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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2015年国家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比分析了西南地区两代农民工首位外出者在外出时间间隔、受教育程度和年龄方面等方面对家庭迁移的影响，并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首位外出者为已婚的群体中，第二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容易带动家庭迁移;性别方面，第一代农民工，外出者中的女性对家庭迁移没有显著影响，而第二代女性外出者对家庭迁移的影响显著。在受教育程度、年龄、民族方面西南地区两代农民工外出者对家庭迁移有显著性差异。可见，随着人口流动的发展，农民工家庭迁移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趋势。
关键词：西南地区;农民工人口;家庭迁移;代际差异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17-0022-05
引言
近年来，流动人口问题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的重要议题。2017年中国家庭发展报告指出，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明显，到2016年我国夫妻共同流动的家庭比重已占到85.5%[1]。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西南地区农民由单个人流出向带动整个家庭迁移转变。然而受生活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农民工流动的结构特征也在发生着变化，出现了农民工新生力量，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就业、收入水平、家庭观念、社会认同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或第二代农民工”[2]。第二代农民工在流量和流向及外出结构方面代表着人口迁移变动的新趋势。因此，对于两代农民工流动代际差异的研究成为农民工流动的热点话题。
一、文献综述
农民工问题在社会学领域研究得比较早，研究涉及的内容和范围也十分广泛。有学者认为，农村人口流动家庭化现象的出现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社会上的原因。经济上认为城镇的发展为农民提供职业选择的空间，农村人口流动家庭化是农民经过经济利益的权衡比较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在社会原因方面，以社会关系网为纽带，为了整个家庭及子女成长而做出的家庭化流动[3-4]。从外出农民工理性选择的角度，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结论，在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分析中，指出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可以解释农民工在追求收入、获取资源和对新环境的适应性。农民工获得越多的比较收入，越愿意选择永久性迁移，对新环境的适应性越强，能够获得的资源越多，越愿意永久迁移[5]。李成斌通过对两代农民工迁移心态的比较，认为第一代农民工的外出心态是基于生存理性，而第二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心态转变为发展理性为主，也就是第二代农民工把“根”从农村拔出来了，生活方式趋于城市化，情感认同偏向城市，价值取向背离乡土[6]。朱明芬研究表明，杭州外来农民工家庭人口迁移发生率逐年上升。人口迁移的间距越来越短，迁居方式也更加城市化[7]。
近年来，关于西部地区人口家庭流动的研究比较少。一些学者对农民工劳动力转移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迁移网络对劳动力转移有促进作用，民族村的农户受地方风俗习惯和传统思想束缚愿意外出的劳动力少于汉族农户[8]。迟松剑从人口特征、流动特征和职业特征三个方面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民族因素对少数民族和汉族流动存在差异[9]。也有学者认为国家政策的支持是人口流动的诱导因素，政策的放宽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加速了西部人口流动的步伐，西部地区落后的基础设施和恶劣的生态环境迫使农民走向城市寻求生存之路[10]。
随着第二代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不断改变着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状况，以往数据研究表明两代农民工外出动因方面是有差异的。两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对未来期望上有明显的不同，第一代农民工对城市认同较弱，以同乡为主要交往对象，随着年龄变老，可能会考虑返乡劳动。而第二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不愿返乡[11-12]。个体特征和家庭生命周期对人口家庭迁移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农民工的個体特征影响后续成员的迁移，在家庭生命周期处在前、中、后期不同阶段，家庭成员结构、年龄结构和流出结构对迁移产生不同影响[13]。有些研究者基于成本-收益的角度认为老一代农民工更看重货币化净收益的多少，而新一代农民工则逐步倾向于重视非货币化福利，如工作环境、工时长短、发展前景、福利等[14]。
