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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升级是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是关系发展全局的战略选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关键举措。作为经济发展高地的江苏，经济转型升级尤为迫切。
江苏经济转型升级的阶段特征
（一）“自下而上”基层自发型阶段。这一阶段从1980年至1990年，主要特征有四点：一是基层群众成为转型升级的主体。基层群众“摸着石头过河”，创办发展乡镇企业，形成了带有市场性质的新型经济主体。二是学习借鉴成为转型升级的途径。江苏依托区位优势，学习借鉴上海发展制造业的经验，在模仿学习中探索出本土化的转型升级之路。三是“自下而上”成为转型升级的路向。这个阶段的转型升级发源于基层，政府因势利导总结经验，并进行推广。四是增量扩张成为转型升级的结果。苏南依托乡镇企业的发展，率先通过增量扩张实现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
（二）“上下联动”政府、基层共同主导型阶段。这一阶段从1990年至2005年，主要特征有四点：一是政府和基层成为转型升级的主体。二是融合发展成为转型升级的方式。三是“上下联动”成为转型升级的路向。四是发展层次提升成为转型升级的结果。通过这个阶段的转型，江苏实现了从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跨越。
（三）“自上而下”政府促进型阶段。这一阶段从2006年至今。2006年，以全省科技创新大会提出创新型省份建设为标志，江苏开始了以科技创新为主要动力的第三次转型升级。一是政府成为转型升级引导主体。政府以自身感知的转型升级需求，设计路径，因势引导科技、政策、基层诉求等多重因素，促进转型升级。二是倒逼成为转型升级外部动力。新常态下，仅靠顺势性动力已无法推动转型升级，需要通过制度、政策创新，形成激励机制，倒逼转型。三是创新成为转型升级根本途径。四是内涵发展成为转型升级显著标志。江苏经济更加注重资源节约、更加注重技术创新、更加注重规模效益。
江苏经济转型升级存在的矛盾问题
（一）传统路径惯性与新型路径开拓的对撞。传统路径惯性与新型路径开拓的对撞伴生于江苏经济转型升级全过程。当前，江苏的转型升级面临环境、资源、体制等多方面的约束，依托于人口红利、开放红利、资源红利、体制红利的苏南模式和新苏南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当前转型升级的内在需要。新阶段转型升级拥有内生的知识体系和发展逻辑，不可避免与以往路径的理念、方法、模式发生冲突。缓和这种矛盾、消除这种冲突是新阶段转型升级顺利推进的前提。
（二）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失联。当前江苏传统产业并没有完全发展到成熟阶段。在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往往忽视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转型升级。另外，江苏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在产品、技术和资本的关联层面、空间布局、地域分工和产业转移层面、政府对传统产业调整提升与新兴产业培育发展层面缺少耦合性的制度支撑，苏南、苏北、苏中地区产业发展差距依然明显。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间的产业链融合机制、产业优势的叠加放大机制等也尚未充分构建，导致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融合缺乏条件，这进一步扩大了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失联程度。
（三）基层取向与顶层取向的不一致。一是顶层设计一般性与基层取向特殊性的冲突。顶层设计一般是以政府文件形式下发，具有规划性、全局性特征，规定基层主体在转型升级层面上的行为选择、行为尺度、行动程序和开展模式，这对基层具有指导意义。但这种一般性的设计，与个体化的基层实际不相契合。二是顶层取向强制性对基层行为自主性的挤压。顶层设计是对前期转型升级形成的利益、权利、资源的重新配置与组合，势必会打破原有的均衡格局。在这个过程中，强制性的制度集合成为顶层取向顺利实现的保障。与此同时，基层主体根据自身情况而进行探索的自主性会受到约束，创造性会受到压抑。
（四）自发驱动与政府驱动的背离。从江苏转型升级的历史看，自发驱动与政府驱动融合的特征较为明显。每次经济转型升级都离不开政府的强力介入与推动，逐步制定“赶超战略”的实施策略，建立起民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资经济相互促进的经济体系。自发驱动需要微观主体具备充分的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自身动力。自发驱动与政府驱动两者内在地具有一定的矛盾性。如2002年，江苏出台了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的意见。可是这需要占据重要地位的中小民营企业放弃已经成熟的模仿、跟随发展战略，施行兼并、重组、集中等战略转型。显然，这种方式会对中小企业造成一定的冲击，大企业集团也会挤占中小企业的市场份额。在权衡利弊后，众多中小民营企业并没有回应政府的机制引导。
江苏经济转型升级路径的走向引导
（一）找准着力点。转型升级是由转型和升级两个概念组合而成。因此，必须从转型和升级两个维度着力，使两个方面同时推进，协调匹配。不仅如此，还要实现转型和升级内部结构要素之间的协调匹配。转型的重心是利益配置与资源配置，需要从制度创新层面着力。升级的重心是市场主体、产业结构、发展空间，需要从技术创新层面着力。
