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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时光
在沈卫荣的记忆中，子女均在国外的王尧人生的最后两个多月是在四季青敬老院中度过的。“每次去看他，见他枯坐在小屋窗前，一副孤寂无助、垂垂老去的样子，我虽难抑伤感，却很能体会此时他心中的悲苦和无奈。世上大概没有人比我更清楚，王尧老师于海内外藏学界叱咤风云数十年，曾经是何等的潇洒和风光。”
沈卫荣现在是清华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的教授，也是王尧的得意门生之一。31年前，在南京大学学习蒙古史的沈卫荣投师于王尧，学习藏文，后即随他去复旦和南京大学等学校讲学，见证过他明星般的风采。“不管是论颜值、穿着，还是论谈吐、学问，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学术界，王老师绝对是一个异数，所到之处便打开一道别样的风景。”对他当年意气风发、风度翩翩的样子，沈卫荣至今记忆犹新。
研究东方吐鲁番文化的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与王尧相识于一次学术会议，因为两人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系友，加之王尧的著作在中华书局也有出版，两人有十几年的交情。徐俊和很多老一辈的学者打过交道，谨言慎行、不善交际是这些老先生普遍的特点。王尧在这些老先生里，属于个性鲜明、口才好会演讲的一个。“王尧先生是中外知名藏学家中少有的文史兼通、对出世的宗教和入世的社会、历史和政治都有精深研究的藏学大家。无论是学术会议发言还是大学讲座，说起藏学，王尧先生热情洋溢，条理清晰，文采斐然，十分有感染力。”
徐俊最后一次见王尧，是年初在王先生家里。“桌子上放着《古代诗歌选》，我问他，怎么对古代诗歌感兴趣？他说，他爱看这个。”此时王尧已经不能站起来，徐俊说，“走的时候，他哭了，我心里也难受。”
8月初，王尧因脊椎骨骨折住进了医院，从此生活无法自理，精神日渐消沉。他曾好几次拉着沈卫荣的手说：“小沈哪，今生再见了！人生不过如此，我该走了。”沈卫荣真诚地告诉他：“我们大家还等着给你庆祝九十大寿，再给你出颂寿文集呢！”王尧笑笑说好，但看得出他对这算起来已经为期不远的事情也没有很多热情了。“我思量他这一生最想做事，最想对人有用，最讲究做人的体面和尊严，当他知道自己不但已经做不了什么事情，而且连生命的尊严也难以维持时，他就想走了。”沈卫荣说。
学术
王尧师从中国“现代藏学之父”于道泉先生。“在这批学生中，王先生继承了于先生‘吸取敦煌学研究的中外成果进行藏文研究’的思想和研究方法，是所有继承于先生思想的第一批学生中走得最远最持久的一个。”已退休的原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宗教研究所所长陈庆英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有如此的评述。
陈庆英是改革开放后王尧指导的第一个古藏文专业的研究生。那一届古藏文专业录取了四个学生，陈庆英是其中之一。他原本报的是藏语文学方向，后来其他三个同学认为王尧的研究方向“敦煌古藏文专业”对古汉文基础要求比较高，便怂恿陈庆英去读王尧的研究生。头一次见面，王尧便对陈庆英说，这是个冷僻的专业，但是敦煌学在世界上很受重视，而这里面有很多内容与藏文相关。
王尧给陈庆英开了三门课，教材就是自己的三本古藏文专著：《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金石录》、《吐蕃简牍综录》。陈庆英至今记得，王尧给他上课的情境。“他就教我一个学生，连教室都没有，在他家里上课。先生的口才非常好，有时候几个词，就能讲一上午。”
“藏学”是一门跨越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性研究学科，实际上包括语言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宗教学、文学、艺术、美术、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民间说唱、戏剧、天文、历法、藏医藏药、建筑桥梁等多种学术领域。而藏语文恰好是入门的钥匙。陈庆英说，古藏文专业的难度，与汉族学生学先秦诸子的古汉语差不多。因为藏文和藏语有一定的距离，也就是文言与白话的差别。
