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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韩国一直积极探寻建立一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并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然而韩国认为，多边安全合作应在坚持韩美同盟基础上进行，这种认识暴露了韩国在多边安全合作中的局限性。尽管如此，卢武铉政府却坚持通过对话解决问题，未将对朝交流合作与核问题挂钩，使得六方会谈得以持续召开，并取得了一系列实际成果。而李明博政府立足同盟，坚持“以压促变”的基调，破坏了多边安全合作的基本原则，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无核化进程。之后的“战略忍耐”等于“放任”了朝鲜的核行动，使朝核问题再次经历了一个“失去的十年”。
关键词 多边安全合作六方会谈战略忍耐多边主义
构建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曾是学界热议的话题，有关国家也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然而时至今日，尚未能建立起一个多边安全机制，这与东北亚地区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地位极不相符。韩国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对于建立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一直情有独钟，在行动上也颇为积极，为推动东北亚地区多边合作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韩国为什么热衷于多边安全合作，其原则和立场是什么，实践中又做了哪些努力，特别是在倍受关注的朝核六方会谈中，韩国坚持怎样的原则，做了什么贡献，以及存在哪些问题等等，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理解韩国处理多边安全合作与双边同盟关系的方式，尤其是有助于认清韩国在经典的多边安全对话——六方会谈中的“得”与“失”，这可以为下一步推动六方会谈进程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多边主义理论探讨
“多边主义”一词我们并不陌生，它是与单边主义和双边主义相对的概念，全面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多边主义在解释和处理国际事务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然而，对于多边主义的定义却没有统一的认识。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多边主义是“三个以上的国家集体对政策进行相互调整的制度惯行”。Robert O. Keohane， “Multilateralism： An Agenda for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45， 1990， p. 731.
多边主义研究界大师约翰·罗杰从国际制度的角度对多边主义作出了进一步阐释，认为基欧汉使用的多边主义概念只是纯粹词义上的，忽略了多边主义的性质层面，这容易把传统上的双边主义制度形式也归入到多边主义中来。因此罗杰把多边主义看作“立足于普遍的行为原则，协调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关系的制度形式”。John Ruggie，”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 in Ruggie， ed.，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6-8.这一阐释是将“普遍化行为原则”设定为多边主义的基础，不仅强调成员数目这一形式，更强调互动模式与互动过程，并把它规定为一种制度形式，因此罗杰定义的多边主义可谓“实质上”的多边主义。
“实质上”的多边主义具有三个主要特征，即“普遍化行为原则（generalized principles of conduct）”“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扩散的互惠性（diffuse reciprocity）”。“普遍化行为原则”与特定当事国的特殊利益无关，一般是指适合集团行动的行为的具体化，这一原则同等地适用于所有成员。“不可分割性”指的是因一个成员国的行动引发的其他成员国行动的费用和利益的范围，就是说一个成员国的行为会连锁地对其他成员国行为产生影响，因此要考虑其他成员的反应再开展行动。“扩散的互惠性”是指与追求短期的和个别的利益相比，各成员国需要从长远的层面来考虑共同利益。Ibid.，p.11.从这些特性中我们可以看出，多边主义是建立在一个共同体意识基础之上的，即各个国家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利益，也要最大限度地考虑他国利益。多边主义也不同于由多个成员参加的军事同盟，它排斥那种为了封锁或对抗某一个国家为目的的多边合作形态。在多边主义制度内，任何国家恣意行动的余地都会受到限制，依照特定的共识原则来决定国家关系结果的可能性得以提高。因此可以预见，一个以多边主义为外交指导理念的国家，一般会通过多边外交和谈判方式寻求解决方案。
多边主义原则和制度属性对于增进和确保国际合作大有裨益。首先，多边国际管理机制最初因国家间利害关系不同而不易结成，但一旦形成之后便具有高度的可持续性和适应性；其次，由于它是依据普遍化行为原则，与立足于特殊利益关系和紧急状态形成的合议机制相比，具有更大的弹性；再次，由于普遍化行为原则的非差别适用，多边主义制度具有将国家影响力平准化的倾向，它为小国能够在议事过程中发挥较大影响力提供了制度保障。Kahler， Miles， ”Multilateralism with Small and Large Numb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3，1992， p. 681.可见，通过建立多边主义机制，中小国家不但可以弱化和牵制大国的单边主义行动，更能够确保自身的自主性，因此它更受中小国家的青睐。
与单边主义、双边主义相比，多边主义超越了行为者数量层面的差异，能够在国际政治中代言一定的理论立场。[韩]辛旭熙（音译）：《东亚多边主义适用问题》，载[韩]《韩国与国际政治》，1997年第17卷1号，第244页。从单位和体系研究层次来看，多边主义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可以用来表述一个主权国家的外交行为取向，即从个体国家角度考虑它的对外行为方式，也就是指多边外交。这种意义上的多边主义强调的是把多边主义作为国家的一种对外战略，可称为战略性多边主义。另一类是一种国际互动方式，即从地区或全球角度强调多边制度结构，考虑国家之间互动方式，尤其考虑制度性因素对国家之间互动产生的影响，所以可以称之为制度性多边主义。秦亚青：《多边主义研究：理论与方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第9页。多边主义是为了促进多边行动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把规范性原则和现实理念组合在一起，一般会发展成为国际机制或国际机构的形态，作为预防纷争、保障地区安全的机制来发挥作用。James A. Caporas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Multilateralism： The Search for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 3， 1992， pp.601-602. 在多边安全机制建设方面，欧洲、东盟都可算作成功的典范，但在经济依赖度极高的东北亚地区，目前却没有一个成型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这与其世界经济引擎的地位极为不符，甚至有许多人用“东亚悖论”来形容地区经济与安全结构的现实。很显然，东北亚地区大国林立，国家关系错综复杂，领土、领海以及历史问题争议长期困扰地区内的每一个国家。特别是作为朝鲜半岛问题延伸出来的朝核问题，时常引发局势危机，作为一个高风险因素困扰着地区各国安全，又因其具有高度复杂性，很难以个别国家之力加以解决。为应对东北亚地区局势变化的不确定性和安保问题的扩散化，以及支持东北亚地区建立新的秩序，为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有必要开展多边安全合作，建立起长效的安全机制。[韩]李瑞恒：《东北亚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的探索：韩国的立场》，载[韩]《地域研究论丛》1993年第5期，第169-171页。
在东北亚构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应该以增进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和信任，积累对话习惯、创立共同规范，打造地区层面的军备控制基础为主要目的。[韩]李瑞恒：《东北亚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的探索：韩国的立场》，载[韩]《地域研究论丛》1993年第5期，第174页。如建立起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有关各成员国将会受到以下几方面的约束：一是追求通过协商消除异议与纠纷；二是对于影响地区安全的所有事项进行定期意见交换；三是自觉控制损害他国利益的行为；四是运用武力仅限于防御等。James E. Goodby， “cooperative Security in Northeast Asia，” Disarmament and Security Issu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United Nations Disarmament Topical Paper 11（1992）， p.79.
