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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颇具个性的人物。初中毕业回村，19岁任团支书，26岁任党支书，如今65岁，他就是邢利民，亲历了村里的风风雨雨，始终有一种共产党人的坚守。盛夏时节，笔者走进贾家庄。接下来的两天，老邢回到记忆深处，述说着贾家庄自1949年以来的那些事、那些人。由此看到一个人的奋斗史、一个村的变迁史及二者所折射的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农村发展史。
互助组初级社“一百把镢头闹革命”
集体主义共同富裕价值观由此萌生
那年有个专家说贾家庄1500年前就有了。不管有多少年1948年解放时我们是方圆十里最穷的村。听老辈人说第二年开春就来了土改工作队，前前后后8个月，贫困户分到37间房、620亩地。又一年，村里建起党支部，当时全村只有7名党员。
土改以后，八成多的贫困户分到了土地，粮食比过去多，收入比过去高，大家非常高兴。可单家独户种地，问题很快出现了。首先全村178户没有大牲畜，只能保证一半耕地按时下种。二是好些户劳力不足，肥料送不到地里，白茬下种，产量很低。地种不成，只好卖了，前后两年贫困户就卖了200多亩，以致又返回去成了雇农。说老实话，这样下去就要两极分化，这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
为解决这些难题，出现了变工互助生产。最早是土改当年冬天，支书贾焕星牵头8户村民组织起变工组，第二年改成互助组。村里有名的种地把式我父亲邢宝山，联合几家也组织起变工组，取名“宝山组”，后来也成了互助组。头年即1950年，3个变工组各家的庄稼都长得很好，比单干户普遍增产一成以上。最好的宝山组亩产由单干时的30多斤提高到200多斤，人们都说不得了。那年2月28日我才出生，好多事情都是听老人们说的。到1951年春，全村互助组发展到17个，60%的家户都进来了，粮食都是丰收，人均收入53元，超过当时中农的生活水平。
互助组好是好，但终究是一家一户单独经营，也有问题。比如这一户要地里锄草，那一户要出去搞副业，户与户之间劳力调配、时间安排很难协调。为解此难题，贾焕星互助组8户开了16天的马拉松会，最后议定把各户的土地评产入股，统一经营，收入按地勞分成。当年，组里8户就按这个办法合伙种了32亩小麦。这在当时是为了解决挡手的难题，后来上面评价是迈开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第一步。嗨！好些时候就是这样，你按实际需要好好做一件事情，经常正好合上时代潮流。果然第二年1952年开春，中央就号召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贾焕星互助组立即响应，办起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1月份，宝山组也加入到初级社。当时起名叫“星光社”，说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不过，初级社这个事，听说上面的主张并不一致。但村里不会多在意。初级社成立后，过去的难题确实解决了，种地不违农时获得丰收，还能抽人出来搞副业，叫“搬走泥胎神像，请进能工巧匠”，贾家庄办起木工组、锻工组。到1955年毛主席发出合作化的号召，贾家庄所有人家都入了社，全村实现了初级合作化。当时的省委书记陶鲁笳专门来看过，定成全省合作化试点，还给村里安了直通省委的电话。
有个故事得说一说，那就是“一百把镢头闹革命”。那是1953年春天，眼看就该下种，合作社还有300亩地没耕过。这事火烧眉毛，合作社决定向互助组的富裕户雇用牲畜。但富户故意责难，双方话不投机吵了起来。最后富户两眼一瞪说了绝话：“不用劳力换，那我就不干。你们就是把钱给我拴在犁把上，也不要想用我的牲畜！”牲畜没雇来，反受了一肚子气。最后商定，用人拉犁、人刨地的办法，打好春耕春种这一仗。第二天合作社抽调30个强劳力拉犁耕地，组织100个强劳力用镢刨地，4天就把300亩地全部翻过。下种时牲畜还是不够，社员们又人工拉耧，一个人扶着耧上面的把子，一个人在耧底下拴绳子拉，硬是把合作社的1000亩地都按时下了种，但一个个熬得精疲力竭。互助组富户挖苦说：“你看，这就是楼上楼下（耧上耧下）！”因为那时有个顺口溜说共产主义好，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电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挖苦归挖苦，到秋后一算账，合作社的收成超过了互助组富户，他们就没啥说的了。
现在大城市都有标志性建筑，那么在贾家庄的历史上，“一百把镢头闹革命”就是个标志性事件。这个事告给人们两条，一条是集体主义、共同富裕，一条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一种精神，这是贾家庄的核心价值观。
大跃进、人民公社好心办坏事
风雨中农民想要的是自己的生活
麻烦是从高级社开始的，在这以前村里一切都还好。
1955年毛主席编了一本书，叫《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还写了序言和好些个按语，全县掀起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热潮。这样在1956年正月，贾家庄和邻近3个村联合成立了高级社“海燕社”。名字倒是起得好，可“海燕”注定飞不高，因土地、牲畜、农具全归公，也不像初级社入退自由，群众不高兴。果然，那两年虽然是风调雨顺，但海燕社连年减产减收。到了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又开始了。上面把贾家庄和邻近11村的高级社合起来，成立起“万年青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公社统揽，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实际是“瞎指挥”“浮夸风”泛滥。当时“山药蛋”派作家马烽住村体验生活，社长贾焕星陪他看谷子地，只见谷苗密密麻麻一大片，像是一块绿色的地毯。马烽问：“这苗子不稠吗？”贾焕星悄悄告诉马烽，县里下了高产死命令，这都是为了应付上面检查。
