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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7月，党中央指示正在苏联的王若飞回国工作，在宁夏组建以他为书记的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以民族运动为中心，发展并组织西北的革命运动，同时，调查西北各地党的活动情况，向中央作详细汇报。另外，还要与内蒙古原有党组织取得联系。同年10月，王若飞几经辗转抵达包头，并与内蒙古党组织负责人云泽取得了联系。王若飞听取了内蒙古方面的工作情况汇报，传达了党中央对内蒙古工作的指示，同时对内蒙古的民族工作、军队工作、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然而，就在王若飞准备离开包头奔赴宁夏的前夜，却不幸被捕，令王若飞在监狱中度过了五年零七个月的艰苦岁月。
危险关头首先考虑党的利益
1931年11月21日晚，一群国民党宪兵和警察突然闯进王若飞暂住的包头泰安客栈，他们借口查店，直奔王若飞的住室进行全面搜查。此前，王若飞虽然已对自己的危险处境有所预感，并准备第二天早上就启程赶往宁夏，但由于事发实在突然，很多准备工作还都没有做好。
此时，王若飞的身上正带有云泽给他的工作报告、《告全旗蒙民书》和他自己起草的一份工作报告，这些东西，都藏在他穿的裤兜里。为了保护党的机密和革命同志的生命安全，王若飞急中生智，趁敌人不注意，迅速将文件掏出塞入嘴里，拼命往肚里咽。敌人发现他的举动后，用力卡住他的脖子，王若飞奋力反抗，忍着疼痛将文件嚼烂，用力往下咽。经过激烈搏斗，王若飞最终将自己起草的工作报告吞了下去，而云泽的工作报告和《告全旗蒙民书》却被敌人从他的嘴里掏了出来。王若飞被敌人带回了警察局，关押在暗室里。
从敌人的谈话中王若飞知道，他们已经掌握了自己的身份和来历。于是，他决定以公开的共产党员的身份，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假枪毙吓不倒真正的共产党人
包头警察局对于抓到王若飞这样的共产党大干部抱有很大幻想，妄图通过他的口供，把内蒙古的共产党员一网打尽。
王若飞被捕的第二天，敌人便迫不及待地对他进行审问。他们得意洋洋地拿出从王若飞嘴里掏出来的文件，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情报。王若飞对此不屑一顾，他大义凛然地公开承认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奉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命令，来绥远调查蒙古人民有没有受日本帝国主义的煽动和迷惑，并组织人民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敌人将文件中的名字一个个地提出来，问他们的住址和联系方法，王若飞轻蔑地回答道：“你们只能抓住我一个人，至于想知道我们同志的真实姓名和住址那是妄想！”此后，他对敌人的审问一律拒绝回答。对于王若飞的强硬态度，敌人感到束手无策，只得用死来威胁。
一天夜里，敌人闯进关押王若飞的暗室，用枪口对着他，杀气腾腾地说：“只要你说一个‘招’字，马上就开庭；说一个‘不’字，马上送你回老家！”王若飞毅然答道：“‘招’字早从我的字典中抠掉了！”于是，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把王若飞押到包头北面的一片野地里，用八条枪对准了他。王若飞早已准备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此时，他显得非常从容。
突然，敌人讲话了：“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人生在世，就这样完了？还是考虑一下吧。”王若飞断然回答：“用不着考虑了，开枪吧！”十几分钟过去了，敌人仍然没有开枪。王若飞明白了，敌人是在玩弄假枪毙的伎俩。他立即义正辞严地说：“你们想用死来吓唬我，让我出卖自己的同志，这套把戏对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是没有用处的！”带队的敌人见阴谋被识破了，只好垂头丧气地把王若飞又押了回去。
敌法庭成了共产主义讲坛
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敌人感到从王若飞嘴里得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而长期把他关押在包头，很可能会发生问题。于是，他们决定把王若飞押送归绥，交绥远省政府处理。12月上旬，王若飞被解送到绥远省政府所在地归绥，关押在“第一模范监狱”里。