通过对以往关于农民工外出流动文献的整理和分析发现，我国农民工人口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已经很丰富，近两年研究农民工的代际差异的文献不多，针对西南地区农民工家庭迁移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基于前人的研究，本文将对西南地区农民工家庭迁移及影响因素进行代际差异性方面的分析，按照首位外出者的出生年份划分为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对首位外出者的个人特征和家庭迁移状况进行对比。在新迁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建立回归模型来分析两代流动农民工群体对家庭迁移的影响程度。
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2015年国家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流出地角度入手，通过对西南地区农民工流动数据的整理分析，发现我国西南地区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是非常明显的。为此，我们抽取了云南、四川、广西、贵州四个典型省份的农民工流动数据进行研究。样本数据的抽取以首位外出者年龄在13岁以上为标准。其中云南1 082户、四川473户、广西2 034户、贵州2 504户，共计6 093个家庭户的11 643人口流出，考虑到流动人口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的不同，会对其个人特征及迁移意愿产生影响，研究从生命历程理论出发，将出生时间作为代际划分的标准：以1980年出生为界，出生在1980年以前的流动人口定义为第一代农民工，1980年以后出生的流动人口定义为第二代农民工，其中第二代农民工有3 558户，第一代农民工家庭2 535户。
研究中涉及的人口流出是指人口从西南四省流出的人口，我们是按照家庭户籍人口外出状况进行的统计分析，因此文中的家庭迁移是指家庭中有两个及以上人口迁移的行为，迁移过程可能是后面迁出成员追随首个外出者的有顺序迁移，也可能是几个家庭成员同时迁移。 三、家庭迁移现状的代际差异比较
（一）家庭迁移基本情况
表1为数值型变量影响因子，从每个影响变量的平均值和标准差显示，两代农民工的家庭规模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均以4人户家庭居多。外出年份方面，第二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平均晚两年外出务工，但是，两代人外出人数最多的年份均是2014年，可见，随着时间的变迁，虽然第二代农民工势力不断在涌现的同时，第一代农民工外出的数量并没有出现减小趋势，反而人数是逐渐增加的。
为了更加明确地比较两代农民工之间的年龄差异，反映所处年代差异是否会对群体外出有不同的影响，文章选用的是出生年份因变量，第一代70后出生的人居多，1974年出生的人数相比其他年份是最多的;第二代以85后居多，平均出生年份是1986年，外出人数最多的也是1986年出生的群体。可见，两代人在外出的人群中年龄相差12-15岁之间的人数占据了大部分的比例。
外出人数方面显示了两代农民工的家庭迁移情况。表1中列出两种统计结果。第一种统计的是全部外出人口：第一代农民工家庭平均外出2.23人，其中家庭有一人外出的占比最高，而第二代农民工家庭平均外出人数是1.68人，家庭中外出1人者是占比最高的。从外出的所有人中我们得知西南地区第二代农民工的家庭趋势并不明显。但是，在已婚流动群体中，两代人的家庭外出人口平均2.2左右，因此我们推断，随着婚姻状况的解决，第二代农民工家庭迁移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在外出年龄方面，两代农民工群体的差异非常显著。第二代农民工外出年龄比第一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值小13岁，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时间比较晚，平均在34.21岁，外出比较集中的人群年龄在33岁左右，而第二代农民工平均21.26岁就外出，这部分人包括务工和上学的人群。外出人数最多的年龄在20岁左右。这说明西南地区越来越多的人从家走出来，并且流出人口的年龄越来越小。从均值上可以看出，第二代农民工外出人口的年龄比第一代集中。这与我们统计数据有关，本文是以1980年为界，从年龄上第一代农民工人群的年龄区间会大一些。
（二）两代农民工家庭成员外出间隔比较
为了更好地区分两代农民工家庭迁移时间状况，文章统计了家庭成员前后外出时间的间隔。表2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家庭的第二成员与第一成员外出时间间隔为1.26年。相比之下，第二代农民工家庭两个成员外出时间前后间隔为1.13年。平均值表示第二代与第一代人外出的时间间隔相比是在不断缩短的。从前两次外出成员时间间隔的标准差上可以看出，第二代与第一代家庭比较，第二代家庭成员集中外出的可能性更大，尤其两人共同外出的家庭更多。但是从外出成员前后间隔3到间隔6的趋势看，第一代农民工家庭成员比第二代家庭成员外出的时间短，因此整个家庭成员外出的历程也比较短。
四、家庭迁移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分析
（一）研究方法与变量的选择
