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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方（以下简称“王”）：在我们今天这个技术崇拜的时代里，不仅“死亡是什么”需要重新定义，同时，“我们如何死亡”也在重新建构，当然，死亡的意义更需要重新诠释。简单地讲，死亡已经绑定医疗技术，尤其是器官替代与支持技术，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死亡就是关机时间，抑或是停电时间，而不是生物器官或生命体的瞬间自毁进程，意念中的油尽灯灭（寿终正寝），宗教及民间传说中的阎王爷、上帝或者死神“吹灯”的时辰。您作为重症医学（ICU）专家，也作为有哲学情结的临床大夫，如何看待现代医疗技术对死亡的干预与意义重审？
席修明（以下简称“席”）：重症医学科的确是生死桥头，它是现代医院建制中救助和维持生命技术含量最高的部门，在影视作品中，在无论是业界还是百姓印象中，它是一个“决生死”（技术）的地方，其实，这里也是一个“惜生死”（宗教）、“达生死”（哲学）的圣地。可惜，遵循效用主义的价值尺度，后者被遮蔽了。也就是现代医学的一个排他性现象，技术的气场（实用主义）太强，哲思（人文主义）的花朵难以自由绽放。
王：“死亡是个体生命无法抗拒的归宿”，即海德格尔所称“人是向死的存在”（being towards death）,后来被简约归纳为“向死而生”，其实，中国哲学家也常常讲“生寄死归”。既作为一个哲学命题，又作为一个医学母题，无时不在纠缠着人们，视死如归在传统文化里是一种安宁的存在，人们通过村头的葬礼学习接纳死亡的课堂，人人都知晓本体生命的归宿，那就是归天（田），那一天意味着黑夜到来，星空降临，和逝去的祖先会合，或归于大地母亲的怀抱（入土为安），无需反抗，欣然追随。然而，今天的技术打碎了传统的死亡文化，给予人们不断推迟甚至逃避死亡的理由（不知所终），于是，反抗（通过技术干预）死亡成为时髦。您作为ICU专家，认为应该如何把握顺应与干预（反抗）的张力？
席：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一种浪漫主义的企求，那就是“生生不息”，超级长寿（八百岁）的彭祖尽管是传说，历代帝王依然将他作为个体生命的榜样，长寿丹、不老泉一直是方术家忽悠帝王的法宝。对于百姓来说，过度眷恋生存的宣言就是那句“好死不如赖活”的格言，即使生命尊严、生活质量降到冰点也以“活着”作为个体存在的骄傲。诗人笔下称之为“苟且偷生”（无尊严、无德行的生活），能偷一寸是一寸，从某种意义上讲，ICU技术就是一种“协助偷生术”（抢救的要害在“抢”）。假定的竞争者都是上帝或者死神。既然是“协助偷生”，前提还是必须接受和顺应死亡的自然事实的，干预总是有限的，有条件的，而不是万能的。ICU技术其实无力改变人类对于死亡的基本境遇，即无奈（无能）中寻求希望（偷生、抢救），这样看待死亡不是消极被动的，恰恰是一份豁达。
王：在战争年代与草莽社会，杀戮与牺牲频仍，人们对于生死似乎更豁达，舍生赴死、杀身成仁是一种英雄气概，砍头不过碗大的疤，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宁要重于泰山的死，不要轻于鸿毛的生。而在技术主义、消费主义盛行的世俗社会里，生死不再是壮士豪情，也不是与生俱来的命运安排，而是可以超越的技术沟壑，死亡命题有了与上帝讨价还价的弹性空间，死神既害怕新技术，还爱钱财，死亡的降临（鬼门关）可以随着技术进步和支付水准人为地掌控与任意推延。于是，人们对于生死的达观变得暧昧起来。
