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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抗战记忆，有两处高潮——一为1932年初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二为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会战。
1937年8月，侵华日军于卢沟桥畔挑起事端，继而事态扩大日本进兵整个华北。此际，日本的另一股力量在上海蠢动。由此导致“八一三”淞沪会战之打响。这是中国军队系统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抗日会战。今年，同样是“八一三”淞沪会战80周年。
在“八一三”之前，“七七事变”发生前后，1937年夏天的上海，鼓舞中国军民团结抗战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七七事变’之后，上海的反应可谓是空前激烈。”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对《新民周刊》记者如是说，“尽管上海的战事是8月13日起来的，但‘七七事变’后，上海所有阶层都在为抗战鼓与呼。众所周知，蒋介石的经济命脉在上海。上海各阶层一致的态度，可以说也间接推动了蒋介石的庐山讲话。”
抗战呼声促使庐山讲话
“一个中国三轮车夫和一个日本客人之间，因为车费问题发生争执，结果引来了集体冲突。”这是1937年7月的一份《北华捷报》上，刊登的一则新闻。作为一份创刊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老牌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对中日关系的细微变化非常敏感。其报道三轮车夫与日本乘客打架，虽然称系因车费问题，但所指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新闻。其大背景是——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以后，“虽然人们最初希望中日危机可以解决，但7月18日后的形势却每况愈下……可以感受到，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和平还是战争这一问题将水落石出……”在《北华捷报》的读者圈——在沪的西方人看来，一场大战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惊闻7月7日日军发起“卢沟桥事变”，在怒火中的上海市民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又从各类报刊上看到了最新报道。譬如时任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宣称，日本正在向华北调动军队。既然这位以主和派自居的首相都在公开宣称如何部署军队，甚至要求日本民众“做好最坏打算”，那么上海各界还会认为战事方远吗？
7月13日，中国军队在郑州进行了大规模防空演习，用以测试平汉、陇海两条主干线铁路防御能力。几天以后，真实的日本航弹就已落下——平汉铁路上的中国火车成为日军飞机追逐的目标。
苏智良教授最近在上海师大举行的首届“上海：党的诞生地”学术研讨会上，向记者表示：“上海各界呼吁抗日，上海商会，包括一些救亡团体，第一时间通电支持抗战。他们要求政府下決心抗战到底。上海的各大报纸纷纷以头版头条对日本侵华行为进行报道。”
《北华捷报》的报道中，不仅提到上海民间团体呼吁抗日，还具体写到：“无数中国民间组织给北方的29军发去电报，表达他们的慰问并鞭策将士们保卫祖国……市民联合会、中国银行者联合会、本土银行者联合会和中国商会给卢沟桥的保卫者送去了1000美元。”
因为战事从华北而起，日寇初起之时势头颇为凶猛——7月28日北平沦陷，7月30日天津沦陷。而蒋介石此时的想法是——将华北抗战的命运交给原本实际掌握该地区的阎锡山和宋哲元们，而他的嫡系部队，则准备留着用于在上海和长江流域与日军作战。此时的上海，又成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抗战的一个窗口。
叶挺密会周恩来组建新四军
1937年，在华北战事未起之际，1937年3月底，身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回到上海。
这一次，距离他上一次的离开，足足有五年又四个月。经历了长征，经历了中共上海地下党遭到极大破坏，这一次，他四次进上海，四次出上海，运筹帷幄，指挥正在重建的上海地下党，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行动。在苏智良看来，周恩来1937年的数次上海之行中，比较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新亚饭店密会叶挺。
叶挺，北伐名将，早在1924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八一”南昌起义前敌总指挥、广州起义军事总指挥，叶挺在1927年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受到共产国际和王明的错误批判，被迫流亡德国而脱党。
“七七事变”前后，国共就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事宜多次磋商。蒋介石时时不忘借机吃掉红军。如何改编位于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成为国共双方争执的焦点之一。
“七七事变”以后，周恩来在上海密会叶挺，请他出面改编红军南方游击队。就国民党方面来说，因为叶挺是北伐名将，外加“了解”他与共产国际方面的“过节”，也想拉拢他。于是，叶挺成了国共都能接受的改编南方红军的合适人选。
周恩来在新亚饭店向叶挺示意——应尽快联系其保定军校的校友、国民党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以及张发奎等国民党军政高层，促进改编南方红军事宜尽快落实。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叶挺向正在上海的陈诚提议改编中共南方游击队。叶挺还提议改编后的部队番号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以此发扬光大北伐时期他曾经主持的“老四军”的优良传统和威名。陈诚对此表示赞同，并向蒋介石提出建议。
