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正月廿三上午，机关的电话铃响起，我看了一下来电显示，是茂盛(我弟弟)来的电话。他在电话中对我说：“昨天晚上梦见了老太爷(张友渔，我父亲的四爷爷)，我们一起到翠峰山集贤阁他的铜像前拜祭一下。”放下电话，我随他驱车上山，顺路在花店买了一束鲜花。经与翠峰山公同管理处方惠良主任联系，集贤阁管理员带我们去了张友渔展室。在张友渔的铜像前我们敬献鲜花，淘躬拜祭。在张友渔的铜像座台上，镌刻着无产阶级革命家薄一波1999年5月8日的题词：怀念友渔同志。
　　正月廿三，对我们兄弟二人来说，是一个有着特别记忆的日子。因为15年前的这一天，张友渔逝世了，享年94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只有茂盛弟弟陪伴在他的身边。他去世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的乔石到病房向他的遗体鞠躬告别。
　　那年的正月初一，对我们来说也是不能忘却的一天。因为这一天，同是我们的老太爷、张友渔的弟弟张彝鼎在台湾病逝，享年92岁。而就在这天，当我从灵石往北京打电话给张友渔老太爷拜年时，他告诉我，腿膝关节感到酸痛，准备初六上班后就去医院诊治。正月初六，我到县人大常委会上班，向王荣科主任述说了张友渔的情况。王荣科主任指示我第二天就去北京看望张友渔。当我到达北京站后，往张友渔家里打电话，保姆告诉我，他已到北京医院住院，我便直接去医院看望他。他亲切地对我说：“你在人大机关，工作比较忙，回去后让你弟弟马马(茂盛)来医院照顾我吧。要不小渔(张友渔的儿子)在市公安局工作很忙，抽不出时间在医院照顾我。”回灵石后，我将看望张友渔的情况向王荣科主任作了汇报。王荣科主任和县煤运公司的领导联系后，茂盛便到北京医院照顾张友渔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么短短的十几天时间，竟成了他人生最后的时刻。
　　就在张友渔住院的十几天中，他仍时刻关注着党和人民的事业。他给中央政治局写的材料以机密文件的形式报送给江泽民总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到医院来看望他，并带来几份法律征求意见稿，他看累了，便让茂盛给他接着读，并在需要修改的地方作出标注。打点滴的时候，他常常和茂盛谈起家乡的情况，十分关注改革开放以来家乡的巨大变化。
　　
　　一
　　
　　1986年10月22日，张友渔参加山西省市、县人大工作经验交流会。得知他到太原后，我便到太原迎泽宾馆八角楼看望他。我说，明天的讲话稿可否让我先看看。他笑着对我说，在桌子上，你看去吧。我看了一下，只列有3个小标题，分别是：1、党委的领导和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关系问题；2、人大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关系问题；3、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学法的问题。还没等我再问，他便笑着告诉我，明天我就讲这几个问题，不需要写出来，直接讲就是了。接着，我约请他回家乡灵石看看。他说，已有几十年没有回过家乡了，这次一定回去看看。
　　10月23日，张友渔在省人大和晋中地委领导的陪同下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在县委四楼会议室，他与县四大班子领导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进行了亲切的座谈，并与他们合影留念。之后，张友渔到县城内住过的老窑洞看望晚辈和族亲，并与他们合影留念。他还特意来到“灵石亭”，把耳朵贴近灵石，悉心寻听童年时代曾从灵石里面听到的汾河的流水声。这一天的活动是他老人家的最后一次家乡行。
　　张友渔对家乡的经济建设十分关心。上世纪80年代，灵石县南王中煤矿修建铁路运煤专用线。该项目是经煤炭部审批立项的工程。1987年工程接近完工时，资金出现了严重短缺。茂盛当时在南王中煤矿铁路专线指挥部工作，担负着外采任务。指挥部的领导们正为建设资金着急的时候，茂盛找出了煤炭部对该工程项目的批件，带着它到北京跑钱。煤炭部分管该工作的二位处长听取了他的汇报后，便戏问他，你不是山西的吗?你能否找到薄一波那样的老领导给你写个批示，我们再研究增拨资金。茂盛说，我去试一下。他想到了老太爷，请张友渔出面去找薄一波也许是一条捷径。两位处长在极为疑惑的心态下随他来到了张友渔家里。张友渔请他们支持家乡的经济建设，并对他们说，如确需重要领导批示，他可以去找国务院的领导。张友渔关心和支持家乡经济建设的真切心情，深深地感动了二位处长。他们回到部里研究后，让茂盛补办齐有关手续。增拨的60万元建设资金在计划系统没有下达调整项目文件前，便经省、地建行，直接转到灵石县建行，大大加快了南王中铁路专用线的扫尾工程建设，为顺利通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
　　
　　早在青年时代，张友渔就参加过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1927年，他从国立北平法政大学毕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全国解放前夕，20多年间，他一直以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的文化人或教授的身份，在形势险恶的白区从事革命活动。
