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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图书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其实任何一个学校的图书馆对于其学生而言都很重要。我当时在北大读书时，朱光潜这些老先生都还在，还能看见他们。这些人、书使我能够触摸到“文化”，知道“文化”是个什么东西。我想对于我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经验。
北大图书馆对我很重要
《检察风云》：北大的图书馆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西川：北大图书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其实任何一个学校的图书馆对于其学生而言都很重要。老师重要，图书馆更重要。当时我能读到的书基本都是在图书馆借的。有一次我居然在图书馆借到一本《林肯传》，当年胡适任驻美大使时购买过一本卡尔·桑德堡的《林肯传》，后来别人又送他一本，他题字并送给了北大图书馆——就是我借的这本。临毕业我就在犹豫，要不要把胡适题字这页撕下来？但是我又一想，这么多年都没人撕，我要是撕就太不合适了。后来我还是把书恭恭敬敬还给图书馆。通过这些字、这些书，你好像能直接与那个时代接触，并触摸到那个时代。我当时在北大读书时，朱光潜这些老先生都还在，还能看见他们。这些人、书使我能够触摸到“文化”，知道“文化”是个什么东西。我想对于我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经验。
《检察风云》：那当时就认识骆一禾和海子？
西川：海子不是五四文学社的，是法律系的学生。他将稿子递给了中文系的《启明星》杂志，编辑就觉得写得很好。其中一个编辑叫沈群，是五四文学社诗歌组组长，沈群向我们推荐说发现了一个天才，诗歌写得特别好，就是海子。骆一禾是文学社理论组的，我们就这么认识了。
《检察风云》：你是北大英语系毕业的，你觉得翻译诗歌对于你这一代诗人有多大的影响？
西川：我想是这样的，八十年代在北京写现代诗歌的人几乎都受到过翻译诗歌的影响。它帮我们从语言的狭窄认识中走出来。实际上，我们现在使用的现代汉语不是古代的白话文，它本身就受到翻译的影响。它的语法结构实际上受到欧洲语言尤其是英语的影响，它在词汇上则尤其受到日语的影响。我们不知不觉一直在受到翻译的影响。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开始觉得我虽然非常受益于翻译语体，但是我必须要找到我自己的声音。这个时候我开始努力寻找自己的言说方式，每个作家都会有自己的方法，有些人是回到纯洁的现代汉语，有些人是回到方言，有些人让他们的语言变得更松散、回到身体的感觉。如果我们总是使用一个程式化的、套路的翻译语言，那就无法面对当下生活了。我自己最近这些年都是在努力做这方面的工作。
《检察风云》：你说最近读的古籍比较多，这是否也是你个人反思的一部分？
西川：我在阅读和写作上都是喜欢面对挑战的人。外国文学读了很多，现在还在读，但是我会突然觉得没意思。外国文学里除了一些真正伟大的作品能震得住我，其他都不行了。反过来看中国古代文学，以前虽然也读过一些，但是没有仔细读过。现在重新读，会发现好像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检察风云》：是不是你在寻找一种中国式的声音或本土的气质？
西川：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其实是很自然地在读古籍，这与当下中国的思想、艺术创作环境有关。一开始读《庄子》并没有想到要把太多时间放在这上面，但是读的时候特别过瘾，就这样读开了，一本一本地读。然后我就发现中国古代，至少是战国时代的思想者所达到的强度，也是我们文学现在所非常需要的，但是我们好像已经忘掉了。所以我在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说读古书是“加持”，我也是在通过读古书进行“加持”，获得一种力量。所以对我来讲倒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我还有一个同事也在读，我们有时还可以聊一聊。
《检察风云》：古诗呢，读得多吗？
西川：古诗以前读了好多，好多还会背。最近重读《楚辞》，也是战国的。屈原也很有意思，尤其是《九歌》，非常喜欢。
抒情、叙事与独立立场
《检察风云》：这个时代与八十年代不一样了，诗歌比较边缘。你曾经在《需要》這首诗中写道：“伟大的诗歌需要伟大的读者”，现在是否同样认为伟大的诗歌需要伟大的读者？
西川：我依然认为“伟大的诗歌需要伟大的读者”，而且伟大的读者越来越少了。尽管我一直觉得我不是太边缘化的，但是诗歌整体在当下的环境中，还是有边缘化的情况存在。
《检察风云》：那么你觉得你的核心是否是一个抒情诗人呢？
