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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初，中荷艺术家群展“面对面”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展出，展览聚焦艺术史上的经典主题——肖像画与室内画，而这一主题在荷兰历史悠久。17世纪盛行的荷兰小画派就以小题材、小尺幅而闻名，通常被普通市民购买并悬挂于家中，这一时期正是荷兰艺术的黄金年代。
站在《代尔夫特风景》前，看倒影从坚实的石头里悠悠地生长出来，低矮古老的中世纪建筑密密麻麻却有节制地布置开去，周遭原该清澈如水的空气里弥散着层次丰富的色调，轻轻柔柔却拂之不去。家乡的景致在约翰内斯·维米尔相机一般精确的画笔下一直舒展到前方灿烂的日晖里，直荡出了视线之外——这是17世纪的荷兰共和国，天高地远，散发着笛卡尔所说的“自然的精神之光”。
小画幅的浪潮
据说1590～1700年间，整个尼德兰地区虽不过蕞尔小国，却涌现出20多位世界一流的艺术家，200多位重要艺术家，因而被称为荷兰艺术的黄金时代。
1609年北方七省与当时代表整个欧洲天主教廷权威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签订休战协议，一个由新教徒占主导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起来，他们取代教会和君主成为公共事务的主宰，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革命家蜂拥而至，注重对客观事物精确观察的科学态度，也培养出自由宽容的时代气质。活跃的资本市场同时带来经济的增长，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共和国在当时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商船，是17世纪欧洲最富有的国家。
尽管新教改革摧毁了教堂的圣像，蓬勃崛起的中产阶级却成就了新一代的艺术赞助人，他们丰裕、务实、高雅，充满活力，在郁金香的投机市场上一掷千金。同时代活跃于欧洲南部的巴洛克风格激烈、神秘、有着宗教的狂迷和诗意，但对投身物质世界拼杀的北欧人来说，这是斯宾诺莎和笛卡尔的时代，是理性经验压倒盲目膜拜的时代。荷兰画派从巍峨的教堂中走出来，承继了北欧细密画关照现实、刻画精细的传统，在狭小的私人居所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为迎合新主顾的新品味，这些尺幅不大的画作从切近的生活场景中寻找灵感，把沉重的叙事抛在一边，追求视觉的单纯愉悦。市场经济还促使艺术家们专注于某个单纯的门类，并深入极致的探索。一时间，荷兰境内地方画派林立，各个门类的画家各擅胜场。
底层的喧哗
农民风俗画从北方文艺复兴大师老彼得·勃鲁盖尔开始就有丰厚的传统，中产阶级在对这些笨拙粗野的下层人的描绘中看到了幽默讽喻的趣味。黄金时代的艺术家们在继承的同时又开发了新的形式。阿德里安·布劳威尔《背部手术》中病人刺痛下生动的脸部表情，仿佛快照一般鲜活生动。活泼有力的笔触让画面饱有激情，男人的白衬衣仅用寥寥数笔迅速凌厉地勾勒出来，对于脸部和手部却着力做细节的描绘，这也是黄金时代肖像画巨匠哈尔斯的标志技法，深受19世纪艺术家的仰慕。