“大跃进”那年我八九岁，好些事有点印象了，村里真是乱了套。地里大忙季节，劳力被一批批调走，有的参加大炼钢铁，有的参加大兵团工程，村里只剩老人、女人、小孩。庄稼虽长得不错但没人操心作务。地里、路上掉的玉茭、棉花、红薯，社员们都不去拾，真是糟蹋了许多劳动果实。这样折腾了一年，报应很快就来了。1959年，村里钢铁不炼了，公共食堂不办了，但人无粮、马无料，“低标准、瓜菜代”的苦日子开始了。许多社员嘴上说不出什么，但心里清楚：这样的共产主义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党中央、毛主席还是英明，很快发现了问题，上手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极左做法。当年，贾家庄恢复了以村核算的机制，后来又成立了贾家庄生产大队，按劳取酬一套制度，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又起来了，第二年，全村粮食产量达到163万斤，创下历史最高水平。 国家事、村里事其实都一样。你想走得快些得有那个实力条件。实力条件没达到，一股劲儿求快，难保跌个大马趴。其实，好多东西都是一阵风。但不论东南西北风，农民都是以不变应万变，多打粮、多挣钱。
过去贾家庄穷，穷就穷在盐碱地上。全村3749亩土地，盐碱地就有2800亩，下种不捉苗，有苗无收成。那是1954年春天，合作社在村西选了一块条件最差的下湿阴碱地做试验，支书贾焕星和我父亲邢宝山亲自上阵。秋天，试验的一分高粱地产了38斤，一分棉花地产了3.7斤皮棉，都在一般地的两倍以上。初战告捷，从1955年，大规模的改碱治水开始了。开挖排水渠时虽说已经入春，但天气还是寒冷，父亲带领社员们早出晚归，拼命苦干。冷了，就用烧热的白酒洒在腿上搓两把，踏开冰层再下水；渴了，也不想跑远误工找热水，就手掬渠水喝两口。就这样，社员们农忙时先到地里干活，农闲时集中起来改土治碱，前后十年投工12万多个，移土42万立方，把2800亩碱滩碱地中的2650多亩彻底根治，变成良田。那时粮食亩产全国有个口号叫“达纲要、过黄河、跨长江”。我们贾家庄1965年就实现了“跨长江”，粮食平均亩产达到816斤，成为北方地区第一个“跨长江”的村。贾家庄还是全国农业机械化红旗单位。副业搞起来后本来劳力不足的贾家庄人手更紧张。毛主席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那咱就向机械化要劳力，先从改革农具入手。村里选择能工巧匠成立了农具改革组，后来又成立了农具修配队，加上“家家是工厂，人人当巧匠”的号召，还真弄出不少好东西来。前后5年共试制仿制农用机械28种496件，加上后来成为全国农业机械化试点，国家给了各种试验样机19种43件，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副总理谭震林听说贾家庄的情况，专门来村里看自制的农机具，认为可以全国推广，还安排我们的土农机到北京参加展览。就是谭震林来的座谈会上，总理详细了解了村里情况，建议主持工作的父亲正式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
贾家庄那些年全省学习、全国出名，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好多中央和省里的领导来考察，有外国人到中国也引来看看。郭沫若老人家也来过贾家庄，还现场用毛笔写了一首诗。郭老写诗这事村里男女老少都知道，就是龙飞凤舞有些字不好认，但“杏花村外贾家庄”“红旗高举在汾阳”这两句人们都知道。
“文革”十年村里乱糟糟
恶梦醒来拨乱反正又见艳阳天
20世纪60年代有个电影，就是马烽写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说的是我们贾家庄的事儿。马烽是“山药蛋”派的大作家，当时住村体验生活，每天在各家吃派饭，熟悉村里的人和事，电影里头几个主要人物，都是根据贾家庄的人写的。这个电影当时全国影响可大哩，一些地方的年轻人还以电影里的人物为榜样，成立了“高占武排”“孔淑贞班”，治山治水，建设家乡。马烽当时才30多岁，就住在大队部，和作为大队长的父亲是好朋友，断不了去我家吃饭聊天。我那时还小，也就八九岁，在家听马烽跟父亲聊天，在村钻在人堆里听马烽讲故事。
大概是受这些文化人的影响，我从小就想念书，成为有文化的人。但1967年初中毕业的时候，正赶上“停课闹革命”，高中上不成，只好回到村。村里也是亂糟糟的，造反派夺了权，父亲被打成“走资派”，两派斗来斗去，什么事也弄不成。刚回村那阵儿，我就想当个木匠，后来父亲说我，要多关心村里的事。就像《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那样，我开始参加村里的事，集体劳动、团里活动都参加，很快冒了尖。1969年，我当了村里的团支部书记，那年我才19岁。
