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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由许鞍华导演的文艺电影《黄金时代》上映，影片讲述了民国才女萧红一生的情感与生活，与2011年霍建起导演的《萧红》一样，这部文艺片同样是叫好不叫座，以票房惨败而收场。
这部电影中，充斥着浓厚的女性主义色彩。20世纪60年代西方第二次女权运动高涨，这次运动深入到女性再就业、教育和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的权利的争取，并上升到对女性本质和文化的探讨。正是这样的政治氛围下，女性电影应运而生，1972年，第一个英国女性电影团体
“伦敦女性电影团体”成立，女性开始走人电影圈。许鞍华作为一位香港本土的女性导演，其对女性电影的研究也从未停止，从《女人四十》到《桃姐》，其作品致力于研究特定时代下的女性生活，因此，影片《黄金时代》也深深地烙上了许鞍华式的女性电影的痕迹。
一、女性视角下的叙事
《黄金时代》作为一部讲述民国时代的电影，其背景有极强的历史真实性。导演许鞍华与编剧李樯选择了纪实性的手法，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真相。影片基本按照萧红小说《呼兰河传》《生死场》等对萧红一生进行回忆，对影片中一些无法了解真相的问题，往往以“其原因不得而知”作为解释。
影片采用自述的方式，以萧红讲述生平为起点，黑白影像下，萧红将自己的基本情况介绍给大家。此外，影片的台词许多都是萧红的作品，如一开始就选取《呼兰河传》中对家庭的描述：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的蜜蜂、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这样的叙述视角，不同于以往电影中以观众视角米讲述故事，更加充满了女性的客观性。这里所有的片段，都是萧红笔下的故事，这样一手资料的还原，也是对作家情感的真实还原。
影片中，除了萧红的视角，还有一个隐形的讲述者，就是导演本人。许鞍华最擅长的就是将自身设置于作家的情景下与其产生共鸣，在拍摄时，也尽量尊重原著，在早年拍摄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时，许鞍华就曾表示：“我觉得好惊讶，为什么这个作家可以写到我所知道的香港……觉得好有共鸣，好特别。”正是这样的共鸣，使许鞍华拍摄的所有影片都具有了当时的情景与心态，《黄金时代》与其说这是萧红眼中的黄金时代，不如说是许鞍华与萧红两位才女眼中的黄金时代。
影片采用大量的旁白、画外音以及演员自述，这样的手法使这部影片并不像一部叙事电影，而更像一部报告文学。许鞍华对画外音的热衷由来已久，影片中，将一部部文学作品转化为听觉刺激，更清晰地展示出作家萧红眼中的民国时代，女性眼中的家乡、延安以及香港。
二、女性的挣扎与悲情
在女性主义批评看来，人类的进步和男性的文明史建立在对于女性的压抑之上，父权制正是通过对女性的压抑并隐匿这种而得以维系，妇女的成长史则是女性在被压抑和反压抑中追寻自我意识和主题存在的历史。乍为一位女性导演，许鞍华在表现影片时，将女性的反抗与无奈演绎得淋漓尽致。
《黄金时代》中，萧红作为一位前卫的女性，与命运进行激烈的抗争。她的一生共经历了五位男性：起初，萧红拒绝了与汪恩甲的婚约选择与表哥私奔，但遭到抛弃之后又不得不重新依靠汪恩甲，在萧红面前，表哥与汪恩甲都是渺小的。在遭受汪恩甲的不辞而别后，萧红没有选择轻生，她的顽强让她遇到了萧军，也经历了人生最美好的岁月，但当萧军与萧红意见不合时，萧军强大的男性自尊让其背叛了萧红，此时的萧红更加需要一个赏识自己的人，于是端木蕻良出现了。影片中，萧军与端木蕻良对于三人谈判的场面各有不同的说法，但导演许鞍华却认为不管哪一种，都是其为维护尊严而进行的辩解。因此影片采用了《罗生门》似的演绎方式，直白的告诉观众，两个人皆不可信。最后，当萧红与端木蕻良出逃时，端木蕻良的懦弱与萧红的坚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萧红临终前，陪伴她的是骆宾基，而不是萧红的丈夫端木蕻良。直至影片结束，萧红的喘息中都透露出萧红对生的渴望以及其与命运的抗争。萧红的抗争是伟大的，但其悲剧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在许鞍华眼中，命运是一种强大又无法控制的力量，会让人无法改变。
影片中，除了萧红，对其他女性也进行了歌颂，许广平的坦诚、白朗的干练以及许粤华对于感情的冷静。影片中的女性都是顽强而有思想的，但命运也往往是无情的。女性更忠于自己的情感与思想，而男性却需要被敬仰，往往此时，男性会选择牺牲女性而完成自己的志向。
三、个体差异的凸显