绥远高等法院对王若飞的案件十分重视，不久就开庭审讯。审讯那天，法庭上戒备森严，伪高等法院院长和法官端坐台上。审讯开始，法官问：“你参加共产党后，有什么犯罪活动事实？”王若飞反问道：“我问你，什么叫犯罪？”法官说：“犯罪就是你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王若飞抓住这个问题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什么民国，你们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一群强盗！所谓‘紧急治罪法’，无非是保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律！试问，你们在制定这种法律的时候，有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其他劳动者参加过？你们执行这种法律，只能说明你们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封建势力的踏实奴仆！”王若飞的质问，弄得敌法官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只得强词夺理地说：“我不管你这些歪理，反正你有罪。”王若飞说：“我有什么罪？我犯的是反对你们祸国殃民的‘罪’，是反对你们投敌卖国的‘罪’，是反对你们专制独裁、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罪’。如果你们是英雄好汉，可以到大庭广众之中，让群众评一评理，是共产党犯罪，还是你们犯了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敌法官不敢正面回答，只好说：“这里不是和你开辩论会，这是在审问，不是让你讲空话、唱高调。”王若飞接着说：“我们共产党人，从来都是尊重事实的，我讲的话句句有凭有据，是全国民众所周知的事实，回避事实、不尊重事实的正是你们。”在王若飞的质问面前，敌法官不知所措，只好宣布退庭。
此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敌人没敢再开庭。
八个月后，敌法庭对王若飞进行了第二次审讯。王若飞早就做好了准备。他决定以敌人的法庭为讲坛，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我党的方针、政策和主张。
审讯一开始，王若飞便抓住时机，滔滔不绝地发表了演讲。他指出：“共产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肩负着创造历史的光荣使命。它有千万人作为后盾，一个人倒下，无数人奋起，后继者定会一天天增加，直到最后推翻旧世界，建立新社会。”敌法官几次想打断他的话，都未能奏效，最后不得不强行制止，十分狼狈地结束了这次审讯。
此后，敌法庭又拖了一年多时间没有开庭。
王若飞从被捕的时候起，就做好了为革命事业牺牲的准备。他说：“一个共产党人被捕后，只有抱着必死的决心，才能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他把被捕看作是对共产党员的最后考验。他认为：“共产党员为党的利益牺牲一切，以至生命，就是最高贵的品质。”
最终，绥远高等法院判处王若飞15年徒刑。宣判之后，王若飞用红线在自己的帽子上绣了个“出”字，他对难友说：“敌人判我15年徒刑，老实说，我肯定坐不了15年，因为中国革命用不了15年定会成功。
团结狱友开展绝食斗争
在敌人的监狱里，王若飞以极高的革命热情宣传革命理论，同时还积极组织和发动狱中的难友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
1936年7月，王若飞等人被秘密押送到山西太原的陆军监狱。
到陆军监狱以后，王若飞首先摸清了狱中的情况，尤其是政治犯的情况。他把二十几名政治犯按监房分成4个学习小组，每组五六个人，全狱建立一个核心小组，这个核心小组由共产党员组成，实际上是狱中的党组织，由他本人亲自负责。通过学习小组，王若飞联系了狱中许多群众。王若飞对同志们说：“凡是能团结的人，都要把他们团结起来。我们能够争取的人而不去争取，就可能被敌人利用。”
在了解了狱中的黑暗情况及狱方贪污的事实以后，王若飞便领导政治犯进行了一次绝食斗争。他们首先向监狱当局提出了三项要求，即改善伙食、去掉脚镣、允许阅读书报。最初，敌人采取分化的方法，以所谓“优待”为名，给王若飞去掉了脚镣，并把他一个人搬进了“优待室”。监狱当局的这个做法，有其重要的政治背景，那就是阎锡山要改变同共产党的关系。另外，企图用这个办法，把王若飞和群众隔离起来。王若飞明白这是他们的诡计，最初拒绝接受。经过狱中党员的研究，认为王若飞去“优待室”对开展狱中斗争更为有利，这样他可以自由一些，容易掌握各方面的动态，也便于与外界取得联系。根据同志们的意见，王若飞将计就计搬进“优待室”。另外，在准备绝食的过程中，同志们决定留他一个人不参加绝食，以便利用“优待”的条件，到普通犯人中间进行工作，取得全狱难友对绝食的支持，并设法与外界联系。
绝食斗争开始后，王若飞向狱方交涉，要他们答应提出的条件，否则要对绝食的一切后果负责。他又到普通犯人中间，了解他们对绝食斗争的反映，说明政治犯的绝食斗争是为大家共同的利益。因此，绝食斗争得到了全狱难友的支持。在绝食的第五天，狱方不得不答应条件。绝食斗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这次斗争，达到了团结群众、教育群众的目的。王若飞对同志们说：“我们革命者只有经常关心群众的利益，和群众团结战斗在一起，才能无往而不胜利。”