1648年《明斯特条约》签订后，宽松的政治环境推动荷兰经济经历了爆发性的增长，人们对礼仪举止日益讲究甚至苛求，正如简·斯汀笔下的民间百态，却无不充满道德的训诫意味。其作品《混乱的家庭》正是当时德国及尼德兰地区版画的流行题材，夫妻二人分别代表了性欲与懒惰两种原罪。丈夫手持烟斗与身边体态丰腴的妓女调笑，女人头戴的羽毛暴露了她的职业。妻子则醉倒在桌上，浑然不觉小儿子正在她的钱袋里浑水摸鱼。地板上散落着带有性暗示的牡蛎壳，遗弃在地的肉放在硕大的铜盘里，却诡异地生长出美神阿佛洛狄忒的圣花桃金娘，那是西方婚礼上编织新娘花冠的植物。屋顶上暗喻愚昧的猿猴拨停了钟摆，讽刺愚人们常常忘记时间的流逝。悬挂在天花板上的篮子里则盛满了惩戒的象征物：一柄利剑、一柄拐杖、空空如也的钱袋，用于管束小孩的桦木条、还有一块传染病患者随身携带警示旁人勿近的响板。狂恣的家庭喧哗背后，斯汀在警戒父母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并天才地把这些充满寓意的图式安置到一个个滑稽可笑的故事中去。不过像很多同时代的画家一样，斯汀的晚期作品转向细腻精巧，在高贵典雅的人物形象中流露出对路易十四宫廷艺术的追摹。
爱与美的迷梦
杰拉德·泰博赫创作于黄金时代盛期的作品正是对日益富有，日益挑剔的消费者的绝佳回应。《求爱者的来访》里，室内的墙壁覆上镶金的皮草，华丽的大理石壁炉配上精细的木雕，身着高级黑色礼服的男子正脱帽致意，对面的女子回应得端庄娴静，姣好的皮肤，纯净的表情，都被她珊瑚色的上衣和光彩耀人的长裙从暗褐色的底色中鲜明地衬托出来，犹如彼特拉克十四行诗中如梦似幻，若即若离的完美爱人。整幅画面仿佛一部青年男女得体举止和交往礼节的教科书，只是华美的布景里还有微妙的情愫流动，壁炉旁男人不可捉摸的目光，前景互动的男女矜持的姿势以及颇可玩味的表情向观众们展开了无穷解读的可能性。
泰博赫对绸缎织物质地的精湛刻画，充分发挥了尼德兰绘画细腻的特点。《好奇》依然围绕黄金时代人们所钟爱的主题：象征爱情的鸿雁传书。桌旁贵妇的缎面长裙杂糅着暗黄色地面、丝绒坐垫和天鹅绒桌布的反光，这其中将不同明度的冷暖色并置，来自艺术家对实物的反复模拟探究，致密的笔触成为作品市场价值的保障，赞助人陶醉在金属、珍珠、琉璃、绸缎种种奢华的质感中。历史学家今天证实，描绘上流社会家庭生活的风俗画中，那些随处可见的华丽无伦的黄铜吊灯，气势壮观的大理石壁炉在当时价格极其高昂，通常只有教堂才会使用，它们与姿态富贵的宠物狗、华丽的天鹅绒桌布、精巧的墨水瓶一样，都只是风俗画家反复使用的图式，共同勾勒这个蓬勃的商业社会中奢华的迷梦。
光的舞蹈
代尔夫特画派善于表现沐浴在柔和阳光下温馨惬意的市民生活。霍赫作品《代尔夫特的庭院》用文艺复兴之后成熟起来的单点透视法描绘建筑的形态，后人在他的画面上常常能发现针孔的痕迹，这表明画家习惯借助工具来确定空间的灭点，从而赋予作品自然主义般的精确。暖意融融的阳光下，这位泥瓦匠的儿子精心展示出各种微小而丰富的细节，尺幅之间竟然描绘了八种不同质地的砖石。霍赫巧妙地利用三种不同的光线系统来处理空间的深度，读者的视线被不知不觉地引导着穿过昏暗的门廊直透到前门外明亮的街巷上。画家笔下的妇女显得端庄淳朴，在柔和日光的沐浴下富于理想化的诗意气质。这也是代尔夫特代表人物维米尔所深爱的题材。维米尔30岁就被推选为当地画师公会的主席，凭借对光线微妙变化的逼真表现深受赞助人的宠爱。晚期的维米尔越发简化了空间中的元素和肌理，仅仅通过明暗块面的对比去构建人物形态，画面里看不到肯定的轮廓线，但所有的对象都显得坚实单纯，女仆外套上明暗相间的肌理就好像希腊立柱表面布满的规则凹棱，房间的空气里则洋溢着他标志性的晶莹清澈，女主人专注的面庞，还有白色的头巾与袖口都像珍珠一样散发着温润明亮的光芒。19世纪以后，维米尔被世人重新发现，画面中纯洁化的色彩和几何形态的布置，吸引了大批专注内心沉静、探索抽象表达的现代艺术家，比如他杰出的荷兰后辈蒙德里安。
