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宝林一生中最看重的两个字是“尊严”。在尊严上，我认为，侯宝林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起码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相声节目不能登上舞台了。因为有一位老艺人到工厂演出，演的是《反正话》，叫观众给轰下来了。怎么回事呢？因为是这个《反正话》内容，工人不接受，这个节目是把话反着说，如：
　　甲：我狗尾巴花。
　　乙：我花尾巴狗。
　　甲：我楚霸王。
　　乙：我王八楚。
　　工人师傅听着不舒服，人民翻身解放了，说这些东西太不高雅了。结果把演员给轰下去了。
　　当时电台也不播相声了，很多剧场也不接受相声。怎么办呢？在孙玉奎、侯宝林的发动下，成立了一个相声改进小组。得到了老舍先生的支持和鼓励，并在老舍先生的领导下，改编和整理了三十多段传统节目及十余段新节目。侯宝林当时提出了相声的“三不演”。一不演伦理哏的“包袱儿”，像《反七口》《六口人》，這些拿爸爸、儿子、老人找便宜的节目和“包袱儿”绝对不演。二不演讽刺残疾人、乡下人的节目，像《怯洗澡》《学聋哑》，坚决不演。三是“打哏”的相声他们不演，像《拉洋片》及靠互相打脑袋而找哏的“包袱儿”也不演。所以，观众从没见过侯宝林在台上拿扇子打“捧哏”的时候。
　　侯宝林的第二个贡献，是把相声提升到和京剧同等的地位。相声改进小组，在北京吉祥剧院演出的时候，他问剧场经理：“裘盛戎演出票价是多少？”
　　经理说：“八毛。”
　　“哦！谭富英呢？”
　　“八毛。”
　　“对不起，我们的相声大会也得卖八毛！”
　　经理说：“不行！人家这么多人，你们才几个人呀？”
　　“这个不论人多人少，我们相声的地位应该跟京剧是一样的！”他坚持票价同京剧名角一样，结果在吉祥剧院演出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场面。
　　在天津，观众看梅兰芳在中国大戏院演出，卷着铺盖卷等一宿买票，侯宝林的演出也是如此，大家把相声同样看作是国粹了。
　　他的第三个贡献，是他在六十二岁的时候提出告别舞台，做相声理论的拓荒者。因为相声缺乏系统的、专业的理论做指导，他宁可舍弃名利也要提升相声学术地位。所以，相声界公认他是中国相声理论的奠基人。
　　从上述这三点看，侯宝林是非常重视相声尊严的。同时，他也特别看重自己的尊严，即便是在“文革”的时候也是如此。那时，他被下放到了河南淮阳的“五七干校”。有一次，他正在地里割草，有一个老乡骑着小毛驴经过，看见了侯宝林，想问他文化部“五七干校”的团部怎么走？他也认识割草的是侯宝林，但他非常不礼貌，也没下驴，而是轻蔑地大声冲着侯宝林嚷“哟呵！侯宝林……唉……你看那个团部在什么地方？”
　　侯宝林非常恼火，心想：“你对我太不礼貌了，打听道儿的话，也得从驴上下来呀？而且还大模大样地喊‘唉！’”于是他不理他。那个老乡还继续喊：“唉……团部在什么地方呀？”这时侯宝林低着头自言自语地说：“我呀！得赶紧割草，回去喂驴，我那驴坐月子了，这头驴下了一头牛……”
　　“什么？驴？它下牛？”
　　侯宝林仍然低着头说：“这个驴呀！它不懂规矩，不知道下驴……”
　　“噢！说我哪？！”
　　他反应过来了：“我赶紧下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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