王尧曾专门谈到语言学习的重要性：“相比国际藏学界，国内藏学研究有很多一手资料，具备资源优势。对于我们来说，关键是要懂藏语言，尤其是古代藏语言。学会了语言以后，以文本研究为基础，方能进行理论研究。否则，就是空谈。”
王尧早年就读于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中文系，1951年他从南京大学被抽调转学到正在筹建中的中央民族学院学习西藏语文。作为中央民院第一批学习藏语的大学生，他住在北长街的班禅办事处后院，有机会跟藏族官员接触，向他们学习语言。那时，整天都能听到的“嘎、卡”“噶、阿”拼读声，弥漫在北海公园的侧畔。
“文革”前的十余年间，王尧有许多的时间在西藏实地考察、学习，并参与一些与西藏政教事务相关的公务活动。贡嘎寺是年轻的王尧进入藏区的第一站，贡噶活佛是他的老师。贡噶活佛出生于四川康区木雅，博学多才，曾担任十六世噶玛巴活佛的经师。他著有西藏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多部著作，在东部藏区威望极高。
贡噶活佛选用西藏哲理诗《萨迦格言》、《佛陀本生纪》作为教材，让学生们逐篇通读精读，这是王尧初次接触藏文古典作品。后来，王尧将《萨迦格言》译为汉语，在《人民日报》文艺版上连载了两个多月，后又结集出版，让内地读者了解到藏文韵文经典著作的魅力。
贡嘎山的生活，王尧至今萦怀：“那段时光，既紧张又活跃。”他们到离寺几十里的玉龙榭村去参加过一次婚礼，第一次直接了解了藏族的礼俗，热烈的场面、送亲迎亲各种仪式，酒肉频频传递，歌舞通宵达旦，尤其是赞礼的人长长地诉说本地本族历史的赞词。刚刚入门的王尧还听不大懂，只能靠着藏族学长斯那尼玛的口译才略知大概。
“美丽的姑娘啊，你就像个木头碗。”婚礼上的歌词让王尧摸不着头脑，为什么把姑娘比喻成木头碗呢？后来他才了解到，藏族每个人都有自带碗的习惯，而且都在藏袍里贴身揣着。“碗”是最私有和最亲密的比喻。这些鲜活的知识给了王尧很大动力，他从藏族民歌、民间故事、民间戏曲开始了自己最早期的研究。
王尧以《藏语的声调》一文开始在藏学界崭露头角。他说，在广阔的藏区，“一个喇嘛一个教派，一个地方一个方言”。由于长时期的历史演变，藏文在所有的藏区都能通用，但文字与口语之间产生了距离，藏区各地方因为山川险阻，交流不便，形成了拉萨、安多、康巴三大方言区。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王尧追随过包括东嘎·洛桑赤列活佛在内的很多优秀的藏族学者，一直努力探索书面语与方言之间的发展关系及异同。1956年，根据赵元任对《仓洋嘉措情歌》一书的音系分析，王尧就藏语拉萨方言的语音系统进行归纳，进一步明确了藏语拉萨方言中声调形成的语音变化现象，并以若干书面语的实例来证明声调是古代藏语演变的结果。
上世纪80年代是王尧学术人生中最丰收的一个季节。他一生最重要的三部学术著作《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金石录》和《吐蕃简牍综录》都先后于这10年间问世。沈卫荣说：“在此以前，王老师更多是从语言和文学的角度来了解、研究和介绍西藏，从80年代初开始，他才转入对敦煌古藏文文献和西藏历史的研究，而这三部著作的问世除了彰显他个人的学术臻至成熟并取得了非凡成就外，它在中国藏学学术史，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史上，都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意义。”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楠解释说：“关于西藏古代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开拓性研究，西藏古代历史文献主要有三大类：敦煌古藏文写卷，吐蕃时期遗留下来的金石铭刻文字以及从新疆、青海等地发现的简牍文字。这些文献是研究西藏古代历史（吐蕃史）最可信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王尧先生对藏学研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把古藏文文献引进对西藏古代历史的研究，开辟了吐蕃历史研究的新时期，同时对唐史研究、中亚史研究等相关学科亦有着异乎寻常的裨益作用。”