为了进一步验证影响两代农民工家庭迁移的因素，本文选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来进行实证分析。在变量方面，将家庭迁移设置为因变量，是一个二分类变量。若流动人口发生家庭迁移，该家庭户的编码记为“1”，没有发生家庭迁移记为“0”。自变量分为三组。首先，首位外出者的个人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其次，家庭特征，包括家庭规模、家庭中的老人、家庭中的儿童、家庭关系四个变量;再次，社会经济特征，包括受教育程度、迁出范围、民族属性、回家间隔、给家寄钱的数额四个方面。
（二）结果分析
1.个人特征对家庭迁移影响的代际差异分析
外出年龄因素。统计结果显示，外出年龄对家庭迁移的影响不存在代际差异，两代农民工年龄均对家庭迁移具有显著影响。第二代农民工年龄发生风险比第一代高，因此，在一定年龄范围内外出者的年龄越大，帶动家庭迁移的可能性越大。
性别因素。两代农民工在性别方面对家庭迁移的影响存在着代际差异，从表中可看出，第一代农民工家庭中，女性外出者带动家庭迁移的影响不显著（P=0.141>0.1）;而第二代农民工女性对于家庭迁移的影响非常显著，发生风险Exp=1.431。这说明，女性带动整个家庭迁移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大。这与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提高是有关系的。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女性就业机会增多，个人能力的提高和对家庭的贡献也越来越大，这将促进了女性对于家庭成员的影响。
婚姻状况。以离婚和丧偶的人群为参照组，研究发现不管是未婚还是已婚对家庭迁移的影响是显著的。但是两代群体的影响具有代际差异。从发生风险比可以看出，第一代农民工未婚者比已婚者带动家庭迁移的可能性大。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相反，首位外出成员是已婚人群比未婚人群更有可能带动家庭迁移。这可能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第一代农民工家庭的社会生活特征是外出务工只是为了挣钱，最后目标仍然是返乡，但没有结婚的人群对家乡的眷恋相对要轻一些。而第二代农民工，外出的目标不仅仅是挣钱，还要享受城市的生活，并长期待下去。
2.家庭特征对家庭迁移影响的代际差异分析
家庭规模。家庭规模越大越有利于整体家庭的流动。两个模型的家庭规模对两代农民工家庭迁移均有显著影响。
对于家庭中的老人与儿童，两个模型显示的结果是一致的，不存在代际差异。无论家庭中有老人还是儿童，回归系数B均为负值，家庭中有老人或儿童对第一代农民工家庭迁移的影响起到了限制性作用。
家庭关系。两代农民工代际差异不显著。模型一，父母公婆与子女媳婿、孙辈外出者对于家庭迁移起到的作用显著，模型二的数据显示，家庭中父母外出对于家庭迁移的影响不显著。子女媳婿、兄弟姐妹、孙辈外出对于家庭迁移的影响非常显著。从整体来讲，父母公婆外出带动家庭迁移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3.社会经济特征对家庭迁移影响的代际差异分析 受教育程度。两代农民工家庭存在代际差异。第一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对家庭迁移的影响不显著。第二代农民工受中等教育的人对家庭迁移的影响显著，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外出人口的素质越高带动家庭迁移的可能性越大。这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
迁出范围。两代农民工家庭迁移代际差异不显著。数据模型显示首位外出者省内迁移带动家庭迁移的影响显著。第二代发生风险比第一代低，说明第一代农民工在离家较近的范围内更容易带动家庭迁移。
民族。西南地区将近80%的人口为少数民族，汉族人口只占到20%。研究发现，民族因素对两代农民工家庭迁移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第一代农民工外出者对家庭的影响不显著，而第二代农民工外出者对家庭迁移的影响显著。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家庭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政策的开放，带动家庭迁移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回家间隔。外出人口回家时间的长短对家庭迁移影响存在代际差异。第一代农民工群体中，一年及一年半回家者不利于家庭迁移，从未回家者带动家庭迁移的可能性更大。第二代农民工群体中，只有两年及两年以下回家者对家庭迁移的影响显著，从未回家者和一年及一年半回家的人对家庭迁移均没有显著影响。
给家庭寄钱数额。从回归系数为零可以看出，家庭汇款数额的多少对于外出者带动家庭迁移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也就是对家庭迁移没有影响，在两代群体中也不存在代际差异。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西南地区农民工家庭迁移的代际差异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目前在农民工迁移群体内部存在着代际差异和代际间继承两种形式。一方面，两代农民工在外出年龄、家庭规模、家庭关系、迁出范围、给家寄钱数额方面对农民工家庭迁移的影响不存在代际差异性;另一方面，从外出人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民族因素、回家间隔方面对农民工家庭迁移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