“文革”怪事真是多。就说“全国学大寨”吧，贾家庄佩服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但“文革”开始后，学大寨变了味，甚至学不学大寨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当时村里学大寨的口号喊得也很高，上面要什么就喊什么，但父亲“解放”出来主抓村里生产，实实在在就是搞农田建设，粮食平均亩产也恢复到800多斤，比大寨就差8斤。这本来是好事，但是麻烦跟着也来了。县里一个大领导提出，要求贾家庄粮食亩产上浮8斤，证明学大寨雷厉风行，赶大寨见了成效。这是要虚报产量，可不是小事。最后找到父亲说这事儿，父亲一口拒绝：“咱不能图那些虚花花的事。大寨七沟八梁一面坡，咱们这儿一马平川，产量理应比大寨高。咱们学大寨、赶大寨，应该学人家的精神，不能在数字上做文章。”后来有人写回忆录，说那几年全县一共虚报产量1亿多斤，可我们贾家庄1斤也没有虚报。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做事做人也挺认真。记的在县里七支渠水利工程，我带着贾家庄的48个团员青年，每天光膀子拉着平车跑。工地定的任务是每人每天挖运土3立方，我们48个人均能挖运到十五六立方，你想那是怎么个干法。当地区一位干部叫我写入党申请书时，我却给了一句“就那些斗来斗去的党员，我不做那样的党员”，弄得人家挺尴尬。直到很长时间后我才写了入党申请书。
当时的县委书记是郭巨民，为人正派，很有威信，常来贾家庄，也了解我的情况。一次他跟我说：“利民，你看村里的情况。你老父亲独木难支，还得有个肯受能干的人。”我知道他的意思，以前他也说过，就是想让我当村里的主干。看着他一脸的盼望，我不好再推了。不久，我就当了大队长，很快又突击入党进了支部当了副书记，直到支部书记。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76年8月。两月后“四人帮”就被粉碎了。
上任前3年，我脑子里每天就是转的4个字“重整旗鼓”。我想化复杂为简单，还是贾家庄的老办法，一手抓粮，一手抓钱。种地好说，贾家庄有的是办法。挣钱，我想不能老是窝在村里开作坊，而应该到外面去折腾。最后，与金井村联合办起砖瓦厂，与胡家社村合作办起铝矾土矿，与南广成村联合办起小煤矿。这叫什么来着，前几天在报纸上看到一个词，叫“飞地经济”。可别小看这三个小摊子，每年能给村里闹回十大几万块钱哩。有了钱，社员的分红增加了，还拓宽主街道，建起文化活动中心、村民澡堂，还建起水塔成为全县第一个自来水村。
苦干三年，成效大见。到了1979年，全村粮食总产达到175万斤，经济总收入102万元，都是历史最高水平。当年，贾家庄又评为全国农业生产先进单位，我还到北京大会上领了奖，奖状上还有当时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亲笔签名。1991年秋天，风风雨雨后的华国锋来到贾家庄，在村史馆我们指给他看。华老凑到跟前，盯着看了好久，点了点头，但没说一句话。 大包干四水围村的的困惑和务实选择
“亏了我一个富裕全村人”岂止于口号
20世纪80年代初，贾家庄又面临着一个重大抉择——要不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2年时全县318个村中的312个村都实行了“大包干”，只剩下6个村没改，贾家庄是其中之一。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中央的决定肯定要执行，但土地怎么个放法，其他东西放不放；集体经济还搞不搞，要搞又怎么个搞法；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大多数村民怎么办？这些弄不清楚就不能动，动不好就毁了贾家庄。但上上下下、各方面难听的话却一直不断。省里一位领导在大会上批评：“一些农村干部顶住不放，就是想继续为非作歹，吃人民的肉、喝人民的血。”公社一个通讯员在报上写了篇《上头放下头望，中间有个顶门杠》小稿，不点名批评贾家庄。当时真是四水围村，压力山大。
到1983年，我心里想清楚后就召开支部会、村民代表会，原原本本学习“中央一号文件”，研究“大包干”具体办法。这时马烽正好来到贾家庄，我征求他的意见。马烽跟别人就是不一样。他没正面回答问题，而是讲了“大包干”搞得好的和弄下麻烦的两个故事，都是他亲戚村里的故事。最后他说：“咱当干部的，做什么事都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千万不能一刀切或者切一刀。”他一番话让我彻底想明白了。接下来党员干部三天三夜大讨论，最后达成两点共识：一是贾家庄要改要放，改“一窝蜂”“大锅饭”，放土地经营权到户；二是改放不能赶浪头，大中型生产资料和固定资产不能放，集体经济不能散。最后，贾家庄改革办法跟其他村不一样，叫“三田到户、一集中、五统一”。这做法一开始并不被人们看好，甚至有人觉得改革太保守，放得不彻底。但几年后，粮食稳定，收入又增，方方面面都说好，还成为一种统分结合的典型模式。
“大包干”以后，干部的事情少了。我就跟干部们说：“现在号召干部带头富，大家就各自想办法弄个摊子吧。村里的事我先扛着，忙了再叫你们。”话是这么说了，但是好长时间，干部、群众没动静，只是集体劳动变成家户劳动，谁也没有找下个致富门路。为什么？是多少年“穷革命、富变修”给整怕了，还有就是只会种地不会弄别的。我看大家有难处就表了态：“那好，我先来吧。”选来选去，办了个卷尺簧盒厂，起名“曙光塑料厂”，年产180万个卷尺盒，纯利收入1.4万。现在1.4万不算多，但那时候“万元户”可不得了。这是贾家庄解放30年来的第一个私营企业。开业那天，我安排了个场面，请了好多人来，为的是让大家看看，党员干部要带头富，富也是一种光荣。农村的事就是这样，主干做到了，其他人就跟上来了。不长时间，副支书赵吉生的农机厂开张了，支委王安国办起木器厂，村长解宝庆办起农资经销部，副村长张铁生和祁贵生各自承包了150亩地当起种粮大户。群众也跟上来了，比如赵万祯承包了村里的工业队，搞得红红火火。一年时间，全村收入就翻了一番。