“此外，王尧先生从翻译解读敦煌本《尚书》、《战国策》等藏译古代文献写卷入手，进而研讨阴阳五行、八卦、河图洛书等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体系在吐蕃社会的影响，有理有据地说明藏族古代的天文、历法、医药等方面从形式到内容均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陈楠说，王尧对藏学的贡献还体现在综合研究语言、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对藏语言所做的历史分期和方言的划分，对藏传佛教经卷的比较研究。”
陈庆英说，王尧是中外知名藏学家中少有的文史兼通、对出世的宗教和入世的社会、历史和政治都有精深研究的藏学大家。“他早年专治藏族文学，曾以翻译《萨迦格言》等藏文文学作品、研究藏族戏曲而蜚声学界;中年则专治藏文历史文献，他的专著《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金石录》和《吐蕃简牍综录》等，通过对这批最古老的藏文历史文书的收集、整理、翻译和研究，为吐蕃历史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到了晚年，王先生从心所欲，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文章，擅用文学的笔法，将藏传佛教之甚深密意、藏族历史之错综复杂、藏文文学作品之优美奇特，形象生动地传递给读者。”
“严格说来，一部藏族文学史也是一部藏传佛教史。西藏自10世纪后期进入藏传佛教之‘后宏期’，藏文文献经历了一个彻底的佛教化过程，所有藏文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都被深深打上了佛教的烙印，以至于根本不存在纯粹的世俗文学和历史作品。换句话说，如果对甚深、广大的藏传佛教，特别是藏传密乘佛教没有相应的了解和把握，我们就根本无法读懂任何藏传文学和历史作品，更不用说理解这些文献中所传递出的与藏传密教修行相关的甚深密意了。”沈卫荣说，这也是为何王尧到他学术的成熟、结果期，又回过头来再对他以前曾经分别用心研究过的米拉日巴、萨迦班智达、宗喀巴和仓央嘉措四位藏传佛教史上的杰出人物的作品进行高屋建瓴式的回顾和演绎之因。
桥梁
王尧的藏族朋友常说：“听王尧老师说藏语，就像是听一位来自拉萨的老贵族在说话。”王尧对西藏的热爱和他出色的藏语能力，不但赢得了众多藏族朋友对他的尊敬和爱戴，而且也为他日后在国际藏学界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1981年8月，王尧首次应邀到维也纳参加“纪念乔玛国际藏学研讨会”，这是新中国学者首次参加西方世界组织的藏学会议。
乔玛（Alexander Csoma de Ksama，1784～1842），欧洲藏学研究的先驱。据说这位匈牙利（当时还属奥匈帝国的臣民）血统的哲学博士，1823年在慕尼黑大学取得学位后，为了寻访自己匈牙利民族的根，只身东行，长途跋涉到达印度境内的藏人居住区拉达克就停了下来，进入一座佛教寺庙，学习藏语藏文，一住九年，真正过着禁欲的宗教徒苦修生活。当地藏人说他的生活是清茶糌杷，一盏酥灯，把全部精力用在研讨藏文、藏族历史和藏传佛教上。1834年，他一口气出版了三本专著：《藏文英文字典》、英文的《藏文文法》和《藏文大藏经分析目录》。后来，乔玛又奉东印度公司派遣，前往拉萨，想进一步去敲开西藏的大门，不意在喜马拉雅山南麓锡金边境上染热病去世。从此，这位行径古怪的学人就成为欧洲乃至西方世界藏学研究的引路人。匈牙利科学院设有“乔玛纪念奖学金”，鼓励青年学习藏学。
在这次国际会议的发言中，王尧脱离手上的英文讲稿，用藏语致辞约三分钟，全场为之愕然。当时，国外藏学界很少有人能讲藏语口语。“中国藏学与国外的交流，始于于道泉先生，接力的是王尧先生。在他的带动下，中国藏学研究逐渐为国际所瞩目。”陈庆英说。