其实，我们讲生命神圣，包含两重意思，一是生命无比圣洁，二是生命的历程神秘莫测。生命之花如此美丽，又如此凋零，生命之火如此炽热，又如此微弱，生命力如此坚强，又如此脆弱，人类生命如此伟大，又如此渺小。因为神圣，才会有对生命的敬畏。我常说：尽管医学有新知、有奇术，但生命总是无常（生存的不确定性，偶然性），虽然疾病可防可治可救，但生命的进程绝对不可逆。现代医学如此昂扬、自信，如此无力、无奈，究竟是道高？还是魔高？无法言说，“膏肓”之幽，“命门”之秘，无法抵达。生命不过是一段旅程，肉身无法永恒，死亡是肉体生命的归途。
席：人生本是一条单行道，途中也会有若干类型可以选择，譬如赖活好死，好活赖死，赖活赖死，最佳的境遇当然是好活好死。人类好活（乐活）的研究很多，有专门的学问，叫“幸福课”，赖活也有人研究，叫“苦难课”，相形之下，好死（乐死）的学问比较冷僻，有人起名叫“优逝课”，生活中，“不得好死”是毒咒，一定要研究，就应该叫“劣逝课”。
我所从事的重症医学专业要时常面对死亡，不是纯粹思辨地面对，而是技术（也包含哲学姿态）地面对，四十年来，危重症治疗技术的进步巨大，但ICU的病死率仍波动在6.4%—40%之间。美国每年死亡的病人中大约有22.4%的人死在ICU。毫无疑问，临终关怀（对逝者）、哀伤关怀（对亲属）是我们的日课。因此，我们必须探究“好死”的文化约定。在欧美，它包含六个要点，一是指无痛苦的死亡（Pain-free death），二是要公开承认死亡的逼近（Open acknowledgment of the imminence of death），三是希望死在家中，有家属和朋友陪伴（Death at home, surrounded by family and friends），四是要了解死亡，作为私人问题和事情的终结（An “aware”death—in which personal conflicts and unfinished business are resolved），五是认定死亡是个体的成长过程（Death as personal growth）,六是讲究死亡应根据个人的爱好和态度做安排（Death according to personal preference and in a manner that resonates with the person’s individuality）。
王：在中国，好死的另一种表述叫“善终”，大多为非病非伤（也包含部分病情不凶险的慢病）的可预知的自然故亡，没有太多的痛苦（只有衰弱）和急救技术介入，临终时节，亲人绕膝，诉说衷肠，爱意融融，交代最后的遗言，了却最后的遗憾，解开最后的心结，放下最后的心事。技术时代，这种景象不再，无论多么高龄故亡都是“因病抢救无效”，这不是一句讣闻中的套话，而是一种社会意识，“一切死亡都是病魔作乱的非正常死亡”（衰老也被界定为疾病，譬如阿尔海默氏病），都有抢救的空间，都应该借助技术的力量予以抵抗和阻断。再也没有圆寂，没有寿终正寝，唯有高技术抗争。救过来，皆大欢喜，救治失败，无限遗憾，人财两空的局面更是无法接纳与平衡，于是便很自然地归罪于医生的误治、失职、医学的无能。最为尴尬的是造就了技术支持下生存的植物人状态，欲生不能，欲死不甘，家人与社会投入巨大花费，而患者的生命质量与尊严低下，这就引出了“安乐死”（协助死亡）的话题。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里，生死之别的优劣还发生在“速率”的维度，快速、流畅的词汇与感受总是乐事，譬如“快乐”、“快活”，死亡也是一样，最残忍的死刑形式是“凌迟”，让受刑者慢而痛苦地死去，此时，他的最大愿望是速死，恳求刽子手给他致命一刀，让他痛快地死去。在技术时代，各种器官替代技术维持着许多衰竭的躯体，使死亡过程人为地拉长，这种意境无异于技术凌迟，因此，巴金先生最后的遗言是“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无论“好死”还是“善终”，都没有技术强力介入的约定，只有无痛诉求上有技术干预的空间，更多的内容是自主选择，如在家死亡（场所），尊重个人意志和偏好（方式）。一味对死亡的接纳与死神的姑息，却少了战争模型、替代模型的抗争。疾病的圣境：膏肓（膏之上，肓之下，药力不可及）传达了一个职业的隐喻：有限的现代医疗技术无法在疾病、健康领域全知全能，也无力逆转生命进程。我们永远也无法包治百病，能做的事情是善待百人，情暖百家，抚慰百心，安顿百魂。