首先，外出者个人特征方面，年龄对家庭迁移的影响不存在代际差异，性别和婚姻状况存在代际差异明显。兩代农民工在一定范围内随着年龄的增长带动家庭迁移的可能性越大。第一代农民工中女性对家庭迁移影响不显著，但未婚者影响家庭迁移的程度更大;而第二代农民工女性比男性外出带动家庭迁移的影响更显著，已婚者带动家庭迁移的影响明显。
其次，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规模、家庭中是否有老人和儿童、外出成员关系均不存在代际差异。家庭规模越大，越容易发生家庭迁移;家庭中的老人和儿童对家庭成员的迁移的影响呈负相关，也就是说家庭中老人或者儿童的存在会限制家庭迁移的发生。
再次，在社会经济特征方面，受教育程度、民族、迁出地范围、回家间隔均存在代际差异。第一代农民工外出者省内迁移带动家庭迁移的影响显著性高，少数民族外出者对家庭迁移影响不显著，从未回家的人相比其他人带动家庭迁移的影响明显，发生比也高出很多。受教育程度对家庭迁移影响不显著。而第二代农民工中，少数民族外出者比汉族对家庭迁移存在更为显著的影响，间隔两年及两年以下回家的外出农民工发生风险比最高，受中等教育水平的人群更容易带动家庭迁移。
总之，在家庭特征方面，两代农民工不存在代际差异。这说明，西南地区无论是老一代农民工，还是受当代文化影响的新一代农民工，家庭责任意识强烈，受传统的孝道文化影响深重。但在个人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个人的追求越来越多，在追求人生价值和生活态度方面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二代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之中个人意识和社会观念不断影响着他们对家庭生活改变的意愿。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转型，人口迁移在结构和数量上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流动人口群体内部也经历着异质化的过程[13]。从宏观社会环境上讲，第二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生活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新时期，无论从生活质量和社会观念方面比第一代开放。加之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国家对流动人口政策的放宽，加速了新一代农民工的人口流动。在受教育和从事职业方面，两代农民工也有所不同。因此，两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身份认同和迁移意愿方面是有差异的，这些因素对家庭迁移和市民化进程方面都有着不同的影响。我们不能忽视未来的城市化道路中第二代农民工所带来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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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孙战文.农民工家庭成员有序迁移与代际迁移分析——基于Cox比较风险模型[J].农业技术经济，2013，（9）：76-85.
[14] 樊士德，沈坤荣.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微观机制研究——基于传统与现代劳动力流动模型的建构[J].中国人口科学，2014，（2）：17-32.
关键词：西南地区;农民工人口;家庭迁移;代际差异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17-0022-05
引言
近年来，流动人口问题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的重要议题。2017年中国家庭发展报告指出，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明显，到2016年我国夫妻共同流动的家庭比重已占到85.5%[1]。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西南地区农民由单个人流出向带动整个家庭迁移转变。然而受生活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农民工流动的结构特征也在发生着变化，出现了农民工新生力量，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就业、收入水平、家庭观念、社会认同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或第二代农民工”[2]。第二代农民工在流量和流向及外出结构方面代表着人口迁移变动的新趋势。因此，对于两代农民工流动代际差异的研究成为农民工流动的热点话题。
一、文献综述