（二）把握动力源。江苏转型升级应充分发挥“3+2”动力系统的整体作用。所谓“3+2”动力系统，就是经济发展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加上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两个动力元素。江苏要根据转型升级需要，合理调整投资、消费、出口结构，使三者在新阶段转型升级中发挥更加充分的作用。不仅如此，还要进一步发挥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叠加作用，使制度创新促进技术创新，促进投资、消费、出口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使技术创新为投资、消费、出口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提供支撑，使投资、消费、出口为技术创新提供广阔空间，共同为转型升级贡献力量。
（三）构建新机制。转型升级是经济形态高层化的过程，存在存量利益和增量利益的调整、分配问题，这种利益格局的确定，需要制度安排。通过这种安排，形成完善的社会利益结构和分配关系，使有关群体在转型升级中得到与自己贡献相匹配的利益份额，保持转型升级的积极性。通过制度安排，化解矛盾，理顺各种关系，形成转变发展方式的促进激励机制，发掘江苏经济现有优势，将经济增长依托在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和技术进步上，形成人才、技术、资本、资源有机结合与良性互动。
（四）抓好升级极。在市场主体培育方面，形成充满活力、富有实力、引领经济潮流的各类市场主体。落实国家推进大众创业政策，创造宽松、健康的创业环境。支持新型业态发展，及时安排相关配套制度，推动企业为转型升级贡献更大份额。
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实现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协调发展。加大对传统产业落后产能的淘汰力度，搭建平台、增加补贴以降低传统企业的创新成本。以市场为导向，继续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支持，不断扩大新兴产业份额，提升质量。
在空间协调层面，实现发展空间的开拓与延伸。发展空间协调是转型升级效应发挥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要是外围开拓与内部延伸。江苏要积极围绕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统筹整合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资源，积极推进产业投资“走出去”，拓展开放发展新空间。通过中国制造2025江苏行动纲要、“互联网+”等新型发展战略的实施，实现内部发展空间的延伸，助推经济向高效、健康、可持续的目标升级。□
（作者系江苏省信息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金 雯
江苏经济转型升级的阶段特征
（一）“自下而上”基层自发型阶段。这一阶段从1980年至1990年，主要特征有四点：一是基层群众成为转型升级的主体。基层群众“摸着石头过河”，创办发展乡镇企业，形成了带有市场性质的新型经济主体。二是学习借鉴成为转型升级的途径。江苏依托区位优势，学习借鉴上海发展制造业的经验，在模仿学习中探索出本土化的转型升级之路。三是“自下而上”成为转型升级的路向。这个阶段的转型升级发源于基层，政府因势利导总结经验，并进行推广。四是增量扩张成为转型升级的结果。苏南依托乡镇企业的发展，率先通过增量扩张实现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
（二）“上下联动”政府、基层共同主导型阶段。这一阶段从1990年至2005年，主要特征有四点：一是政府和基层成为转型升级的主体。二是融合发展成为转型升级的方式。三是“上下联动”成为转型升级的路向。四是发展层次提升成为转型升级的结果。通过这个阶段的转型，江苏实现了从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跨越。
（三）“自上而下”政府促进型阶段。这一阶段从2006年至今。2006年，以全省科技创新大会提出创新型省份建设为标志，江苏开始了以科技创新为主要动力的第三次转型升级。一是政府成为转型升级引导主体。政府以自身感知的转型升级需求，设计路径，因势引导科技、政策、基层诉求等多重因素，促进转型升级。二是倒逼成为转型升级外部动力。新常态下，仅靠顺势性动力已无法推动转型升级，需要通过制度、政策创新，形成激励机制，倒逼转型。三是创新成为转型升级根本途径。四是内涵发展成为转型升级显著标志。江苏经济更加注重资源节约、更加注重技术创新、更加注重规模效益。
江苏经济转型升级存在的矛盾问题
（一）传统路径惯性与新型路径开拓的对撞。传统路径惯性与新型路径开拓的对撞伴生于江苏经济转型升级全过程。当前，江苏的转型升级面临环境、资源、体制等多方面的约束，依托于人口红利、开放红利、资源红利、体制红利的苏南模式和新苏南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当前转型升级的内在需要。新阶段转型升级拥有内生的知识体系和发展逻辑，不可避免与以往路径的理念、方法、模式发生冲突。缓和这种矛盾、消除这种冲突是新阶段转型升级顺利推进的前提。