席修明（以下简称“席”）：重症医学科的确是生死桥头，它是现代医院建制中救助和维持生命技术含量最高的部门，在影视作品中，在无论是业界还是百姓印象中，它是一个“决生死”（技术）的地方，其实，这里也是一个“惜生死”（宗教）、“达生死”（哲学）的圣地。可惜，遵循效用主义的价值尺度，后者被遮蔽了。也就是现代医学的一个排他性现象，技术的气场（实用主义）太强，哲思（人文主义）的花朵难以自由绽放。
王：“死亡是个体生命无法抗拒的归宿”，即海德格尔所称“人是向死的存在”（being towards death）,后来被简约归纳为“向死而生”，其实，中国哲学家也常常讲“生寄死归”。既作为一个哲学命题，又作为一个医学母题，无时不在纠缠着人们，视死如归在传统文化里是一种安宁的存在，人们通过村头的葬礼学习接纳死亡的课堂，人人都知晓本体生命的归宿，那就是归天（田），那一天意味着黑夜到来，星空降临，和逝去的祖先会合，或归于大地母亲的怀抱（入土为安），无需反抗，欣然追随。然而，今天的技术打碎了传统的死亡文化，给予人们不断推迟甚至逃避死亡的理由（不知所终），于是，反抗（通过技术干预）死亡成为时髦。您作为ICU专家，认为应该如何把握顺应与干预（反抗）的张力？
席：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一种浪漫主义的企求，那就是“生生不息”，超级长寿（八百岁）的彭祖尽管是传说，历代帝王依然将他作为个体生命的榜样，长寿丹、不老泉一直是方术家忽悠帝王的法宝。对于百姓来说，过度眷恋生存的宣言就是那句“好死不如赖活”的格言，即使生命尊严、生活质量降到冰点也以“活着”作为个体存在的骄傲。诗人笔下称之为“苟且偷生”（无尊严、无德行的生活），能偷一寸是一寸，从某种意义上讲，ICU技术就是一种“协助偷生术”（抢救的要害在“抢”）。假定的竞争者都是上帝或者死神。既然是“协助偷生”，前提还是必须接受和顺应死亡的自然事实的，干预总是有限的，有条件的，而不是万能的。ICU技术其实无力改变人类对于死亡的基本境遇，即无奈（无能）中寻求希望（偷生、抢救），这样看待死亡不是消极被动的，恰恰是一份豁达。
王：在战争年代与草莽社会，杀戮与牺牲频仍，人们对于生死似乎更豁达，舍生赴死、杀身成仁是一种英雄气概，砍头不过碗大的疤，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宁要重于泰山的死，不要轻于鸿毛的生。而在技术主义、消费主义盛行的世俗社会里，生死不再是壮士豪情，也不是与生俱来的命运安排，而是可以超越的技术沟壑，死亡命题有了与上帝讨价还价的弹性空间，死神既害怕新技术，还爱钱财，死亡的降临（鬼门关）可以随着技术进步和支付水准人为地掌控与任意推延。于是，人们对于生死的达观变得暧昧起来。
其实，我们讲生命神圣，包含两重意思，一是生命无比圣洁，二是生命的历程神秘莫测。生命之花如此美丽，又如此凋零，生命之火如此炽热，又如此微弱，生命力如此坚强，又如此脆弱，人类生命如此伟大，又如此渺小。因为神圣，才会有对生命的敬畏。我常说：尽管医学有新知、有奇术，但生命总是无常（生存的不确定性，偶然性），虽然疾病可防可治可救，但生命的进程绝对不可逆。现代医学如此昂扬、自信，如此无力、无奈，究竟是道高？还是魔高？无法言说，“膏肓”之幽，“命门”之秘，无法抵达。生命不过是一段旅程，肉身无法永恒，死亡是肉体生命的归途。