1937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一代北伐名将，终于能够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作用。叶挺的政治态度十分明朗，任命他为新四军军长的命令一发表，他就毫不犹豫地奔赴延安。由此，新四军成为了始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
1937年8月，侵华日军于卢沟桥畔挑起事端，继而事态扩大日本进兵整个华北。此际，日本的另一股力量在上海蠢动。由此导致“八一三”淞沪会战之打响。这是中国军队系统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抗日会战。今年，同样是“八一三”淞沪会战80周年。
在“八一三”之前，“七七事变”发生前后，1937年夏天的上海，鼓舞中国军民团结抗战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七七事变’之后，上海的反应可谓是空前激烈。”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对《新民周刊》记者如是说，“尽管上海的战事是8月13日起来的，但‘七七事变’后，上海所有阶层都在为抗战鼓与呼。众所周知，蒋介石的经济命脉在上海。上海各阶层一致的态度，可以说也间接推动了蒋介石的庐山讲话。”
抗战呼声促使庐山讲话
“一个中国三轮车夫和一个日本客人之间，因为车费问题发生争执，结果引来了集体冲突。”这是1937年7月的一份《北华捷报》上，刊登的一则新闻。作为一份创刊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老牌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对中日关系的细微变化非常敏感。其报道三轮车夫与日本乘客打架，虽然称系因车费问题，但所指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新闻。其大背景是——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以后，“虽然人们最初希望中日危机可以解决，但7月18日后的形势却每况愈下……可以感受到，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和平还是战争这一问题将水落石出……”在《北华捷报》的读者圈——在沪的西方人看来，一场大战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惊闻7月7日日军发起“卢沟桥事变”，在怒火中的上海市民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又从各类报刊上看到了最新报道。譬如时任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宣称，日本正在向华北调动军队。既然这位以主和派自居的首相都在公开宣称如何部署军队，甚至要求日本民众“做好最坏打算”，那么上海各界还会认为战事方远吗？
7月13日，中国军队在郑州进行了大规模防空演习，用以测试平汉、陇海两条主干线铁路防御能力。几天以后，真实的日本航弹就已落下——平汉铁路上的中国火车成为日军飞机追逐的目标。
苏智良教授最近在上海师大举行的首届“上海：党的诞生地”学术研讨会上，向记者表示：“上海各界呼吁抗日，上海商会，包括一些救亡团体，第一时间通电支持抗战。他们要求政府下決心抗战到底。上海的各大报纸纷纷以头版头条对日本侵华行为进行报道。”
《北华捷报》的报道中，不仅提到上海民间团体呼吁抗日，还具体写到：“无数中国民间组织给北方的29军发去电报，表达他们的慰问并鞭策将士们保卫祖国……市民联合会、中国银行者联合会、本土银行者联合会和中国商会给卢沟桥的保卫者送去了1000美元。”
因为战事从华北而起，日寇初起之时势头颇为凶猛——7月28日北平沦陷，7月30日天津沦陷。而蒋介石此时的想法是——将华北抗战的命运交给原本实际掌握该地区的阎锡山和宋哲元们，而他的嫡系部队，则准备留着用于在上海和长江流域与日军作战。此时的上海，又成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抗战的一个窗口。
叶挺密会周恩来组建新四军
1937年，在华北战事未起之际，1937年3月底，身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回到上海。
这一次，距离他上一次的离开，足足有五年又四个月。经历了长征，经历了中共上海地下党遭到极大破坏，这一次，他四次进上海，四次出上海，运筹帷幄，指挥正在重建的上海地下党，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行动。在苏智良看来，周恩来1937年的数次上海之行中，比较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新亚饭店密会叶挺。
叶挺，北伐名将，早在1924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八一”南昌起义前敌总指挥、广州起义军事总指挥，叶挺在1927年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受到共产国际和王明的错误批判，被迫流亡德国而脱党。
“七七事变”前后，国共就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事宜多次磋商。蒋介石时时不忘借机吃掉红军。如何改编位于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成为国共双方争执的焦点之一。
“七七事变”以后，周恩来在上海密会叶挺，请他出面改编红军南方游击队。就国民党方面来说，因为叶挺是北伐名将，外加“了解”他与共产国际方面的“过节”，也想拉拢他。于是，叶挺成了国共都能接受的改编南方红军的合适人选。
周恩来在新亚饭店向叶挺示意——应尽快联系其保定军校的校友、国民党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以及张发奎等国民党军政高层，促进改编南方红军事宜尽快落实。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叶挺向正在上海的陈诚提议改编中共南方游击队。叶挺还提议改编后的部队番号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以此发扬光大北伐时期他曾经主持的“老四军”的优良传统和威名。陈诚对此表示赞同，并向蒋介石提出建议。
1937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一代北伐名将，终于能够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作用。叶挺的政治态度十分明朗，任命他为新四军军长的命令一发表，他就毫不犹豫地奔赴延安。由此，新四军成为了始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