王若飞被捕以后，党中央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做了大量营救工作，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1937年5月，王若飞终于跨出了监狱的大门。
危险关头首先考虑党的利益
1931年11月21日晚，一群国民党宪兵和警察突然闯进王若飞暂住的包头泰安客栈，他们借口查店，直奔王若飞的住室进行全面搜查。此前，王若飞虽然已对自己的危险处境有所预感，并准备第二天早上就启程赶往宁夏，但由于事发实在突然，很多准备工作还都没有做好。
此时，王若飞的身上正带有云泽给他的工作报告、《告全旗蒙民书》和他自己起草的一份工作报告，这些东西，都藏在他穿的裤兜里。为了保护党的机密和革命同志的生命安全，王若飞急中生智，趁敌人不注意，迅速将文件掏出塞入嘴里，拼命往肚里咽。敌人发现他的举动后，用力卡住他的脖子，王若飞奋力反抗，忍着疼痛将文件嚼烂，用力往下咽。经过激烈搏斗，王若飞最终将自己起草的工作报告吞了下去，而云泽的工作报告和《告全旗蒙民书》却被敌人从他的嘴里掏了出来。王若飞被敌人带回了警察局，关押在暗室里。
从敌人的谈话中王若飞知道，他们已经掌握了自己的身份和来历。于是，他决定以公开的共产党员的身份，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假枪毙吓不倒真正的共产党人
包头警察局对于抓到王若飞这样的共产党大干部抱有很大幻想，妄图通过他的口供，把内蒙古的共产党员一网打尽。
王若飞被捕的第二天，敌人便迫不及待地对他进行审问。他们得意洋洋地拿出从王若飞嘴里掏出来的文件，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情报。王若飞对此不屑一顾，他大义凛然地公开承认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奉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命令，来绥远调查蒙古人民有没有受日本帝国主义的煽动和迷惑，并组织人民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敌人将文件中的名字一个个地提出来，问他们的住址和联系方法，王若飞轻蔑地回答道：“你们只能抓住我一个人，至于想知道我们同志的真实姓名和住址那是妄想！”此后，他对敌人的审问一律拒绝回答。对于王若飞的强硬态度，敌人感到束手无策，只得用死来威胁。
一天夜里，敌人闯进关押王若飞的暗室，用枪口对着他，杀气腾腾地说：“只要你说一个‘招’字，马上就开庭；说一个‘不’字，马上送你回老家！”王若飞毅然答道：“‘招’字早从我的字典中抠掉了！”于是，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把王若飞押到包头北面的一片野地里，用八条枪对准了他。王若飞早已准备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此时，他显得非常从容。
突然，敌人讲话了：“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人生在世，就这样完了？还是考虑一下吧。”王若飞断然回答：“用不着考虑了，开枪吧！”十几分钟过去了，敌人仍然没有开枪。王若飞明白了，敌人是在玩弄假枪毙的伎俩。他立即义正辞严地说：“你们想用死来吓唬我，让我出卖自己的同志，这套把戏对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是没有用处的！”带队的敌人见阴谋被识破了，只好垂头丧气地把王若飞又押了回去。
敌法庭成了共产主义讲坛
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敌人感到从王若飞嘴里得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而长期把他关押在包头，很可能会发生问题。于是，他们决定把王若飞押送归绥，交绥远省政府处理。12月上旬，王若飞被解送到绥远省政府所在地归绥，关押在“第一模范监狱”里。
绥远高等法院对王若飞的案件十分重视，不久就开庭审讯。审讯那天，法庭上戒备森严，伪高等法院院长和法官端坐台上。审讯开始，法官问：“你参加共产党后，有什么犯罪活动事实？”王若飞反问道：“我问你，什么叫犯罪？”法官说：“犯罪就是你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王若飞抓住这个问题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什么民国，你们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一群强盗！所谓‘紧急治罪法’，无非是保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律！试问，你们在制定这种法律的时候，有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其他劳动者参加过？