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转眼间祖父已辞世十四个年头了。
　　很早就想写一篇关于祖父的文章，但因俗务繁忙，更兼心浮气躁，终未能付诸笔端，静夜思之，甚觉有愧。如今提起笔来，祖父的言语形貌瞬间浮现，倒不知该从何处下笔了。
　　其实在外人看来，祖父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民国四年即1915年，祖父出生于河南省上蔡县一个清贫农家，年少时即为生计所迫外出打拼，北上开封西入洛阳，然后出潼关闯西安……去过许多地方，也做过很多活计，不管在哪里，都以敦厚强干、吃苦耐劳的品质而留下极好的口碑。最终因为机缘巧合，成为了当时长安车站（今西安火车站）的一名铁路工人。不久之后，和怀庆府名医世家“济生堂”的千金小姐宋秀贤喜结伉俪，婚后定居于河南省焦作市。一个没有读过书的农家子弟，在兵戈扰攘的乱世通过辛苦打拼吃上了“皇粮”，并且娶了城里的大家闺秀为妻，从这一点来看，其实是很让时人羡慕和钦佩的。解放后在“反右”运动中，因为历史问题，祖父被迫携家带口返回上蔡原籍，重新当了近二十年的农民。平反后依然回到了已隶属郑州铁路局的西安车务段原岗位，直至退休。这就是他大致的人生脉络。
　　祖父没念过几天书，但他绝不是一个平庸的文盲。他过目不忘，能凭超强的记忆力认出很多他见过和别人念过的字。有人说他要是个读书人的话，早就做到总理一级的政府大员了。这话固然是在开玩笑，但他的博闻强识和过人的能力也由此可见。然而他终未能当上大官，甚至连离休干部的待遇也没有得到，最终是以一个退休工人的身份离开他坚守多年的岗位的。没念过书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更与他耿介倔强的性格不无关系，他脾气火爆，嫉恶如仇，极是缺乏变通，尤其节俭到近乎吝啬的地步。多少次“发迹”的机会都因为他的“不识时务”而一一错过。“一个执拗得不可理喻的怪老头！”应该是大多数与他打过交道的政府官员的共同印象。
　　事实也正是如此。
　　记得小时候一大苦事就是被祖父逼着给他一遍又一遍念那些他早已听了无数遍的申诉材料，稍有偷懒便会被他察觉，然后逼着你重新读来。那些繁杂而冗长的材料都是由父亲和叔父他们为之代写的，零零碎碎地记录了他的各种历史片段：怎样在西安参加地下组织的工作，怎样在站台遇到蒋介石并作为优秀工人代表被其接见，怎样在西安事变期间张贴宣传标语，解放战争时又是如何保护过邓小平的专列，如何在潼关将杨虎城将军的骨殖亲自背下车转交给其家人等等……总体意思是向政府部门申请平反和争取我们这个家族的正当权益。为此，他一次次不知疲倦且不厌其烦地出入奔走于政府各个相关部门。关于平反的问题，他不愿意假手他人，更不愿意曲意逢迎，只是一味地正道直行、据理力争。最终在祖父百折不回的努力下，我们家大多数的历史遗留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祖父倘若为官，想来也必是一个海瑞式的人物吧——我常在心里这样感慨。
　　在我们这些小辈人当中，我是和祖父在一起生活时间最长的一个。小学没上完就被他带离父母，就读于焦作铁中，直至考上大学，其间有近十年的时间陪伴在他的身边。那些年里，我一面求学、打工，一面接受着祖父耳提面命的教诲和影响，当时年少轻狂又性格叛逆的我虽然表面做洗耳恭听状，心里却对他那些老生常谈式的说道不以为意，而且对于他那种近乎苛刻的节俭之风更是不以为然。现在想来，那时的我是多么的肤浅与可笑，须知一个饱经忧患、历尽沧桑的老人的教诲，实是生活中真正的智者之言呵！那些看似朴素简单的道理，在我以后的人生中几乎都一一得到了验证。而今斯人已去，再想聆听一句他老人家的教诲却不可得，念及于此，不觉心下怆然。
　　祖父一生共有八个子女，个个学有所成，业有所立，由此可见我们这个家族的繁茂与兴旺。作为一家之长，祖父居功至伟，当然也是这个家族的绝对权威，即便是學问见识远高于他的祖母，也违拗不了他的意愿。在几十年风雨飘摇的岁月里，维持着一个庞大家族的正常生计和发展，个中艰辛，可想而知。因此，瘦小而威严的祖父也自然而然成了我们所有人敬畏和效仿的楷模。