20世纪70年代以米，以琳达·奥尔克芙为代表的后现代女性逐渐发展，早期女性主义的“平等论”开始被质疑，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逐渐意识到，过分强调平等就是对“二元论”的肯定以及对男权社会的认同，不过是将女性进行男化改造。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强调男性与女性的差异性以及女性存在的独立性。她们开始致力于发掘女性作为群体和个体的独特性，强调不同于男性存在和经验的女性存在与经验，并赋予这种存在和经验以新的价值和意义。
许鞍华作为一位女性导演，其作品更偏向于表达女性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是具有女性特征的，与社会、与国家的命运毫无关系，仅仅与女性本身的特质有关。如影片《客途秋恨》中，阿玉、母亲、爷爷三代人有不同的选择，母亲选择留在香港，做一个平凡的女性；爷爷回国后壮志未酬，郁郁寡欢；而阿玉却是最冷静的，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如“文化大革命”、香港的反贪污等，她并没有参加，而是作为旁观者的角色。因为阿玉知道自己不会是革命者或者社会运动的参与着，她有自己的选择。这正是影片中对女性身份的认同。
《黄金时代》中，萧红与大时代的矛盾也显而易见。她写作只是出于对写作的渴望，而不是出于对国家、对民族的反思；她加入左翼作家纯属偶然，只是刚刚好有一个地方让她畅所欲言。当白朗等人排演新戏剧时，萧红更关注的是桌上的蛋糕。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萧红与时代仿佛是格格不入的，当萧军决定留下来完成革命大业时，萧红更关注的是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安逸完成写作，这样的矛盾，注定了萧红的悲剧。因为她只是她自己，时代、战争、国家都与其无关。就像端木蕻良所说，萧红的写作是出于内心，是随心所欲的。
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丁玲，作为一位革命者，丁玲更关注的是文人是否足够关注国家命运，因此，在萧红去世后，她可以冷静地为萧红写报告文学。这样的差别正是女性要求个体差异性而表现出来的，女性不愿与男权统治下的社会融为一体的表征。
结语
影片《黄金时代》采用记录式的方式再现了一代才女萧红的一生，影片虽然在票房上差强人意，但其对女性主义的充分表达、对民国时期文人自由意识地真实再现可谓淋漓尽致。这样一位追求自身的女作家就这样在时代的洪流中悲惨地结束了一生，其人生与其作品一般，默默地打动着人们的心灵，萧红已与那个时代融为一体。
这部电影中，充斥着浓厚的女性主义色彩。20世纪60年代西方第二次女权运动高涨，这次运动深入到女性再就业、教育和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的权利的争取，并上升到对女性本质和文化的探讨。正是这样的政治氛围下，女性电影应运而生，1972年，第一个英国女性电影团体
“伦敦女性电影团体”成立，女性开始走人电影圈。许鞍华作为一位香港本土的女性导演，其对女性电影的研究也从未停止，从《女人四十》到《桃姐》，其作品致力于研究特定时代下的女性生活，因此，影片《黄金时代》也深深地烙上了许鞍华式的女性电影的痕迹。
一、女性视角下的叙事
《黄金时代》作为一部讲述民国时代的电影，其背景有极强的历史真实性。导演许鞍华与编剧李樯选择了纪实性的手法，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真相。影片基本按照萧红小说《呼兰河传》《生死场》等对萧红一生进行回忆，对影片中一些无法了解真相的问题，往往以“其原因不得而知”作为解释。
影片采用自述的方式，以萧红讲述生平为起点，黑白影像下，萧红将自己的基本情况介绍给大家。此外，影片的台词许多都是萧红的作品，如一开始就选取《呼兰河传》中对家庭的描述：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的蜜蜂、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这样的叙述视角，不同于以往电影中以观众视角米讲述故事，更加充满了女性的客观性。这里所有的片段，都是萧红笔下的故事，这样一手资料的还原，也是对作家情感的真实还原。
影片中，除了萧红的视角，还有一个隐形的讲述者，就是导演本人。许鞍华最擅长的就是将自身设置于作家的情景下与其产生共鸣，在拍摄时，也尽量尊重原著，在早年拍摄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时，许鞍华就曾表示：“我觉得好惊讶，为什么这个作家可以写到我所知道的香港……觉得好有共鸣，好特别。”正是这样的共鸣，使许鞍华拍摄的所有影片都具有了当时的情景与心态，《黄金时代》与其说这是萧红眼中的黄金时代，不如说是许鞍华与萧红两位才女眼中的黄金时代。