席：人生本是一条单行道，途中也会有若干类型可以选择，譬如赖活好死，好活赖死，赖活赖死，最佳的境遇当然是好活好死。人类好活（乐活）的研究很多，有专门的学问，叫“幸福课”，赖活也有人研究，叫“苦难课”，相形之下，好死（乐死）的学问比较冷僻，有人起名叫“优逝课”，生活中，“不得好死”是毒咒，一定要研究，就应该叫“劣逝课”。
我所从事的重症医学专业要时常面对死亡，不是纯粹思辨地面对，而是技术（也包含哲学姿态）地面对，四十年来，危重症治疗技术的进步巨大，但ICU的病死率仍波动在6.4%—40%之间。美国每年死亡的病人中大约有22.4%的人死在ICU。毫无疑问，临终关怀（对逝者）、哀伤关怀（对亲属）是我们的日课。因此，我们必须探究“好死”的文化约定。在欧美，它包含六个要点，一是指无痛苦的死亡（Pain-free death），二是要公开承认死亡的逼近（Open acknowledgment of the imminence of death），三是希望死在家中，有家属和朋友陪伴（Death at home, surrounded by family and friends），四是要了解死亡，作为私人问题和事情的终结（An “aware”death—in which personal conflicts and unfinished business are resolved），五是认定死亡是个体的成长过程（Death as personal growth）,六是讲究死亡应根据个人的爱好和态度做安排（Death according to personal preference and in a manner that resonates with the person’s individuality）。
王：在中国，好死的另一种表述叫“善终”，大多为非病非伤（也包含部分病情不凶险的慢病）的可预知的自然故亡，没有太多的痛苦（只有衰弱）和急救技术介入，临终时节，亲人绕膝，诉说衷肠，爱意融融，交代最后的遗言，了却最后的遗憾，解开最后的心结，放下最后的心事。技术时代，这种景象不再，无论多么高龄故亡都是“因病抢救无效”，这不是一句讣闻中的套话，而是一种社会意识，“一切死亡都是病魔作乱的非正常死亡”（衰老也被界定为疾病，譬如阿尔海默氏病），都有抢救的空间，都应该借助技术的力量予以抵抗和阻断。再也没有圆寂，没有寿终正寝，唯有高技术抗争。救过来，皆大欢喜，救治失败，无限遗憾，人财两空的局面更是无法接纳与平衡，于是便很自然地归罪于医生的误治、失职、医学的无能。最为尴尬的是造就了技术支持下生存的植物人状态，欲生不能，欲死不甘，家人与社会投入巨大花费，而患者的生命质量与尊严低下，这就引出了“安乐死”（协助死亡）的话题。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里，生死之别的优劣还发生在“速率”的维度，快速、流畅的词汇与感受总是乐事，譬如“快乐”、“快活”，死亡也是一样，最残忍的死刑形式是“凌迟”，让受刑者慢而痛苦地死去，此时，他的最大愿望是速死，恳求刽子手给他致命一刀，让他痛快地死去。在技术时代，各种器官替代技术维持着许多衰竭的躯体，使死亡过程人为地拉长，这种意境无异于技术凌迟，因此，巴金先生最后的遗言是“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无论“好死”还是“善终”，都没有技术强力介入的约定，只有无痛诉求上有技术干预的空间，更多的内容是自主选择，如在家死亡（场所），尊重个人意志和偏好（方式）。一味对死亡的接纳与死神的姑息，却少了战争模型、替代模型的抗争。疾病的圣境：膏肓（膏之上，肓之下，药力不可及）传达了一个职业的隐喻：有限的现代医疗技术无法在疾病、健康领域全知全能，也无力逆转生命进程。我们永远也无法包治百病，能做的事情是善待百人，情暖百家，抚慰百心，安顿百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