农民工问题在社会学领域研究得比较早，研究涉及的内容和范围也十分广泛。有学者认为，农村人口流动家庭化现象的出现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社会上的原因。经济上认为城镇的发展为农民提供职业选择的空间，农村人口流动家庭化是农民经过经济利益的权衡比较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在社会原因方面，以社会关系网为纽带，为了整个家庭及子女成长而做出的家庭化流动[3-4]。从外出农民工理性选择的角度，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结论，在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分析中，指出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可以解释农民工在追求收入、获取资源和对新环境的适应性。农民工获得越多的比较收入，越愿意选择永久性迁移，对新环境的适应性越强，能够获得的资源越多，越愿意永久迁移[5]。李成斌通过对两代农民工迁移心态的比较，认为第一代农民工的外出心态是基于生存理性，而第二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心态转变为发展理性为主，也就是第二代农民工把“根”从农村拔出来了，生活方式趋于城市化，情感认同偏向城市，价值取向背离乡土[6]。朱明芬研究表明，杭州外来农民工家庭人口迁移发生率逐年上升。人口迁移的间距越来越短，迁居方式也更加城市化[7]。
近年来，关于西部地区人口家庭流动的研究比较少。一些学者对农民工劳动力转移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迁移网络对劳动力转移有促进作用，民族村的农户受地方风俗习惯和传统思想束缚愿意外出的劳动力少于汉族农户[8]。迟松剑从人口特征、流动特征和职业特征三个方面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民族因素对少数民族和汉族流动存在差异[9]。也有学者认为国家政策的支持是人口流动的诱导因素，政策的放宽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加速了西部人口流动的步伐，西部地区落后的基础设施和恶劣的生态环境迫使农民走向城市寻求生存之路[10]。
随着第二代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不断改变着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状况，以往数据研究表明两代农民工外出动因方面是有差异的。两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对未来期望上有明显的不同，第一代农民工对城市认同较弱，以同乡为主要交往对象，随着年龄变老，可能会考虑返乡劳动。而第二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不愿返乡[11-12]。个体特征和家庭生命周期对人口家庭迁移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农民工的個体特征影响后续成员的迁移，在家庭生命周期处在前、中、后期不同阶段，家庭成员结构、年龄结构和流出结构对迁移产生不同影响[13]。有些研究者基于成本-收益的角度认为老一代农民工更看重货币化净收益的多少，而新一代农民工则逐步倾向于重视非货币化福利，如工作环境、工时长短、发展前景、福利等[14]。
通过对以往关于农民工外出流动文献的整理和分析发现，我国农民工人口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已经很丰富，近两年研究农民工的代际差异的文献不多，针对西南地区农民工家庭迁移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基于前人的研究，本文将对西南地区农民工家庭迁移及影响因素进行代际差异性方面的分析，按照首位外出者的出生年份划分为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对首位外出者的个人特征和家庭迁移状况进行对比。在新迁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建立回归模型来分析两代流动农民工群体对家庭迁移的影响程度。
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2015年国家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流出地角度入手，通过对西南地区农民工流动数据的整理分析，发现我国西南地区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是非常明显的。为此，我们抽取了云南、四川、广西、贵州四个典型省份的农民工流动数据进行研究。样本数据的抽取以首位外出者年龄在13岁以上为标准。其中云南1 082户、四川473户、广西2 034户、贵州2 504户，共计6 093个家庭户的11 643人口流出，考虑到流动人口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的不同，会对其个人特征及迁移意愿产生影响，研究从生命历程理论出发，将出生时间作为代际划分的标准：以1980年出生为界，出生在1980年以前的流动人口定义为第一代农民工，1980年以后出生的流动人口定义为第二代农民工，其中第二代农民工有3 558户，第一代农民工家庭2 535户。
研究中涉及的人口流出是指人口从西南四省流出的人口，我们是按照家庭户籍人口外出状况进行的统计分析，因此文中的家庭迁移是指家庭中有两个及以上人口迁移的行为，迁移过程可能是后面迁出成员追随首个外出者的有顺序迁移，也可能是几个家庭成员同时迁移。 三、家庭迁移现状的代际差异比较
（一）家庭迁移基本情况
表1为数值型变量影响因子，从每个影响变量的平均值和标准差显示，两代农民工的家庭规模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均以4人户家庭居多。外出年份方面，第二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平均晚两年外出务工，但是，两代人外出人数最多的年份均是2014年，可见，随着时间的变迁，虽然第二代农民工势力不断在涌现的同时，第一代农民工外出的数量并没有出现减小趋势，反而人数是逐渐增加的。