但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村里的收入差距在拉大。我家和7户干部的收入最高，是一般群众户的8倍以上。好多村民除了种地没事干，圪蹴在阳地吵吵，说贾家庄变了，如今是“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为这事我经常一夜一夜睡不着，最后想出个办法，还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在支部大会上，我跟大家说：“如果今后还是这么个干法，党员干部只顾自己富，不去带领群众富，那就没有共产党员的滋味了！”干部们也觉得这是个大问题，你一句、他一句议起来，说还是得发展集体企业。但是，当我说到干部个人企业作价交给集体时，屋里就只能听见出气声了。见大家不說话我就启发大家：“我认为，贾家庄最富的不应该是村干部，也不该是党员们，而应该是群众、老百姓！老山前线战士能喊出‘牺牲我一个，幸福十亿人’，难道我们就不能‘亏了我一个，富裕全村人’！”大家心动了，又议论起来。我看大家基本上想通了，就说：“党员干部把自己手里的厂子统统交给集体，村里折价以后还清，腾出手来好好办集体企业！我先带个头，曙光塑料厂从此归集体。”贾家庄的干部还是有觉悟、有带领群众共同富裕责任的。会后，7个村干部的企业都交给了集体，承包的地也退了出来。赵万祯不是党员干部，但也交出了厂子，同时提出个条件就是要我介绍他入党。他说“当贾家庄的共产党员，值！”
干部们交了个人的企业，全部精力投向集体企业，情况很快就不一样了。摸爬滚打到1990年，村办企业发展到17个，固定资产550万元，自有流动资金500万元，每年总产值1600万元，可以上缴集体170万元。企业上缴的钱，主要用于滚动办企业，同时拿出200万元办公益项目，改善群众生活。群众更加高兴的是，全村总共580户，其中450户的560个劳力进集体企业上班，人均年收入在2000到4000元之间，再也不愁没事干、没钱挣了。
1991年3月1日，《山西日报》头版头条发了我们贾家庄的大报道，题目是《共同富裕的一面旗帜》。这报道影响可大啦，省委书记王茂林来，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来，中央政策研究室来，还有咱们驻25个国家的大使一起来。那两年荣誉不断，越摞越高。贾家庄是全省农业战线红旗单位，我成了全国劳模到北京参会领奖。
抬头向“前”看与低头向“钱”看
办大企业挣大钱并因时而进做旅游
这就是我当支书前20年的事情。你问我后20年做了些什么，还真是跟从前不一样，政治方面的动荡少了，但经济方面的变化多了。但是，在千变万化的市场经济中往前走，比政治上选择更难。
我们总支1994年召开党员大会号召创大业，提出要树共产党员形象、举共同富裕红旗，但具体做什么一时还不清楚。第二年到北京开全国劳模会，会后跟上吴仁宝到他们华西村看了看。那几天，眼里看的是人家，心里想的是贾家庄。不错，咱们和华西条件没法比、数字没法比，但人家脑子活胆子大、办法多企业大，咱可以学。看了两天，想了两天，拿定主意：大胆干！干大的！
回来摸市场，思谋想要高收入就得高科技，于是投了200万，先后上了“二茂铁”、激光全息防伪商标。但后来发现，高科技这东西咱弄不了，200万块也打了水漂。选来选去，最后选定上个10万吨的特种水泥厂。特种水泥当时热得很，全省只有3家，只要把排放污染控制好，就是一个翻身工程。1995年6月10号，水泥厂正式动土开工了。但是紧接着，各种想到的和没想到的困难都来了，其中最大的困难是资金。我这人最不爱管钱，平时个人也很少花钱，但建水泥厂那阵儿，每天脑子里想的全是钱。就是到县里开会，我也是四处张望，看问谁能借下钱，闹得好些人见了我都绕开走。反正是四处求人，到处借钱，最后总算筹齐没误事。最让我感动的是村里党员干部们和父老乡亲们。共产党员宋克忠是葡萄专业户，首先提出党员干部捐款，并带头捐出1000元。随后，党员干部千二八百地捐起来，村民们也捐起来，一共捐下54000多块。说实话，对投资3000万的工程来说，五万多块不算多，但体现的是贾家庄的人心，体现的是集体主义精神。水泥厂投产后，真成了贾家庄的支柱产业，前后18年每年上缴村里的现金加上实物折算，总在2000万元以上。 扑闹这么多年，咱也看清楚了，这企业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水泥厂现在好，哪一天不行了可怎么办，最好有个接续产业。1997年到云南转了一圈，回来就和两委干部商量，请来专家论证，议定农业生态旅游是个好路子。说干就干，第一锤子建设“贾家庄生态园”。这地方有200亩大，早年是个下湿盐碱滩，后来烧过砖、养过鱼、做過苗圃。请人搞了个整体设计，具体就是我们自己干。非花钱不可的就花，能不花钱的就不花，反正农村人有的是力气和辛苦，总计修路、挖湖、栽树这些活计，都是村民义务投工。苦干了整整一年，后来又完善了两年，说少花钱、少花钱，也投进去将近3000万。你一会儿进去看看景点，有山有水有草有树，还真像个生态园，那年还招来两个白天鹅。其实里头好多东西是自己瞎琢磨闹的，就说那个大树根吧，原本是个砖瓦窑，就型弄成个大树根。1999年开园的时候，我想闹出点儿动静，就请50年代的省委书记陶鲁笳来剪彩。两个月后，总书记胡锦涛也到生态园来了，还在瀑布跟前和我们两委干部照了相。一下子，全省都知道贾家庄开了生态园，每天考察、参观、游览的人不断，两个月就接待了4万多游客，直接收入了15万元。我们顺势办起“贾家庄商贸旅游节”，又投资五六百万建起文化体育广场，投资8700万建起裕和花园酒店，现在旅游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基本都全了。就在你来的那天，我们已经拿到国家“4A景区”的牌子了，这样以后的路子会更顺一些。现在情况还不错，上年全村经济总收入是2.5个亿，利税5000万，其中旅游等第三产业的收入占到三分之一还多，全村九成以上的劳力已经转移到工商旅游摊子上。
唉，就是给你说“过五关、斩六将”的好事，其实贾家庄现在又遇到大难题了。一个是全国经济不行，水泥卖不动，价格一直往下跌，加上排放有问题，去年水泥厂就停产了。一个是发现在我们这么个平川村搞旅游，“农业生态”这个牌子太虚，走下去恐怕是个死胡同。你刚才看到了，我们的旅游也正在转型。水泥厂停了，做起工业文化旅游；旅游整体定位不再突出“农业生态”，而打“文化民俗”牌子。一共十几个转型项目，什么民俗馆、文昌书院、祭祖坛、三星殿、汾州食府，现在正在建设汾州古街，小吃一条街已建成运营。去年第15届商贸旅游节时候，我们还组织了实景表演，700多人的演出队伍，长袍宽袖、吹吹打打，想是再现400年前汾州府的民俗风情。