你们执行这种法律，只能说明你们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封建势力的踏实奴仆！”王若飞的质问，弄得敌法官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只得强词夺理地说：“我不管你这些歪理，反正你有罪。”王若飞说：“我有什么罪？我犯的是反对你们祸国殃民的‘罪’，是反对你们投敌卖国的‘罪’，是反对你们专制独裁、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罪’。如果你们是英雄好汉，可以到大庭广众之中，让群众评一评理，是共产党犯罪，还是你们犯了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敌法官不敢正面回答，只好说：“这里不是和你开辩论会，这是在审问，不是让你讲空话、唱高调。”王若飞接着说：“我们共产党人，从来都是尊重事实的，我讲的话句句有凭有据，是全国民众所周知的事实，回避事实、不尊重事实的正是你们。”在王若飞的质问面前，敌法官不知所措，只好宣布退庭。
此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敌人没敢再开庭。
八个月后，敌法庭对王若飞进行了第二次审讯。王若飞早就做好了准备。他决定以敌人的法庭为讲坛，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我党的方针、政策和主张。
审讯一开始，王若飞便抓住时机，滔滔不绝地发表了演讲。他指出：“共产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肩负着创造历史的光荣使命。它有千万人作为后盾，一个人倒下，无数人奋起，后继者定会一天天增加，直到最后推翻旧世界，建立新社会。”敌法官几次想打断他的话，都未能奏效，最后不得不强行制止，十分狼狈地结束了这次审讯。
此后，敌法庭又拖了一年多时间没有开庭。
王若飞从被捕的时候起，就做好了为革命事业牺牲的准备。他说：“一个共产党人被捕后，只有抱着必死的决心，才能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他把被捕看作是对共产党员的最后考验。他认为：“共产党员为党的利益牺牲一切，以至生命，就是最高贵的品质。”
最终，绥远高等法院判处王若飞15年徒刑。宣判之后，王若飞用红线在自己的帽子上绣了个“出”字，他对难友说：“敌人判我15年徒刑，老实说，我肯定坐不了15年，因为中国革命用不了15年定会成功。
团结狱友开展绝食斗争
在敌人的监狱里，王若飞以极高的革命热情宣传革命理论，同时还积极组织和发动狱中的难友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
1936年7月，王若飞等人被秘密押送到山西太原的陆军监狱。
到陆军监狱以后，王若飞首先摸清了狱中的情况，尤其是政治犯的情况。他把二十几名政治犯按监房分成4个学习小组，每组五六个人，全狱建立一个核心小组，这个核心小组由共产党员组成，实际上是狱中的党组织，由他本人亲自负责。通过学习小组，王若飞联系了狱中许多群众。王若飞对同志们说：“凡是能团结的人，都要把他们团结起来。我们能够争取的人而不去争取，就可能被敌人利用。”
在了解了狱中的黑暗情况及狱方贪污的事实以后，王若飞便领导政治犯进行了一次绝食斗争。他们首先向监狱当局提出了三项要求，即改善伙食、去掉脚镣、允许阅读书报。最初，敌人采取分化的方法，以所谓“优待”为名，给王若飞去掉了脚镣，并把他一个人搬进了“优待室”。监狱当局的这个做法，有其重要的政治背景，那就是阎锡山要改变同共产党的关系。另外，企图用这个办法，把王若飞和群众隔离起来。王若飞明白这是他们的诡计，最初拒绝接受。经过狱中党员的研究，认为王若飞去“优待室”对开展狱中斗争更为有利，这样他可以自由一些，容易掌握各方面的动态，也便于与外界取得联系。根据同志们的意见，王若飞将计就计搬进“优待室”。另外，在准备绝食的过程中，同志们决定留他一个人不参加绝食，以便利用“优待”的条件，到普通犯人中间进行工作，取得全狱难友对绝食的支持，并设法与外界联系。
绝食斗争开始后，王若飞向狱方交涉，要他们答应提出的条件，否则要对绝食的一切后果负责。他又到普通犯人中间，了解他们对绝食斗争的反映，说明政治犯的绝食斗争是为大家共同的利益。因此，绝食斗争得到了全狱难友的支持。在绝食的第五天，狱方不得不答应条件。绝食斗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这次斗争，达到了团结群众、教育群众的目的。王若飞对同志们说：“我们革命者只有经常关心群众的利益，和群众团结战斗在一起，才能无往而不胜利。”
王若飞被捕以后，党中央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做了大量营救工作，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1937年5月，王若飞终于跨出了监狱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