为构建东北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东北亚国家做出了不懈努力，其中伴随第二次朝核危机而出现的六方会谈可谓代表性范例，它既是为解决朝核问题而建立起来的对话框架，更是区内各国为建立一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做出的尝试。六方会谈曾一度被学界看好，许多学者对其寄予厚望，期待着将六方会谈发展成为管理地区安全的多边主义制度，然而因六方会谈长期休会，这种乐观的期待渐渐烟消云散。尽管如此，在东北亚地区至今尚未出现更有潜力的多边安全合作模式，六方会谈仍然没有被有关国家所放弃，重启六方会谈的努力仍在继续。
二、韩国对多边安全合作的立场与实践
如前文所述，多边主义的一般制度形式不同于帝国主义的制度形式，它不是通过内部压制而是通过平等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禁止排他性、歧视性，而倡导开放性、民主性、透明性、非强制性和合作性，因此非常受像韩国这样的中小国家欢迎。
（一）韩国对多边安全合作的立场及原则
韩国地处东北亚，四周被中美日俄等大国环绕，历史上长期处于大国争夺的漩涡之中，很难在外交、安全领域确保自主性，无论是过去被纳入朝贡体系，或是沦为日本殖民地，还是今天坚持韩美同盟，这些事实都直接反映了韩国在大国间被动且艰难的处境。因此，构建一个自主参与、平等议事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成为韩国最为理想的选择，因此韩国成为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积极倡导者。
在推动构建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方面，韩国有着多重考虑，其中最为根本的目的是要有助于营造朝鲜半岛统一的环境。构建一个立足多边协作机制的东北亚新秩序，有助于朝鲜半岛建立和平机制，最终有利于半岛统一。[韩]李瑞恒：《东北亚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的探索：韩国的立场》，载[韩]《地域研究论丛》1993年第5期，第175页。韩国的根本目的便是发源于此。因此多边安全合作机制通过增进地区国家间利益和积累信任，最终有利于营造半岛统一环境，这一点无须再论。当然，韩国也有其他的考虑，即在建设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时发挥主导作用，以增加其在地区内的影响力和地区事务介入能力。[韩]李新和（音译）：《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现状与军事方案探索》，韩国国防政策研究报告（2004-08），第31页。
对于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韩国方面提出了四点原则。第一，不应削弱现有的双边关系，而应该是相互补充。第二，在建设多边安全机制时应采取分阶段、渐进式方式。第三，除官方接触外，还应灵活利用民间渠道，双重努力，相互辉映。第四，对于参与成员国问题应采取弹性策略，即先由可以参加对话的国家组成多边对话体。同上，第176-178页。通过上述原则不难发现，韩国推动多边安全合作方面受到韩美同盟因素制约，即韩国在积极倡导推动多边安全合作的同时，又大力强调韩美同盟的重要作用，主张双边同盟与多边安全合作并行发展，甚至提出在强化韩美同盟的基础上开展多边安全合作。这也是韩国在推动多边安全合作方面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同盟是有指向性的，它针对第三方，与前文提到的多边主义“普遍化行为原则”等特性是相背离的，等于是在违背多边主义原则的同时来推进多边安全机制建设，其结果不言而喻。
（二）韩国的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与实践
韩国积极推进多边主义机制建设的明确意愿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的卢泰愚政府开始认识到多边安全的重要性。1988年10月19日，卢泰愚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称“没有东亚的和平，没有地区国家的合作，就无法开启和平繁荣的太平洋时代”，他还进一步提出“为了在东北亚构建稳固的和平与繁荣基础，有必要召开由美国、苏联、中国、日本还有南北韩参与的‘东北亚和平协议会’，以广泛探讨有利于和平与繁荣的所有问题。”《卢泰愚总统联大演说要点》，载[韩]《同一民族》，1988年10月19日，第5版。演说是在韩国成功实现经济发展、政治现实民主化、半岛事务中确立优势的背景下进行的，当时韩国已经发展成为东北亚地区中等力量强国，具备了在地区内开展多边外交的实力，且有余力推动地区国家间多边安全合作。然而，当时整个世界的冷战尚未结束，两大阵营依然高度对立，在这种大环境之下，韩国提议的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缺少现实性。 在冷战体制结束后上台的金泳三政府，面对新的国际格局和安全形势，正式提出了“世界化、民间化、多边化、多元化、区域合作和面向未来”的“新外交”政策，这里的“新”字主要是相对于冷战时期阵营外交而言的。其中明确提出韩国要积极推进多边外交并加强区域多边合作。1993年5月24日，金泳三总统在第26次太平洋经济协会的演说中进一步明确强调，要在深化发展韩美安全合作体制的同时，在安全方面推动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对话。《推进亚太多边安保对话》，载[韩]《每日经济》，1993年5月25日，第1版。在这样的多边外交基调指导下，韩国开始积极参与各类多边组织，开展多边外交活动，如参与东盟安全论坛（ARF）、正式提议并推动政府层面的多边安全对话（NEASED）等等。在其任期末，甚至尝试以多边对话的方式来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即召开四方会谈，试图通过对话协商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
金泳三政府之所以能够积极推动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设，得益于冷战体制终结后出现的多极化之势。韩国政府借机推动多边安全合作，最主要的原因是它认为有必要事前阻断朝鲜变化过程中可预见的威胁，以稳定地管理半岛分裂状态。还有一个原因是为有效应对中国、日本军事力量增强所产生的威胁。[韩]边昌求（音译）：《21世纪东北亚安全与韩国》，汉城：大旺社，2000年，第94-97页。此外，美国对多边安全合作的立场变化也对韩国积极推动多边安全合作产生重要影响。美国一直寻求以同盟支配国际秩序，但克林顿上台后，对于用多边方式处理东亚问题开始表现出积极态度，1993年7月7日，克林顿总统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说，敦促创建“新太平洋共同体”。《克林顿美国总统提议“新太平洋共同体”》， 载[韩]《东亚日报》，1993年7月8日，第1版。美国对多边安全合作立场的调整无疑影响到韩国。
1999年韩国的“东亚展望小组”（East Asia Vision Group）提案被ASEAN+3首脑会议通过，韩国提出的东亚地区合作的展望与具体实施方案，得到东盟成员国的好评。徐正河：《韩国与亚细安关系的发展蓝图》， 2014年12月10日，资料来源：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41210-422555，2016-01-16。在半岛安保问题上，金大中政府在积极推进对朝双边交流与合作的同时，提出了“解构朝鲜半岛冷战结构”的战略构想，该构想包括改善朝韩关系、消除大规模杀伤武器、改善朝鲜与美日关系、引导朝鲜走向开放之路、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等五大核心内容。[韩]统一部：《对和平与和解合作的对朝政策和南北悬案的立场》，汉城：统一部，1999年，第16-17页。从其内容来看，金大中的这一构想的根本目标是消除朝鲜半岛多重冷战结构，在半岛层面上结束南北敌对状态，在地区层面上实现朝美、朝日关系正常化。毕颖达：《金大中政府的“朝鲜半岛冷战结构解体构想”》，载《韩国研究论丛》2014年，第28辑，第50页。该构想的目标是多重的，单单是朝韩或朝美双边努力是无法完成的，因为它涉及东北亚地区主要国家的利益，至少要在中、美、朝、韩、日、俄进行多边对话协商的基础上才有实现的可能，因此，这一构想可以看作是旨在构建朝鲜半岛长久和平的多边安全合作构想。
在第二次朝核危机中上台的卢武铉政府，积极参与解决朝核问题的多边安全对话——六方会谈，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关内容将在后文进行论述。在地区多边合作方面，卢武铉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了东北亚时代构想——“和平与繁荣的东北亚时代”，其中强调：东北亚时代要从经济开始，并像欧洲联盟一样必须永远以“和平的共同体” 为目标，在东北亚地区建立起和平与共生的秩序是其梦寐以求的理想。[韩]总统秘书室 编：《卢武铉总统演说文集》第1卷，汉城：总统秘书室出版，2004年，第27页。为实现这样的宏大构想，需要营造一个和平安定的地区环境，在半岛问题方面主张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毫无疑问，这一机制的建设需要多边立场协调。在地区层面，卢武铉政府在提倡“协作的自主国防”的同时，于2005年推出了“东北亚均衡者作用论”，试图以对话协商来调节中美、中日等大国之间的矛盾，在达成多方共识的基础上确保地区局势稳定。按照时任韩国东北亚时代委员会委员长的文正仁教授的说法，“东北亚均衡者作用论”是韩国试图在全面发展韩美同盟的同时，以韩美盟为基础，扩展多边安全合作的一个构想。[韩]文正仁：《如何认识东北亚均衡者作用论：不可回避的选择》，载[韩]《朝鲜日报》，2005年4月12日，第4版。虽然卢武铉政府强调在多边合作中保持同盟一致，但实际上更想通过“自主国防”和发挥“东北亚均衡者作用”来提升韩国的自主性。也正因为这一原因，该构想在美国以及韩国国内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下没能得到践行，并随着卢武铉的任期结束而淡出人们的视线。
为修复卢武铉时期日渐疏远的韩美同盟，2008年上台的李明博政府全力推进强化同盟的政策，不顾周边国家的感受，把韩美同盟升格为面向21世纪的战略同盟，致使其对外战略带有鲜明的双边色彩，导致韩国多边安全合作消沉。在多边安全合作方面，李明博政府虽没有公开放弃六方会谈，但也没有积极予以实质性推进，并且随局势的变化又为六方会谈再启动设置了诸多前提条件。尽管在任期内提出了“新亚洲外交构想”，强调要在经济、安保、文化等领域，与亚洲所有国家建造一个相互协力、共荣的基础，然而李明博的这一构想更接近于追求经济利益的商业计划，其政治用意也更多在于消除因过度强化韩美同盟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和提升韩国的国家形象上。