这说了两三天了吧，这些年还没有说过这么多话。陈年往事、拉拉杂杂，把你也累得够呛。不说了，集体经济也好，共同富裕也罢，对我来说还是父亲那两句话：跟共产党走，干贾家庄事。
（责编 曲星）
互助组初级社“一百把镢头闹革命”
集体主义共同富裕价值观由此萌生
那年有个专家说贾家庄1500年前就有了。不管有多少年1948年解放时我们是方圆十里最穷的村。听老辈人说第二年开春就来了土改工作队，前前后后8个月，贫困户分到37间房、620亩地。又一年，村里建起党支部，当时全村只有7名党员。
土改以后，八成多的贫困户分到了土地，粮食比过去多，收入比过去高，大家非常高兴。可单家独户种地，问题很快出现了。首先全村178户没有大牲畜，只能保证一半耕地按时下种。二是好些户劳力不足，肥料送不到地里，白茬下种，产量很低。地种不成，只好卖了，前后两年贫困户就卖了200多亩，以致又返回去成了雇农。说老实话，这样下去就要两极分化，这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
为解决这些难题，出现了变工互助生产。最早是土改当年冬天，支书贾焕星牵头8户村民组织起变工组，第二年改成互助组。村里有名的种地把式我父亲邢宝山，联合几家也组织起变工组，取名“宝山组”，后来也成了互助组。头年即1950年，3个变工组各家的庄稼都长得很好，比单干户普遍增产一成以上。最好的宝山组亩产由单干时的30多斤提高到200多斤，人们都说不得了。那年2月28日我才出生，好多事情都是听老人们说的。到1951年春，全村互助组发展到17个，60%的家户都进来了，粮食都是丰收，人均收入53元，超过当时中农的生活水平。
互助组好是好，但终究是一家一户单独经营，也有问题。比如这一户要地里锄草，那一户要出去搞副业，户与户之间劳力调配、时间安排很难协调。为解此难题，贾焕星互助组8户开了16天的马拉松会，最后议定把各户的土地评产入股，统一经营，收入按地勞分成。当年，组里8户就按这个办法合伙种了32亩小麦。这在当时是为了解决挡手的难题，后来上面评价是迈开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第一步。嗨！好些时候就是这样，你按实际需要好好做一件事情，经常正好合上时代潮流。果然第二年1952年开春，中央就号召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贾焕星互助组立即响应，办起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1月份，宝山组也加入到初级社。当时起名叫“星光社”，说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不过，初级社这个事，听说上面的主张并不一致。但村里不会多在意。初级社成立后，过去的难题确实解决了，种地不违农时获得丰收，还能抽人出来搞副业，叫“搬走泥胎神像，请进能工巧匠”，贾家庄办起木工组、锻工组。到1955年毛主席发出合作化的号召，贾家庄所有人家都入了社，全村实现了初级合作化。当时的省委书记陶鲁笳专门来看过，定成全省合作化试点，还给村里安了直通省委的电话。
有个故事得说一说，那就是“一百把镢头闹革命”。那是1953年春天，眼看就该下种，合作社还有300亩地没耕过。这事火烧眉毛，合作社决定向互助组的富裕户雇用牲畜。但富户故意责难，双方话不投机吵了起来。最后富户两眼一瞪说了绝话：“不用劳力换，那我就不干。你们就是把钱给我拴在犁把上，也不要想用我的牲畜！”牲畜没雇来，反受了一肚子气。最后商定，用人拉犁、人刨地的办法，打好春耕春种这一仗。第二天合作社抽调30个强劳力拉犁耕地，组织100个强劳力用镢刨地，4天就把300亩地全部翻过。下种时牲畜还是不够，社员们又人工拉耧，一个人扶着耧上面的把子，一个人在耧底下拴绳子拉，硬是把合作社的1000亩地都按时下了种，但一个个熬得精疲力竭。互助组富户挖苦说：“你看，这就是楼上楼下（耧上耧下）！”因为那时有个顺口溜说共产主义好，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电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挖苦归挖苦，到秋后一算账，合作社的收成超过了互助组富户，他们就没啥说的了。
现在大城市都有标志性建筑，那么在贾家庄的历史上，“一百把镢头闹革命”就是个标志性事件。这个事告给人们两条，一条是集体主义、共同富裕，一条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一种精神，这是贾家庄的核心价值观。
大跃进、人民公社好心办坏事
风雨中农民想要的是自己的生活
麻烦是从高级社开始的，在这以前村里一切都还好。
1955年毛主席编了一本书，叫《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还写了序言和好些个按语，全县掀起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热潮。这样在1956年正月，贾家庄和邻近3个村联合成立了高级社“海燕社”。名字倒是起得好，可“海燕”注定飞不高，因土地、牲畜、农具全归公，也不像初级社入退自由，群众不高兴。果然，那两年虽然是风调雨顺，但海燕社连年减产减收。到了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又开始了。上面把贾家庄和邻近11村的高级社合起来，成立起“万年青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公社统揽，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实际是“瞎指挥”“浮夸风”泛滥。当时“山药蛋”派作家马烽住村体验生活，社长贾焕星陪他看谷子地，只见谷苗密密麻麻一大片，像是一块绿色的地毯。马烽问：“这苗子不稠吗？”贾焕星悄悄告诉马烽，县里下了高产死命令，这都是为了应付上面检查。