随着1672年的法国入侵，荷兰的文化市场受到剧烈冲击，黄金时代的光辉日趋黯淡，艺术品味亦转向纤秾。哈尔斯晚年穷困潦倒，斯汀经营起家乡的酒馆，泰博赫投身政治、霍贝玛在海关谋职，维米尔的遗孀吁请众人救济，荷兰小画派的兴衰在经济的狂潮和政局的交替中生动上演。
站在《代尔夫特风景》前，看倒影从坚实的石头里悠悠地生长出来，低矮古老的中世纪建筑密密麻麻却有节制地布置开去，周遭原该清澈如水的空气里弥散着层次丰富的色调，轻轻柔柔却拂之不去。家乡的景致在约翰内斯·维米尔相机一般精确的画笔下一直舒展到前方灿烂的日晖里，直荡出了视线之外——这是17世纪的荷兰共和国，天高地远，散发着笛卡尔所说的“自然的精神之光”。
小画幅的浪潮
据说1590～1700年间，整个尼德兰地区虽不过蕞尔小国，却涌现出20多位世界一流的艺术家，200多位重要艺术家，因而被称为荷兰艺术的黄金时代。
1609年北方七省与当时代表整个欧洲天主教廷权威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签订休战协议，一个由新教徒占主导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起来，他们取代教会和君主成为公共事务的主宰，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革命家蜂拥而至，注重对客观事物精确观察的科学态度，也培养出自由宽容的时代气质。活跃的资本市场同时带来经济的增长，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共和国在当时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商船，是17世纪欧洲最富有的国家。
尽管新教改革摧毁了教堂的圣像，蓬勃崛起的中产阶级却成就了新一代的艺术赞助人，他们丰裕、务实、高雅，充满活力，在郁金香的投机市场上一掷千金。同时代活跃于欧洲南部的巴洛克风格激烈、神秘、有着宗教的狂迷和诗意，但对投身物质世界拼杀的北欧人来说，这是斯宾诺莎和笛卡尔的时代，是理性经验压倒盲目膜拜的时代。荷兰画派从巍峨的教堂中走出来，承继了北欧细密画关照现实、刻画精细的传统，在狭小的私人居所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为迎合新主顾的新品味，这些尺幅不大的画作从切近的生活场景中寻找灵感，把沉重的叙事抛在一边，追求视觉的单纯愉悦。市场经济还促使艺术家们专注于某个单纯的门类，并深入极致的探索。一时间，荷兰境内地方画派林立，各个门类的画家各擅胜场。
底层的喧哗
农民风俗画从北方文艺复兴大师老彼得·勃鲁盖尔开始就有丰厚的传统，中产阶级在对这些笨拙粗野的下层人的描绘中看到了幽默讽喻的趣味。黄金时代的艺术家们在继承的同时又开发了新的形式。阿德里安·布劳威尔《背部手术》中病人刺痛下生动的脸部表情，仿佛快照一般鲜活生动。活泼有力的笔触让画面饱有激情，男人的白衬衣仅用寥寥数笔迅速凌厉地勾勒出来，对于脸部和手部却着力做细节的描绘，这也是黄金时代肖像画巨匠哈尔斯的标志技法，深受19世纪艺术家的仰慕。
1648年《明斯特条约》签订后，宽松的政治环境推动荷兰经济经历了爆发性的增长，人们对礼仪举止日益讲究甚至苛求，正如简·斯汀笔下的民间百态，却无不充满道德的训诫意味。其作品《混乱的家庭》正是当时德国及尼德兰地区版画的流行题材，夫妻二人分别代表了性欲与懒惰两种原罪。丈夫手持烟斗与身边体态丰腴的妓女调笑，女人头戴的羽毛暴露了她的职业。妻子则醉倒在桌上，浑然不觉小儿子正在她的钱袋里浑水摸鱼。地板上散落着带有性暗示的牡蛎壳，遗弃在地的肉放在硕大的铜盘里，却诡异地生长出美神阿佛洛狄忒的圣花桃金娘，那是西方婚礼上编织新娘花冠的植物。