朴槿惠政府在多边合作上似有诸多成就，上任不久就提出了“欧亚构想”和“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但时至今日，“欧亚构想”实际上看不到实践的希望，朝韩关系的现实只能让这一“构想”停留在构想的层面上。“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是朴槿惠政府为缓和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关系而提出的外交构想，主张韩国、中国和美国等六方会谈与会国首先从气候变化、反恐和核能安全等非政治领域议题进行对话，逐渐增进区域内国家之间的信任，为半岛统一创造有利条件。《韩副外长下周访华介绍“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2014年7月14日，资料来源：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714/c1002-25279945.html，2016-01-16。然而，由于对朝吞并统一的设想，以及在朝核问题上紧跟美国实行“战略忍耐”，致使朝韩关系依然踏步不前，半岛无核化日趋渺茫，半岛局势危机陷入了恶性循环。这种状况下，区域内多边会谈包括六方会谈都难以成行，通过对话增进信任因而无从谈起。 三、六方会谈中韩国的角色及作用
2002年朝鲜正式对外宣布重启核计划，引发第二次朝核危机。当时美国布什政府在“9·11”事件的冲击下正全力对外发动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对于朝鲜的核动作，美国表现出高度的敏感性，曾经试图以武力打击清除朝鲜的核设施。对于布什政府这种危险的计划，中国表示反对，韩国亦不赞成。经过多轮外交斡旋，美国同意与朝鲜接触，成就了三方会谈，后在美国和朝鲜的讨价还价之下，六方会谈模式于2003年8月27日正式诞生。
（一）卢武铉政府的六方会谈战略及作用
在朝核危机中上任的韩国卢武铉政府继承了金大中政府的对朝包容政策基调，继续推动南北和解与合作，提出了指向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和实现共同繁荣的“和平繁荣政策”。在朝核问题上，卢武铉政府上任之初便发表了朝核三原则，即一是不容朝鲜核开发，二是坚持对话解决问题，三是韩国要发挥积极作用。[韩]统一部 编：《统一白皮书2004》，汉城：统一部，2004，第36页。按照这三个原则，韩国对于对话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积极推动这一多边安全对话进程。韩国的主要动机有如下几个：
第一，尽早解决朝核问题。在安全方面，一直以来韩国把朝鲜的核计划视为最大威胁，担心朝鲜会在偶发事件引起的冲突中对韩使用核武器。在政治方面，朝鲜拥核将会大大削弱韩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中的优势地位，不利于未来由韩国主导进行统一。尤其是，朝核问题使朝鲜半岛问题更加复杂化，这为外部势力更深层次介入半岛事务大开方便之门，这种局面与韩国政府一直坚持的“南北当事方解决的原则”是相背离的，因此尽快解决朝核问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外部势力对半岛南北统一的干扰。
第二，积极推动六方会谈，有利于确保半岛局势稳定，减少战争发生的风险。当时的美国小布什政府正带着对“9·11”事件的愤怒对外积极推行单边主义，发动了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布什政府曾多次试图以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方式来解决朝核问题。很显然，美国的这种试图与韩国期待的通过南北和解合作建立半岛长效和平机制的愿望是相冲突的，尤其是刚从金融危机中恢复不久、正在积极推动经济发展的韩国政府，绝对不愿意看到朝鲜半岛发生武力冲突。因此，卢武铉政府反对对朝动用武力，强烈呼吁以对话方式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积极推动六方会谈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将美朝置于这一和平框架之内。
第三，通过六方会谈，韩国可以加强与周边大国的沟通，提升对地区事务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在半岛问题上，朝鲜一直回避与韩国直接协商，甚至在建立和平机制问题上不承认韩国的合法地位，六方会谈这一多边协商框架给韩国提供了良好机会。特别是，韩国更加希望通过在六方会谈中的积极作为，达到今后能与大国平等协商地区事务的目的。
第四，韩国希望通过六方会谈解决朝核问题，进而将其发展成为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用来保障半岛和平，确保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自主性。关于六方会谈多边制度化问题，韩国政府一直抱有较大期待，特别是在“9·19”共同声明达成后，韩国学术界对于将六方会谈发展成为东北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呼声高涨。
在卢武铉政府时期，韩国安全政策的根本目标是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为半岛南北统一创造和平稳定的环境，因此，无论是推动双边合作还是多边机制建设，这些都要从韩国安全目标出发，朝核六方会谈也同样如此。在当时的韩国看来，朝核危机主要是朝韩之间力量悬殊的产物，它不仅仅是个军事问题，更体现在经济、外交等多个方面力量对比的失衡，这意味着要解决朝核问题，不可避免地要从经济、外交、政治等多方面入手缩小这种差距，即引导朝鲜发展经济，摆脱经济困难，同时推动朝鲜与美、日改善关系。曾任卢武铉政府外交通商部部长的尹永宽曾在一次国际学术大会上发表这样观点的。参照：[韩]尹永宽：《21世纪世界政治与朝鲜半岛和平》，“5·18民众抗争27周年纪念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韩]光州：全南大学，2007年5月17-19日，第7页。
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卢武铉政府强调对话解决问题，一直强调朝核问题应该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不赞成美国的对朝封锁和制裁，因此卢武铉政府希望通过六方会谈解决朝核问题。在推进解决朝核问题的战略选择上，则主张无核化与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建设并行推进，[韩]许文荣（音译）等主编：《朝鲜半岛无核化与构建和平体机制战略》，首尔：统一研究院出版，2007年，第61页。而且在确保维持多边安全对话框架的同时，卢武铉政府也不反对框架内朝美进行双边会谈。但韩国也担心推动多边安全对话会损害韩美同盟，会使朝鲜半岛问题过于多边化，因此韩国坚持在维持韩美同盟的前提下推动六方会谈，并在无核化的基准方面与美国保持一致，主张朝鲜的所有核武器与核计划要可核查地废止。
在六方会谈的实践过程中，韩国卢武铉政府与强调对话解决问题的中国保持紧密协作，为确保会谈的可持续进行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会谈中，当朝美立场严重对立、会谈陷入僵局时，韩国携手中国积极斡旋于朝美之间，协调双方立场差异，就此有学者曾评价称：“中韩之间的协作要比韩美和中朝之间的协作还要积极。”崔立如：《朝鲜半岛安全问题：中国的作用》，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9期，第45页。在与中国紧密协调的框架下，卢武铉政府为协调朝美立场矛盾做出了积极努力。2005年第4次1阶段六方会谈中，朝美在无核化标准方面陷入了尖锐的立场对立，致使会谈进程中断。为继续推进六方会谈进程，2005年6月10日卢武铉总统访美，在韩美首脑会谈中虽然双方就促使朝鲜重返六方会谈问题上仍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两国首脑再次确认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原则。会谈中美国总统布什表示：“美国将不会进攻朝鲜。在朝鲜放弃核计划的情况下，美国同意向朝鲜提供多国安全保证，在两国间实现‘比较正常的关系’”天流：《美韩首脑对朝核问题立场分歧 韩希望说服朝鲜》，2005年6月14日，资料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6/14/content_3082183.htm，2016-06-14。。与此同时，卢武铉总统派时任统一部长官的郑东永访问朝鲜，就无核化问题与金正日进行了紧密的协调，最终在中、韩的共同协调之下，朝鲜于同年9月回归六方会谈，在有关各国的努力下，达成了具有标志性的成果即“9·19”共同声明。 2006年10月9日，朝鲜为表示对美国的不满，强行进行了第一次核武器试验，对此韩国与国际社会一道对朝进行了谴责，并支持对朝制裁，但在无核化基调和发展朝韩关系上卢武铉政府仍坚持了既定方针，强调对话解决问题的同时，把核问题与朝韩关系、政治问题与经济交流分开处理，继续推进南北高级政治会谈和军事会谈和金刚山旅游、开城工业园建设、南北铁路连接等重大项目，使南北经济往来、人员交流保持稳定发展之势头。这种局面不仅使韩国在处理半岛事务中确保了一定的自主性，更使朝韩关系改善与解决朝核问题多边会谈形成了良性循环。核试验后不久，朝鲜又再次重返六方会谈，美国也因单边行动缺少现实性而不得不回归与朝鲜进行对话协商，这才有了后来实践“9·19”共同声明的“2·13”协议和“10·3”协议。
（二）李明博政府的六方会谈战略及作用
2008年李明博政府上台后，把积极修复前任政府时期“遭到破坏”的韩美同盟作为外交安全战略的核心，并且在升格韩美同盟的同时着重加强韩美日三边安全协作，这种现实主义同盟哲学成为韩国开展多边安全合作的指导思想，自然也会反映在六方会谈之中。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李明博政府在六方会谈当中坚持联合对朝施压弃核的基本原则。
李明博政府的六方会谈原则比较明显地反映在其对朝政策之中。李明博上台执政之后，在对朝政策上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一举推翻了前两任政府对朝包容政策，转而推行立足于实用主义的“无核、开放、3000”这一对朝强硬政策，即朝鲜先弃核，并走发展经济之路，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帮助朝鲜在10年内实现人均GDP3000美元的目标。[韩]统一部 编：《统一白皮书2009》，首尔：统一部，2009年，第40页。很显然这是一个充满压迫色彩的立足“条件论”之上的无核化原则，从根本上与六方会谈的“同时行动”原则相抵触。
如果说美国小布什政府推翻了克林顿政府与朝鲜达成的协议，导致了第二次朝核危机，那么李明博政府推翻了金大中、卢武铉政府与朝鲜达成的协议，则导致了半岛南北关系危机，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六方会谈设定的无核化进程。李明博上任后便不愿再接受《“6·15”共同宣言》和《“10·4”宣言》，其提出的“无核、开放、3000”要求对朝经济合作要与朝鲜在无核化上的实际表现对照执行，这意味着李明博政府在对朝政策上的巨大转向，因此在这一政策提出的一刻起，便遭到朝鲜的强烈谴责，从此韩方也针锋相对的与朝鲜打起了舆论战。2008年金刚山枪击游客事件发生后，李明博政府借机叫停了朝韩之间这一代表性的合作项目。这些突然转向的做法，致使过去10年艰难培养起来的和解合作气氛荡然无存，不仅朝韩关系直降至冰点，更打破了卢武铉时期形成的朝韩关系改善与六方会谈进程之间的良性循环。正如有评价指出的那样，朝韩关系的急剧恶化，使六方会谈进程如釜底抽薪，失去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感。朴键一：《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朝鲜半岛问题》，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6页。
