完营业额、盘完库存，开始分析哪个据点的生意好，和哪种货卖得好，以便做出进货和摆摊点的合理调整。
见这位前辈独辟蹊径的经营方式很棒，加上这时我也有了些积蓄，也学着他的样子，从地摊主升级成“游击老板”。我独自一人与十几个黑人同吃同住在远离约堡几百公里外，被同胞称为“鸟不生蛋”的边远小镇一套简陋的公寓里，那种在“深山老林”里打游击的清苦和孤寂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忍受的。
不过，清苦和孤独是有回报的。我每月摆摊所获利润，绝不输给市中心任何一家中型超市。而且，还不用烦恼店租上涨和税务之类的问题。
博克斯波跳蚤市场
就在人人嚷着要去外围摆摊时，很少有人将注意力投到做白人生意的跳蚤市场里。
租摊位要有ＩＤ（绿卡），摆摊要交摊位费，卖货品种有限制，要和罗嗦、挑剔的白人顾客和跳蚤市场的白人场主打交道，摆摊人想想在大街上自己拥有的自由就一百个不愿意了。
后来才知道，在约堡东区专做“穷白人”生意的博克斯波跳蚤市场里，几位做牛仔系列服装和运动鞋的同胞，他们的年锁售业绩和总利润一点也不比在外围打游击战的我们低。
一对壮实、喉咙粗、讲话声音“乒乓”响的广东夫妇在牛仔服装销量上拔得头筹。有人统计过，在这个有几百个摊位的场子里所卖出去的每１００条牛仔裤中，有５５条出自该夫妇之手。广东夫妇做生意没有什么秘诀，他们摸准了对白人路子的货色和规格，这种货一到约堡，他们就很有魄力地全部包下来，搞垄断经营。
我的一位当地朋友，曾到南非著名的走低端路线的服装连锁店Ｍｒ．ｐｒｉｃｅ里买衣服，只见一大排一大排格子柜，牛仔裤一摞摞地叠着，价格还算便宜，８９．９９兰特，但质地、颜色、样式都不称心；他又去旁边的品牌店看了看“５０５”牌裤子，一翻标价，吓得吐舌头，哇！４９９．９９兰特。
后来朋友到了博克斯波跳蚤市场，脖子上围条皮尺的广东人摊上，“哗”！一条裤子从层层叠叠的牛仔裤里抽了出来，颜色、样式、质地都不错，他有点心动，“６０兰特！”价钱响亮地一报，摊主也心动了，就问他：“Ｔｒｙ（试试）？”朋友答：“Ｙｅｓ（是）！”于是，广东摊主快手快脚地量一量他的腰和腿，再把他推进那个用布围成圆圈的“试衣间”里。２分钟不到，朋友的头从破布里钻了出来，一脸喜悦地对摊主竖竖大拇指：“ＯＫ，ＯＫ！”
博克斯波，在这个约堡生意最好的跳蚤市场里，牛仔王、鞋王和钢精锅王等牢牢地霸住摊王地位，他们互不侵犯，并肩作战。对于同胞，他们严守机密，不想引“狼”入室，也不想与“狼”共舞。
一次，我去那市场买摆花用的架子，随口和一位摆摊的上海女同胞打了声招呼：“生意好吗？”没听见回答，只见一道冷冷的目光直直射了过来。哈哈！当我要去抢她的生意呐？
一句什么时候说都不晚的话——做什么事都要赶早！
对２０００年前就成为南非摆摊大军一员来说，那真是个摆摊的好时光！众摊商的日子靠摆摊过得轻轻松松，无忧无虑。不过，也有令他们头疼的事，比如小偷小摸、同行竞争、暴力事件等，但最伤脑筋的就是签证过期问题了。
“地下工作者”
北京的同胞说，北京胡同口卖烤白薯的大叔在工商管理员检查市容前，可以连人带着沉重的铁皮炉在瞬间消失。
英国的朋友讲，伦敦街头替人敲背、按摩的中国同胞在巡逻警察缓慢而又庄重的脚步声到来之前，向坐在折叠椅上的客人最后捶上重重的一拳。随后，迅速将折叠椅塞进墙边的旅行袋，装作逛街的游客东张西望，等到严肃的警察一走远，按摩师立刻杀了回来，按摩摊又开始营业。
而我们南非摆摊的“地下工作者”（签证逾期的移民），在查身份的警察到来之前和离去之后，撤退和杀回马枪的速度也绝不会输于以上两例。
一天，我在一家印度人开的小超市里买面包，看到一位夹着表箱的上海女人飞奔进来，问她说是：“外面有警察在查身份！”几分钟后，一位胖墩墩的黑人玛玛（妇女）匆匆地走进来向此女报告：“Ｍａｄａｍ！Ｔｈｅｙ ｇｏｎｅ（小姐！他们走了！）”
新移民一到南非，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谋生。很少有移民在脚没放平，下一顿饭还没搞定的情况下先考虑身份问题。
就在这些摆摊人生意一天天地火起来之时，护照上只有３个月、６个月的有效签证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好久。某天突然听闻有认识的人被遣返回中国，这些持过期签证的摆摊人开始挣扎了。
我认识一对中年广东夫妻，他们的签证已过期，说是找了移民律师，资料送上去了，申请费也已交了。
在摆摊中，他们被查证警察投进了拘留所。最后，是他俩的老乡通过关系，接连换了两位律师，交了一大笔保释金，人才被放了出来。再见到夫妻俩时，他们眼睛红红的，神情呆呆的。男人说：“从小到大，我们连蚂蚁都不敢踩死一个，到国外却坐了次大牢。”女人的话听了更让我心酸：“兄弟，我看到你了，在瑞兴行，你和朋友在放焰火。”原来女人被关时正逢中国春节，而女牢的窗口正好对着我放焰火的中国城那条大街。
有了这次教训，夫妻俩学乖了，他们找了位取得绿卡的朋友，一起摆摊，四只眼睛八方扫视，一有风吹草动，便溜得人影全无。
直到后来他们的签证下来了，提起那事还是心有余悸。他们说：“只要一听到警车的鸣笛声，不知为什么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哆嗦。”
这两年，中国移民中的“地下工作者”被抓，关监狱，遣返回国的事，每天不断在南非的各个角落发生。
而就是那些少数被遣返回国的中国人，过一阵子，人们看到他们换本护照或走莱索托“曲径”又回来了！有人说：“人家实在不甘心，实在忘不了白天放放摊，晚上数数钞票，那轻松赚钱的快乐滋味！”
从经营手表、小电子起步，历经多年的风风雨雨，如今我已成为在南非专卖中国彩电、ＶＣＤ的大老板。每当有国内朋友好奇地问我：“南非的钱特好赚吧？”我就会告诉他们：“只要你肯吃苦，愿意打拼，哪儿都是遍地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