屋顶上暗喻愚昧的猿猴拨停了钟摆，讽刺愚人们常常忘记时间的流逝。悬挂在天花板上的篮子里则盛满了惩戒的象征物：一柄利剑、一柄拐杖、空空如也的钱袋，用于管束小孩的桦木条、还有一块传染病患者随身携带警示旁人勿近的响板。狂恣的家庭喧哗背后，斯汀在警戒父母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并天才地把这些充满寓意的图式安置到一个个滑稽可笑的故事中去。不过像很多同时代的画家一样，斯汀的晚期作品转向细腻精巧，在高贵典雅的人物形象中流露出对路易十四宫廷艺术的追摹。
爱与美的迷梦
杰拉德·泰博赫创作于黄金时代盛期的作品正是对日益富有，日益挑剔的消费者的绝佳回应。《求爱者的来访》里，室内的墙壁覆上镶金的皮草，华丽的大理石壁炉配上精细的木雕，身着高级黑色礼服的男子正脱帽致意，对面的女子回应得端庄娴静，姣好的皮肤，纯净的表情，都被她珊瑚色的上衣和光彩耀人的长裙从暗褐色的底色中鲜明地衬托出来，犹如彼特拉克十四行诗中如梦似幻，若即若离的完美爱人。整幅画面仿佛一部青年男女得体举止和交往礼节的教科书，只是华美的布景里还有微妙的情愫流动，壁炉旁男人不可捉摸的目光，前景互动的男女矜持的姿势以及颇可玩味的表情向观众们展开了无穷解读的可能性。
泰博赫对绸缎织物质地的精湛刻画，充分发挥了尼德兰绘画细腻的特点。《好奇》依然围绕黄金时代人们所钟爱的主题：象征爱情的鸿雁传书。桌旁贵妇的缎面长裙杂糅着暗黄色地面、丝绒坐垫和天鹅绒桌布的反光，这其中将不同明度的冷暖色并置，来自艺术家对实物的反复模拟探究，致密的笔触成为作品市场价值的保障，赞助人陶醉在金属、珍珠、琉璃、绸缎种种奢华的质感中。历史学家今天证实，描绘上流社会家庭生活的风俗画中，那些随处可见的华丽无伦的黄铜吊灯，气势壮观的大理石壁炉在当时价格极其高昂，通常只有教堂才会使用，它们与姿态富贵的宠物狗、华丽的天鹅绒桌布、精巧的墨水瓶一样，都只是风俗画家反复使用的图式，共同勾勒这个蓬勃的商业社会中奢华的迷梦。
光的舞蹈
代尔夫特画派善于表现沐浴在柔和阳光下温馨惬意的市民生活。霍赫作品《代尔夫特的庭院》用文艺复兴之后成熟起来的单点透视法描绘建筑的形态，后人在他的画面上常常能发现针孔的痕迹，这表明画家习惯借助工具来确定空间的灭点，从而赋予作品自然主义般的精确。暖意融融的阳光下，这位泥瓦匠的儿子精心展示出各种微小而丰富的细节，尺幅之间竟然描绘了八种不同质地的砖石。霍赫巧妙地利用三种不同的光线系统来处理空间的深度，读者的视线被不知不觉地引导着穿过昏暗的门廊直透到前门外明亮的街巷上。画家笔下的妇女显得端庄淳朴，在柔和日光的沐浴下富于理想化的诗意气质。这也是代尔夫特代表人物维米尔所深爱的题材。维米尔30岁就被推选为当地画师公会的主席，凭借对光线微妙变化的逼真表现深受赞助人的宠爱。晚期的维米尔越发简化了空间中的元素和肌理，仅仅通过明暗块面的对比去构建人物形态，画面里看不到肯定的轮廓线，但所有的对象都显得坚实单纯，女仆外套上明暗相间的肌理就好像希腊立柱表面布满的规则凹棱，房间的空气里则洋溢着他标志性的晶莹清澈，女主人专注的面庞，还有白色的头巾与袖口都像珍珠一样散发着温润明亮的光芒。19世纪以后，维米尔被世人重新发现，画面中纯洁化的色彩和几何形态的布置，吸引了大批专注内心沉静、探索抽象表达的现代艺术家，比如他杰出的荷兰后辈蒙德里安。
随着1672年的法国入侵，荷兰的文化市场受到剧烈冲击，黄金时代的光辉日趋黯淡，艺术品味亦转向纤秾。哈尔斯晚年穷困潦倒，斯汀经营起家乡的酒馆，泰博赫投身政治、霍贝玛在海关谋职，维米尔的遗孀吁请众人救济，荷兰小画派的兴衰在经济的狂潮和政局的交替中生动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