“大跃进”那年我八九岁，好些事有点印象了，村里真是乱了套。地里大忙季节，劳力被一批批调走，有的参加大炼钢铁，有的参加大兵团工程，村里只剩老人、女人、小孩。庄稼虽长得不错但没人操心作务。地里、路上掉的玉茭、棉花、红薯，社员们都不去拾，真是糟蹋了许多劳动果实。这样折腾了一年，报应很快就来了。1959年，村里钢铁不炼了，公共食堂不办了，但人无粮、马无料，“低标准、瓜菜代”的苦日子开始了。许多社员嘴上说不出什么，但心里清楚：这样的共产主义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党中央、毛主席还是英明，很快发现了问题，上手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极左做法。当年，贾家庄恢复了以村核算的机制，后来又成立了贾家庄生产大队，按劳取酬一套制度，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又起来了，第二年，全村粮食产量达到163万斤，创下历史最高水平。 国家事、村里事其实都一样。你想走得快些得有那个实力条件。实力条件没达到，一股劲儿求快，难保跌个大马趴。其实，好多东西都是一阵风。但不论东南西北风，农民都是以不变应万变，多打粮、多挣钱。
过去贾家庄穷，穷就穷在盐碱地上。全村3749亩土地，盐碱地就有2800亩，下种不捉苗，有苗无收成。那是1954年春天，合作社在村西选了一块条件最差的下湿阴碱地做试验，支书贾焕星和我父亲邢宝山亲自上阵。秋天，试验的一分高粱地产了38斤，一分棉花地产了3.7斤皮棉，都在一般地的两倍以上。初战告捷，从1955年，大规模的改碱治水开始了。开挖排水渠时虽说已经入春，但天气还是寒冷，父亲带领社员们早出晚归，拼命苦干。冷了，就用烧热的白酒洒在腿上搓两把，踏开冰层再下水；渴了，也不想跑远误工找热水，就手掬渠水喝两口。就这样，社员们农忙时先到地里干活，农闲时集中起来改土治碱，前后十年投工12万多个，移土42万立方，把2800亩碱滩碱地中的2650多亩彻底根治，变成良田。那时粮食亩产全国有个口号叫“达纲要、过黄河、跨长江”。我们贾家庄1965年就实现了“跨长江”，粮食平均亩产达到816斤，成为北方地区第一个“跨长江”的村。贾家庄还是全国农业机械化红旗单位。副业搞起来后本来劳力不足的贾家庄人手更紧张。毛主席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那咱就向机械化要劳力，先从改革农具入手。村里选择能工巧匠成立了农具改革组，后来又成立了农具修配队，加上“家家是工厂，人人当巧匠”的号召，还真弄出不少好东西来。前后5年共试制仿制农用机械28种496件，加上后来成为全国农业机械化试点，国家给了各种试验样机19种43件，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副总理谭震林听说贾家庄的情况，专门来村里看自制的农机具，认为可以全国推广，还安排我们的土农机到北京参加展览。就是谭震林来的座谈会上，总理详细了解了村里情况，建议主持工作的父亲正式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
贾家庄那些年全省学习、全国出名，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好多中央和省里的领导来考察，有外国人到中国也引来看看。郭沫若老人家也来过贾家庄，还现场用毛笔写了一首诗。郭老写诗这事村里男女老少都知道，就是龙飞凤舞有些字不好认，但“杏花村外贾家庄”“红旗高举在汾阳”这两句人们都知道。
“文革”十年村里乱糟糟
恶梦醒来拨乱反正又见艳阳天
20世纪60年代有个电影，就是马烽写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说的是我们贾家庄的事儿。马烽是“山药蛋”派的大作家，当时住村体验生活，每天在各家吃派饭，熟悉村里的人和事，电影里头几个主要人物，都是根据贾家庄的人写的。这个电影当时全国影响可大哩，一些地方的年轻人还以电影里的人物为榜样，成立了“高占武排”“孔淑贞班”，治山治水，建设家乡。马烽当时才30多岁，就住在大队部，和作为大队长的父亲是好朋友，断不了去我家吃饭聊天。我那时还小，也就八九岁，在家听马烽跟父亲聊天，在村钻在人堆里听马烽讲故事。
大概是受这些文化人的影响，我从小就想念书，成为有文化的人。但1967年初中毕业的时候，正赶上“停课闹革命”，高中上不成，只好回到村。村里也是亂糟糟的，造反派夺了权，父亲被打成“走资派”，两派斗来斗去，什么事也弄不成。刚回村那阵儿，我就想当个木匠，后来父亲说我，要多关心村里的事。就像《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那样，我开始参加村里的事，集体劳动、团里活动都参加，很快冒了尖。1969年，我当了村里的团支部书记，那年我才19岁。
“文革”怪事真是多。就说“全国学大寨”吧，贾家庄佩服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但“文革”开始后，学大寨变了味，甚至学不学大寨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当时村里学大寨的口号喊得也很高，上面要什么就喊什么，但父亲“解放”出来主抓村里生产，实实在在就是搞农田建设，粮食平均亩产也恢复到800多斤，比大寨就差8斤。这本来是好事，但是麻烦跟着也来了。县里一个大领导提出，要求贾家庄粮食亩产上浮8斤，证明学大寨雷厉风行，赶大寨见了成效。这是要虚报产量，可不是小事。最后找到父亲说这事儿，父亲一口拒绝：“咱不能图那些虚花花的事。大寨七沟八梁一面坡，咱们这儿一马平川，产量理应比大寨高。咱们学大寨、赶大寨，应该学人家的精神，不能在数字上做文章。”后来有人写回忆录，说那几年全县一共虚报产量1亿多斤，可我们贾家庄1斤也没有虚报。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做事做人也挺认真。记的在县里七支渠水利工程，我带着贾家庄的48个团员青年，每天光膀子拉着平车跑。工地定的任务是每人每天挖运土3立方，我们48个人均能挖运到十五六立方，你想那是怎么个干法。当地区一位干部叫我写入党申请书时，我却给了一句“就那些斗来斗去的党员，我不做那样的党员”，弄得人家挺尴尬。直到很长时间后我才写了入党申请书。