为了更加明确地比较两代农民工之间的年龄差异，反映所处年代差异是否会对群体外出有不同的影响，文章选用的是出生年份因变量，第一代70后出生的人居多，1974年出生的人数相比其他年份是最多的;第二代以85后居多，平均出生年份是1986年，外出人数最多的也是1986年出生的群体。可见，两代人在外出的人群中年龄相差12-15岁之间的人数占据了大部分的比例。
外出人数方面显示了两代农民工的家庭迁移情况。表1中列出两种统计结果。第一种统计的是全部外出人口：第一代农民工家庭平均外出2.23人，其中家庭有一人外出的占比最高，而第二代农民工家庭平均外出人数是1.68人，家庭中外出1人者是占比最高的。从外出的所有人中我们得知西南地区第二代农民工的家庭趋势并不明显。但是，在已婚流动群体中，两代人的家庭外出人口平均2.2左右，因此我们推断，随着婚姻状况的解决，第二代农民工家庭迁移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在外出年龄方面，两代农民工群体的差异非常显著。第二代农民工外出年龄比第一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值小13岁，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时间比较晚，平均在34.21岁，外出比较集中的人群年龄在33岁左右，而第二代农民工平均21.26岁就外出，这部分人包括务工和上学的人群。外出人数最多的年龄在20岁左右。这说明西南地区越来越多的人从家走出来，并且流出人口的年龄越来越小。从均值上可以看出，第二代农民工外出人口的年龄比第一代集中。这与我们统计数据有关，本文是以1980年为界，从年龄上第一代农民工人群的年龄区间会大一些。
（二）两代农民工家庭成员外出间隔比较
为了更好地区分两代农民工家庭迁移时间状况，文章统计了家庭成员前后外出时间的间隔。表2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家庭的第二成员与第一成员外出时间间隔为1.26年。相比之下，第二代农民工家庭两个成员外出时间前后间隔为1.13年。平均值表示第二代与第一代人外出的时间间隔相比是在不断缩短的。从前两次外出成员时间间隔的标准差上可以看出，第二代与第一代家庭比较，第二代家庭成员集中外出的可能性更大，尤其两人共同外出的家庭更多。但是从外出成员前后间隔3到间隔6的趋势看，第一代农民工家庭成员比第二代家庭成员外出的时间短，因此整个家庭成员外出的历程也比较短。
四、家庭迁移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分析
（一）研究方法与变量的选择
为了进一步验证影响两代农民工家庭迁移的因素，本文选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来进行实证分析。在变量方面，将家庭迁移设置为因变量，是一个二分类变量。若流动人口发生家庭迁移，该家庭户的编码记为“1”，没有发生家庭迁移记为“0”。自变量分为三组。首先，首位外出者的个人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其次，家庭特征，包括家庭规模、家庭中的老人、家庭中的儿童、家庭关系四个变量;再次，社会经济特征，包括受教育程度、迁出范围、民族属性、回家间隔、给家寄钱的数额四个方面。
（二）结果分析
1.个人特征对家庭迁移影响的代际差异分析
外出年龄因素。统计结果显示，外出年龄对家庭迁移的影响不存在代际差异，两代农民工年龄均对家庭迁移具有显著影响。第二代农民工年龄发生风险比第一代高，因此，在一定年龄范围内外出者的年龄越大，帶动家庭迁移的可能性越大。
性别因素。两代农民工在性别方面对家庭迁移的影响存在着代际差异，从表中可看出，第一代农民工家庭中，女性外出者带动家庭迁移的影响不显著（P=0.141>0.1）;而第二代农民工女性对于家庭迁移的影响非常显著，发生风险Exp=1.431。这说明，女性带动整个家庭迁移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大。这与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提高是有关系的。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女性就业机会增多，个人能力的提高和对家庭的贡献也越来越大，这将促进了女性对于家庭成员的影响。
婚姻状况。以离婚和丧偶的人群为参照组，研究发现不管是未婚还是已婚对家庭迁移的影响是显著的。但是两代群体的影响具有代际差异。从发生风险比可以看出，第一代农民工未婚者比已婚者带动家庭迁移的可能性大。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相反，首位外出成员是已婚人群比未婚人群更有可能带动家庭迁移。这可能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第一代农民工家庭的社会生活特征是外出务工只是为了挣钱，最后目标仍然是返乡，但没有结婚的人群对家乡的眷恋相对要轻一些。而第二代农民工，外出的目标不仅仅是挣钱，还要享受城市的生活，并长期待下去。
2.家庭特征对家庭迁移影响的代际差异分析
家庭规模。家庭规模越大越有利于整体家庭的流动。两个模型的家庭规模对两代农民工家庭迁移均有显著影响。
对于家庭中的老人与儿童，两个模型显示的结果是一致的，不存在代际差异。无论家庭中有老人还是儿童，回归系数B均为负值，家庭中有老人或儿童对第一代农民工家庭迁移的影响起到了限制性作用。
家庭关系。两代农民工代际差异不显著。模型一，父母公婆与子女媳婿、孙辈外出者对于家庭迁移起到的作用显著，模型二的数据显示，家庭中父母外出对于家庭迁移的影响不显著。子女媳婿、兄弟姐妹、孙辈外出对于家庭迁移的影响非常显著。从整体来讲，父母公婆外出带动家庭迁移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3.社会经济特征对家庭迁移影响的代际差异分析 受教育程度。两代农民工家庭存在代际差异。第一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对家庭迁移的影响不显著。第二代农民工受中等教育的人对家庭迁移的影响显著，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外出人口的素质越高带动家庭迁移的可能性越大。这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
