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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运、况周颐、郑文焯、朱祖谋并称“晚清四大家”。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留意于四大词人词籍校勘的思想、方法和意义，鲜有关注校勘与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长于填词，为参与词籍校勘奠定了必要的基础。郑文焯致称：“不工词者，先失其信好之笃，更不足与言校词。”[1]指出精于填词者，必对词有着特殊的偏爱，这就为校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填词需要范本，在校勘过程中对宋元刻本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促进词人词风的形成和提高填词的技艺。况周颐在《餐樱词自序》中言：“（王鹏运）以所刻宋元人词属为斠雠，余自是得窥词学门径。”[2]指出了词籍校勘对创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晚清四大家词籍校勘活动与创作实践的考察，揭示词籍校勘对创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