当时的县委书记是郭巨民，为人正派，很有威信，常来贾家庄，也了解我的情况。一次他跟我说：“利民，你看村里的情况。你老父亲独木难支，还得有个肯受能干的人。”我知道他的意思，以前他也说过，就是想让我当村里的主干。看着他一脸的盼望，我不好再推了。不久，我就当了大队长，很快又突击入党进了支部当了副书记，直到支部书记。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76年8月。两月后“四人帮”就被粉碎了。
上任前3年，我脑子里每天就是转的4个字“重整旗鼓”。我想化复杂为简单，还是贾家庄的老办法，一手抓粮，一手抓钱。种地好说，贾家庄有的是办法。挣钱，我想不能老是窝在村里开作坊，而应该到外面去折腾。最后，与金井村联合办起砖瓦厂，与胡家社村合作办起铝矾土矿，与南广成村联合办起小煤矿。这叫什么来着，前几天在报纸上看到一个词，叫“飞地经济”。可别小看这三个小摊子，每年能给村里闹回十大几万块钱哩。有了钱，社员的分红增加了，还拓宽主街道，建起文化活动中心、村民澡堂，还建起水塔成为全县第一个自来水村。
苦干三年，成效大见。到了1979年，全村粮食总产达到175万斤，经济总收入102万元，都是历史最高水平。当年，贾家庄又评为全国农业生产先进单位，我还到北京大会上领了奖，奖状上还有当时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亲笔签名。1991年秋天，风风雨雨后的华国锋来到贾家庄，在村史馆我们指给他看。华老凑到跟前，盯着看了好久，点了点头，但没说一句话。 大包干四水围村的的困惑和务实选择
“亏了我一个富裕全村人”岂止于口号
20世纪80年代初，贾家庄又面临着一个重大抉择——要不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2年时全县318个村中的312个村都实行了“大包干”，只剩下6个村没改，贾家庄是其中之一。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中央的决定肯定要执行，但土地怎么个放法，其他东西放不放；集体经济还搞不搞，要搞又怎么个搞法；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大多数村民怎么办？这些弄不清楚就不能动，动不好就毁了贾家庄。但上上下下、各方面难听的话却一直不断。省里一位领导在大会上批评：“一些农村干部顶住不放，就是想继续为非作歹，吃人民的肉、喝人民的血。”公社一个通讯员在报上写了篇《上头放下头望，中间有个顶门杠》小稿，不点名批评贾家庄。当时真是四水围村，压力山大。
到1983年，我心里想清楚后就召开支部会、村民代表会，原原本本学习“中央一号文件”，研究“大包干”具体办法。这时马烽正好来到贾家庄，我征求他的意见。马烽跟别人就是不一样。他没正面回答问题，而是讲了“大包干”搞得好的和弄下麻烦的两个故事，都是他亲戚村里的故事。最后他说：“咱当干部的，做什么事都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千万不能一刀切或者切一刀。”他一番话让我彻底想明白了。接下来党员干部三天三夜大讨论，最后达成两点共识：一是贾家庄要改要放，改“一窝蜂”“大锅饭”，放土地经营权到户；二是改放不能赶浪头，大中型生产资料和固定资产不能放，集体经济不能散。最后，贾家庄改革办法跟其他村不一样，叫“三田到户、一集中、五统一”。这做法一开始并不被人们看好，甚至有人觉得改革太保守，放得不彻底。但几年后，粮食稳定，收入又增，方方面面都说好，还成为一种统分结合的典型模式。
“大包干”以后，干部的事情少了。我就跟干部们说：“现在号召干部带头富，大家就各自想办法弄个摊子吧。村里的事我先扛着，忙了再叫你们。”话是这么说了，但是好长时间，干部、群众没动静，只是集体劳动变成家户劳动，谁也没有找下个致富门路。为什么？是多少年“穷革命、富变修”给整怕了，还有就是只会种地不会弄别的。我看大家有难处就表了态：“那好，我先来吧。”选来选去，办了个卷尺簧盒厂，起名“曙光塑料厂”，年产180万个卷尺盒，纯利收入1.4万。现在1.4万不算多，但那时候“万元户”可不得了。这是贾家庄解放30年来的第一个私营企业。开业那天，我安排了个场面，请了好多人来，为的是让大家看看，党员干部要带头富，富也是一种光荣。农村的事就是这样，主干做到了，其他人就跟上来了。不长时间，副支书赵吉生的农机厂开张了，支委王安国办起木器厂，村长解宝庆办起农资经销部，副村长张铁生和祁贵生各自承包了150亩地当起种粮大户。群众也跟上来了，比如赵万祯承包了村里的工业队，搞得红红火火。一年时间，全村收入就翻了一番。
但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村里的收入差距在拉大。我家和7户干部的收入最高，是一般群众户的8倍以上。好多村民除了种地没事干，圪蹴在阳地吵吵，说贾家庄变了，如今是“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为这事我经常一夜一夜睡不着，最后想出个办法，还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在支部大会上，我跟大家说：“如果今后还是这么个干法，党员干部只顾自己富，不去带领群众富，那就没有共产党员的滋味了！”干部们也觉得这是个大问题，你一句、他一句议起来，说还是得发展集体企业。但是，当我说到干部个人企业作价交给集体时，屋里就只能听见出气声了。见大家不說话我就启发大家：“我认为，贾家庄最富的不应该是村干部，也不该是党员们，而应该是群众、老百姓！老山前线战士能喊出‘牺牲我一个，幸福十亿人’，难道我们就不能‘亏了我一个，富裕全村人’！”大家心动了，又议论起来。我看大家基本上想通了，就说：“党员干部把自己手里的厂子统统交给集体，村里折价以后还清，腾出手来好好办集体企业！我先带个头，曙光塑料厂从此归集体。”贾家庄的干部还是有觉悟、有带领群众共同富裕责任的。会后，7个村干部的企业都交给了集体，承包的地也退了出来。赵万祯不是党员干部，但也交出了厂子，同时提出个条件就是要我介绍他入党。他说“当贾家庄的共产党员，值！”