西川：很难讲……我现在觉得我更多时候不是抒情诗人，甚至我究竟是否梦想着写出什么了不得的诗歌我都觉得难讲。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写的就是一个文本，就是一个一个Text，只要它和别人不一样就行了，我只要求它的原创性。至于它有时是诗歌，有时又不怎么像是诗歌，这个东西对我来讲都不太重要了，我已经越过那个我一定要死抱着诗歌或者抒情诗概念的状态了。因为我觉得一代新的诗人的最好状态就是通过他们写作来形成对于诗歌的重新命名，如果没有的话，实际上还是跟着别人跑。什么叫新命名呢？就是旧命名的诗歌已经不能完全容纳你现在的写作了，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还是让我在那写首诗，就太没意思了。除非能让我有所发现，这种发现既有感受上的，也有思想上、文体上的，这时我就感觉到我在往前走，我的工作就是有意义的。
《检察风云》：你觉得诗人是否要保持独立立场和批判精神？
西川：肯定需要！问题是我们所说的许多所谓的独立立场不是真正的独立立场，依然是随大流。这个社会有许多各种各样的主流，比如在网络中的“骂人”，很多人都觉得他们是独立的，但是一点都不独立，因为大家都骂人。我觉得独立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思想独立”，应该是建立在一个坚实的现实感之上。既不是建立在某些观念上，也不是建立在某些高调或是漂亮的言辞上的。你会问自己究竟有没有现实感。比如说生活在上海这个城市，那么我对这个城市有没有观察，这个城市与西宁有什么对比？现实感需要思想的多面。任何一个有现实感思想的人都需要一种往未知领域迈进的勇气，现在所谓的思想都是一些现存货，不是真正的思想。很多人所谓的独立对我而言都不是独立，独立居然可以变成一种时髦、一种哗众取宠的东西，这绝不是真正的独立。
《检察风云》：陈东东写过一篇文论叫《升向第一类》，要走向莎士比亚、歌德、荷马这样文学史上的第一类的诗人，这其实和海子写长诗时的心态有些像，你是否也有这样的野心？
西川：我看过的画展很多，可以这么讲，欧洲历史上绘画原作，百分之六七十我都看过。比如说达·芬奇，或者文艺复兴的其他艺术家，你不太可能超越或是成为他们那一类。有一次一个画展的说明很有意思，说达·芬奇这样的艺术家已经都是“山岳”了，他们就是高山。我们首先不可能成为那座山，就是再去爬那座山也没有太大意思。我们唯一能办的事就是在他边上再起一座小山，就是另外一个存在了。我非常钦佩莎士比亚，我劝我的学生，如果你选外国文学课，哪怕你一学期什么都不读，也要读一本莎士比亚的剧本。我没有一个雄心成为另外一个莎士比亚，但是我愿意我在我的基础上看看我的写作能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然我也不知道最后是什么，因为我一直在写作、工作中保持一个盲目状态，走到哪儿算哪儿。可能有人存在非常清晰的心态，我没有。我要求自己往前走，往后走也行，但是要在动态中。我认为保持一个盲目的状态对我非常重要。
编辑：薛华
北大图书馆对我很重要
《检察风云》：北大的图书馆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西川：北大图书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其实任何一个学校的图书馆对于其学生而言都很重要。老师重要，图书馆更重要。当时我能读到的书基本都是在图书馆借的。有一次我居然在图书馆借到一本《林肯传》，当年胡适任驻美大使时购买过一本卡尔·桑德堡的《林肯传》，后来别人又送他一本，他题字并送给了北大图书馆——就是我借的这本。临毕业我就在犹豫，要不要把胡适题字这页撕下来？但是我又一想，这么多年都没人撕，我要是撕就太不合适了。后来我还是把书恭恭敬敬还给图书馆。通过这些字、这些书，你好像能直接与那个时代接触，并触摸到那个时代。我当时在北大读书时，朱光潜这些老先生都还在，还能看见他们。这些人、书使我能够触摸到“文化”，知道“文化”是个什么东西。我想对于我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经验。
《检察风云》：那当时就认识骆一禾和海子？
西川：海子不是五四文学社的，是法律系的学生。他将稿子递给了中文系的《启明星》杂志，编辑就觉得写得很好。其中一个编辑叫沈群，是五四文学社诗歌组组长，沈群向我们推荐说发现了一个天才，诗歌写得特别好，就是海子。骆一禾是文学社理论组的，我们就这么认识了。
《检察风云》：你是北大英语系毕业的，你觉得翻译诗歌对于你这一代诗人有多大的影响？
西川：我想是这样的，八十年代在北京写现代诗歌的人几乎都受到过翻译诗歌的影响。它帮我们从语言的狭窄认识中走出来。实际上，我们现在使用的现代汉语不是古代的白话文，它本身就受到翻译的影响。它的语法结构实际上受到欧洲语言尤其是英语的影响，它在词汇上则尤其受到日语的影响。我们不知不觉一直在受到翻译的影响。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开始觉得我虽然非常受益于翻译语体，但是我必须要找到我自己的声音。这个时候我开始努力寻找自己的言说方式，每个作家都会有自己的方法，有些人是回到纯洁的现代汉语，有些人是回到方言，有些人让他们的语言变得更松散、回到身体的感觉。如果我们总是使用一个程式化的、套路的翻译语言，那就无法面对当下生活了。我自己最近这些年都是在努力做这方面的工作。