在1981年藏学研讨会上，王尧与匈牙利藏学家G.乌瑞教授相识，第二年，他应聘到维也纳大学藏学―佛学系任客座教授一年，正式接了乌瑞的位置。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是活跃于国际藏学舞台的唯一一位中国代表。
最初两次邀请王尧去维也纳的都是时任维也纳大学藏学佛学系主任的著名印藏佛学大家斯坦科尔纳（Steinkellner）先生，他是王尧的好朋友，私下曾经透露给沈卫荣很多有关王尧初访维也纳时的趣事。
“斯坦科尔纳先生开了一辆红色的轿车亲自去机场接王尧，王老师不相信这么漂亮的一部车真的就是斯坦科尔纳先生自己的车，坚持说这车一定是教授从哪里借来故意唬他的;当他走在维也纳的大街上看到街头有男女旁若无人地拥抱、接吻时，他口中直说这怎么可以呢，脚却站定了要看个究竟;首次带他去中餐馆吃饭，他觉得饭菜虽好，但价格实在太贵，非要把餐馆老板叫出来教训一番，告诉他北京的饭菜有多便宜。”沈卫荣说，在经历了这最初的“文化休克”后，王尧马上就进入了角色，不仅凭借他出色的藏语文能力和对西藏历史、宗教的深刻了解，圆满地完成了他在维也纳大学的教学任务，而且还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四处寻访，广交朋友，对国际藏学研究的现状和动态有了十分全面和清晰的了解。 整个80年代，在国际藏学舞台上王尧是中国藏学唯一的一个品牌，他常常来往于欧美各藏学研究重镇，以其博学睿智赢得了世界众多藏学家的尊重。与此同时，他也是连接中国与海外藏学界开展交流合作的一座不可或缺的桥梁。不少西方藏学大家起初都是通过他的介绍才来到中国，与中国藏学家进行交流和合作。
1994年，王尧作为大陆第一个学者到台湾政治大学讲学，开启了海峡两岸藏学界交往的时代。台湾星云大师评价王尧为“有情有义、风趣可爱之人”。从1983年开始，王尧主编了《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沈卫荣说，这曾经是他和他的同学谢继胜、陈楠等最早参与生产的学术作品，也是他们这一代人成长过程中获益最多的海外藏学著作。
“父亲很早就意识到在海内外进行文化传播的重要性。他常常应邀给学生做西藏知识的讲座，很多年轻人听了他的讲座后，对藏学产生了兴趣，改变了治学方向。”王尧的儿子、目前担任《欧洲时报》中欧·东欧版社长的王敢在接受采访时说。
王尧尤其称道西藏的经学教育传统，认为现代教育理当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在他看来，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乃是人生最大的快事。关于青年藏学人才的培养，他曾这样劝导已为人师、前来就教的座下门徒：“教学生就好比编草鞋，编着编着就像样儿了！”
陈楠将王尧视作大智慧学者。“跟随先生学习以来，他对我们从来都是谆谆教导，悉心呵护。他对学生从未有过声色俱厉的批评，也不是讲一些枯燥生硬的大道理。他总是能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又往往事半功倍。”1996年初夏，陈楠正准备应邀去英国利兹大学做学术交流访问，王尧送了她一本王青山刚出版的英文新书《安多口语语法》。在书的扉页上，王先生写了一句话：“赠陈楠同志，请稍加留意藏文学习！”陈楠说，20年了，这话言犹在耳。“在此之后，我对未来工作发展做了许多规划：除做好必须做的教学工作之外，不轻易参与课题研究，不追求快速出书及文章数量，不求一时显达。而要沉下心来，坚持利用点滴时间学习藏文。”
王尧曾经颇为自得地说，他欣喜地发现了北京城中的一个有趣现象：在西三环北段及其延长线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所高校，均有藏学研究机构和人才培养中心，蔚然形成一条南北贯行的“藏学轴线”。
“先生的去世，是藏学界的一大损失。他一生未有一官半职，但他靠过硬的学术影响力和正直谦恭的人格魅力，获得了世人的尊重和赞誉。他是为学术而生的，他的一生也在致力于推广学术，将中国藏学研究推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陈庆英说。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01期）