干部们交了个人的企业，全部精力投向集体企业，情况很快就不一样了。摸爬滚打到1990年，村办企业发展到17个，固定资产550万元，自有流动资金500万元，每年总产值1600万元，可以上缴集体170万元。企业上缴的钱，主要用于滚动办企业，同时拿出200万元办公益项目，改善群众生活。群众更加高兴的是，全村总共580户，其中450户的560个劳力进集体企业上班，人均年收入在2000到4000元之间，再也不愁没事干、没钱挣了。
1991年3月1日，《山西日报》头版头条发了我们贾家庄的大报道，题目是《共同富裕的一面旗帜》。这报道影响可大啦，省委书记王茂林来，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来，中央政策研究室来，还有咱们驻25个国家的大使一起来。那两年荣誉不断，越摞越高。贾家庄是全省农业战线红旗单位，我成了全国劳模到北京参会领奖。
抬头向“前”看与低头向“钱”看
办大企业挣大钱并因时而进做旅游
这就是我当支书前20年的事情。你问我后20年做了些什么，还真是跟从前不一样，政治方面的动荡少了，但经济方面的变化多了。但是，在千变万化的市场经济中往前走，比政治上选择更难。
我们总支1994年召开党员大会号召创大业，提出要树共产党员形象、举共同富裕红旗，但具体做什么一时还不清楚。第二年到北京开全国劳模会，会后跟上吴仁宝到他们华西村看了看。那几天，眼里看的是人家，心里想的是贾家庄。不错，咱们和华西条件没法比、数字没法比，但人家脑子活胆子大、办法多企业大，咱可以学。看了两天，想了两天，拿定主意：大胆干！干大的！
回来摸市场，思谋想要高收入就得高科技，于是投了200万，先后上了“二茂铁”、激光全息防伪商标。但后来发现，高科技这东西咱弄不了，200万块也打了水漂。选来选去，最后选定上个10万吨的特种水泥厂。特种水泥当时热得很，全省只有3家，只要把排放污染控制好，就是一个翻身工程。1995年6月10号，水泥厂正式动土开工了。但是紧接着，各种想到的和没想到的困难都来了，其中最大的困难是资金。我这人最不爱管钱，平时个人也很少花钱，但建水泥厂那阵儿，每天脑子里想的全是钱。就是到县里开会，我也是四处张望，看问谁能借下钱，闹得好些人见了我都绕开走。反正是四处求人，到处借钱，最后总算筹齐没误事。最让我感动的是村里党员干部们和父老乡亲们。共产党员宋克忠是葡萄专业户，首先提出党员干部捐款，并带头捐出1000元。随后，党员干部千二八百地捐起来，村民们也捐起来，一共捐下54000多块。说实话，对投资3000万的工程来说，五万多块不算多，但体现的是贾家庄的人心，体现的是集体主义精神。水泥厂投产后，真成了贾家庄的支柱产业，前后18年每年上缴村里的现金加上实物折算，总在2000万元以上。 扑闹这么多年，咱也看清楚了，这企业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水泥厂现在好，哪一天不行了可怎么办，最好有个接续产业。1997年到云南转了一圈，回来就和两委干部商量，请来专家论证，议定农业生态旅游是个好路子。说干就干，第一锤子建设“贾家庄生态园”。这地方有200亩大，早年是个下湿盐碱滩，后来烧过砖、养过鱼、做過苗圃。请人搞了个整体设计，具体就是我们自己干。非花钱不可的就花，能不花钱的就不花，反正农村人有的是力气和辛苦，总计修路、挖湖、栽树这些活计，都是村民义务投工。苦干了整整一年，后来又完善了两年，说少花钱、少花钱，也投进去将近3000万。你一会儿进去看看景点，有山有水有草有树，还真像个生态园，那年还招来两个白天鹅。其实里头好多东西是自己瞎琢磨闹的，就说那个大树根吧，原本是个砖瓦窑，就型弄成个大树根。1999年开园的时候，我想闹出点儿动静，就请50年代的省委书记陶鲁笳来剪彩。两个月后，总书记胡锦涛也到生态园来了，还在瀑布跟前和我们两委干部照了相。一下子，全省都知道贾家庄开了生态园，每天考察、参观、游览的人不断，两个月就接待了4万多游客，直接收入了15万元。我们顺势办起“贾家庄商贸旅游节”，又投资五六百万建起文化体育广场，投资8700万建起裕和花园酒店，现在旅游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基本都全了。就在你来的那天，我们已经拿到国家“4A景区”的牌子了，这样以后的路子会更顺一些。现在情况还不错，上年全村经济总收入是2.5个亿，利税5000万，其中旅游等第三产业的收入占到三分之一还多，全村九成以上的劳力已经转移到工商旅游摊子上。
唉，就是给你说“过五关、斩六将”的好事，其实贾家庄现在又遇到大难题了。一个是全国经济不行，水泥卖不动，价格一直往下跌，加上排放有问题，去年水泥厂就停产了。一个是发现在我们这么个平川村搞旅游，“农业生态”这个牌子太虚，走下去恐怕是个死胡同。你刚才看到了，我们的旅游也正在转型。水泥厂停了，做起工业文化旅游；旅游整体定位不再突出“农业生态”，而打“文化民俗”牌子。一共十几个转型项目，什么民俗馆、文昌书院、祭祖坛、三星殿、汾州食府，现在正在建设汾州古街，小吃一条街已建成运营。去年第15届商贸旅游节时候，我们还组织了实景表演，700多人的演出队伍，长袍宽袖、吹吹打打，想是再现400年前汾州府的民俗风情。
这说了两三天了吧，这些年还没有说过这么多话。陈年往事、拉拉杂杂，把你也累得够呛。不说了，集体经济也好，共同富裕也罢，对我来说还是父亲那两句话：跟共产党走，干贾家庄事。
（责编 曲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