在无核化问题上，李明博政府并没有否认六方会谈，但推动六方会谈的基调却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前任卢武铉政府本着和平解决问题的原则，积极推动六方会谈持续进行，过程中不把朝韩经济交流合作与政治、安全问题挂钩，那么李明博的六方会谈原则则是保持韩美日三边高度协作对朝施加压力，并配合以“先无核化，后经济支援”的政策基调。2008年，六方会谈各方执行第二阶段无核化方案进入到关键期。然而由于“一些势力”这里的“一些势力”指日韩以及美国国内阻挠改变对朝政策的势力。参见朴键一：《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朝鲜半岛问题》，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2页。在无核化核查标准上再做文章，致使《“10·3”共同文件》执行受挫。之后，美国再启美朝会谈，双方终于就无核化的核查标准问题达成了一致，朝鲜炸毁了宁边冷却塔，美国也把朝鲜从支恐国家名单中除名。然而就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由于六方会谈中负责经济补偿工作组的韩国以及日本仍坚持将朝是否接受“国际标准”核验证与后续的经济补偿挂钩，致使六方会谈最后一次主席声明成为一张废纸。可以看出，六方会谈无核化进程的中断虽然责任是多方面的，但李明博政府提升核查“标准”以及不愿对朝进行经济补偿，违背了先前的“行动对行动”原则，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无核化进程。同时，这里面也折射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想要在任期末解决朝核问题给自己树立功绩的小布什政府与新上任的李明博政府，对无核化问题出现了立场偏差，而纠正这种偏差的主动权因布什任期结束而转移到李明博手中。
2009年上任的奥巴马政府最初还是希望尽快解决朝核问题，这一点在其就职演说中有明确体现。然而，此时的李明博政府对朝压力不减反增，抛出了“等待有时也是战略”的论调。与此同时，韩舆论持续热炒“朝鲜崩溃论”和朝鲜接班人问题，韩国政府层面也积极多方准备，暗中推动“吞并统一”，待朝鲜崩溃时迅即北上接收统一，从而解决朝核问题。根据“维基解密”资料，期间李明博政府不断向奥巴马政府兜售“朝鲜崩溃论”。朴键一：《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朝鲜半岛问题》，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4-155页。出于亚太大战略考虑，最终奥巴马接受了“等待战略”，对朝采取“战略忍耐”，与韩国一道等待朝鲜不堪经济困难重压主动弃核或走向崩溃。在这种“战略忍耐”政策下，美韩并不急于重启六方会谈。
在朝鲜进行第二次核试验之后，美国曾与朝鲜进行接触，朝鲜也表示出根据朝美关系进展情况决定回归六方会谈的迹象。然而，天安舰事件的发生以及此后的延坪岛炮击事件彻底地打乱了这一节奏。这两起事件使美日韩在重启六方会谈问题上更加紧密地站在了一起。不仅如此，李明博政府通过“5·24”法案等一系列严厉措施，切断了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与朝鲜的往来，朝韩关系紧张到了顶点，以往朝韩关系与六方会谈之间形成的良性互动局面完全消失。
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两起事件后，李明博政府又为重启六方会谈附加了前提条件，即朝鲜须对天安舰—延坪岛事件道歉，并在无核化问题上做出实际行动，在此之前不与朝鲜进行对话，坚持不能为了对话而对话的立场。这种立场与一直主张重启六方会谈的中国立场出现了明显偏差，特别是延坪岛事件后，这种立场的偏差更为表面化。作为推动六方会谈进程引擎之一的中韩协作失去了续航动力。 虽然2011年下半年起，朝韩、朝美再次接触，情况有所缓和，六方会谈重启的呼声再次高涨，然而，金正日的突然去世再次打破了这种局面。在韩国推测继任的金正恩能维持多久和对朝吞并统一的准备中，李明博政府走到了尽头，其等待战略非但没能使朝鲜重返六方会谈，反而等来了朝鲜核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继李明博之后的朴槿惠政府，试图通过促进与朝对话来缓解紧张，并在无核化方面有所建树。但在朴槿惠上任之时，李明博—奥巴马组合推出的“战略忍耐”仍然在继续，它直接影响了朴槿惠政府在无核化问题上的立场，朝鲜第三次核试验更是坚定了朴槿惠政府与美日进行三边协作、共同对朝施压的立场。期间虽然韩国国内要求尽快改善对朝关系的呼声不断高涨，但由于前任留下的政治遗产的阻碍，以及朝鲜在核、导方面不断冒进，朴槿惠政府对于六方会谈的立场仍没能偏离前任设定的路线。第四次朝核试验之后，朴槿惠政府更是动员全部外交资源，全力推动对朝多重制裁，六方会谈作为一个“概念”也很少出现在韩国的外交辞令当中。
四、存在的问题及克服方向
随着韩国各方面实力的提升，提升自主性的诉求日渐强烈，作为东北亚地区的中等国家，韩国对于建立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抱有浓厚的兴趣，并为推动多边安全机制建设做出了不懈努力。
然而，按照韩国的立场，在朝鲜的威胁消除之前，韩国还无法摆脱韩美同盟。在这种同盟观的作用之下，韩国在推动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设过程中，仍坚持以双边同盟为基础开展多边合作的立场。很明显，同盟是指向第三方的，而多边主义是排斥那种为了封锁或对抗某一个国家为目的的多边合作形态，例如韩美日三方协调一致对朝施加压力和进行制裁等，就是说在根本原则上同盟和真正的多边主义是不兼容的。在六方会谈过程中，这种表现非常明显。韩国无论是卢武铉政府还是李明博政府，都是立足韩美同盟推动六方会谈的，但两者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卢武铉政府是积极推动对话解决问题，与中国保持紧密协调，全力推动六方会谈进程。同时，卢武铉政府不赞成对朝制裁与压迫，在“政经分离”原则下密切对朝关系，使朝韩关系与六方会谈之间形成了相对良好的互动。还有，坚持在不破坏同盟的限度内最大限度地发挥自主性，从而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多边协调效应。在这种情况之下，六方会谈进程能够得以持续，且达成了诸多重要共识，确立了一个基本可行的无核化模式。相反，李明博政府则是极力强化韩美同盟，试图拉中国制裁朝鲜，而不是寻求以中韩协作来推动六方会谈进程。同时在多边对话框架内搞小团体活动，以美日韩三方共同对朝施压制裁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虽然表面上看占据了力量优势，但这种近似于冷战时代强化阵营的做法，却破坏了“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这一多边对话的基本原则，原本多边会谈中达成的无核化协议没能得到履行，六方会谈所聚敛的多边合作的生命力，也在紧张对立的气氛中被逐渐消磨殆尽。
现今的朴槿惠政府虽然很想改善对朝关系，解决朝核问题，但其根本原则仍是立足同盟的制裁和压迫，甚至是将朝核问题与改善朝韩关系挂钩，结果六方会谈无法重新启动，朝韩关系与无核化问题继续深陷恶性循环，可以预见在其余下的任期内很难跳出这一陷阱，在改善朝韩关系与半岛无核化问题上，韩国将不得不面对又一个“失去的十年”。
在朝鲜拥有一定水准的核武器的情况下，未来要推动无核化可谓难上加难，但从现实情况来分析，在美国放弃对朝敌视政策的情况下，无核化仍存在一线希望。为了这一线希望，有关各国需要共同努力去做积极尝试。特别是朝鲜半岛问题的当事方韩国，需要清楚认识到朝核问题的症结所在，避免将无核化作为改善朝韩关系的交换条件，更不要寻求主导解决核问题，因为韩国对朝鲜进行再大的安全、经济许诺也不足以让朝鲜弃核，朝鲜弃核的关键钥匙掌握在美国手里。反过来讲，改善朝韩关系虽不能直接解决朝核问题，但它可以为无核化创造有利环境，它是半岛问题的基础。保持良好的朝韩关系，可以减轻朝鲜的安全压力，有利于将其拉回六方会谈设定的无核化路径。
在改善朝韩关系的基础上，韩国需要对推动多边安全会谈立场进行调整，即避免与友邦协作共同对朝施压和制裁，应该在遵循多边主义的基本准则的基础上，为六方会谈重启以及之后的无核化进程，发挥劝和促谈、缓解紧张的建设性作用。
半岛无核化的一线希望能否走近现实，更为关键的任务是将美国拉回多边对话框架，并使其愿意在对朝政策上做出调整。在这方面，中国做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但由于没有得到美日韩的响应而无所收获。今后，要想解决朝核问题，实现半岛长久和平，韩国应该认识到中国在这方面与其有着共同的迫切需求，因此，应加强与中国合作，推动六方会谈重启，为无核化与半岛和平机制建设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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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建树）
关键词 多边安全合作六方会谈战略忍耐多边主义
构建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曾是学界热议的话题，有关国家也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然而时至今日，尚未能建立起一个多边安全机制，这与东北亚地区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地位极不相符。韩国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对于建立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一直情有独钟，在行动上也颇为积极，为推动东北亚地区多边合作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韩国为什么热衷于多边安全合作，其原则和立场是什么，实践中又做了哪些努力，特别是在倍受关注的朝核六方会谈中，韩国坚持怎样的原则，做了什么贡献，以及存在哪些问题等等，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理解韩国处理多边安全合作与双边同盟关系的方式，尤其是有助于认清韩国在经典的多边安全对话——六方会谈中的“得”与“失”，这可以为下一步推动六方会谈进程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多边主义理论探讨
“多边主义”一词我们并不陌生，它是与单边主义和双边主义相对的概念，全面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多边主义在解释和处理国际事务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然而，对于多边主义的定义却没有统一的认识。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多边主义是“三个以上的国家集体对政策进行相互调整的制度惯行”。Robert O. Keohane， “Multilateralism： An Agenda for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45， 1990， p. 731.