在沈卫荣的记忆中，子女均在国外的王尧人生的最后两个多月是在四季青敬老院中度过的。“每次去看他，见他枯坐在小屋窗前，一副孤寂无助、垂垂老去的样子，我虽难抑伤感，却很能体会此时他心中的悲苦和无奈。世上大概没有人比我更清楚，王尧老师于海内外藏学界叱咤风云数十年，曾经是何等的潇洒和风光。”
沈卫荣现在是清华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的教授，也是王尧的得意门生之一。31年前，在南京大学学习蒙古史的沈卫荣投师于王尧，学习藏文，后即随他去复旦和南京大学等学校讲学，见证过他明星般的风采。“不管是论颜值、穿着，还是论谈吐、学问，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学术界，王老师绝对是一个异数，所到之处便打开一道别样的风景。”对他当年意气风发、风度翩翩的样子，沈卫荣至今记忆犹新。
研究东方吐鲁番文化的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与王尧相识于一次学术会议，因为两人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系友，加之王尧的著作在中华书局也有出版，两人有十几年的交情。徐俊和很多老一辈的学者打过交道，谨言慎行、不善交际是这些老先生普遍的特点。王尧在这些老先生里，属于个性鲜明、口才好会演讲的一个。“王尧先生是中外知名藏学家中少有的文史兼通、对出世的宗教和入世的社会、历史和政治都有精深研究的藏学大家。无论是学术会议发言还是大学讲座，说起藏学，王尧先生热情洋溢，条理清晰，文采斐然，十分有感染力。”
徐俊最后一次见王尧，是年初在王先生家里。“桌子上放着《古代诗歌选》，我问他，怎么对古代诗歌感兴趣？他说，他爱看这个。”此时王尧已经不能站起来，徐俊说，“走的时候，他哭了，我心里也难受。”
8月初，王尧因脊椎骨骨折住进了医院，从此生活无法自理，精神日渐消沉。他曾好几次拉着沈卫荣的手说：“小沈哪，今生再见了！人生不过如此，我该走了。”沈卫荣真诚地告诉他：“我们大家还等着给你庆祝九十大寿，再给你出颂寿文集呢！”王尧笑笑说好，但看得出他对这算起来已经为期不远的事情也没有很多热情了。“我思量他这一生最想做事，最想对人有用，最讲究做人的体面和尊严，当他知道自己不但已经做不了什么事情，而且连生命的尊严也难以维持时，他就想走了。”沈卫荣说。
学术
王尧师从中国“现代藏学之父”于道泉先生。“在这批学生中，王先生继承了于先生‘吸取敦煌学研究的中外成果进行藏文研究’的思想和研究方法，是所有继承于先生思想的第一批学生中走得最远最持久的一个。”已退休的原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宗教研究所所长陈庆英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有如此的评述。
陈庆英是改革开放后王尧指导的第一个古藏文专业的研究生。那一届古藏文专业录取了四个学生，陈庆英是其中之一。他原本报的是藏语文学方向，后来其他三个同学认为王尧的研究方向“敦煌古藏文专业”对古汉文基础要求比较高，便怂恿陈庆英去读王尧的研究生。头一次见面，王尧便对陈庆英说，这是个冷僻的专业，但是敦煌学在世界上很受重视，而这里面有很多内容与藏文相关。
王尧给陈庆英开了三门课，教材就是自己的三本古藏文专著：《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金石录》、《吐蕃简牍综录》。陈庆英至今记得，王尧给他上课的情境。“他就教我一个学生，连教室都没有，在他家里上课。先生的口才非常好，有时候几个词，就能讲一上午。”
“藏学”是一门跨越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性研究学科，实际上包括语言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宗教学、文学、艺术、美术、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民间说唱、戏剧、天文、历法、藏医藏药、建筑桥梁等多种学术领域。而藏语文恰好是入门的钥匙。陈庆英说，古藏文专业的难度，与汉族学生学先秦诸子的古汉语差不多。因为藏文和藏语有一定的距离，也就是文言与白话的差别。
