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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朦胧诗创作显示出浓重的“苦难”和“希望”的精神。它从政治与人的生存关系入手,以人道主义的立场思考“文革”十年乃至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偏差与错误给党和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在新时期种种苦难的情绪的背后,还存在一种“希望的原则”,苦难被希望拯救,因而显示出乌托邦精神的渗透。它由政治乌托邦的哲学基点所支撑,即由历史理性和人的主体信赖而建立的历史信赖,使苦难书写呈现正剧的色调。
关键词: 朦胧诗派 “苦难” “希望” 乌托邦精神
新时期是一个文化转折时期,是政治、经济、文化大转变的时期,文学中出现了大量的苦难书写,其特点是从政治与人的生存关系入手,以人道主义的立场思考“文革”十年乃至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偏差与错误给党和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新时期的苦难描摹,在美学风格上呈现了悲剧的色调。但在新时期种种苦难的情绪的背后,还有一种压抑不住的、不可忽视的话语信息。在人们压抑10年乃至20年的情感创伤的深层,我们还能感受到一种与苦难同样强劲的力量。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希望的原则”,它伴随在灵与肉累累伤痕的控诉中,执拗而固执地发出它激越或是深情的言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拨转了苦难书写的悲剧感,使苦难书写呈现正剧的色调。诗歌的创作也具有同样的倾向。朦胧诗派的食指、北岛、舒婷、顾城、江河等的创作也显示或浓或淡的“苦难”和“希望”的双重色调,显示出乌托邦的倾向。
一
朦胧诗人首先表现的是国家和人民遭受劫难的现实感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回答》)。在荒诞的岁月里,卑鄙与高尚完成了奇异的颠倒,正义被扭曲、公理被践踏,在诗人的眼里,世界开始变形、扭曲,它不可理喻,充满荒诞与诡异:“天变了颜色/变成可怖的铁色/大地开始发光/发出暗黄的温热/呵,风吹走了;风吹走了。……/那大草原上。/那大草原中/时聚时散的部落/一切都在骚乱/都将绝望、抛弃、争夺!”(顾城,《北方的孤独者之歌》)“铁”、“暗黄”这些冰冷凄凉的意象喻示了诗人在十年“文革”中的恐怖经验。祖国,这个曾经被现代诗人赋以母亲意蕴,赠以热烈情感的对象,现在“她被铸在青铜的盾牌上/靠着博物馆发黑的板墙”(北岛,《祖国》),萎缩在历史的灰尘之中,不能保护它的儿女,不能发出呐喊。她已经陷入了沉默无语的时代。在黑夜的力量面前,哪怕温柔的抚慰都成为空洞的絮语。而她的儿女——人民则成为殉葬品,“像白云一样飘过去送葬的人群,/河流缓慢地拖着太阳,/长长的水面被染得金黄。/多么寂静,/多么辽阔,/多么可怜的,/那大片凋残的花朵”(芒克,《冻土地》)。寂静而广阔的土地,曾经是人民生活、劳动的乐园,现在却被强权遏制了生命的能量,他们只能像干枯的花朵,在风雨中遗落了花瓣。他们为别人送葬,也为自己送葬,他们被欺骗,被蒙蔽,在一场巨大的历史的骗局中成为牺牲品、受难者:“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北岛,《回答》)。在朦胧诗人那里,牺牲有时是英雄的牺牲,“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我没有留下遗嘱/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宣告》)。这首诗是献给遇罗克的,这位为了真理而牺牲的勇士,诗人没有因为英雄的勇气而回避牺牲的悲凉。视死如归的姿态之后,诗人冷峻的心灵也为死亡的黑影而战栗:“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我,战栗了/谁愿意做陨石/或受难者冰冷的塑象/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在别人的手中传递”(北岛,《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而温情的顾城则为他们不幸的命运哀惋:“多少秀美的绿树,/被痛苦扭弯了身躯,/在把勇士哭抚”(顾城,《结束》)。死亡就是死亡,在宝贵的、不可复生的个体的生命面前,北岛、顾城显示了新的伦理省察视点,英雄主义已经不能遮掩死亡残忍的本质。
