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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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4年6月戈尔巴乔夫参加意共领导人贝林格的葬礼至1989年11月他访问罗马的5年多时间里,戈尔巴乔夫先后与意共领导人A·纳塔和A·奥凯托进行了7次最高级会晤。当时担任意共负责国际事务的书记、意大利议会议员安东尼奥·鲁比担任翻译,并参加了历次会谈。鲁比是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曾在苏联生活数年。1990年夏,他发表了《与戈尔巴乔夫的会晤:1984年6月至1989年11月纳塔和奥凯托与苏共领导人的会谈》一书,对戈尔巴乔夫其人、他的政治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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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4年6月戈尔巴乔夫参加意共领导人贝林格的葬礼至1989年11月他访问罗马的5年多时间里,戈尔巴乔夫先后与意共领导人A·纳塔和A·奥凯托进行了7次最高级会晤。当时担任意共负责国际事务的书记、意大利议会议员安东尼奥·鲁比担任翻译,并参加了历次会谈。鲁比是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曾在苏联生活数年。1990年夏,他发表了《与戈尔巴乔夫的会晤:1984年6月至1989年11月纳塔和奥凯托与苏共领导人的会谈》一书,对戈尔巴乔夫其人、他的政治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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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这个福利社会中,日益增加的贫困现象使人们忧心忡忡。贫困已成为德国主要的社会政治问题。目前德国穷人的数字几乎接近600万,其中有340万社会救济金领取者和250万接受生活必需品救济的人。此外,在有权提出救济申请的人们当中,大约有1/3没有提出此种要求,因而没有被纳入贫困者的行列。近几
一、引言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某些共和国脱离苏联之后将获得什么好处?我们通过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是,对于乌拉尔以西想更快地使自己的经济自由化、同原苏联以外的世界更多地进行贸易的发达的共和国来说,脱离苏联是有好处的。欧共体委员会最近公布了它对原苏联经济的研究结果。它认为,只要满足某些条件(迅速的改革和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原苏联各国就愿意保留货币和经济联盟。本文的
目前,东欧问题的研究具有其突出的特点:一方面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并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现象和后果,它们成为社会科学许多学科的观察对象和研究项目。另一方面,东欧地区新崛起许多独立国家,它们也想进入'全欧大家庭',但是,人们对它们的文化特性却几乎一无所知。因此,人们应当将研究重点从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转移开,把目光放在东欧各国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过程。
我们即将进入第3个10世纪,我们拥有近半个世纪建设一个新的大同社会的经验,这里有成就也有挫折,有成功也有失败。现政权竭力恢复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这威胁到前个时期的实际成就和社会成果。我们必须作出选择:要么政策继续右滑,我们从各个方面回到资本主义制度,丧失最近几十年的一切成果;要么我们为尚能够捍卫的成果,为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和民主权利
什么是民族主义对民族主义的争论始于对这个主题的定义。在一定水平的理论抽象上,由于对民族主义重要性的认识不同而存在着两个主要学派:一派认为,民族主义之所以重要,关键在于它的文化起源和基础。按照这种观点,种族群体——'民族'——被视为自然共同体。相反的观点认为,民族主义的本质是一种工具和政治现象,按照这种工具论,民族主义成为人民群众的重要力量不是因为任何一种先验的集体意识,而是因为政治领导人力求动员人民去追求集体目标。
考察20世纪后期的女权主义思潮同西方的社会政治理论的一般联系,具有重要意义。在把女权主义理论与传统理论相联系时,我并不是把它们相提并论,或者把前者归结为后者。但我相信,回顾这种历史的联系,至少从总体上看是有益的。齐拉·艾森斯坦曾令人信服地论证,女权主义理论来源于自由
随着苏联的消失,俄罗斯与其自治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成了一个最关键性的问题。俄罗斯领土的构成复制联盟的单一结构,不同的是俄罗斯各自治共和国从未经历过联盟共和国享有的那种初步的经济和政治独立。这些自治共和国只得到很少的财政支持,这里的生活水平往往远低于邻近的俄罗斯地区。此外,几乎全面的俄罗斯化不可避免地导致民族文化生活的窒息和任何民族认同的消失。
华沙大学历史学和政治学教授让·吉乌尔斯基在1991年11月初参加国际卢森堡学术思想东京讨论会时提出《现实社会主义的瓦解和资本主义在波兰的重建》一文,分析了目前波兰剧变的历史根源,发表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吉乌尔斯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1946年至1947年)波兰曾经有
德国的赫格·舒伦堡上校声称他的主要使命是:1.在1995年前把现驻东德的22.7万多苏联军队请走;2.把德国现有的两支武装力量合并为一支人数较过去少的德意志联邦国防军。今年德国政府确定调配830亿美元(占国家预算的1/4)帮助东部各州恢复经济,但无人知晓实力雄厚的西部经济对此能否承受得住。德国政府采取这一政策的成败将会影响欧洲的未来。
日本确立的旨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的政府管理调整体系在有效地发挥功能。调整在从国家机关到民间企业所有层次上进行,涉及科学——技术——生产的一切方面。管理的主要目的,是将人力、财力和资源集中用于国家优先发展的科学技术部门。该战略的基础是二战后构筑起来的。在当时,为了建立负有‘确保经济迅速增长’这一使命的重工业骨干部门,必须最有效地利用有限且薄弱的科学技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