《检察风云》：你说最近读的古籍比较多，这是否也是你个人反思的一部分？
西川：我在阅读和写作上都是喜欢面对挑战的人。外国文学读了很多，现在还在读，但是我会突然觉得没意思。外国文学里除了一些真正伟大的作品能震得住我，其他都不行了。反过来看中国古代文学，以前虽然也读过一些，但是没有仔细读过。现在重新读，会发现好像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检察风云》：是不是你在寻找一种中国式的声音或本土的气质？
西川：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其实是很自然地在读古籍，这与当下中国的思想、艺术创作环境有关。一开始读《庄子》并没有想到要把太多时间放在这上面，但是读的时候特别过瘾，就这样读开了，一本一本地读。然后我就发现中国古代，至少是战国时代的思想者所达到的强度，也是我们文学现在所非常需要的，但是我们好像已经忘掉了。所以我在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说读古书是“加持”，我也是在通过读古书进行“加持”，获得一种力量。所以对我来讲倒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我还有一个同事也在读，我们有时还可以聊一聊。
《检察风云》：古诗呢，读得多吗？
西川：古诗以前读了好多，好多还会背。最近重读《楚辞》，也是战国的。屈原也很有意思，尤其是《九歌》，非常喜欢。
抒情、叙事与独立立场
《检察风云》：这个时代与八十年代不一样了，诗歌比较边缘。你曾经在《需要》這首诗中写道：“伟大的诗歌需要伟大的读者”，现在是否同样认为伟大的诗歌需要伟大的读者？
西川：我依然认为“伟大的诗歌需要伟大的读者”，而且伟大的读者越来越少了。尽管我一直觉得我不是太边缘化的，但是诗歌整体在当下的环境中，还是有边缘化的情况存在。
《检察风云》：那么你觉得你的核心是否是一个抒情诗人呢？
西川：很难讲……我现在觉得我更多时候不是抒情诗人，甚至我究竟是否梦想着写出什么了不得的诗歌我都觉得难讲。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写的就是一个文本，就是一个一个Text，只要它和别人不一样就行了，我只要求它的原创性。至于它有时是诗歌，有时又不怎么像是诗歌，这个东西对我来讲都不太重要了，我已经越过那个我一定要死抱着诗歌或者抒情诗概念的状态了。因为我觉得一代新的诗人的最好状态就是通过他们写作来形成对于诗歌的重新命名，如果没有的话，实际上还是跟着别人跑。什么叫新命名呢？就是旧命名的诗歌已经不能完全容纳你现在的写作了，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还是让我在那写首诗，就太没意思了。除非能让我有所发现，这种发现既有感受上的，也有思想上、文体上的，这时我就感觉到我在往前走，我的工作就是有意义的。
《检察风云》：你觉得诗人是否要保持独立立场和批判精神？
西川：肯定需要！问题是我们所说的许多所谓的独立立场不是真正的独立立场，依然是随大流。这个社会有许多各种各样的主流，比如在网络中的“骂人”，很多人都觉得他们是独立的，但是一点都不独立，因为大家都骂人。我觉得独立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思想独立”，应该是建立在一个坚实的现实感之上。既不是建立在某些观念上，也不是建立在某些高调或是漂亮的言辞上的。你会问自己究竟有没有现实感。比如说生活在上海这个城市，那么我对这个城市有没有观察，这个城市与西宁有什么对比？现实感需要思想的多面。任何一个有现实感思想的人都需要一种往未知领域迈进的勇气，现在所谓的思想都是一些现存货，不是真正的思想。很多人所谓的独立对我而言都不是独立，独立居然可以变成一种时髦、一种哗众取宠的东西，这绝不是真正的独立。
《检察风云》：陈东东写过一篇文论叫《升向第一类》，要走向莎士比亚、歌德、荷马这样文学史上的第一类的诗人，这其实和海子写长诗时的心态有些像，你是否也有这样的野心？
西川：我看过的画展很多，可以这么讲，欧洲历史上绘画原作，百分之六七十我都看过。比如说达·芬奇，或者文艺复兴的其他艺术家，你不太可能超越或是成为他们那一类。有一次一个画展的说明很有意思，说达·芬奇这样的艺术家已经都是“山岳”了，他们就是高山。我们首先不可能成为那座山，就是再去爬那座山也没有太大意思。我们唯一能办的事就是在他边上再起一座小山，就是另外一个存在了。我非常钦佩莎士比亚，我劝我的学生，如果你选外国文学课，哪怕你一学期什么都不读，也要读一本莎士比亚的剧本。我没有一个雄心成为另外一个莎士比亚，但是我愿意我在我的基础上看看我的写作能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然我也不知道最后是什么，因为我一直在写作、工作中保持一个盲目状态，走到哪儿算哪儿。可能有人存在非常清晰的心态，我没有。我要求自己往前走，往后走也行，但是要在动态中。我认为保持一个盲目的状态对我非常重要。
编辑：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