二
其次,朦胧诗人也在书写建国以后新一代知识分子个人的精神苦难,包括知青一代因为理想和现实激烈冲突而产生的绝望、迷惘和愤懑。这里,有知青对自身革命激情的忏悔意识:“太阳升起来,/天空血淋淋的,/犹如一块盾牌。/日子像囚徒一样被放逐。/没有人去问我,/没有人去宽恕我”(芒克,《天空》)。他们是特殊的一代,他们和右派作家不同,右派作家在新时期后借助于社会转折而获得了历史的加冕,他们苦难的经历已经褪去了原始的酷烈,在记忆中转化成光荣的印记。而知青一代身份含糊,他们既是民族灾难的共同承担者,同时又不能忘却红卫兵的记忆,因而他们总也不能和右派作家那样具有单纯的控诉和单纯的欣喜,他们的内心,充斥着更为复杂、纠结和难以理清的情绪的暗礁,“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黄翔,《野兽》),“野兽”正是朦胧诗人人格的写照,他们被时代裹挟,被盲目的现代迷信所怂恿,他们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在诗人的个体经验中,他们所经受的苦难总带有苦涩的滋味:“牲口被蒙上了野蛮的眼罩/屁股上挂着发黑的尸体像肿大的鼓/直到篱笆后面的也牺牲也渐渐模糊”(多多,《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他们更像牺牲者,不是英雄的牺牲,而是蒙昧者的牺牲、理性的牺牲。这里,还有理想破灭后的怀疑和反抗:“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北岛,《回答》)。怀疑固然是理性和勇气的复苏,但它又是一把双刃剑,它把似乎生长在一代人心灵深处的稳固的东西撕裂开来,留下的是迷茫与感伤:“到处都是残垣断壁/路,怎么从脚下延伸/滑进瞳孔的一盏盏路灯/滚出来,并不是星星”(北岛,《红帆船》),“月亮独自在荒野上飘。/她是什么时候失掉的,/我一点也不知道”(芒克,《路上的月亮》)。他们从乌托邦幻梦中醒来,悲哀地发现自己身处泥泞之中,似乎在黑夜中摸索,曾经支撑他们心灵的热情已经熄灭,剩下的只是孤独与寂寞:“冬天的废墟,/缅怀着逝去的光芒。/你靠着残存的阶梯,/在生锈的栏杆上,/敲出一个个单调的声响”(北岛,《陌生的海滩》。“啊,你这蹲在门口的黑夜——/我的寂寞。/秋天来了,/秋天什么也没告诉我”(芒克,《秋天》)。
三
一方面是深重的现实苦难和精神苦难,但另一方面,朦胧诗人依然深情地歌咏希望。食指的《相信未来》用繁复的咏叹传达了希望的精髓,在诗中,“蜘蛛网”、“灰烬的余烟”等意象象征的是苦难的现实,而诗人的心灵却并未在苦难中沉沦,反而在苦难中坚守着对明天的信仰。在这里,希望是一种精神、一种信念、一种对人类美好未来的肯定。“希望就是对人的现存状态的超越,是人对自我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的克服和人走向未来的可能性”。[1]诗人舒婷、顾城等的部分文本也呈现希望的原则,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极其精炼地表现了一代人的心声,他们从“文革”的泥沼中成长起来,在漫漫长夜中跋涉、探索。信仰已经坍塌,世界已堕入黑夜之中,前路还迷蒙渺茫,但诗人们的内心还存有对希望的信赖。在北岛那里,希望是“未来”、“黎明”,“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北岛,《回答》)。“从星星的弹孔里/将流出血红的黎明”(北岛,《宣告》)。在顾城那里,希望是“炉火”、“歌”,“呵,孤独者,孤独者/你不能涉过春天的河/不会哦,不能哦/冬天使万物麻木/严寒使海洋畏缩/但却熄灭不了炉火/熄灭不了爱/熄灭不了那热尘中的歌”(顾城,《北方的孤独者之歌》),在芒克那里,希望是“太阳”、“春天”“太阳把它的血液/输给了垂危的大地/它使大地的躯体里/开始流动阳光”(芒克,《春天》),在舒婷那里,希望是“灯”、“胚芽”、“笑涡”、“雪白的起跑线”,“灯亮着——/在晦重的夜色里,/它像一点漂流的渔火”(舒婷,《当你从我的窗下走过》),“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涡;/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舒婷,《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
