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妮·普罗克斯（Annie Proulx）的《树皮》（Barkskins）—— 一本关于人与树纠缠不清的关系的小说中，一位中国商人提到，中国的森林之所以大面积消失，一个重要原因便是“This is a country of scholars， poets and calligraphers”。（这是一个文人、诗人和书法家的国度。）的确，在中国，文字无论功过，都有着不可比拟的意义。不过，这位中国商人恐怕忘记了一点：文字的世界，除了文学艺术之外，还有无边无际的“案牍”。
　　刘禹锡形容他惬意的“陋室”生活是“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按照《辞源》的定义，所谓“案牍”，就是“官府文书”。如今，无数整日伏案之人，虽然每日接触的“文书”并非尽皆来自“官府”，却也都深深体悟其“劳形”之苦。
　　英国作家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毕生做着“案牍劳形”的小职员——先是南海公司，后是东印度公司，这些地方虽顶着“公司”的名号，实则与政府有着复杂的牵扯，至少称得上半个“衙门”。兰姆曾说，他毕生的心血之作就是那些堆积在“衙门”里的账簿，而他的文学作品反倒不过是些副业罢了。在其散文集《伊利亚随笔》（Essays of Elia）中，有一篇他关于南海公司的回忆：当年声名显赫的南海公司，今日只剩下一具空壳；与这栋曾经如同监牢一般的大厦分别多年，如今旧地重游，竟然生出许多怀念之情。
　　Situated as thou ar（t= you are）， in the very heart of stirring and living commerce， —amid the fret and fever of speculation—with the Bank， and the ’Change， and the India-house about thee， in the hey-day（全盛时期）of present prosperity， with their important faces， as it were， insulting thee， their poor neighbour out of business—to the idle and merely contemplative， to such as me， old house！ there is a charm in thy quiet： —a cessation—a coolness from business—an indolence（懒散）almost cloistra（l遁世的）—which is delightful！ With what reverence have I paced thy great bare rooms and courts at eventide（黄昏）！ They spoke of the past： —the shade of some dead accountant， with visionary pen in ear， would flit by me， stiff as in life. Living accounts and accountants puzzle me. I have no skill in figuring. But thy great dead tomes， which scarce three degenerate clerks of the present day could lift from their enshrining shelves with their old fantastic flourishes（手写花体字的花饰）， and decorative rubric interlacing their sums in triple columniations， set down with formal superfluity（过量）of cyphers（阿拉伯数字）with pious sentences at the beginning， without which our religious ancestors never ventured to open a book of business， or bill of lading—the costly vellum（羊皮纸）covers of some of them almost persuading us that we are got into some better library， are very agreeable and edifying（启迪的）spectacles. I can look upon these defunct（死去的）dragons with complacency. Thy heavy odd-shaped ivory-handled penknives （our ancestors had everything on a larger scale than we have hearts for） are as good as anything from Herculaneum. The pounce-boxes of our days have gone retrograde（倒退地）.（你坐落在繁华、喧闹的商业中心，被投机的狂热与焦躁包裹，英格兰银行、证券交易所、东印度公司环绕周围，在一派欣欣向荣之日，它们一脸自以为是，轻蔑地望着你这个失业的穷邻居——不过，在我这样无所事事、总爱遐想的人看来，你这栋老房子倒颇有魅力——安静、停滞、远离俗务、懒散如隐士，这真让人开心。黄昏时分，我满怀崇敬，漫步在空荡荡的大屋子和庭院里，它们讲述着往昔：某个已故会计的魂魄，耳朵上别着虚幻的笔，从我身旁掠过，像活着时一样呆板。活着的账目和会计总让我糊涂——我没有算账的本事。但是，那些死去的大賬簿，让如今身体虚弱的职员们三人一起，也难把一本从“神龛”上抬起。账簿上有着古老漂亮的花体字，红色装饰线将款项分为三栏，每栏内一连串金额数字写得一丝不苟，卷首还写有虔诚的语句，我们笃信神明的前辈在翻开账簿或提货单之前，总要读上一段这样的话语。有些账簿昂贵的羊皮纸封面几乎让人相信，这里才是更好的图书馆，这里的一切都是如此怡人，如此启人心智。如今，我可以满意地看着这些死去的恶龙了。那些造型怪异的沉重的象牙柄削笔刀——与我们不同，前辈们总爱更大一号的东西——堪比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的用具。如今，连吸墨粉的盒子也退化了。）

　　逃离“案牍”之苦的兰姆，终于可以心态平和，甚至带着欣赏的眼光，看待那架子上一本本的“孽畜”了。不过，不要小看了这些家伙，表格、记录、账簿、文件，仿佛庞大机器的齿轮一般，哪个齿轮出现了问题，大机器都不可能安然运转——南海公司轰然倒塌，正是因为账目中的诸多问题，没有被有心之人早日发现。