　　那时，党中央赋予张友渔的主要任务是做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和文化界上层人士以及民主党派的统战工作，他先后做过冯玉祥、阎锡山、傅作义、李宗仁、李济深、张澜、刘文辉、韩复榘、石友三等人的T作，并曾参加沈钧儒、邹韬奋为首的救国会的领导工作。张友渔给我讲述了他和薄一波在对敌斗争中的两件事：
　　一件是：1935年，日军发动华北事变后，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华北，党把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作为联合抗日的主要争取对象之一，决定派张友渔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日军对华北的步步紧逼，蒋介石的排斥异自，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打破了拥兵自重的阎锡山企图在抗日与和日、拥蒋与拒蒋、反共与联共“三个鸡蛋上跳舞”的平衡。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张友渔的统战攻势下，阎锡山不得不接受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1936年，“九一八”5周年纪念日，阎锡山身边的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倡议宣告成立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之后，党中央调张友渔另有任用。在张友渔离开山西后，党中央派薄一波来山西，组成以薄一波为书记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依据当时抗日救亡的总任务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工作，接办、改组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大力发动群众，培养干部，使牺盟会成为党直接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张友渔和薄一波先后对阎锡山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山西牺盟会的建立和改组，对全国抗战产生了积极影响。
　　另一件是：大革命失败后，1929年至1931年，薄一波在北平、天津、唐山等地从事兵运工作，先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士兵工作委员会书记、顺直省委军委常委，参与组织和领导了唐山兵变和平汉线北段兵变等斗争。一次，天津中共秘密组织接到中共中央常委李立三的指示，在中心城市组织暴动，开展罢工、集会、游行、散发传单等活动，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参加。由于白区工作环境险恶，斗争错综复杂，薄一波等一批秘 密党员被捕入狱。张友渔在这次行动中被分配到河北大马路一带散发传单，散发后就匆匆回到天津市政府，没有被侦缉队发现。张友渔当时是受中共北方局军委指示，打入天津市政府，担任市政府宣传科长，主管全市宣传工作。他很快接到了中共地下组织开展营救工作的指示。各省市关押犯人，一般采取两种处置措施：“罪行”重的，投入监狱；“罪行”轻的，关进另外设置的一种机构。这种机构，在蒋介石统治区叫“反省院”，在阎锡山统治区叫“自新院”。阎锡山政权在天津市还没有建立“自新院”这类机构，轻重犯人一律关在监狱里。张友渔想让天津市政府也成立个“自新院”，把一些同志从监狱转到“自新院”，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保存革命力量。
　　一天，他去找市长崔廷献谈话，他谈了第三科分管的宣传和社会工作，最后对崔廷献说：“监狱犯人绝食闹事，社会不安定，报界很注意。市长不可掉以轻心。我第三科不是直接管司法的，但有个想法如鲠在喉。”
　　崔廷献说：“快请直言。”
　　张友渔说：“我们市的监狱，重罪犯人和罪行轻的犯人关在一起，实在不好管理。就拿犯人绝食斗争来说，多数犯人还不是被少数重罪犯人煽动起来的?如果按罪行轻重，把犯人分别关押在不同的地方，就好做工作了。山西省搞的那种自新院就很好。”崔廷献想了想，便对张友渔说：“张科长所言极是。现在就要抓紧办理，不宜再拖延时日，先成立临时自新院吧!”张友渔听了暗自高兴，崔廷献接着又说：“建立临时自新院的事，我忙不过来，一时也物色不到合适的人，就委托你去办，清你多辛苦辛苦。”张友渔喜出望外，忙说：“哪里，哪里。市长既然有话，我当尽力为之。”
　　张友渔回到第三科办公室，反复思索，要建立临时自新院，需要先了解清楚监狱里关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多少人?都判了什么刑?有哪些人可以先安排到临时自新院?要弄清楚这些情况，最好还是亲自到监狱里去一趟。他找到公安局局长曾延毅，说：“刚才在市长那里，说到监狱里的政治犯在绝食。市长认为这个问题处理不好，让报界捅出去，会影响社会安定的。”他又谈了崔廷献责成他办理临时自新院的事，然后说：“这事，非有老兄通力合作不可。你看，我们有无必要先到监狱里视察一下?”曾延毅一听是市长布置下来的事，忙说：“那再好不过了。”第二天，张友渔和曾延毅就去监狱视察政治犯绝食情况。到了监狱，张友渔先看了政治犯的全部名册和所判刑期，又听了典狱长的详细汇报，心中已经有个大概了解了。听完汇报后，张友渔、曾延毅分头视察牢房。张友渔到牢房时，犯人们已在看守的严密监视下列队肃立。典狱长训了几句话，随后是犯人代表讲话。一个20多岁的青年犯人从队伍中走到前面来。张友渔看着他，心中怦然一动。这人是和他一同搞地下斗争的中共秘密党员薄一波。两个亲密战友，近在咫尺，一个是阶下闪，一个是“政府要员”。张友渔极力抑制着自己的情感，表露出来的仍是严肃的面孔。薄一波慷慨激昂地控诉着监狱对政治犯的残酷迫害，表示只有以绝食抗争。典狱长尴尬地站在那里。薄一波话音刚落，他立即谄媚地请张友渔作指示，张友渔讲话表示要改善对政治犯的待遇。最后，他特意看了薄一波一眼，强调说：“犯人也要服从安排。”这“安排”二字，他说得很重。薄一波望着他，明白了他的话意。