王尧曾专门谈到语言学习的重要性：“相比国际藏学界，国内藏学研究有很多一手资料，具备资源优势。对于我们来说，关键是要懂藏语言，尤其是古代藏语言。学会了语言以后，以文本研究为基础，方能进行理论研究。否则，就是空谈。”
王尧早年就读于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中文系，1951年他从南京大学被抽调转学到正在筹建中的中央民族学院学习西藏语文。作为中央民院第一批学习藏语的大学生，他住在北长街的班禅办事处后院，有机会跟藏族官员接触，向他们学习语言。那时，整天都能听到的“嘎、卡”“噶、阿”拼读声，弥漫在北海公园的侧畔。
“文革”前的十余年间，王尧有许多的时间在西藏实地考察、学习，并参与一些与西藏政教事务相关的公务活动。贡嘎寺是年轻的王尧进入藏区的第一站，贡噶活佛是他的老师。贡噶活佛出生于四川康区木雅，博学多才，曾担任十六世噶玛巴活佛的经师。他著有西藏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多部著作，在东部藏区威望极高。
贡噶活佛选用西藏哲理诗《萨迦格言》、《佛陀本生纪》作为教材，让学生们逐篇通读精读，这是王尧初次接触藏文古典作品。后来，王尧将《萨迦格言》译为汉语，在《人民日报》文艺版上连载了两个多月，后又结集出版，让内地读者了解到藏文韵文经典著作的魅力。
贡嘎山的生活，王尧至今萦怀：“那段时光，既紧张又活跃。”他们到离寺几十里的玉龙榭村去参加过一次婚礼，第一次直接了解了藏族的礼俗，热烈的场面、送亲迎亲各种仪式，酒肉频频传递，歌舞通宵达旦，尤其是赞礼的人长长地诉说本地本族历史的赞词。刚刚入门的王尧还听不大懂，只能靠着藏族学长斯那尼玛的口译才略知大概。
“美丽的姑娘啊，你就像个木头碗。”婚礼上的歌词让王尧摸不着头脑，为什么把姑娘比喻成木头碗呢？后来他才了解到，藏族每个人都有自带碗的习惯，而且都在藏袍里贴身揣着。“碗”是最私有和最亲密的比喻。这些鲜活的知识给了王尧很大动力，他从藏族民歌、民间故事、民间戏曲开始了自己最早期的研究。
王尧以《藏语的声调》一文开始在藏学界崭露头角。他说，在广阔的藏区，“一个喇嘛一个教派，一个地方一个方言”。由于长时期的历史演变，藏文在所有的藏区都能通用，但文字与口语之间产生了距离，藏区各地方因为山川险阻，交流不便，形成了拉萨、安多、康巴三大方言区。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王尧追随过包括东嘎·洛桑赤列活佛在内的很多优秀的藏族学者，一直努力探索书面语与方言之间的发展关系及异同。1956年，根据赵元任对《仓洋嘉措情歌》一书的音系分析，王尧就藏语拉萨方言的语音系统进行归纳，进一步明确了藏语拉萨方言中声调形成的语音变化现象，并以若干书面语的实例来证明声调是古代藏语演变的结果。
上世纪80年代是王尧学术人生中最丰收的一个季节。他一生最重要的三部学术著作《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金石录》和《吐蕃简牍综录》都先后于这10年间问世。沈卫荣说：“在此以前，王老师更多是从语言和文学的角度来了解、研究和介绍西藏，从80年代初开始，他才转入对敦煌古藏文文献和西藏历史的研究，而这三部著作的问世除了彰显他个人的学术臻至成熟并取得了非凡成就外，它在中国藏学学术史，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史上，都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意义。”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楠解释说：“关于西藏古代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开拓性研究，西藏古代历史文献主要有三大类：敦煌古藏文写卷，吐蕃时期遗留下来的金石铭刻文字以及从新疆、青海等地发现的简牍文字。这些文献是研究西藏古代历史（吐蕃史）最可信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王尧先生对藏学研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把古藏文文献引进对西藏古代历史的研究，开辟了吐蕃历史研究的新时期，同时对唐史研究、中亚史研究等相关学科亦有着异乎寻常的裨益作用。”