在朦胧诗人的意象构建中,苦难与希望常常以二元对立的意象并置。在苦难的呻吟中,诗人总能让“希望”的光芒穿透沉沉夜幕,抚慰着渴望温暖的心灵。这种希望一开始只是一种憧憬、一种信赖,随后在重重探索中,逐渐显示出具体的性质,譬如爱情,譬如童心,譬如自然,它构成了朦胧诗人在新时期的新的乌托邦理想。正如某论者所言:“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先声,朦胧诗的主调是批判现实主义,是以对现实的怀疑批判来构成否定的态势。但在否决的废墟上,他们也不乏对新的意义大厦的构建,这种构建的集中表现就在于他们接续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梦想,继续抒写着含蕴时代精神的新的乌托邦理想。”
新时期苦难书写中的“希望的原则”体现出的正是现代乌托邦精神的内核。哈贝马斯曾经说过:“乌托邦则蕴含着希望,体现了对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向往,为开辟未来提供精神动力。乌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经验现实中的不合理、反理性的东西,并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它意味着,现实虽然充满缺陷,但应相信现实同时也包含了克服这些缺陷的内在倾向。”[3]新时期苦难书写的乌托邦精神正在于在苦难中流露出的对历史的信赖(路文彬语)。它由政治乌托邦的哲学基点所支撑,即由历史理性和人的主体信赖而建立的历史信赖。如果历史被认定为一种合乎理性的、有目的的进步的过程,新时期苦难书写正是借助于这种历史的信赖而超越了苦难的残忍,获得了乐观的色调。在一部分创作中,苦难甚至不再是负面意义上的经验,而是一种考验,是英雄必须的经历,人经由苦难而完成了人格升华的过程,“作家们将苦难化为传奇,创造了一个50年代知识分子受难圣徒的神话”。[4]而新时期苦难与希望的双重交响构成了一个时代特殊的印记。
参考文献:
[1]张康之.总体性与乌托邦: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范畴[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270.
[2]林平乔.试论朦胧诗人的乌托邦情结[J].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6,(2):63.
[3]章国锋.哈贝马斯访谈录[J].外国文学评论,2000,(1):28.
[4]靳新来.新时期文学的苦难叙述[J].学术交流,2006,(7):161.
本文为济南大学校基金资助项目“80年代文学中的乌托邦精神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X0904。
关键词: 朦胧诗派 “苦难” “希望” 乌托邦精神
新时期是一个文化转折时期,是政治、经济、文化大转变的时期,文学中出现了大量的苦难书写,其特点是从政治与人的生存关系入手,以人道主义的立场思考“文革”十年乃至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偏差与错误给党和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新时期的苦难描摹,在美学风格上呈现了悲剧的色调。但在新时期种种苦难的情绪的背后,还有一种压抑不住的、不可忽视的话语信息。在人们压抑10年乃至20年的情感创伤的深层,我们还能感受到一种与苦难同样强劲的力量。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希望的原则”,它伴随在灵与肉累累伤痕的控诉中,执拗而固执地发出它激越或是深情的言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拨转了苦难书写的悲剧感,使苦难书写呈现正剧的色调。诗歌的创作也具有同样的倾向。朦胧诗派的食指、北岛、舒婷、顾城、江河等的创作也显示或浓或淡的“苦难”和“希望”的双重色调,显示出乌托邦的倾向。
一
朦胧诗人首先表现的是国家和人民遭受劫难的现实感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回答》)。在荒诞的岁月里,卑鄙与高尚完成了奇异的颠倒,正义被扭曲、公理被践踏,在诗人的眼里,世界开始变形、扭曲,它不可理喻,充满荒诞与诡异:“天变了颜色/变成可怖的铁色/大地开始发光/发出暗黄的温热/呵,风吹走了;风吹走了。……/那大草原上。/那大草原中/时聚时散的部落/一切都在骚乱/都将绝望、抛弃、争夺!”(顾城,《北方的孤独者之歌》)“铁”、“暗黄”这些冰冷凄凉的意象喻示了诗人在十年“文革”中的恐怖经验。