　　在返回途中，张友渔对曾延毅说：“政治犯的待遇确实应改善，这方面请曾局长费心了。市长交办的建临时自新院的事情，我抓紧去办，还望曾局长大力协助。”
　　张友渔在天津市二区原奥租界，选中一座小洋楼，里面有20来个房间，幽雅、安静，适于休养。他决定把临时自新院建在那里。关于临时自新院院长的人选，张友渔费了很大脑筋。为了便于营救工作，他原想自己兼任院长，后来又觉得不妥，容易暴露。他物色了一个很理想的人：信仰佛教的老知识分子周克昌。周克昌当院长，张友渔兼副院长。临时自新院管理人员的任用，张友渔也颇费苦心地安置了一个教导员、一个文书、一个事务员、一个会计，都不是国民党党员。门口站岗的警察，一般不进洋楼，只在门外站岗值班，换岗就离开。张友渔马不停蹄地忙了十几天，一切都就绪了。
　　一天早晨，两辆囚车开到了小楼门口。薄一波、徐彬如、李运昌等30多个被判处3年以下徒刑的中共秘密党员从因车里出来，进了小楼。他们边走边观察这个临时自新院，看到了舒适的居住环境，发现有图书室，却没有发现看守，楼里竟可自由活动。他们马上组织了秘密会议，建立了秘密的党支部，选薄一波为书记。每天，应付两个为时很短的学习活动：一个是学习三民主义；一个是听周克昌讲佛学。这两项学习是张友渔为应付天津市政府或公安局的检查而设立的，是临时自新院教育犯人“自新”的点缀。这些秘密共产党员对党组织的精心安排，深受感动。
　　这时，天津政局突然发生了变化。
　　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李济深等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另成立一个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反对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的军队在津浦路、平汉路同蒋介石的军队开了火。蒋介石联合张学良，从山海关进兵，从后面攻打阎锡山、冯玉祥的军队。阎锡山、冯玉祥的军队招架不住了，扩大会议另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垮了台。阎锡山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采取了和平妥协的办法，把北京、天津的政权无条件地交给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自己下野，住到日本人掌控的大连去。蒋介石、阎锡山之间已达成协议，张学良就要来接管天津市了。张友渔听说张学良的天津市市长是臧启芳，公安局局长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他还听到，张学良的政治部主任黎天才，原来就是1927年当过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后来出卖了同志、破坏了北京市委的叛徒李渤海。张友渔想，李渤海虽然不认识自己，但他对我们的工作情况和方法，总还是知道一些的，不能不防。眼看山西派的天津市政权要易手张学良，将要面临更难应付的对手，他做好了自己可能很快从第三科科长的位置上下台的准备。可是，临时自新院里关着的同志还没有救出来，这使他非常着急。他想，无论如何也要把临时白新院里的同志放出去。怎么放?他在屋里走来走去，一夜没睡。到了天明，他已想好了营救办法，决心破釜沉舟，孤注一掷了。
　　第二天早晨刚上班，张友渔就来到市长办公室。崔廷献屋里也是满地纸片，几个机要秘书正匆匆忙忙地清理着文件。崔廷献阴沉着脸，发着脾气，嫌秘书动作慢。他见张友渔进来，就用一种听取张友渔报告什么消息的神色等着他开口。张友渔却站在屋中央环顾四周，欲言又止。崔廷献马上示意秘书回避。张友渔说：“形势急转直下，是原来不曾料到的。我们山西派不得不撤退，可是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地输给蒋介石和张学良。市长，要想办法，不能老老实实地让张学良白捡便宜。”崔廷献长叹一声，灰心丧气地说：“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办法?还来得及想什么办法?”他望着面前这个31岁的第三科科长，不胜感慨。在阎锡山派 遭厄运之际，他还能不顾个人前途，丝毫没有投奔新主子、另找靠山之意，反而这样推心置腹地来找自己为阎锡山出气，难得，实在难得!他长吁短叹地谈了阎锡山的失误、自己的失利，还有对蒋介石、张学良的仇恨。张友渔见他对蒋介石、张学良的仇恨已经远远超过对共产党的仇恨，觉得可以实现自己的计划了。于是他很激昂地说：“我们是被蒋介石、张学良赶下台的。我们不能把我们经营好了的天津市就这样拱手送给他们。譬如说，我们抓了那么多共产党关在监狱和自新院，张学良费了什么气力了?我们白白把这些共产党交给张学良去杀，给他这个便宜，对我们山西派有什么好处?不如把这些共产党放了，让他们跟蒋介石、张学良作对，对我们山西派还有好处。”崔廷献听了，眼睛一亮，脸上有了笑意，说：“是这个道理。”随即又很犯愁地说：“把监狱里的犯人放了，可不容易，让张学良抓住把柄，麻烦就大了。”张友渔说：“临时自新院又不是正式机构，用不着向张学良他们的人办什么移交。