（二）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失联。当前江苏传统产业并没有完全发展到成熟阶段。在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往往忽视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转型升级。另外，江苏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在产品、技术和资本的关联层面、空间布局、地域分工和产业转移层面、政府对传统产业调整提升与新兴产业培育发展层面缺少耦合性的制度支撑，苏南、苏北、苏中地区产业发展差距依然明显。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间的产业链融合机制、产业优势的叠加放大机制等也尚未充分构建，导致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融合缺乏条件，这进一步扩大了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失联程度。
（三）基层取向与顶层取向的不一致。一是顶层设计一般性与基层取向特殊性的冲突。顶层设计一般是以政府文件形式下发，具有规划性、全局性特征，规定基层主体在转型升级层面上的行为选择、行为尺度、行动程序和开展模式，这对基层具有指导意义。但这种一般性的设计，与个体化的基层实际不相契合。二是顶层取向强制性对基层行为自主性的挤压。顶层设计是对前期转型升级形成的利益、权利、资源的重新配置与组合，势必会打破原有的均衡格局。在这个过程中，强制性的制度集合成为顶层取向顺利实现的保障。与此同时，基层主体根据自身情况而进行探索的自主性会受到约束，创造性会受到压抑。
（四）自发驱动与政府驱动的背离。从江苏转型升级的历史看，自发驱动与政府驱动融合的特征较为明显。每次经济转型升级都离不开政府的强力介入与推动，逐步制定“赶超战略”的实施策略，建立起民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资经济相互促进的经济体系。自发驱动需要微观主体具备充分的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自身动力。自发驱动与政府驱动两者内在地具有一定的矛盾性。如2002年，江苏出台了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的意见。可是这需要占据重要地位的中小民营企业放弃已经成熟的模仿、跟随发展战略，施行兼并、重组、集中等战略转型。显然，这种方式会对中小企业造成一定的冲击，大企业集团也会挤占中小企业的市场份额。在权衡利弊后，众多中小民营企业并没有回应政府的机制引导。
江苏经济转型升级路径的走向引导
（一）找准着力点。转型升级是由转型和升级两个概念组合而成。因此，必须从转型和升级两个维度着力，使两个方面同时推进，协调匹配。不仅如此，还要实现转型和升级内部结构要素之间的协调匹配。转型的重心是利益配置与资源配置，需要从制度创新层面着力。升级的重心是市场主体、产业结构、发展空间，需要从技术创新层面着力。
（二）把握动力源。江苏转型升级应充分发挥“3+2”动力系统的整体作用。所谓“3+2”动力系统，就是经济发展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加上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两个动力元素。江苏要根据转型升级需要，合理调整投资、消费、出口结构，使三者在新阶段转型升级中发挥更加充分的作用。不仅如此，还要进一步发挥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叠加作用，使制度创新促进技术创新，促进投资、消费、出口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使技术创新为投资、消费、出口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提供支撑，使投资、消费、出口为技术创新提供广阔空间，共同为转型升级贡献力量。
（三）构建新机制。转型升级是经济形态高层化的过程，存在存量利益和增量利益的调整、分配问题，这种利益格局的确定，需要制度安排。通过这种安排，形成完善的社会利益结构和分配关系，使有关群体在转型升级中得到与自己贡献相匹配的利益份额，保持转型升级的积极性。通过制度安排，化解矛盾，理顺各种关系，形成转变发展方式的促进激励机制，发掘江苏经济现有优势，将经济增长依托在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和技术进步上，形成人才、技术、资本、资源有机结合与良性互动。
（四）抓好升级极。在市场主体培育方面，形成充满活力、富有实力、引领经济潮流的各类市场主体。落实国家推进大众创业政策，创造宽松、健康的创业环境。支持新型业态发展，及时安排相关配套制度，推动企业为转型升级贡献更大份额。
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实现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协调发展。加大对传统产业落后产能的淘汰力度，搭建平台、增加补贴以降低传统企业的创新成本。以市场为导向，继续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支持，不断扩大新兴产业份额，提升质量。
在空间协调层面，实现发展空间的开拓与延伸。发展空间协调是转型升级效应发挥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要是外围开拓与内部延伸。江苏要积极围绕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统筹整合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资源，积极推进产业投资“走出去”，拓展开放发展新空间。通过中国制造2025江苏行动纲要、“互联网+”等新型发展战略的实施，实现内部发展空间的延伸，助推经济向高效、健康、可持续的目标升级。□
（作者系江苏省信息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金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