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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花儿”是在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和奔流不息的黄河水域流传了千年的西北艺术瑰宝，它不仅注重语言符号的本身建构，更加注重话语形式产生的表达效果。本文内容主要是关于研究和探讨“花儿”艺术的源远流长，深刻探寻“花儿”的发展方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衍变及其原因，并研究“花儿”歌手对不同风格“花儿”的演唱对于“花儿”曲调变异的影响及其原因。
关键词：“花儿”；“花儿会”；心态
一.“花儿”歌手的生存现状
“花儿”歌手的生存现状，以宁夏“花儿”歌手为例，宁夏是我国西北“花儿”的主要流行地区之一，在宁夏各地，流传着各种不同的“花儿”。20世纪50年代，农村范围内的“花儿”依然十分流行，在农业公社的劳动之余，人们还经常演唱即兴“花儿”，形式从独唱、对唱、到合唱，这种耳濡目染的方式教会了许多当时的青少年演唱宁夏回族“花儿”，他们也顺利成为了现在活跃在宁夏“花儿”歌坛中的“花儿歌手”。但值得注意的一点在于，宁夏并没有传统民间“花儿会”的形式，这也使得散布在各地的“花儿”歌手势单力薄，不能形成传唱气候，随着时代的发展，宁夏“花儿”也像我国其他的民族民间文化一样，逐渐被新时代文化取代，加上一些老一辈的“花儿”歌手逐渐离世，年轻一代热衷于流行歌曲，许多“花儿”都歌随人走，消失在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宁夏“花儿”在前些年也因此出现了“花儿”歌手青黄不接的情况，宁夏“花Jk'’一度濒临失传。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这无疑挽救了宁夏“花儿”，国家对于宁夏回族“山花儿”和甘肃、青海的部分“花儿会”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使得“花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保护，一度濒临消失的宁夏“花儿”又重新焕发生机。宁夏地区还进行了两次“花儿”传承人的评定，确定了马生林、马汉东、李凤莲、马学辉、张明星、吕秀峰、马福成、张建军、赵福朝、王德勤、杨澄清、杨生旺、罗发军、妥艳、马占昌、马少云。冶春英17位传承人，其中有14名传承人是回族，3人是汉族，4人为女性。除马生林已故外，其余16位“花儿”传承人多年来对回族“花儿”的复苏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
回族女性“花儿”传承人李凤莲
李凤莲，宁夏西吉县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她才读小学三年级，从此她辍学务农。她開始接触到“花儿”也正是在务农时，她看到大人们在打麦场唱“花儿”，听到男社员在山头上漫“花儿”作为一个十岁的回族女孩子，她当时被这种曲调深深的吸引了，不顾族内老人的反对，学会了第一首“花儿”，从此她开始瞒着家人学习演唱“花儿”，一唱就是40多年，80年北京举行了民族唱法汇演，李凤莲被推举出来赴京演出，霎时在北京燃起了“花儿”的流行风潮，当天的《北京晚报》就报道了她，并将她称为“永不疲倦的杜鹃”。从北京演出归来后，在西吉县文工团的邀请下，李凤莲成为了文工团的一员，后来她相继在文化站、县文化馆工作，93年，李凤莲随同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代表团赴日本演出。08年1月，李凤莲正式被西吉县教育局聘为西吉县中小学“花儿”民歌指导教师，近年来活跃在教育行业，乐此不疲。
二.“花儿会”的由来
“花儿会”是我们对大型规模的“花儿”演唱活动的一般称谓，也可以说，“花儿会”就是花儿的载体，它承载了大规模的“花儿”演出，有人说，凡是鲜花烂漫的地方就有“花儿会”，而每个“花儿会”身上都有它由来的传说，且均和宗教和礼仪有着密切的联系。