我们自己撤销就行了。”崔廷献说：“这个倒是可以办。”张友渔紧接着说：“事不宜迟，临时自新院是市长亲自交我办起来的，现在我抓紧去撤销，在张学良的人来到之前就让这个临时自新院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天津市消失，请市长放心。”崔廷献说：“对，还是你去办。”他又沉思了一下说：“万一追查起来，有个手续也好。你赶紧找临时自新院院长周克昌写个书面报告给我，说里头的犯人表现不错，可以释放。我批一下，手续就齐全了。说明我们不是无缘无故地在张学良的手伸到天津来之前随意撤销的。”张友渔立刻回到办公室写了个书面报告，然后坐上人力车赶到临时自新院找周克昌。周克昌一听是市长要写的，立即在上面签了字。张友渔又立刻坐上人力车返回市政府，直奔崔廷献办公室。崔廷献签了字，盖上了天津市政府大印。张友渔马上再返回临时自新院，请院长周克昌召集关在这里的30多人，向他们宣读了市长批准撤销临时自新院的决定。薄一波等秘密共产党员已经从报纸上看到了阎锡山下野、张学良的人即将来津的消息，今天又看到张友渔往这里奔波两次，心中已明白党组织正在抓紧营救这里的秘密党员。他们以一种期待的目光看着张友渔，虽然默默无语，但彼此所得到的却胜过千言万语。最后，张友渔兴奋地大声对他们说：“你们全部被释放啦!赶快走吧!”他们之中很多人一下子流出了眼泪。张友渔的眼睛也湿润了。此刻，他仍不能流露太多感情，急忙转过身，命令临时自新院的工作人员也赶快撤退。走出临时自新院门口时，他命令门口站岗的警察摘下临时自新院的牌子，撤岗。他最后看了一眼小洋楼，便头也不回地走了。里头的30多个中共秘密党员，由党支部书记薄一波迅速召集了一个紧急短会，5分钟后全部走光。
　　张友渔完成了自己的计划，立即收拾东西，装满了几个书箱和一个衣箱，悄悄离开了天津市政府，直奔法租界六国饭店。这个地址，他已事先报告过中共地下组织：完成营救任务后如遇风险，即刻进入六国饭店。
　　第二天上午，张学良军队的代表就进驻了天津市政府，阎锡山的官员在低沉的气氛中交了权。
　　张学良的人一时还没有发现临时自新院撤销的事，倒是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发现了。临时自新院忽然没有了，第三科科长张友渔也不见了。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部长刘不同认定撤掉临时自新院是张友渔干的，派人去天津市政府寻找张友渔，但没找到。刘不同大怒，扬言非抓住张友渔不可。
　　六国饭店里，有人轻轻叩击张友渔房间的门。张友渔打开门，是中共北方局军委派来和张友渔联系的人。来人压低声音对张友渔说：“刘不同要抓你了，组织上决定让你迅速去日本。”说完便很快走出了六国饭店。张友渔立即动身，只提了一个衣箱，便坐上带棚的人力车直奔火车站。当刘不同派人在天津市里四处搜寻他时，他已经到了塘沽。这时已是深夜了。他连夜奔赴码头，最早去日本的一艘轮船是长城九号日本货船，他就搭上了这艘货船。轮船的汽笛长鸣，巨大的船身徐徐离开了码头。张友渔急急忙忙走出船舱，站在甲板上，无限留恋地望着茫茫浓雾笼罩着的码头和码头后面的土地。
　　薄一波在为《张友渔传》(1989年彭真题写书名)一书所作的序中写道：我和张友渔同志于20年代末在天津相识。共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来，在做上层统战工作时，我们又有过合作和联系。在解放战争时期，友渔在晋冀鲁豫边区和华北局曾帮助我工作过。几十年来，我们患难与共，相知颇深。友渔出生于清末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1927年，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既是我党的一个革命的政治活动家，又是一个学识颇深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
　　
　　三
　　
　　张友渔入党后，任中共北平市委委员兼秘书长，主办我党进行合法斗争的《国民晚报》，并任该报社长兼总编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先后在我党北平市委特科、华北联络局工作，任联络局北平小组负责人。他多年担任《世界日报》主笔并在北平多家大学任教。1937年“七·七”事变后，先后任我党山东联络局书记、豫鲁联络局书记，并受我党长江局派遣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团政治部长，为我党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同和发展做出了贡献。1939年1月至1945年1月，先后任我党南方局统战委员会成员、香港文委成员、南方局文委委员兼秘书长、重庆工委候补委员兼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还受南方局派遣到国民政府任战地党政委员会设计委员，并任《时事新报》和香港《华商报》总主笔及救国会领导成员和该会重庆生活书店总编辑。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蒋介石三次发电报邀请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共商国家大计”。中共中央洞悉蒋介石的阴谋，于8月25日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参加重庆谈判。8月28日，三人应邀飞抵重庆。