祖国,这个曾经被现代诗人赋以母亲意蕴,赠以热烈情感的对象,现在“她被铸在青铜的盾牌上/靠着博物馆发黑的板墙”(北岛,《祖国》),萎缩在历史的灰尘之中,不能保护它的儿女,不能发出呐喊。她已经陷入了沉默无语的时代。在黑夜的力量面前,哪怕温柔的抚慰都成为空洞的絮语。而她的儿女——人民则成为殉葬品,“像白云一样飘过去送葬的人群,/河流缓慢地拖着太阳,/长长的水面被染得金黄。/多么寂静,/多么辽阔,/多么可怜的,/那大片凋残的花朵”(芒克,《冻土地》)。寂静而广阔的土地,曾经是人民生活、劳动的乐园,现在却被强权遏制了生命的能量,他们只能像干枯的花朵,在风雨中遗落了花瓣。他们为别人送葬,也为自己送葬,他们被欺骗,被蒙蔽,在一场巨大的历史的骗局中成为牺牲品、受难者:“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北岛,《回答》)。在朦胧诗人那里,牺牲有时是英雄的牺牲,“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我没有留下遗嘱/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宣告》)。这首诗是献给遇罗克的,这位为了真理而牺牲的勇士,诗人没有因为英雄的勇气而回避牺牲的悲凉。视死如归的姿态之后,诗人冷峻的心灵也为死亡的黑影而战栗:“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我,战栗了/谁愿意做陨石/或受难者冰冷的塑象/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在别人的手中传递”(北岛,《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而温情的顾城则为他们不幸的命运哀惋:“多少秀美的绿树,/被痛苦扭弯了身躯,/在把勇士哭抚”(顾城,《结束》)。死亡就是死亡,在宝贵的、不可复生的个体的生命面前,北岛、顾城显示了新的伦理省察视点,英雄主义已经不能遮掩死亡残忍的本质。
二
其次,朦胧诗人也在书写建国以后新一代知识分子个人的精神苦难,包括知青一代因为理想和现实激烈冲突而产生的绝望、迷惘和愤懑。这里,有知青对自身革命激情的忏悔意识:“太阳升起来,/天空血淋淋的,/犹如一块盾牌。/日子像囚徒一样被放逐。/没有人去问我,/没有人去宽恕我”(芒克,《天空》)。他们是特殊的一代,他们和右派作家不同,右派作家在新时期后借助于社会转折而获得了历史的加冕,他们苦难的经历已经褪去了原始的酷烈,在记忆中转化成光荣的印记。而知青一代身份含糊,他们既是民族灾难的共同承担者,同时又不能忘却红卫兵的记忆,因而他们总也不能和右派作家那样具有单纯的控诉和单纯的欣喜,他们的内心,充斥着更为复杂、纠结和难以理清的情绪的暗礁,“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黄翔,《野兽》),“野兽”正是朦胧诗人人格的写照,他们被时代裹挟,被盲目的现代迷信所怂恿,他们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在诗人的个体经验中,他们所经受的苦难总带有苦涩的滋味:“牲口被蒙上了野蛮的眼罩/屁股上挂着发黑的尸体像肿大的鼓/直到篱笆后面的也牺牲也渐渐模糊”(多多,《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他们更像牺牲者,不是英雄的牺牲,而是蒙昧者的牺牲、理性的牺牲。这里,还有理想破灭后的怀疑和反抗:“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北岛,《回答》)。怀疑固然是理性和勇气的复苏,但它又是一把双刃剑,它把似乎生长在一代人心灵深处的稳固的东西撕裂开来,留下的是迷茫与感伤:“到处都是残垣断壁/路,怎么从脚下延伸/滑进瞳孔的一盏盏路灯/滚出来,并不是星星”(北岛,《红帆船》),“月亮独自在荒野上飘。/她是什么时候失掉的,/我一点也不知道”(芒克,《路上的月亮》)。他们从乌托邦幻梦中醒来,悲哀地发现自己身处泥泞之中,似乎在黑夜中摸索,曾经支撑他们心灵的热情已经熄灭,剩下的只是孤独与寂寞:“冬天的废墟,/缅怀着逝去的光芒。/你靠着残存的阶梯,/在生锈的栏杆上,/敲出一个个单调的声响”(北岛,《陌生的海滩》。“啊,你这蹲在门口的黑夜——/我的寂寞。/秋天来了,/秋天什么也没告诉我”(芒克,《秋天》)。
三