影片采用大量的旁白、画外音以及演员自述，这样的手法使这部影片并不像一部叙事电影，而更像一部报告文学。许鞍华对画外音的热衷由来已久，影片中，将一部部文学作品转化为听觉刺激，更清晰地展示出作家萧红眼中的民国时代，女性眼中的家乡、延安以及香港。
二、女性的挣扎与悲情
在女性主义批评看来，人类的进步和男性的文明史建立在对于女性的压抑之上，父权制正是通过对女性的压抑并隐匿这种而得以维系，妇女的成长史则是女性在被压抑和反压抑中追寻自我意识和主题存在的历史。乍为一位女性导演，许鞍华在表现影片时，将女性的反抗与无奈演绎得淋漓尽致。
《黄金时代》中，萧红作为一位前卫的女性，与命运进行激烈的抗争。她的一生共经历了五位男性：起初，萧红拒绝了与汪恩甲的婚约选择与表哥私奔，但遭到抛弃之后又不得不重新依靠汪恩甲，在萧红面前，表哥与汪恩甲都是渺小的。在遭受汪恩甲的不辞而别后，萧红没有选择轻生，她的顽强让她遇到了萧军，也经历了人生最美好的岁月，但当萧军与萧红意见不合时，萧军强大的男性自尊让其背叛了萧红，此时的萧红更加需要一个赏识自己的人，于是端木蕻良出现了。影片中，萧军与端木蕻良对于三人谈判的场面各有不同的说法，但导演许鞍华却认为不管哪一种，都是其为维护尊严而进行的辩解。因此影片采用了《罗生门》似的演绎方式，直白的告诉观众，两个人皆不可信。最后，当萧红与端木蕻良出逃时，端木蕻良的懦弱与萧红的坚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萧红临终前，陪伴她的是骆宾基，而不是萧红的丈夫端木蕻良。直至影片结束，萧红的喘息中都透露出萧红对生的渴望以及其与命运的抗争。萧红的抗争是伟大的，但其悲剧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在许鞍华眼中，命运是一种强大又无法控制的力量，会让人无法改变。
影片中，除了萧红，对其他女性也进行了歌颂，许广平的坦诚、白朗的干练以及许粤华对于感情的冷静。影片中的女性都是顽强而有思想的，但命运也往往是无情的。女性更忠于自己的情感与思想，而男性却需要被敬仰，往往此时，男性会选择牺牲女性而完成自己的志向。
三、个体差异的凸显
20世纪70年代以米，以琳达·奥尔克芙为代表的后现代女性逐渐发展，早期女性主义的“平等论”开始被质疑，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逐渐意识到，过分强调平等就是对“二元论”的肯定以及对男权社会的认同，不过是将女性进行男化改造。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强调男性与女性的差异性以及女性存在的独立性。她们开始致力于发掘女性作为群体和个体的独特性，强调不同于男性存在和经验的女性存在与经验，并赋予这种存在和经验以新的价值和意义。
许鞍华作为一位女性导演，其作品更偏向于表达女性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是具有女性特征的，与社会、与国家的命运毫无关系，仅仅与女性本身的特质有关。如影片《客途秋恨》中，阿玉、母亲、爷爷三代人有不同的选择，母亲选择留在香港，做一个平凡的女性；爷爷回国后壮志未酬，郁郁寡欢；而阿玉却是最冷静的，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如“文化大革命”、香港的反贪污等，她并没有参加，而是作为旁观者的角色。因为阿玉知道自己不会是革命者或者社会运动的参与着，她有自己的选择。这正是影片中对女性身份的认同。
《黄金时代》中，萧红与大时代的矛盾也显而易见。她写作只是出于对写作的渴望，而不是出于对国家、对民族的反思；她加入左翼作家纯属偶然，只是刚刚好有一个地方让她畅所欲言。当白朗等人排演新戏剧时，萧红更关注的是桌上的蛋糕。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萧红与时代仿佛是格格不入的，当萧军决定留下来完成革命大业时，萧红更关注的是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安逸完成写作，这样的矛盾，注定了萧红的悲剧。因为她只是她自己，时代、战争、国家都与其无关。就像端木蕻良所说，萧红的写作是出于内心，是随心所欲的。
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丁玲，作为一位革命者，丁玲更关注的是文人是否足够关注国家命运，因此，在萧红去世后，她可以冷静地为萧红写报告文学。这样的差别正是女性要求个体差异性而表现出来的，女性不愿与男权统治下的社会融为一体的表征。
结语
影片《黄金时代》采用记录式的方式再现了一代才女萧红的一生，影片虽然在票房上差强人意，但其对女性主义的充分表达、对民国时期文人自由意识地真实再现可谓淋漓尽致。这样一位追求自身的女作家就这样在时代的洪流中悲惨地结束了一生，其人生与其作品一般，默默地打动着人们的心灵，萧红已与那个时代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