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正当人类兴高采烈地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时，这场伟大的进步也带来了一系列悲观性后果。其实，如果我们看看自己的身边，就会发现，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活和世界观都在发生着改变，而有些改变带来的后果显然不能算是积极有益的。
如果将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末的传输革命（即以数字信号、卫星等现代通讯手段为媒介的传播）与19世纪的运输革命（即通过汽车、飞机为代表的交通方式）进行比较，那么19世纪的运输革命显然使得人们可以比过去更加容易地从一地移动到另一地。这种物理的位移，也就是旅程，从出发到到达，存在着时间的延迟和空间的延伸，这一切使人获得一种“解放”的真实感。从那时起，人类一直在加快位移的速度，企图获得一种对于地球引力的“解放”。20世纪末的传输革命使人们能够不必进行人身的物理位移，就同时在不同的地点“在场”（远程在场），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城邦。信息高速公路甚至还创造出虚拟的现实，这种虚拟的现实使人将真实与虚拟相混淆。
20世纪人类“解放”的极端例子，就是登月，人类登上了这颗过去只能仰望和想象的夜晚之星。此时，由于没有了地球的重力，没有了人类过去所熟悉的各种参照，没有了大气层所造成的光照的过渡，当执行完登月任务的宇航员门返回地球时，他们甚至对月球上的那段生活产生了虚幻，因而没有获得丝毫的真实感。
这似乎可以得出一点结论，即无论是以一种“解放的速度”达到对于“地球－母亲的世界”的解放，还是通过信息高速公路实现的远程在场，都导致人的真实感的丧失。
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多年前，超音速飞机使得世界各地的距离大大缩短，这是19世纪开始的运输革命的顶峰。而现在，由电视网、电信和互联网组成的通讯革命也正让时间延迟消失。
“从真实空间的基础设施（港口、车站、航空港）的位置到真实时间中由互动的远程技术学（如电信设施等）导致的对环境的控制，技术学的这一突然转移，在今天更新着‘临界的维’”（见《解放的速度》，维利里奥著，陆元昶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以下引言均出自该书）。时间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当前的维，已经到了临界状态。真实时间的远程技术所要实现的东西，正如保罗·克利所言：“孤立地给‘当前’下定义就是杀死‘当前’”。它们为了一个可换但不是“具体在场”的别处，即“谨慎的远距离在场”，把“当前”与其“此时此地”相孤立，从而杀死了它。
无线电技术（数字信号、视觉信号和无线电信号）通过一些笨重的物质装备（如道路、铁路等）对领土产生的控制，在今天让位于非物质的或几乎是非物质（如卫星、光纤电缆）的控制。这使人类环境的本质、人类环境的领土主体的性质，尤其是个体的本质与其动物性身躯的本质发生了剧烈的碰撞。借助于假器（键盘，显示器，数据手套或服装），它们使被“超级装备”起来的健全人变得与被装备起来的残疾人几乎完全一样。
如果说时间的间隔（积极符号）和空间的间隔（消极符号）布置好了世界的历史和地理，那么第三类间隔即光类的间隔（无符号，如互联网）的出现，意味着一个质的飞跃，以及人与其生活范围间关系的深刻变化。光的极限速度及其稳定性制约着世界的时间延续与空间扩展的现象感觉。至此，光速被用作直接行动和即时远程行动的绝对标准。“从一个点向另一个点的物理位移，在昨天意味着一个出发、一次旅行和一次到达，运输的革命已经在上个世纪使这种位移变成对旅行的时限，甚至是旅行的本质的一种逐渐清除，尽管目的地的到达仍然还是一个被位移的时间延续本身所‘限制的到达’”。“在20世纪末，与出发的取消相重合，旅程于是就丧失了构成它的那些相互接续的组成部分，而只顾及到达”。对此，俄国思想家尼古拉·果戈里早有预言：“还没有出发，人就已经不在原处”。
“这样一个普遍到达在今天，解释着的,不仅仅是视听的，而且还是可触的和互动的（放射的，光动，互动……）静态运载工具的闻所未闻的更新”。美国人司各特·费舍尔为美国国家宇航局制作的“数据制服”就是这样，通过服装上面的传感器和感觉器，传递人的行为和感觉，从而实现人的远距离在场。“受着惰性控制的互动存在者，将他的运动和位移的自然能力转交给了一些探测器、检验器，它们即时的向他报告一种遥远的真实性，而损害了他本身具有的对于真实事物的理解的能力……人由于自愿的限制着他的身体对于某些动作、某些冲动——就像这种常换频道的冲动——的影响范围，他便由可动的(mobile)人，变为自动的(antomobile)人，并最终变为机械的(motile)人”。
对于这种距离和时间长度的消失，很多人为之欢呼，但是保罗·维利里奥所说的“更加根本的分离”却不容辩驳。他认为，明天的社会将分裂为对立的两个类型,一类人在有钱人的虚拟集体中，以世界城市的真实时间的节奏生活着，而另一类人则在地方城市的真实空间的边缘里勉强生存，他们比今天生活在第三世界的郊区中的那些人还要被世人遗弃。而这一切，都源自于长期以来在人们头脑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接近法则”，也就是尽少努力或尽少行动的法则，这是技术世界的主导法则。