多边主义研究界大师约翰·罗杰从国际制度的角度对多边主义作出了进一步阐释，认为基欧汉使用的多边主义概念只是纯粹词义上的，忽略了多边主义的性质层面，这容易把传统上的双边主义制度形式也归入到多边主义中来。因此罗杰把多边主义看作“立足于普遍的行为原则，协调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关系的制度形式”。John Ruggie，”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 in Ruggie， ed.，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6-8.这一阐释是将“普遍化行为原则”设定为多边主义的基础，不仅强调成员数目这一形式，更强调互动模式与互动过程，并把它规定为一种制度形式，因此罗杰定义的多边主义可谓“实质上”的多边主义。
“实质上”的多边主义具有三个主要特征，即“普遍化行为原则（generalized principles of conduct）”“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扩散的互惠性（diffuse reciprocity）”。“普遍化行为原则”与特定当事国的特殊利益无关，一般是指适合集团行动的行为的具体化，这一原则同等地适用于所有成员。“不可分割性”指的是因一个成员国的行动引发的其他成员国行动的费用和利益的范围，就是说一个成员国的行为会连锁地对其他成员国行为产生影响，因此要考虑其他成员的反应再开展行动。“扩散的互惠性”是指与追求短期的和个别的利益相比，各成员国需要从长远的层面来考虑共同利益。Ibid.，p.11.从这些特性中我们可以看出，多边主义是建立在一个共同体意识基础之上的，即各个国家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利益，也要最大限度地考虑他国利益。多边主义也不同于由多个成员参加的军事同盟，它排斥那种为了封锁或对抗某一个国家为目的的多边合作形态。在多边主义制度内，任何国家恣意行动的余地都会受到限制，依照特定的共识原则来决定国家关系结果的可能性得以提高。因此可以预见，一个以多边主义为外交指导理念的国家，一般会通过多边外交和谈判方式寻求解决方案。
多边主义原则和制度属性对于增进和确保国际合作大有裨益。首先，多边国际管理机制最初因国家间利害关系不同而不易结成，但一旦形成之后便具有高度的可持续性和适应性；其次，由于它是依据普遍化行为原则，与立足于特殊利益关系和紧急状态形成的合议机制相比，具有更大的弹性；再次，由于普遍化行为原则的非差别适用，多边主义制度具有将国家影响力平准化的倾向，它为小国能够在议事过程中发挥较大影响力提供了制度保障。Kahler， Miles， ”Multilateralism with Small and Large Numb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3，1992， p. 681.可见，通过建立多边主义机制，中小国家不但可以弱化和牵制大国的单边主义行动，更能够确保自身的自主性，因此它更受中小国家的青睐。
与单边主义、双边主义相比，多边主义超越了行为者数量层面的差异，能够在国际政治中代言一定的理论立场。[韩]辛旭熙（音译）：《东亚多边主义适用问题》，载[韩]《韩国与国际政治》，1997年第17卷1号，第244页。从单位和体系研究层次来看，多边主义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可以用来表述一个主权国家的外交行为取向，即从个体国家角度考虑它的对外行为方式，也就是指多边外交。这种意义上的多边主义强调的是把多边主义作为国家的一种对外战略，可称为战略性多边主义。另一类是一种国际互动方式，即从地区或全球角度强调多边制度结构，考虑国家之间互动方式，尤其考虑制度性因素对国家之间互动产生的影响，所以可以称之为制度性多边主义。秦亚青：《多边主义研究：理论与方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第9页。多边主义是为了促进多边行动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把规范性原则和现实理念组合在一起，一般会发展成为国际机制或国际机构的形态，作为预防纷争、保障地区安全的机制来发挥作用。James A. Caporas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Multilateralism： The Search for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 3， 1992， pp.601-602. 在多边安全机制建设方面，欧洲、东盟都可算作成功的典范，但在经济依赖度极高的东北亚地区，目前却没有一个成型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这与其世界经济引擎的地位极为不符，甚至有许多人用“东亚悖论”来形容地区经济与安全结构的现实。很显然，东北亚地区大国林立，国家关系错综复杂，领土、领海以及历史问题争议长期困扰地区内的每一个国家。特别是作为朝鲜半岛问题延伸出来的朝核问题，时常引发局势危机，作为一个高风险因素困扰着地区各国安全，又因其具有高度复杂性，很难以个别国家之力加以解决。为应对东北亚地区局势变化的不确定性和安保问题的扩散化，以及支持东北亚地区建立新的秩序，为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有必要开展多边安全合作，建立起长效的安全机制。[韩]李瑞恒：《东北亚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的探索：韩国的立场》，载[韩]《地域研究论丛》1993年第5期，第169-171页。
在东北亚构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应该以增进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和信任，积累对话习惯、创立共同规范，打造地区层面的军备控制基础为主要目的。[韩]李瑞恒：《东北亚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的探索：韩国的立场》，载[韩]《地域研究论丛》1993年第5期，第174页。如建立起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有关各成员国将会受到以下几方面的约束：一是追求通过协商消除异议与纠纷；二是对于影响地区安全的所有事项进行定期意见交换；三是自觉控制损害他国利益的行为；四是运用武力仅限于防御等。James E. Goodby， “cooperative Security in Northeast Asia，” Disarmament and Security Issu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United Nations Disarmament Topical Paper 11（1992）， p.79.