1961年，赵存禄先生提出，花儿会很可能是由宗教、庙宇，善男信女们引起的。而1962年，王浩和黄荣恩两位先生就表达了不同意的观点，他们认为，花儿是民间文艺，起源于民間，他们也承认花儿带有迷信色彩，但他们并不认为花儿是由求神拜佛引起的。而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花儿庙会只是花儿人利用庙会这一群众集会场合演唱花儿而已，并不仅仅是说只在庙会上举行。
早期河湟地区的花儿表演就是与祭神活动相联系的，那时他们的花儿所唱内容主要都与神明有关，因此又被称为“神花儿”，50年代以来，反封建反迷信等政治活动影响深远，“神花儿”的发展也因此受到了局限并逐渐停止，“花儿”的发展也因此蓬勃，所演唱的“花儿”内容也逐渐从求神过渡到了反映人民生活，表达男女之情等现实题材，“花儿会”的主题也从祭神过渡到了赛歌，“花儿会”的名字也在此时由朱仲禄先生确定了下来。
三、“花儿”歌手的演唱
民歌最重要的存在形式，就是在演唱中发展，中国传统民歌“花儿”一样的民歌，并没有准确的记谱，完全要靠民歌歌手在演唱过程中根据口传心授加入自己对“花儿”歌曲的理解，一代代的传承和变异才形成了如今我们听到的“花儿”曲调，而“花儿”又有许多是“花儿”歌手即兴编词演唱的，前后的差异也就更大，歌手的演唱心态与其文化背景、生活环境等大背景有着重要的关联。
不同的“花儿”种类，也对民间歌手演唱心态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也使得歌手在演唱中的心态更加多变，这种直抒胸臆式的演唱方式，使得歌曲曲调也会出现更多的即兴变化。而歌手在演唱祭神类“花儿”时，花儿歌手的演唱多为崇敬之情，不会出现太多的自由发挥，而曲调的变异也会相应减少。
苏珊·朗格说，“音乐是情感生活的音调摹写”，而早在魏晋时期我国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就已经提出了《声无哀乐论》，“洮泯花儿”也印证了嵇康的说法，在“洮泯花儿”中，喜怒哀乐可以集合在一个曲调中，这并不是因为民间歌手的音乐语言贫乏，而是更加印证了嵇康的说法，声音本身是没有喜怒哀乐的，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是听到那些曲调的人自己内心的感受。
花儿是飘荡在西北辽阔高原上的一抹鲜红，花儿是缠绕在父老乡亲心海中的一曲歌谣，虽然他们没有准确的记谱，却有心口相传的底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在这个百花齐放的时代，西北的花儿也将绽放她独有的色彩。
关键词：“花儿”；“花儿会”；心态
一.“花儿”歌手的生存现状
“花儿”歌手的生存现状，以宁夏“花儿”歌手为例，宁夏是我国西北“花儿”的主要流行地区之一，在宁夏各地，流传着各种不同的“花儿”。20世纪50年代，农村范围内的“花儿”依然十分流行，在农业公社的劳动之余，人们还经常演唱即兴“花儿”，形式从独唱、对唱、到合唱，这种耳濡目染的方式教会了许多当时的青少年演唱宁夏回族“花儿”，他们也顺利成为了现在活跃在宁夏“花儿”歌坛中的“花儿歌手”。但值得注意的一点在于，宁夏并没有传统民间“花儿会”的形式，这也使得散布在各地的“花儿”歌手势单力薄，不能形成传唱气候，随着时代的发展，宁夏“花儿”也像我国其他的民族民间文化一样，逐渐被新时代文化取代，加上一些老一辈的“花儿”歌手逐渐离世，年轻一代热衷于流行歌曲，许多“花儿”都歌随人走，消失在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宁夏“花儿”在前些年也因此出现了“花儿”歌手青黄不接的情况，宁夏“花Jk'’一度濒临失传。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这无疑挽救了宁夏“花儿”，国家对于宁夏回族“山花儿”和甘肃、青海的部分“花儿会”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使得“花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保护，一度濒临消失的宁夏“花儿”又重新焕发生机。宁夏地区还进行了两次“花儿”传承人的评定，确定了马生林、马汉东、李凤莲、马学辉、张明星、吕秀峰、马福成、张建军、赵福朝、王德勤、杨澄清、杨生旺、罗发军、妥艳、马占昌、马少云。冶春英17位传承人，其中有14名传承人是回族，3人是汉族，4人为女性。除马生林已故外，其余16位“花儿”传承人多年来对回族“花儿”的复苏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