一方面是深重的现实苦难和精神苦难,但另一方面,朦胧诗人依然深情地歌咏希望。食指的《相信未来》用繁复的咏叹传达了希望的精髓,在诗中,“蜘蛛网”、“灰烬的余烟”等意象象征的是苦难的现实,而诗人的心灵却并未在苦难中沉沦,反而在苦难中坚守着对明天的信仰。在这里,希望是一种精神、一种信念、一种对人类美好未来的肯定。“希望就是对人的现存状态的超越,是人对自我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的克服和人走向未来的可能性”。[1]诗人舒婷、顾城等的部分文本也呈现希望的原则,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极其精炼地表现了一代人的心声,他们从“文革”的泥沼中成长起来,在漫漫长夜中跋涉、探索。信仰已经坍塌,世界已堕入黑夜之中,前路还迷蒙渺茫,但诗人们的内心还存有对希望的信赖。在北岛那里,希望是“未来”、“黎明”,“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北岛,《回答》)。“从星星的弹孔里/将流出血红的黎明”(北岛,《宣告》)。在顾城那里,希望是“炉火”、“歌”,“呵,孤独者,孤独者/你不能涉过春天的河/不会哦,不能哦/冬天使万物麻木/严寒使海洋畏缩/但却熄灭不了炉火/熄灭不了爱/熄灭不了那热尘中的歌”(顾城,《北方的孤独者之歌》),在芒克那里,希望是“太阳”、“春天”“太阳把它的血液/输给了垂危的大地/它使大地的躯体里/开始流动阳光”(芒克,《春天》),在舒婷那里,希望是“灯”、“胚芽”、“笑涡”、“雪白的起跑线”,“灯亮着——/在晦重的夜色里,/它像一点漂流的渔火”(舒婷,《当你从我的窗下走过》),“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涡;/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舒婷,《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
在朦胧诗人的意象构建中,苦难与希望常常以二元对立的意象并置。在苦难的呻吟中,诗人总能让“希望”的光芒穿透沉沉夜幕,抚慰着渴望温暖的心灵。这种希望一开始只是一种憧憬、一种信赖,随后在重重探索中,逐渐显示出具体的性质,譬如爱情,譬如童心,譬如自然,它构成了朦胧诗人在新时期的新的乌托邦理想。正如某论者所言:“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先声,朦胧诗的主调是批判现实主义,是以对现实的怀疑批判来构成否定的态势。但在否决的废墟上,他们也不乏对新的意义大厦的构建,这种构建的集中表现就在于他们接续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梦想,继续抒写着含蕴时代精神的新的乌托邦理想。”
新时期苦难书写中的“希望的原则”体现出的正是现代乌托邦精神的内核。哈贝马斯曾经说过:“乌托邦则蕴含着希望,体现了对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向往,为开辟未来提供精神动力。乌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经验现实中的不合理、反理性的东西,并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它意味着,现实虽然充满缺陷,但应相信现实同时也包含了克服这些缺陷的内在倾向。”[3]新时期苦难书写的乌托邦精神正在于在苦难中流露出的对历史的信赖(路文彬语)。它由政治乌托邦的哲学基点所支撑,即由历史理性和人的主体信赖而建立的历史信赖。如果历史被认定为一种合乎理性的、有目的的进步的过程,新时期苦难书写正是借助于这种历史的信赖而超越了苦难的残忍,获得了乐观的色调。在一部分创作中,苦难甚至不再是负面意义上的经验,而是一种考验,是英雄必须的经历,人经由苦难而完成了人格升华的过程,“作家们将苦难化为传奇,创造了一个50年代知识分子受难圣徒的神话”。[4]而新时期苦难与希望的双重交响构成了一个时代特殊的印记。
参考文献:
[1]张康之.总体性与乌托邦: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范畴[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270.
[2]林平乔.试论朦胧诗人的乌托邦情结[J].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6,(2):63.
[3]章国锋.哈贝马斯访谈录[J].外国文学评论,2000,(1):28.
[4]靳新来.新时期文学的苦难叙述[J].学术交流,2006,(7):161.
本文为济南大学校基金资助项目“80年代文学中的乌托邦精神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X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