为构建东北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东北亚国家做出了不懈努力，其中伴随第二次朝核危机而出现的六方会谈可谓代表性范例，它既是为解决朝核问题而建立起来的对话框架，更是区内各国为建立一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做出的尝试。六方会谈曾一度被学界看好，许多学者对其寄予厚望，期待着将六方会谈发展成为管理地区安全的多边主义制度，然而因六方会谈长期休会，这种乐观的期待渐渐烟消云散。尽管如此，在东北亚地区至今尚未出现更有潜力的多边安全合作模式，六方会谈仍然没有被有关国家所放弃，重启六方会谈的努力仍在继续。
二、韩国对多边安全合作的立场与实践
如前文所述，多边主义的一般制度形式不同于帝国主义的制度形式，它不是通过内部压制而是通过平等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禁止排他性、歧视性，而倡导开放性、民主性、透明性、非强制性和合作性，因此非常受像韩国这样的中小国家欢迎。
（一）韩国对多边安全合作的立场及原则
韩国地处东北亚，四周被中美日俄等大国环绕，历史上长期处于大国争夺的漩涡之中，很难在外交、安全领域确保自主性，无论是过去被纳入朝贡体系，或是沦为日本殖民地，还是今天坚持韩美同盟，这些事实都直接反映了韩国在大国间被动且艰难的处境。因此，构建一个自主参与、平等议事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成为韩国最为理想的选择，因此韩国成为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积极倡导者。
在推动构建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方面，韩国有着多重考虑，其中最为根本的目的是要有助于营造朝鲜半岛统一的环境。构建一个立足多边协作机制的东北亚新秩序，有助于朝鲜半岛建立和平机制，最终有利于半岛统一。[韩]李瑞恒：《东北亚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的探索：韩国的立场》，载[韩]《地域研究论丛》1993年第5期，第175页。韩国的根本目的便是发源于此。因此多边安全合作机制通过增进地区国家间利益和积累信任，最终有利于营造半岛统一环境，这一点无须再论。当然，韩国也有其他的考虑，即在建设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时发挥主导作用，以增加其在地区内的影响力和地区事务介入能力。[韩]李新和（音译）：《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现状与军事方案探索》，韩国国防政策研究报告（2004-08），第31页。
对于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韩国方面提出了四点原则。第一，不应削弱现有的双边关系，而应该是相互补充。第二，在建设多边安全机制时应采取分阶段、渐进式方式。第三，除官方接触外，还应灵活利用民间渠道，双重努力，相互辉映。第四，对于参与成员国问题应采取弹性策略，即先由可以参加对话的国家组成多边对话体。同上，第176-178页。通过上述原则不难发现，韩国推动多边安全合作方面受到韩美同盟因素制约，即韩国在积极倡导推动多边安全合作的同时，又大力强调韩美同盟的重要作用，主张双边同盟与多边安全合作并行发展，甚至提出在强化韩美同盟的基础上开展多边安全合作。这也是韩国在推动多边安全合作方面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同盟是有指向性的，它针对第三方，与前文提到的多边主义“普遍化行为原则”等特性是相背离的，等于是在违背多边主义原则的同时来推进多边安全机制建设，其结果不言而喻。
（二）韩国的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与实践
韩国积极推进多边主义机制建设的明确意愿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的卢泰愚政府开始认识到多边安全的重要性。1988年10月19日，卢泰愚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称“没有东亚的和平，没有地区国家的合作，就无法开启和平繁荣的太平洋时代”，他还进一步提出“为了在东北亚构建稳固的和平与繁荣基础，有必要召开由美国、苏联、中国、日本还有南北韩参与的‘东北亚和平协议会’，以广泛探讨有利于和平与繁荣的所有问题。”《卢泰愚总统联大演说要点》，载[韩]《同一民族》，1988年10月19日，第5版。演说是在韩国成功实现经济发展、政治现实民主化、半岛事务中确立优势的背景下进行的，当时韩国已经发展成为东北亚地区中等力量强国，具备了在地区内开展多边外交的实力，且有余力推动地区国家间多边安全合作。然而，当时整个世界的冷战尚未结束，两大阵营依然高度对立，在这种大环境之下，韩国提议的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缺少现实性。 在冷战体制结束后上台的金泳三政府，面对新的国际格局和安全形势，正式提出了“世界化、民间化、多边化、多元化、区域合作和面向未来”的“新外交”政策，这里的“新”字主要是相对于冷战时期阵营外交而言的。其中明确提出韩国要积极推进多边外交并加强区域多边合作。1993年5月24日，金泳三总统在第26次太平洋经济协会的演说中进一步明确强调，要在深化发展韩美安全合作体制的同时，在安全方面推动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对话。《推进亚太多边安保对话》，载[韩]《每日经济》，1993年5月25日，第1版。在这样的多边外交基调指导下，韩国开始积极参与各类多边组织，开展多边外交活动，如参与东盟安全论坛（ARF）、正式提议并推动政府层面的多边安全对话（NEASED）等等。在其任期末，甚至尝试以多边对话的方式来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即召开四方会谈，试图通过对话协商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
金泳三政府之所以能够积极推动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设，得益于冷战体制终结后出现的多极化之势。韩国政府借机推动多边安全合作，最主要的原因是它认为有必要事前阻断朝鲜变化过程中可预见的威胁，以稳定地管理半岛分裂状态。还有一个原因是为有效应对中国、日本军事力量增强所产生的威胁。[韩]边昌求（音译）：《21世纪东北亚安全与韩国》，汉城：大旺社，2000年，第94-97页。此外，美国对多边安全合作的立场变化也对韩国积极推动多边安全合作产生重要影响。美国一直寻求以同盟支配国际秩序，但克林顿上台后，对于用多边方式处理东亚问题开始表现出积极态度，1993年7月7日，克林顿总统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说，敦促创建“新太平洋共同体”。《克林顿美国总统提议“新太平洋共同体”》， 载[韩]《东亚日报》，1993年7月8日，第1版。美国对多边安全合作立场的调整无疑影响到韩国。
1999年韩国的“东亚展望小组”（East Asia Vision Group）提案被ASEAN+3首脑会议通过，韩国提出的东亚地区合作的展望与具体实施方案，得到东盟成员国的好评。徐正河：《韩国与亚细安关系的发展蓝图》， 2014年12月10日，资料来源：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41210-422555，2016-01-16。在半岛安保问题上，金大中政府在积极推进对朝双边交流与合作的同时，提出了“解构朝鲜半岛冷战结构”的战略构想，该构想包括改善朝韩关系、消除大规模杀伤武器、改善朝鲜与美日关系、引导朝鲜走向开放之路、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等五大核心内容。[韩]统一部：《对和平与和解合作的对朝政策和南北悬案的立场》，汉城：统一部，1999年，第16-17页。从其内容来看，金大中的这一构想的根本目标是消除朝鲜半岛多重冷战结构，在半岛层面上结束南北敌对状态，在地区层面上实现朝美、朝日关系正常化。毕颖达：《金大中政府的“朝鲜半岛冷战结构解体构想”》，载《韩国研究论丛》2014年，第28辑，第50页。该构想的目标是多重的，单单是朝韩或朝美双边努力是无法完成的，因为它涉及东北亚地区主要国家的利益，至少要在中、美、朝、韩、日、俄进行多边对话协商的基础上才有实现的可能，因此，这一构想可以看作是旨在构建朝鲜半岛长久和平的多边安全合作构想。
在第二次朝核危机中上台的卢武铉政府，积极参与解决朝核问题的多边安全对话——六方会谈，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关内容将在后文进行论述。在地区多边合作方面，卢武铉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了东北亚时代构想——“和平与繁荣的东北亚时代”，其中强调：东北亚时代要从经济开始，并像欧洲联盟一样必须永远以“和平的共同体” 为目标，在东北亚地区建立起和平与共生的秩序是其梦寐以求的理想。[韩]总统秘书室 编：《卢武铉总统演说文集》第1卷，汉城：总统秘书室出版，2004年，第27页。为实现这样的宏大构想，需要营造一个和平安定的地区环境，在半岛问题方面主张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毫无疑问，这一机制的建设需要多边立场协调。在地区层面，卢武铉政府在提倡“协作的自主国防”的同时，于2005年推出了“东北亚均衡者作用论”，试图以对话协商来调节中美、中日等大国之间的矛盾，在达成多方共识的基础上确保地区局势稳定。按照时任韩国东北亚时代委员会委员长的文正仁教授的说法，“东北亚均衡者作用论”是韩国试图在全面发展韩美同盟的同时，以韩美盟为基础，扩展多边安全合作的一个构想。[韩]文正仁：《如何认识东北亚均衡者作用论：不可回避的选择》，载[韩]《朝鲜日报》，2005年4月12日，第4版。虽然卢武铉政府强调在多边合作中保持同盟一致，但实际上更想通过“自主国防”和发挥“东北亚均衡者作用”来提升韩国的自主性。也正因为这一原因，该构想在美国以及韩国国内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下没能得到践行，并随着卢武铉的任期结束而淡出人们的视线。
为修复卢武铉时期日渐疏远的韩美同盟，2008年上台的李明博政府全力推进强化同盟的政策，不顾周边国家的感受，把韩美同盟升格为面向21世纪的战略同盟，致使其对外战略带有鲜明的双边色彩，导致韩国多边安全合作消沉。在多边安全合作方面，李明博政府虽没有公开放弃六方会谈，但也没有积极予以实质性推进，并且随局势的变化又为六方会谈再启动设置了诸多前提条件。尽管在任期内提出了“新亚洲外交构想”，强调要在经济、安保、文化等领域，与亚洲所有国家建造一个相互协力、共荣的基础，然而李明博的这一构想更接近于追求经济利益的商业计划，其政治用意也更多在于消除因过度强化韩美同盟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和提升韩国的国家形象上。