迁出范围。两代农民工家庭迁移代际差异不显著。数据模型显示首位外出者省内迁移带动家庭迁移的影响显著。第二代发生风险比第一代低，说明第一代农民工在离家较近的范围内更容易带动家庭迁移。
民族。西南地区将近80%的人口为少数民族，汉族人口只占到20%。研究发现，民族因素对两代农民工家庭迁移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第一代农民工外出者对家庭的影响不显著，而第二代农民工外出者对家庭迁移的影响显著。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家庭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政策的开放，带动家庭迁移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回家间隔。外出人口回家时间的长短对家庭迁移影响存在代际差异。第一代农民工群体中，一年及一年半回家者不利于家庭迁移，从未回家者带动家庭迁移的可能性更大。第二代农民工群体中，只有两年及两年以下回家者对家庭迁移的影响显著，从未回家者和一年及一年半回家的人对家庭迁移均没有显著影响。
给家庭寄钱数额。从回归系数为零可以看出，家庭汇款数额的多少对于外出者带动家庭迁移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也就是对家庭迁移没有影响，在两代群体中也不存在代际差异。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西南地区农民工家庭迁移的代际差异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目前在农民工迁移群体内部存在着代际差异和代际间继承两种形式。一方面，两代农民工在外出年龄、家庭规模、家庭关系、迁出范围、给家寄钱数额方面对农民工家庭迁移的影响不存在代际差异性;另一方面，从外出人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民族因素、回家间隔方面对农民工家庭迁移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
首先，外出者个人特征方面，年龄对家庭迁移的影响不存在代际差异，性别和婚姻状况存在代际差异明显。兩代农民工在一定范围内随着年龄的增长带动家庭迁移的可能性越大。第一代农民工中女性对家庭迁移影响不显著，但未婚者影响家庭迁移的程度更大;而第二代农民工女性比男性外出带动家庭迁移的影响更显著，已婚者带动家庭迁移的影响明显。
其次，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规模、家庭中是否有老人和儿童、外出成员关系均不存在代际差异。家庭规模越大，越容易发生家庭迁移;家庭中的老人和儿童对家庭成员的迁移的影响呈负相关，也就是说家庭中老人或者儿童的存在会限制家庭迁移的发生。
再次，在社会经济特征方面，受教育程度、民族、迁出地范围、回家间隔均存在代际差异。第一代农民工外出者省内迁移带动家庭迁移的影响显著性高，少数民族外出者对家庭迁移影响不显著，从未回家的人相比其他人带动家庭迁移的影响明显，发生比也高出很多。受教育程度对家庭迁移影响不显著。而第二代农民工中，少数民族外出者比汉族对家庭迁移存在更为显著的影响，间隔两年及两年以下回家的外出农民工发生风险比最高，受中等教育水平的人群更容易带动家庭迁移。
总之，在家庭特征方面，两代农民工不存在代际差异。这说明，西南地区无论是老一代农民工，还是受当代文化影响的新一代农民工，家庭责任意识强烈，受传统的孝道文化影响深重。但在个人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个人的追求越来越多，在追求人生价值和生活态度方面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二代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之中个人意识和社会观念不断影响着他们对家庭生活改变的意愿。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转型，人口迁移在结构和数量上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流动人口群体内部也经历着异质化的过程[13]。从宏观社会环境上讲，第二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生活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新时期，无论从生活质量和社会观念方面比第一代开放。加之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国家对流动人口政策的放宽，加速了新一代农民工的人口流动。在受教育和从事职业方面，两代农民工也有所不同。因此，两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身份认同和迁移意愿方面是有差异的，这些因素对家庭迁移和市民化进程方面都有着不同的影响。我们不能忽视未来的城市化道路中第二代农民工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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