“此外，王尧先生从翻译解读敦煌本《尚书》、《战国策》等藏译古代文献写卷入手，进而研讨阴阳五行、八卦、河图洛书等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体系在吐蕃社会的影响，有理有据地说明藏族古代的天文、历法、医药等方面从形式到内容均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陈楠说，王尧对藏学的贡献还体现在综合研究语言、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对藏语言所做的历史分期和方言的划分，对藏传佛教经卷的比较研究。”
陈庆英说，王尧是中外知名藏学家中少有的文史兼通、对出世的宗教和入世的社会、历史和政治都有精深研究的藏学大家。“他早年专治藏族文学，曾以翻译《萨迦格言》等藏文文学作品、研究藏族戏曲而蜚声学界;中年则专治藏文历史文献，他的专著《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金石录》和《吐蕃简牍综录》等，通过对这批最古老的藏文历史文书的收集、整理、翻译和研究，为吐蕃历史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到了晚年，王先生从心所欲，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文章，擅用文学的笔法，将藏传佛教之甚深密意、藏族历史之错综复杂、藏文文学作品之优美奇特，形象生动地传递给读者。”
“严格说来，一部藏族文学史也是一部藏传佛教史。西藏自10世纪后期进入藏传佛教之‘后宏期’，藏文文献经历了一个彻底的佛教化过程，所有藏文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都被深深打上了佛教的烙印，以至于根本不存在纯粹的世俗文学和历史作品。换句话说，如果对甚深、广大的藏传佛教，特别是藏传密乘佛教没有相应的了解和把握，我们就根本无法读懂任何藏传文学和历史作品，更不用说理解这些文献中所传递出的与藏传密教修行相关的甚深密意了。”沈卫荣说，这也是为何王尧到他学术的成熟、结果期，又回过头来再对他以前曾经分别用心研究过的米拉日巴、萨迦班智达、宗喀巴和仓央嘉措四位藏传佛教史上的杰出人物的作品进行高屋建瓴式的回顾和演绎之因。
桥梁
王尧的藏族朋友常说：“听王尧老师说藏语，就像是听一位来自拉萨的老贵族在说话。”王尧对西藏的热爱和他出色的藏语能力，不但赢得了众多藏族朋友对他的尊敬和爱戴，而且也为他日后在国际藏学界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1981年8月，王尧首次应邀到维也纳参加“纪念乔玛国际藏学研讨会”，这是新中国学者首次参加西方世界组织的藏学会议。
乔玛（Alexander Csoma de Ksama，1784～1842），欧洲藏学研究的先驱。据说这位匈牙利（当时还属奥匈帝国的臣民）血统的哲学博士，1823年在慕尼黑大学取得学位后，为了寻访自己匈牙利民族的根，只身东行，长途跋涉到达印度境内的藏人居住区拉达克就停了下来，进入一座佛教寺庙，学习藏语藏文，一住九年，真正过着禁欲的宗教徒苦修生活。当地藏人说他的生活是清茶糌杷，一盏酥灯，把全部精力用在研讨藏文、藏族历史和藏传佛教上。1834年，他一口气出版了三本专著：《藏文英文字典》、英文的《藏文文法》和《藏文大藏经分析目录》。后来，乔玛又奉东印度公司派遣，前往拉萨，想进一步去敲开西藏的大门，不意在喜马拉雅山南麓锡金边境上染热病去世。从此，这位行径古怪的学人就成为欧洲乃至西方世界藏学研究的引路人。匈牙利科学院设有“乔玛纪念奖学金”，鼓励青年学习藏学。
在这次国际会议的发言中，王尧脱离手上的英文讲稿，用藏语致辞约三分钟，全场为之愕然。当时，国外藏学界很少有人能讲藏语口语。“中国藏学与国外的交流，始于于道泉先生，接力的是王尧先生。在他的带动下，中国藏学研究逐渐为国际所瞩目。”陈庆英说。