如果将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末的传输革命（即以数字信号、卫星等现代通讯手段为媒介的传播）与19世纪的运输革命（即通过汽车、飞机为代表的交通方式）进行比较，那么19世纪的运输革命显然使得人们可以比过去更加容易地从一地移动到另一地。这种物理的位移，也就是旅程，从出发到到达，存在着时间的延迟和空间的延伸，这一切使人获得一种“解放”的真实感。从那时起，人类一直在加快位移的速度，企图获得一种对于地球引力的“解放”。20世纪末的传输革命使人们能够不必进行人身的物理位移，就同时在不同的地点“在场”（远程在场），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城邦。信息高速公路甚至还创造出虚拟的现实，这种虚拟的现实使人将真实与虚拟相混淆。
20世纪人类“解放”的极端例子，就是登月，人类登上了这颗过去只能仰望和想象的夜晚之星。此时，由于没有了地球的重力，没有了人类过去所熟悉的各种参照，没有了大气层所造成的光照的过渡，当执行完登月任务的宇航员门返回地球时，他们甚至对月球上的那段生活产生了虚幻，因而没有获得丝毫的真实感。
这似乎可以得出一点结论，即无论是以一种“解放的速度”达到对于“地球－母亲的世界”的解放，还是通过信息高速公路实现的远程在场，都导致人的真实感的丧失。
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多年前，超音速飞机使得世界各地的距离大大缩短，这是19世纪开始的运输革命的顶峰。而现在，由电视网、电信和互联网组成的通讯革命也正让时间延迟消失。
“从真实空间的基础设施（港口、车站、航空港）的位置到真实时间中由互动的远程技术学（如电信设施等）导致的对环境的控制，技术学的这一突然转移，在今天更新着‘临界的维’”（见《解放的速度》，维利里奥著，陆元昶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以下引言均出自该书）。时间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当前的维，已经到了临界状态。真实时间的远程技术所要实现的东西，正如保罗·克利所言：“孤立地给‘当前’下定义就是杀死‘当前’”。它们为了一个可换但不是“具体在场”的别处，即“谨慎的远距离在场”，把“当前”与其“此时此地”相孤立，从而杀死了它。
无线电技术（数字信号、视觉信号和无线电信号）通过一些笨重的物质装备（如道路、铁路等）对领土产生的控制，在今天让位于非物质的或几乎是非物质（如卫星、光纤电缆）的控制。这使人类环境的本质、人类环境的领土主体的性质，尤其是个体的本质与其动物性身躯的本质发生了剧烈的碰撞。借助于假器（键盘，显示器，数据手套或服装），它们使被“超级装备”起来的健全人变得与被装备起来的残疾人几乎完全一样。
如果说时间的间隔（积极符号）和空间的间隔（消极符号）布置好了世界的历史和地理，那么第三类间隔即光类的间隔（无符号，如互联网）的出现，意味着一个质的飞跃，以及人与其生活范围间关系的深刻变化。光的极限速度及其稳定性制约着世界的时间延续与空间扩展的现象感觉。至此，光速被用作直接行动和即时远程行动的绝对标准。“从一个点向另一个点的物理位移，在昨天意味着一个出发、一次旅行和一次到达，运输的革命已经在上个世纪使这种位移变成对旅行的时限，甚至是旅行的本质的一种逐渐清除，尽管目的地的到达仍然还是一个被位移的时间延续本身所‘限制的到达’”。“在20世纪末，与出发的取消相重合，旅程于是就丧失了构成它的那些相互接续的组成部分，而只顾及到达”。对此，俄国思想家尼古拉·果戈里早有预言：“还没有出发，人就已经不在原处”。
“这样一个普遍到达在今天，解释着的,不仅仅是视听的，而且还是可触的和互动的（放射的，光动，互动……）静态运载工具的闻所未闻的更新”。美国人司各特·费舍尔为美国国家宇航局制作的“数据制服”就是这样，通过服装上面的传感器和感觉器，传递人的行为和感觉，从而实现人的远距离在场。“受着惰性控制的互动存在者，将他的运动和位移的自然能力转交给了一些探测器、检验器，它们即时的向他报告一种遥远的真实性，而损害了他本身具有的对于真实事物的理解的能力……人由于自愿的限制着他的身体对于某些动作、某些冲动——就像这种常换频道的冲动——的影响范围，他便由可动的(mobile)人，变为自动的(antomobile)人，并最终变为机械的(motile)人”。
对于这种距离和时间长度的消失，很多人为之欢呼，但是保罗·维利里奥所说的“更加根本的分离”却不容辩驳。他认为，明天的社会将分裂为对立的两个类型,一类人在有钱人的虚拟集体中，以世界城市的真实时间的节奏生活着，而另一类人则在地方城市的真实空间的边缘里勉强生存，他们比今天生活在第三世界的郊区中的那些人还要被世人遗弃。而这一切，都源自于长期以来在人们头脑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接近法则”，也就是尽少努力或尽少行动的法则，这是技术世界的主导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