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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大多有一个叙事框架，但它和西周铜器铭文一样，是西周史官强化天子的权威和铭功的记事功能的实践。这种强化导致了叙事细化和言、事相兼的具有文书性质的叙事散文体式的产生。春秋时礼崩乐坏，史官的职责更多转向了“守典奉法”，即借历史著述和对君臣违礼犯法的记载来规范当时的君臣行为。适应着这一职能的转变，春秋时期的百国“春秋”在叙事功能上也由西周时期的强化天子的权威和铭功转向了“守典奉法”，并由此导致了西周重在记载礼乐仪式的文书式记事向记载事件发展过程和重视文采的历史著述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