　　在《大唐狄公案》中，高罗佩写了一个名为“The Red Tape Murder”（中译本作《红丝黑箭》）的短篇故事，这“red tape”，大概正与中文的“案牍”对应吧。当然，“red tape”多为贬义，不仅指“官方文书”，更指泛滥的文书和繁琐的办公程序。这些东西，至少在外人看来，使得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大大降低。目前有实物证明的“red tape”，是亨利八世向梵蒂冈申请终结其与王后凯瑟琳的婚姻时提交的各种材料——每页都要盖章，并用“红带”捆绑。想来，这一“捆捆”总也看不到头儿的文书，最终让亨利八世没了耐性，才断然与梵蒂冈绝交的吧。据说，“red tape”的做法开始于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他将重大事务的文书用红带捆扎，以区别于用平常细绳捆扎的一般文书。在“红带”发明之初，自然是为了“公务”要分出个轻重，不过随着“红带”逐渐积累，似乎事事都成了紧要之事，而事事皆“红带”，“红带”也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红带”——堆积如山的“红带”——惹人厌烦，但有心人却能从满眼的“红带”中看出天下诸事的门道。想来，多年供职于政府重要部门的高罗佩，对“红带”的意义深有感悟，故此才会写下这样一个有些“奇怪”的故事。狄公是个很讲究“细节”的人，对于“红带”情有独钟。在他看来，有规矩、程序就要遵守，按程序办事是最有效率的方法，而造成办事效率低下的原因，并非程序和规矩不好，而恰恰是办事人员对它们的理解不够深刻。
　　故事开篇，狄公因为一份文件不见踪影而大动肝火：“This is not mere red tape. It concerns the close observation of an established office routine， without which the entire administrative machinery of our Empire would get clogged. ... The task of an officer of the tribunal（仲裁法庭）comprises more than the arrest of dangerous criminals. He must keep abreast of the office routine， harbour a feeling for its finer points， and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adhering to those finer points—a practice sometimes referred to by ignorant outsiders as red-tapery.”（这可不只是繁文缛节。它关乎对既定办公程序的严格遵守。没有它，我们整个帝国的管理体系都会停滞……衙门里官员的职责，不只是抓捕凶犯，还要遵循办公程序，对其细枝末节要了然于胸，要晓得遵循这些细枝末节的重要性——这，常被那些无知的外人称作“繁文缛节”。）
　　“What does concern us， however， is that every single file in this tribunal， whether important or unimportant， must be kept in good order， and must above all be complete. Remember now， once and for all： you must be able to rely unreservedly on your files， and you can do so only when you are absolutely sure they are complete. An incomplete file has no place in a well-run office. An incomplete file is worthless！”（然而我们要关心的是，在这个衙门里，每一份公文，无论是否重要，都要分门别类，更要完整。一定要牢记：你要毫无保留地依赖于你的文件，而要这样做，你首先要确保你的文件完整。运转良好的衙门里不允许出现不完整的公文。不完整的公文一文不值！）狄公要求，与他这个衙门相关的所有材料都要齐备，而且要合理地分门别类，有了一个完备“材料库”，狄公才能信心十足地去做事。据《新唐书》记载，狄仁杰任大理丞时，“岁中断久狱万七千人，时称平恕”—— 一年中公正地裁断一万七千人的陈年积案，想来若无可靠有序的材料支撑，是断然不可能实现的。
　　于是，为了这一个小小的但又恼人的遗失案卷，狄公不得不亲自赶去其他衙门，向人讨要公文副本，顺便也探访了一起凶案。而这起看似“激情杀人”的案子，却正与那份看来只是“无关紧要”的公文有所牵连。在别人眼里的“silly red tape”，在狄公手里却是办事的利器；一个印章、一个签名，都可能事关重大。自以为聪明的凶手，最终难逃狄公这个对于“案牍”要求甚严的官员。被绑缚了双臂的凶手愤愤地对狄公吼道：“你这狡猾的家伙，是怎么找到我的？”狄公认真地答道：“主要是靠‘繁文缛节’”（Judge Dee replied primly， “Mainly by red tape！”）。真正有慧眼的人，正是那些能够在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的“红带”中找出重要线索的人。
　　其实“红带”不可怕，可怕的是手拿“红带”的人却渐渐忘了“红带”的意义。
　　看似繁琐的手续、表格，背后总有个“谨慎”“精确”的意思——衙门小吏们手里某个数字缺一笔、多一画，可能就是升斗小民的身家性命问题。
　　在《长安十二时辰》中，徐宾是个兢兢业业工作的小吏的代表。徐宾倾其几乎全部家业，研究新的造纸技术，为的便是这“案牍”事业不至于变成一本糊涂账。对于徐宾这样的小吏来说，“造纸亦是大唐的将来”，并不比动刀动枪的兵家之事来得小些。他对靖安司司丞李泌痛陈肺腑之言的那一段颇为感人：“旧历初期，我唐百姓尚能安居乐业，皆是因为彼时各州县村镇的小小录入吏尽心尽责，月月更新案牍。每逢百姓家添丁新丧，婚配嫁娶，买卖奴婢等等等等人口变动之事，他们都会上门一一查证，然后仔细修订录单。司丞，你莫小看了这些记录，我唐租庸调之均税制，以人丁数字为计，这基础莫不是来自于此。”徐宾所谓的“案牍之术”，其本质便是户籍制度，户籍记录完备，是国家体系运行顺畅的根基所在。在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那个收买死奴隶名籍的乞乞科夫，正是钻了有关各家“名籍”记录不全的空子而大发其财的。当然，如剧中所展示，每个人的各方面信息，包括在何处消费、在何处娱乐等，都记录在案，则显然是“科幻”的部分了。不过，不必纠结于劇中的“大案牍术”是否可行，只是一点，对待“案牍”，小吏们的一片赤诚之心的确不可小觑。当然，在“户籍”之上，其他文书等项，也自是各有其意义，往来公文、各种文件，都各归其位，整个系统才得以正常运转。不过，徐宾认为后来案牍记录松散、混乱，原因是“没纸了”，这个未免牵强。其实，真正应该忧虑的不是“没纸”，而是人们对于“案牍”的那份热情消耗殆尽。造纸的树木少了，自有别的办法造纸，但用纸的人心坏了，把“白纸黑字”仅仅看作“一纸空文”，那就可怕了。
　　听罢狄公乃至徐宾一番有关“案牍”的教诲，想必伏案诸君对于“劳形”的案牍，不再那样切齿痛恨了吧。还是规规矩矩地将各式公文各归其位的好，因为这些正是关乎身家性命，乃至一国命运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