朴槿惠政府在多边合作上似有诸多成就，上任不久就提出了“欧亚构想”和“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但时至今日，“欧亚构想”实际上看不到实践的希望，朝韩关系的现实只能让这一“构想”停留在构想的层面上。“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是朴槿惠政府为缓和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关系而提出的外交构想，主张韩国、中国和美国等六方会谈与会国首先从气候变化、反恐和核能安全等非政治领域议题进行对话，逐渐增进区域内国家之间的信任，为半岛统一创造有利条件。《韩副外长下周访华介绍“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2014年7月14日，资料来源：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714/c1002-25279945.html，2016-01-16。然而，由于对朝吞并统一的设想，以及在朝核问题上紧跟美国实行“战略忍耐”，致使朝韩关系依然踏步不前，半岛无核化日趋渺茫，半岛局势危机陷入了恶性循环。这种状况下，区域内多边会谈包括六方会谈都难以成行，通过对话增进信任因而无从谈起。 三、六方会谈中韩国的角色及作用
2002年朝鲜正式对外宣布重启核计划，引发第二次朝核危机。当时美国布什政府在“9·11”事件的冲击下正全力对外发动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对于朝鲜的核动作，美国表现出高度的敏感性，曾经试图以武力打击清除朝鲜的核设施。对于布什政府这种危险的计划，中国表示反对，韩国亦不赞成。经过多轮外交斡旋，美国同意与朝鲜接触，成就了三方会谈，后在美国和朝鲜的讨价还价之下，六方会谈模式于2003年8月27日正式诞生。
（一）卢武铉政府的六方会谈战略及作用
在朝核危机中上任的韩国卢武铉政府继承了金大中政府的对朝包容政策基调，继续推动南北和解与合作，提出了指向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和实现共同繁荣的“和平繁荣政策”。在朝核问题上，卢武铉政府上任之初便发表了朝核三原则，即一是不容朝鲜核开发，二是坚持对话解决问题，三是韩国要发挥积极作用。[韩]统一部 编：《统一白皮书2004》，汉城：统一部，2004，第36页。按照这三个原则，韩国对于对话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积极推动这一多边安全对话进程。韩国的主要动机有如下几个：
第一，尽早解决朝核问题。在安全方面，一直以来韩国把朝鲜的核计划视为最大威胁，担心朝鲜会在偶发事件引起的冲突中对韩使用核武器。在政治方面，朝鲜拥核将会大大削弱韩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中的优势地位，不利于未来由韩国主导进行统一。尤其是，朝核问题使朝鲜半岛问题更加复杂化，这为外部势力更深层次介入半岛事务大开方便之门，这种局面与韩国政府一直坚持的“南北当事方解决的原则”是相背离的，因此尽快解决朝核问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外部势力对半岛南北统一的干扰。
第二，积极推动六方会谈，有利于确保半岛局势稳定，减少战争发生的风险。当时的美国小布什政府正带着对“9·11”事件的愤怒对外积极推行单边主义，发动了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布什政府曾多次试图以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方式来解决朝核问题。很显然，美国的这种试图与韩国期待的通过南北和解合作建立半岛长效和平机制的愿望是相冲突的，尤其是刚从金融危机中恢复不久、正在积极推动经济发展的韩国政府，绝对不愿意看到朝鲜半岛发生武力冲突。因此，卢武铉政府反对对朝动用武力，强烈呼吁以对话方式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积极推动六方会谈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将美朝置于这一和平框架之内。
第三，通过六方会谈，韩国可以加强与周边大国的沟通，提升对地区事务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在半岛问题上，朝鲜一直回避与韩国直接协商，甚至在建立和平机制问题上不承认韩国的合法地位，六方会谈这一多边协商框架给韩国提供了良好机会。特别是，韩国更加希望通过在六方会谈中的积极作为，达到今后能与大国平等协商地区事务的目的。
第四，韩国希望通过六方会谈解决朝核问题，进而将其发展成为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用来保障半岛和平，确保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自主性。关于六方会谈多边制度化问题，韩国政府一直抱有较大期待，特别是在“9·19”共同声明达成后，韩国学术界对于将六方会谈发展成为东北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呼声高涨。
在卢武铉政府时期，韩国安全政策的根本目标是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为半岛南北统一创造和平稳定的环境，因此，无论是推动双边合作还是多边机制建设，这些都要从韩国安全目标出发，朝核六方会谈也同样如此。在当时的韩国看来，朝核危机主要是朝韩之间力量悬殊的产物，它不仅仅是个军事问题，更体现在经济、外交等多个方面力量对比的失衡，这意味着要解决朝核问题，不可避免地要从经济、外交、政治等多方面入手缩小这种差距，即引导朝鲜发展经济，摆脱经济困难，同时推动朝鲜与美、日改善关系。曾任卢武铉政府外交通商部部长的尹永宽曾在一次国际学术大会上发表这样观点的。参照：[韩]尹永宽：《21世纪世界政治与朝鲜半岛和平》，“5·18民众抗争27周年纪念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韩]光州：全南大学，2007年5月17-19日，第7页。
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卢武铉政府强调对话解决问题，一直强调朝核问题应该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不赞成美国的对朝封锁和制裁，因此卢武铉政府希望通过六方会谈解决朝核问题。在推进解决朝核问题的战略选择上，则主张无核化与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建设并行推进，[韩]许文荣（音译）等主编：《朝鲜半岛无核化与构建和平体机制战略》，首尔：统一研究院出版，2007年，第61页。而且在确保维持多边安全对话框架的同时，卢武铉政府也不反对框架内朝美进行双边会谈。但韩国也担心推动多边安全对话会损害韩美同盟，会使朝鲜半岛问题过于多边化，因此韩国坚持在维持韩美同盟的前提下推动六方会谈，并在无核化的基准方面与美国保持一致，主张朝鲜的所有核武器与核计划要可核查地废止。
在六方会谈的实践过程中，韩国卢武铉政府与强调对话解决问题的中国保持紧密协作，为确保会谈的可持续进行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会谈中，当朝美立场严重对立、会谈陷入僵局时，韩国携手中国积极斡旋于朝美之间，协调双方立场差异，就此有学者曾评价称：“中韩之间的协作要比韩美和中朝之间的协作还要积极。”崔立如：《朝鲜半岛安全问题：中国的作用》，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9期，第45页。在与中国紧密协调的框架下，卢武铉政府为协调朝美立场矛盾做出了积极努力。2005年第4次1阶段六方会谈中，朝美在无核化标准方面陷入了尖锐的立场对立，致使会谈进程中断。为继续推进六方会谈进程，2005年6月10日卢武铉总统访美，在韩美首脑会谈中虽然双方就促使朝鲜重返六方会谈问题上仍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两国首脑再次确认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原则。会谈中美国总统布什表示：“美国将不会进攻朝鲜。在朝鲜放弃核计划的情况下，美国同意向朝鲜提供多国安全保证，在两国间实现‘比较正常的关系’”天流：《美韩首脑对朝核问题立场分歧 韩希望说服朝鲜》，2005年6月14日，资料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6/14/content_3082183.htm，2016-06-14。。与此同时，卢武铉总统派时任统一部长官的郑东永访问朝鲜，就无核化问题与金正日进行了紧密的协调，最终在中、韩的共同协调之下，朝鲜于同年9月回归六方会谈，在有关各国的努力下，达成了具有标志性的成果即“9·19”共同声明。 2006年10月9日，朝鲜为表示对美国的不满，强行进行了第一次核武器试验，对此韩国与国际社会一道对朝进行了谴责，并支持对朝制裁，但在无核化基调和发展朝韩关系上卢武铉政府仍坚持了既定方针，强调对话解决问题的同时，把核问题与朝韩关系、政治问题与经济交流分开处理，继续推进南北高级政治会谈和军事会谈和金刚山旅游、开城工业园建设、南北铁路连接等重大项目，使南北经济往来、人员交流保持稳定发展之势头。这种局面不仅使韩国在处理半岛事务中确保了一定的自主性，更使朝韩关系改善与解决朝核问题多边会谈形成了良性循环。核试验后不久，朝鲜又再次重返六方会谈，美国也因单边行动缺少现实性而不得不回归与朝鲜进行对话协商，这才有了后来实践“9·19”共同声明的“2·13”协议和“10·3”协议。
（二）李明博政府的六方会谈战略及作用
2008年李明博政府上台后，把积极修复前任政府时期“遭到破坏”的韩美同盟作为外交安全战略的核心，并且在升格韩美同盟的同时着重加强韩美日三边安全协作，这种现实主义同盟哲学成为韩国开展多边安全合作的指导思想，自然也会反映在六方会谈之中。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李明博政府在六方会谈当中坚持联合对朝施压弃核的基本原则。