国共两党的谈判充满了激烈的斗争，而宪政斗争是谈判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重要关头，中共重庆工作委员会急调法学专家、宪政问题专家张友渔去重庆，担任中共代表团顾问，协助谈判工作。10月10日《双十协定》签定后，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有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张友渔仍是宪政工作方面的顾问。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产党、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在政治人员的组成、国大代表名额分配问题上，斗争激烈。周恩来很信任张友渔，常常是让张友渔在这些问题上先拿出个意见，大家再讨论研究。邓颖超要作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发言，也请张友渔为她准备资料，提供意见。国民党提出，在国大代表和政府委员名额中，他们要占50％以上，中共和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名额不超过50％。中共内部开会，反对这样分配名额，同时考虑到青年党可能会跟着国民党亦步亦趋，准备在谈判中提出一个正式意见，也让张友渔先准备个意见再交大家讨论。讨论后，准备向大会提出的意见是：凡重大决 议必须经过三分之二的人通过。以此为前提，作为在名额分配上的让步。在正式提出这个意见之前，周恩来让张友渔回一趟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张友渔乘美军飞机到达延安，当天下午，中共中央立即开会听取张友渔汇报。刘少奇主持会议，朱德、任弼时、彭德怀、杨尚昆等参加。张友渔把问题说得清晰透彻。中央讨论后，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刘少奇又指示张友渔说，蒋介石处心积虑要消灭共产党，但美国为了有效地控制全中国，可能采取照顾双方利益的表面方法，表示站在所谓国共矛盾之上，可以利用这点进行斗争。这天，毛泽东身体不大好，没有参加会议，要张友渔晚上到他住的窑洞去汇报。晚饭后，张友渔被领到毛泽东住的窑洞。毛泽东请张友渔坐在一把木椅上谈，他在窑洞里走来走去地听着。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江青伏在桌上给他们作记录。毛泽东用浓厚的湖南口音问各民主党派的情况，特别注意青年党的动向。张友渔用浓厚的山西口音——具体回答，谈了自己的看法。一个晚上的南腔北调谈话，沟通了重庆和延安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思想，毛泽东很满意。时间已经很晚了，毛泽东让警卫员把张友渔送到中共中央秘书长杨尚昆住的窑洞过夜。第二天一早，张友渔就坐飞机回重庆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争论的另一个高潮是关于国民党1936年通过的《五五宪草》。讨论这个问题，中共方面的组长是李维汉。张友渔是组员，另外两个组员是何思敬、华岗。国民党方面的组长是孙科，对国民党炮制的这个《五五宪草》，张友渔早在1936年、1937年就进行过认真研究，写过批判文章。1939年邹韬奋等人共同发表了《我们对(五五宪草)的意见》，对它逐条进行过批判。这次，在中共的小组内部研究讨论时，张友渔自然发挥了有力作用。在同国民党讨论时，他有理有据的发言，常使对方怵头。在斗争中，他是中共方面的一员干将。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召开，都是中外瞩目的重大新闻。张友渔参加这些活动，公开了他的中共党员身分，这件事也成了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新闻。不仅国民党方面许多与他接触过的人大为惊讶：张友渔是个共产党?一些左派人上以至共产党内一些人也出乎意料：原来张友渔是中共党员!之后，张友渔任中共南方局统战委员会政治组负责人，《新华日报》代总编辑、社长，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开始在社会上公开以共产党员的身分进行统战工作。1947年3月8日，张友渔根据中央指示乘飞机离开重庆到达延安。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在机场迎接他，并和他握手。回到延安的当晚，他就向周恩来作了工作汇报。过了不到一个星期，胡宗南向延安发起了进攻，中共中央决定疏散，从国民党统治区南京、上海、北平、重庆回来的一部分高中级干部组成了一个队，从延安往晋绥解放区撤，张友渔担任这个队的政治委员，到达晋绥边区后，李先念向他们谈了当地情况，周恩来特地从陕北赶来，讲形势，布置任务。张友渔被分配到临县的王家沟，参加李维汉领导的中央城工部工作，同时参加了当地的土改运动。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军强渡黄河，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革命形势大发展的时候，朱德和薄一波给中共中央打电报，要张友渔去晋冀鲁豫边区工作。周恩来指示张友渔先到河北省阜平县西柏坡。在西柏坡，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都热情地照顾张友渔。刘少奇向张友渔介绍了晋冀鲁豫边区的生产和工作情况。张友渔根据中央决定，担任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兼秘书长和中共中央华北局秘书长，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立下了功绩。