回族女性“花儿”传承人李凤莲
李凤莲，宁夏西吉县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她才读小学三年级，从此她辍学务农。她開始接触到“花儿”也正是在务农时，她看到大人们在打麦场唱“花儿”，听到男社员在山头上漫“花儿”作为一个十岁的回族女孩子，她当时被这种曲调深深的吸引了，不顾族内老人的反对，学会了第一首“花儿”，从此她开始瞒着家人学习演唱“花儿”，一唱就是40多年，80年北京举行了民族唱法汇演，李凤莲被推举出来赴京演出，霎时在北京燃起了“花儿”的流行风潮，当天的《北京晚报》就报道了她，并将她称为“永不疲倦的杜鹃”。从北京演出归来后，在西吉县文工团的邀请下，李凤莲成为了文工团的一员，后来她相继在文化站、县文化馆工作，93年，李凤莲随同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代表团赴日本演出。08年1月，李凤莲正式被西吉县教育局聘为西吉县中小学“花儿”民歌指导教师，近年来活跃在教育行业，乐此不疲。
二.“花儿会”的由来
“花儿会”是我们对大型规模的“花儿”演唱活动的一般称谓，也可以说，“花儿会”就是花儿的载体，它承载了大规模的“花儿”演出，有人说，凡是鲜花烂漫的地方就有“花儿会”，而每个“花儿会”身上都有它由来的传说，且均和宗教和礼仪有着密切的联系。
1961年，赵存禄先生提出，花儿会很可能是由宗教、庙宇，善男信女们引起的。而1962年，王浩和黄荣恩两位先生就表达了不同意的观点，他们认为，花儿是民间文艺，起源于民間，他们也承认花儿带有迷信色彩，但他们并不认为花儿是由求神拜佛引起的。而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花儿庙会只是花儿人利用庙会这一群众集会场合演唱花儿而已，并不仅仅是说只在庙会上举行。
早期河湟地区的花儿表演就是与祭神活动相联系的，那时他们的花儿所唱内容主要都与神明有关，因此又被称为“神花儿”，50年代以来，反封建反迷信等政治活动影响深远，“神花儿”的发展也因此受到了局限并逐渐停止，“花儿”的发展也因此蓬勃，所演唱的“花儿”内容也逐渐从求神过渡到了反映人民生活，表达男女之情等现实题材，“花儿会”的主题也从祭神过渡到了赛歌，“花儿会”的名字也在此时由朱仲禄先生确定了下来。
三、“花儿”歌手的演唱
民歌最重要的存在形式，就是在演唱中发展，中国传统民歌“花儿”一样的民歌，并没有准确的记谱，完全要靠民歌歌手在演唱过程中根据口传心授加入自己对“花儿”歌曲的理解，一代代的传承和变异才形成了如今我们听到的“花儿”曲调，而“花儿”又有许多是“花儿”歌手即兴编词演唱的，前后的差异也就更大，歌手的演唱心态与其文化背景、生活环境等大背景有着重要的关联。
不同的“花儿”种类，也对民间歌手演唱心态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也使得歌手在演唱中的心态更加多变，这种直抒胸臆式的演唱方式，使得歌曲曲调也会出现更多的即兴变化。而歌手在演唱祭神类“花儿”时，花儿歌手的演唱多为崇敬之情，不会出现太多的自由发挥，而曲调的变异也会相应减少。
苏珊·朗格说，“音乐是情感生活的音调摹写”，而早在魏晋时期我国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就已经提出了《声无哀乐论》，“洮泯花儿”也印证了嵇康的说法，在“洮泯花儿”中，喜怒哀乐可以集合在一个曲调中，这并不是因为民间歌手的音乐语言贫乏，而是更加印证了嵇康的说法，声音本身是没有喜怒哀乐的，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是听到那些曲调的人自己内心的感受。
花儿是飘荡在西北辽阔高原上的一抹鲜红，花儿是缠绕在父老乡亲心海中的一曲歌谣，虽然他们没有准确的记谱，却有心口相传的底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在这个百花齐放的时代，西北的花儿也将绽放她独有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