　　祖父的严厉和耿介也只是对于父辈和外人，他近乎吝啬的节俭则更主要的是只对他个人。对于我们这些小辈，他却疼爱有加、呵护备至，容不得我们受半点儿委屈。你很难想象一个如此严厉的老人会整天“乖乖、宝贝儿”地叫着我们这些小辈的昵称和乳名。事实就是如此，每当我们被父辈责打而委屈哭闹的时候，他就会挺身而出，一面厉声训斥父亲叔父他们，一面把我们搂在怀里温言抚慰，这种过分“隔代亲”的行为，常常令父辈们无奈又无语，这样的场景，倒不由得让人想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来。
　　记忆最为深刻的一次，是有一年寒假，我回上蔡老家陪父母过完春节后返回焦作，临行前，父母装了满满两大桶大约二十斤重的凝固的猪油，让我带回焦作----那时的祖父家算是不折不扣的“城市贫民”吧。其时正值春运高峰，我以一个十几岁少年的孱弱之躯，肩扛背驮数十斤重的行李，从西平火车站拼命挤上了北上的列车，一路上所经受的非人之罪不能一一道来，至今回想起来仍不寒而栗。不夸张地说，差一点儿将小命丢在那趟塞满了返城民工和返校学生的绿皮火车上。当我紧咬牙关，挣命一般赶到祖父家时，天已大黑，放下行李，我便一头扎在床上嚎啕大哭起来。祖父坐在我旁边一面垂泪抚慰，一面恨恨地骂我那“不长一点儿脑子”的父母，其舐犊之情，令人动容。
　　祖父的节俭，名著一时，对自己更是苛刻到近乎残酷的地步。外人看来很难理解，我却心知肚明：当年全家最困难的时候，老老少少十几张嘴巴几乎全凭他一己之力来养活，在这种生活状态下养成的克己习惯，早已深入到他的骨子里，再难改变。作为这个家族“最大的功臣”，记忆中的祖父几乎没穿过一件新衣，饮食上更是简单到极致。即便在身体每况愈下的晚年，他所提出最自私的要求也只是“把面条给我煮烂点儿”。倘若被他觉察到在他的饮食里额外添加了什么营养品，他就会大发雷霆，此情此景，令人心酸而无奈。
　　然而，岁月的艰辛和普通工人的身份并没有消磨掉祖父骨子里的自尊。晚年的祖父总是穿着他那一身老式深色铁路制服，胸前“光荣退休”的徽章被擦拭得纤尘不染，印有铁路标志的铜质衣扣扣得严严实实、整整齐齐，领口和肘处的补丁却也赫然醒目。他带着强烈的老一代铁路工人的荣誉感端坐在那里，沉静而威严……
　　克己奉家的传统美德，被祖父发挥到了极致，令人唏嘘，更令人肃然起敬。对待我们这些晚辈，他几乎是有求必应，此时的祖父果断而大气。尤其让我震动的一次，是我考上河南师大的那年，父母正在为我的上学费用问题一筹莫展，已是垂暮之年的祖父毅然拿出了两万元的积蓄给了我。当我从祖父手里接过那沉甸甸的两万块钱时，我在他脸上看到的不是犹豫和不舍，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欣慰和骄傲——这就是我的祖父。
　　在与多舛的命运抗争了近九十个春秋后，顽强而倔强的祖父终于不可阻止地衰老下去，晚年的几场大病更是彻底摧垮了他的身体，视力和听力的严重下降，令人与他交流起来尤其困难。事必亲躬、连买菜这样的小事也不愿假手他人的祖父再也不能为这个家族、为他的子孙奔波劳碌了。我最后一次去看望他时，他已经不能下楼：狭小的客厅里，破旧的沙发包裹着祖父瘦小而枯干的躯体，他像睡着一样闭目养神，偶尔会为一个动静或一个想法忽然睁开眼睛，含混不清地交待祖母几句什么，然后又闭上眼睛，沉沉睡去——抑或重新陷入只有他自己才能深味的对往事的追忆之中。
　　公元2003年11月3日，八十九岁的祖父翟景云老先生终于走完了他漫长而坎坷的人生之路，在深秋的萧瑟中溘然长逝，辞别了这个和他纠缠了无数爱恨情仇的世界。
　　泪光盈然中，仿佛又看到了祖父，那瘦小的身躯即便和最小的玄孙在一起也并不显得多么高大，一双浑浊的眼睛如同干枯的老井，盛满了岁月的深邃和永不屈服的倔强。我想，天堂之中的祖父，再也不用那么奔波劳累了吧，但他定会一如既往地深爱着我们，并以他的硕德懿行永远佑及他的子子孙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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