　　
　　四
　　
　　1949年后，张友渔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在京任职10年，他为建立人民政权和开创地方法制，为北京的改造和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59年以后，他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党组成员、法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政法学会副会长，1979年9月以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顾问，兼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政治学会会长、名誉会长和国际宪法学协会执行委员。他还是第一、二、三、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张友渔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积极推动者。早在1954年，他就参加了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1979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1980年9月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1983年6月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8年改任该委员会顾问，1986年6月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他为制定1982年宪法和一系列重要法律倾注了全部心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张友渔几十年如一日，不论是在形势险恶的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一贯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工作勤勤恳恳，躬亲务实，忠于党的事业，鞠躬尽瘁。他立场坚定，始终不渝地坚信共产主义，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他工作岗位频繁变动，但从不计较职位高低，并且每到一处都做出优异的成绩。他清正廉洁，光明磊落，艰苦朴素，严于律己，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善于团结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身处逆境，但仍坚定不移地相信党，相信群众。他坚决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积极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1979年恢复工作时，他虽年逾八十，仍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始终关心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就是在病情十分严重之时，还一再对立法工作表示关注，充分表现了他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崇高品德。
　　1989年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中国法学会、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中国检察学会、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中国政治学会、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华夏研究院法律文化与法制发展战略研究所，联合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庆祝张友渔从事学术活动70周年大会。
　　1997年2月，张友渔逝世5周年之际，在北京钓鱼台会议室举行了《张友渔文选》首发式，与会领导和同志们深切怀念这位法学泰斗。
　　1999年1月10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张友渔诞辰100周年纪念会，深切缅怀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著名的新闻学家、政治学家及国际问题专家。
　　我们要把他的革命精神、高贵品质、高尚情操世世代代传下去，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我们应有的努力。
　　在张友渔逝世15周年之日，谨以此文寄托我们的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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