在1981年藏学研讨会上，王尧与匈牙利藏学家G.乌瑞教授相识，第二年，他应聘到维也纳大学藏学―佛学系任客座教授一年，正式接了乌瑞的位置。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是活跃于国际藏学舞台的唯一一位中国代表。
最初两次邀请王尧去维也纳的都是时任维也纳大学藏学佛学系主任的著名印藏佛学大家斯坦科尔纳（Steinkellner）先生，他是王尧的好朋友，私下曾经透露给沈卫荣很多有关王尧初访维也纳时的趣事。
“斯坦科尔纳先生开了一辆红色的轿车亲自去机场接王尧，王老师不相信这么漂亮的一部车真的就是斯坦科尔纳先生自己的车，坚持说这车一定是教授从哪里借来故意唬他的;当他走在维也纳的大街上看到街头有男女旁若无人地拥抱、接吻时，他口中直说这怎么可以呢，脚却站定了要看个究竟;首次带他去中餐馆吃饭，他觉得饭菜虽好，但价格实在太贵，非要把餐馆老板叫出来教训一番，告诉他北京的饭菜有多便宜。”沈卫荣说，在经历了这最初的“文化休克”后，王尧马上就进入了角色，不仅凭借他出色的藏语文能力和对西藏历史、宗教的深刻了解，圆满地完成了他在维也纳大学的教学任务，而且还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四处寻访，广交朋友，对国际藏学研究的现状和动态有了十分全面和清晰的了解。 整个80年代，在国际藏学舞台上王尧是中国藏学唯一的一个品牌，他常常来往于欧美各藏学研究重镇，以其博学睿智赢得了世界众多藏学家的尊重。与此同时，他也是连接中国与海外藏学界开展交流合作的一座不可或缺的桥梁。不少西方藏学大家起初都是通过他的介绍才来到中国，与中国藏学家进行交流和合作。
1994年，王尧作为大陆第一个学者到台湾政治大学讲学，开启了海峡两岸藏学界交往的时代。台湾星云大师评价王尧为“有情有义、风趣可爱之人”。从1983年开始，王尧主编了《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沈卫荣说，这曾经是他和他的同学谢继胜、陈楠等最早参与生产的学术作品，也是他们这一代人成长过程中获益最多的海外藏学著作。
“父亲很早就意识到在海内外进行文化传播的重要性。他常常应邀给学生做西藏知识的讲座，很多年轻人听了他的讲座后，对藏学产生了兴趣，改变了治学方向。”王尧的儿子、目前担任《欧洲时报》中欧·东欧版社长的王敢在接受采访时说。
王尧尤其称道西藏的经学教育传统，认为现代教育理当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在他看来，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乃是人生最大的快事。关于青年藏学人才的培养，他曾这样劝导已为人师、前来就教的座下门徒：“教学生就好比编草鞋，编着编着就像样儿了！”
陈楠将王尧视作大智慧学者。“跟随先生学习以来，他对我们从来都是谆谆教导，悉心呵护。他对学生从未有过声色俱厉的批评，也不是讲一些枯燥生硬的大道理。他总是能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又往往事半功倍。”1996年初夏，陈楠正准备应邀去英国利兹大学做学术交流访问，王尧送了她一本王青山刚出版的英文新书《安多口语语法》。在书的扉页上，王先生写了一句话：“赠陈楠同志，请稍加留意藏文学习！”陈楠说，20年了，这话言犹在耳。“在此之后，我对未来工作发展做了许多规划：除做好必须做的教学工作之外，不轻易参与课题研究，不追求快速出书及文章数量，不求一时显达。而要沉下心来，坚持利用点滴时间学习藏文。”
王尧曾经颇为自得地说，他欣喜地发现了北京城中的一个有趣现象：在西三环北段及其延长线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所高校，均有藏学研究机构和人才培养中心，蔚然形成一条南北贯行的“藏学轴线”。
“先生的去世，是藏学界的一大损失。他一生未有一官半职，但他靠过硬的学术影响力和正直谦恭的人格魅力，获得了世人的尊重和赞誉。他是为学术而生的，他的一生也在致力于推广学术，将中国藏学研究推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陈庆英说。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