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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的出现是中国“农民的终结”过程的集中体现。农民的流动是农民对于城乡分割的身份歧视制度的抗争。二元体制中农民的身份困境，在农民工出现以后被充分展露，有了与城市人权利的比对，这种不合理才凸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工的权利状况就是全体农民权利状况的直接反映。正如美国学者苏黛瑞（Dorothy J．Solinger）所说，“中国农民为公民身份而战”。现代民主国家的社会基础是“公民”。“公民”是无所谓乡下农民或者城市市民的，在制度面前是平等的，他们具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选择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