李明博政府的六方会谈原则比较明显地反映在其对朝政策之中。李明博上台执政之后，在对朝政策上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一举推翻了前两任政府对朝包容政策，转而推行立足于实用主义的“无核、开放、3000”这一对朝强硬政策，即朝鲜先弃核，并走发展经济之路，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帮助朝鲜在10年内实现人均GDP3000美元的目标。[韩]统一部 编：《统一白皮书2009》，首尔：统一部，2009年，第40页。很显然这是一个充满压迫色彩的立足“条件论”之上的无核化原则，从根本上与六方会谈的“同时行动”原则相抵触。
如果说美国小布什政府推翻了克林顿政府与朝鲜达成的协议，导致了第二次朝核危机，那么李明博政府推翻了金大中、卢武铉政府与朝鲜达成的协议，则导致了半岛南北关系危机，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六方会谈设定的无核化进程。李明博上任后便不愿再接受《“6·15”共同宣言》和《“10·4”宣言》，其提出的“无核、开放、3000”要求对朝经济合作要与朝鲜在无核化上的实际表现对照执行，这意味着李明博政府在对朝政策上的巨大转向，因此在这一政策提出的一刻起，便遭到朝鲜的强烈谴责，从此韩方也针锋相对的与朝鲜打起了舆论战。2008年金刚山枪击游客事件发生后，李明博政府借机叫停了朝韩之间这一代表性的合作项目。这些突然转向的做法，致使过去10年艰难培养起来的和解合作气氛荡然无存，不仅朝韩关系直降至冰点，更打破了卢武铉时期形成的朝韩关系改善与六方会谈进程之间的良性循环。正如有评价指出的那样，朝韩关系的急剧恶化，使六方会谈进程如釜底抽薪，失去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感。朴键一：《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朝鲜半岛问题》，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6页。
在无核化问题上，李明博政府并没有否认六方会谈，但推动六方会谈的基调却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前任卢武铉政府本着和平解决问题的原则，积极推动六方会谈持续进行，过程中不把朝韩经济交流合作与政治、安全问题挂钩，那么李明博的六方会谈原则则是保持韩美日三边高度协作对朝施加压力，并配合以“先无核化，后经济支援”的政策基调。2008年，六方会谈各方执行第二阶段无核化方案进入到关键期。然而由于“一些势力”这里的“一些势力”指日韩以及美国国内阻挠改变对朝政策的势力。参见朴键一：《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朝鲜半岛问题》，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2页。在无核化核查标准上再做文章，致使《“10·3”共同文件》执行受挫。之后，美国再启美朝会谈，双方终于就无核化的核查标准问题达成了一致，朝鲜炸毁了宁边冷却塔，美国也把朝鲜从支恐国家名单中除名。然而就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由于六方会谈中负责经济补偿工作组的韩国以及日本仍坚持将朝是否接受“国际标准”核验证与后续的经济补偿挂钩，致使六方会谈最后一次主席声明成为一张废纸。可以看出，六方会谈无核化进程的中断虽然责任是多方面的，但李明博政府提升核查“标准”以及不愿对朝进行经济补偿，违背了先前的“行动对行动”原则，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无核化进程。同时，这里面也折射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想要在任期末解决朝核问题给自己树立功绩的小布什政府与新上任的李明博政府，对无核化问题出现了立场偏差，而纠正这种偏差的主动权因布什任期结束而转移到李明博手中。
2009年上任的奥巴马政府最初还是希望尽快解决朝核问题，这一点在其就职演说中有明确体现。然而，此时的李明博政府对朝压力不减反增，抛出了“等待有时也是战略”的论调。与此同时，韩舆论持续热炒“朝鲜崩溃论”和朝鲜接班人问题，韩国政府层面也积极多方准备，暗中推动“吞并统一”，待朝鲜崩溃时迅即北上接收统一，从而解决朝核问题。根据“维基解密”资料，期间李明博政府不断向奥巴马政府兜售“朝鲜崩溃论”。朴键一：《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朝鲜半岛问题》，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4-155页。出于亚太大战略考虑，最终奥巴马接受了“等待战略”，对朝采取“战略忍耐”，与韩国一道等待朝鲜不堪经济困难重压主动弃核或走向崩溃。在这种“战略忍耐”政策下，美韩并不急于重启六方会谈。
在朝鲜进行第二次核试验之后，美国曾与朝鲜进行接触，朝鲜也表示出根据朝美关系进展情况决定回归六方会谈的迹象。然而，天安舰事件的发生以及此后的延坪岛炮击事件彻底地打乱了这一节奏。这两起事件使美日韩在重启六方会谈问题上更加紧密地站在了一起。不仅如此，李明博政府通过“5·24”法案等一系列严厉措施，切断了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与朝鲜的往来，朝韩关系紧张到了顶点，以往朝韩关系与六方会谈之间形成的良性互动局面完全消失。
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两起事件后，李明博政府又为重启六方会谈附加了前提条件，即朝鲜须对天安舰—延坪岛事件道歉，并在无核化问题上做出实际行动，在此之前不与朝鲜进行对话，坚持不能为了对话而对话的立场。这种立场与一直主张重启六方会谈的中国立场出现了明显偏差，特别是延坪岛事件后，这种立场的偏差更为表面化。作为推动六方会谈进程引擎之一的中韩协作失去了续航动力。 虽然2011年下半年起，朝韩、朝美再次接触，情况有所缓和，六方会谈重启的呼声再次高涨，然而，金正日的突然去世再次打破了这种局面。在韩国推测继任的金正恩能维持多久和对朝吞并统一的准备中，李明博政府走到了尽头，其等待战略非但没能使朝鲜重返六方会谈，反而等来了朝鲜核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继李明博之后的朴槿惠政府，试图通过促进与朝对话来缓解紧张，并在无核化方面有所建树。但在朴槿惠上任之时，李明博—奥巴马组合推出的“战略忍耐”仍然在继续，它直接影响了朴槿惠政府在无核化问题上的立场，朝鲜第三次核试验更是坚定了朴槿惠政府与美日进行三边协作、共同对朝施压的立场。期间虽然韩国国内要求尽快改善对朝关系的呼声不断高涨，但由于前任留下的政治遗产的阻碍，以及朝鲜在核、导方面不断冒进，朴槿惠政府对于六方会谈的立场仍没能偏离前任设定的路线。第四次朝核试验之后，朴槿惠政府更是动员全部外交资源，全力推动对朝多重制裁，六方会谈作为一个“概念”也很少出现在韩国的外交辞令当中。
四、存在的问题及克服方向
随着韩国各方面实力的提升，提升自主性的诉求日渐强烈，作为东北亚地区的中等国家，韩国对于建立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抱有浓厚的兴趣，并为推动多边安全机制建设做出了不懈努力。
然而，按照韩国的立场，在朝鲜的威胁消除之前，韩国还无法摆脱韩美同盟。在这种同盟观的作用之下，韩国在推动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设过程中，仍坚持以双边同盟为基础开展多边合作的立场。很明显，同盟是指向第三方的，而多边主义是排斥那种为了封锁或对抗某一个国家为目的的多边合作形态，例如韩美日三方协调一致对朝施加压力和进行制裁等，就是说在根本原则上同盟和真正的多边主义是不兼容的。在六方会谈过程中，这种表现非常明显。韩国无论是卢武铉政府还是李明博政府，都是立足韩美同盟推动六方会谈的，但两者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卢武铉政府是积极推动对话解决问题，与中国保持紧密协调，全力推动六方会谈进程。同时，卢武铉政府不赞成对朝制裁与压迫，在“政经分离”原则下密切对朝关系，使朝韩关系与六方会谈之间形成了相对良好的互动。还有，坚持在不破坏同盟的限度内最大限度地发挥自主性，从而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多边协调效应。在这种情况之下，六方会谈进程能够得以持续，且达成了诸多重要共识，确立了一个基本可行的无核化模式。相反，李明博政府则是极力强化韩美同盟，试图拉中国制裁朝鲜，而不是寻求以中韩协作来推动六方会谈进程。同时在多边对话框架内搞小团体活动，以美日韩三方共同对朝施压制裁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虽然表面上看占据了力量优势，但这种近似于冷战时代强化阵营的做法，却破坏了“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这一多边对话的基本原则，原本多边会谈中达成的无核化协议没能得到履行，六方会谈所聚敛的多边合作的生命力，也在紧张对立的气氛中被逐渐消磨殆尽。
现今的朴槿惠政府虽然很想改善对朝关系，解决朝核问题，但其根本原则仍是立足同盟的制裁和压迫，甚至是将朝核问题与改善朝韩关系挂钩，结果六方会谈无法重新启动，朝韩关系与无核化问题继续深陷恶性循环，可以预见在其余下的任期内很难跳出这一陷阱，在改善朝韩关系与半岛无核化问题上，韩国将不得不面对又一个“失去的十年”。
在朝鲜拥有一定水准的核武器的情况下，未来要推动无核化可谓难上加难，但从现实情况来分析，在美国放弃对朝敌视政策的情况下，无核化仍存在一线希望。为了这一线希望，有关各国需要共同努力去做积极尝试。特别是朝鲜半岛问题的当事方韩国，需要清楚认识到朝核问题的症结所在，避免将无核化作为改善朝韩关系的交换条件，更不要寻求主导解决核问题，因为韩国对朝鲜进行再大的安全、经济许诺也不足以让朝鲜弃核，朝鲜弃核的关键钥匙掌握在美国手里。反过来讲，改善朝韩关系虽不能直接解决朝核问题，但它可以为无核化创造有利环境，它是半岛问题的基础。保持良好的朝韩关系，可以减轻朝鲜的安全压力，有利于将其拉回六方会谈设定的无核化路径。
在改善朝韩关系的基础上，韩国需要对推动多边安全会谈立场进行调整，即避免与友邦协作共同对朝施压和制裁，应该在遵循多边主义的基本准则的基础上，为六方会谈重启以及之后的无核化进程，发挥劝和促谈、缓解紧张的建设性作用。
半岛无核化的一线希望能否走近现实，更为关键的任务是将美国拉回多边对话框架，并使其愿意在对朝政策上做出调整。在这方面，中国做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但由于没有得到美日韩的响应而无所收获。今后，要想解决朝核问题，实现半岛长久和平，韩国应该认识到中国在这方面与其有着共同的迫切需求，因此，应加强与中国合作，推动六方会谈重启，为无核化与半岛和平机制建设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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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